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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雇用体制和人口外流之间的关系在单身佣工（这一人群在低地乡村的常规农业工人当中占大多数）身上体现得更为清楚。因为很多地方的乡村严重缺乏可容纳一户人家的农舍，这些单身佣工在即将结婚时便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抉择。其中一些人可以继续作为日结工参与农业生产，而在东北部，一些单身佣工还有可能选择回到自己年轻时工作过的小农场。然而，小块租佃地的数量过于稀少，不足以容纳那些在25岁前后不再从事全日制农业劳动的人，更何况在整个低地乡村，只有东北部的佣工还有可以回归的地方。年轻的扶犁工也惯于迁徙，定期在不同的农场之间转移，其中很多人在结婚时会彻底告别乡土，进城从事其他职业。以对未婚农场佣工依赖尤为严重的珀斯郡为例，在19世纪中叶，当地单身佣工当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在30岁时离开了农场，并从事其他职业。对这些单身佣工来说，离开土地向外迁居在本质上构成了他们人生轨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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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上述这种传统的外迁终于演变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失。对这一时期的乡村年轻人来说，迁居城镇乃至移民海外的前景开始释放出魔术般的吸引力。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农业劳动者薪资水平提升、1872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铁路支线遍及低地乡村，将城镇价值观带入农村腹地，农村居民对于生活的期许有所提升。经营农田的生活向来非常艰苦，随着人们在这一时期开始将农场生活与城镇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生活相比较，这种艰苦终于让他们感到无法忍受。在1914年以前，一名扶犁工需要在早上5点起床喂养马匹，在6点为它们套上轭，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只有在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才能休息。如此漫长的工时在一战以后才被缩减到每天10小时，除此之外佣工们也第一次得到了在星期六休息半天的待遇。但在此之前，佣工们每年能够享受的假期只有星期日、元旦当天以及农场的雇用日。在低地西南部与北部的家庭农场中，女性负担的劳动量尤为沉重，以至于一个评论者曾在1920年称她们的状态有如“被家庭的劳作奴役”。在城市附近的乳牛农场上，因为消费者普遍偏好刚挤出来的温牛奶，女性劳动者需要在凌晨2点或3点便起床工作。类似地，为了赶上进城的早班火车，边境高地地区乳牛农场里的女性劳动者也必须起得很早。在一战后，一个评论者曾如此描述了将牛奶制成奶酪的劳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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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持续的劳力投入，妇女们每年都要在六七个月的时间里一周七天不间断地工作……在一些农场里，我看到那里的妇女在下午3点仍穿着凌晨3点或4点时草草穿上的衣服，她们在此期间一刻不停地劳动，各种苦活接连不断……乳牛农场里的妇女一天时常要工作16个小时，只有在吃饭时才有一点闲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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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佣工的休闲活动中也充斥着劳作的影响。棚屋贫农的歌谣往往与劳作有关，标志着收获季结束的“丰收节”（Kirns）庆祝活动也以农事为主题。与乡间农场的艰苦生活相比，家政仆人、铁路搬运工、警察和运输马车夫等城镇行当似乎无比轻松。这些职业的收入有时可以超过农场佣工，但工作时间更短，雇主也允许劳动者在晚间和周末享受更多的休闲时间与活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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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乡村生活在社交层面上缺少吸引力。苏格兰的农场佣工往往散居在三五成群的农舍、棚屋或独室小屋（chaumers）里，和农场以外的世界隔绝开来。佣工们工时漫长，在契约到期之后又惯于迁徙，他们的社交活动因此仅限于偶尔参加集市或农业展销会。在1917年之后，农业署曾参与设立了苏格兰妇女农村协会（Scottish Women’s Rural Institutes），这一机构的发展历程向我们展示了农村居民对更为活泼的日常生活的渴望。苏格兰妇女农村协会虽然在一开始受到男性农民的抵制，但还是很快取得了成功，在成立5年之后便建立了242个支部，拥有14000名会员。但对很多农村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对活泼生活的渴望只有通过彻底离开乡村才能得到满足。1893年，劳工问题王家调查委员会曾得出了如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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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佣工的日常劳作繁复无聊，毫无趣味，而我相信无聊正是年轻人所厌恶的，趣味才是他们想要追求的。与各行各业的城镇劳动者相比，农村的佣工们很少对乡村生活相对更为健康的一面予以关心。健康与否的问题在他们对生活的评估中微不足道，对年轻的农场佣工来说，具备吸引力的只有城镇里更短的工时、更多的假期以及永远繁华喧嚣的生活方式，或者当上警察或铁路搬运工之后就能享有的整洁制服与更为体面的工作内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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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Robin T. Callander，A Pattern of Landownership in Scotland（Finzean，1987），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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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d in David Cannadin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London，1992 edn），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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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Johnston，Our Scots Noble Families（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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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 M. L. Thompson，‘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Ⅰ Property：Collapse and Survival’，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ies，40，1990），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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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Andy Wightman，Who Owns Scotland（Edinburgh，1996），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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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M. W. Flinn，ed.，Scottish Population History（Cambridge，1977），p.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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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uoted in R. Anthony，Herds and Hinds（East Linton，1997），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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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R. Anthony，Herds and Hinds（East Linton，1997），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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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uoted in T. M. Devine，ed.，Farm Servants and Labour in Lowland Scotland，1770 to 1914（Edinburgh，1996 edn），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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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uoted in T. M. Devine，ed.，Farm Servants and Labour in Lowland Scotland，1770 to 1914（Edinburgh，1996 edn），p.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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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章 海外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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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1915年，据估算欧洲有超过4400万人移民到了北美、大洋洲或其他地方。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构成了新旧世界经济实力对比翻转的重要原因。如果洲际移民在19世纪没有发生爆炸式增长，美利坚合众国便不可能崛起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在欧洲侨民外迁的潮流当中，苏格兰扮演的角色非常显著。仅从人数来看，1820年代到一战之间苏格兰的外迁侨民人数只略多于200万，显著少于意大利的800万、德意志各邦的500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450万，但从外迁侨民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来看，苏格兰的移民比例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在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爱尔兰、挪威和苏格兰在欧洲中西部各国和地区当中拥有最高的移民率。在大多数时候，爱尔兰排名第一。因为移民规模时常因本土和国际的经济形势变化而显著浮动，挪威和苏格兰经常在第二名和第三名之间反复交替，但在1850年代、1870年代、1900年代早期和战间期的四次大规模移民潮中，苏格兰的移民率不是在上述三地当中稳居第一，就是略低于爱尔兰位列第二。如果将迁入英格兰的苏格兰移民也计算在内，苏格兰将在近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无可争议地成为欧洲头号移民来源地。1825—1850年，有记录的苏格兰外迁移民远低于每年1万人；1851—1875年，每年有记录的移民人数都不会比2万人少太多。1876—1900年，苏格兰的每年移民人数在2万到3万人之间浮动，这一数字在一战时期猛增至6万，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进一步上升。在1935年《苏格兰纪行》的序言中，埃德温·缪尔曾对面积狭小的苏格兰如此庞大的移民规模发出了警示，他的断言无疑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我的大体印象是……苏格兰的人口正在枯竭，她的精神，她的财富，她的产业、艺术、智慧与内在性格也将失落。如果一个地方年复一年地让自己最富进取精神、最具智慧的人民流向海外，就这样持续五十年、一百年或二百年，一些可怕的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到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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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潮影响了苏格兰的所有地区。高地西部是传统的移民来源地，当地的小农场社会在经历了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生存危机之后也确实成了苏格兰人口外流的主角。在土豆饥荒期间，小农场农民与茅屋小农家庭的大规模外迁尤为严重，高地西部人口在1841年至1861年的流失竟高达三分之一。但在19世纪的其他时候，尽管从西北部出发的移民持续不断，绝大多数离开苏格兰的移民仍来自城镇地带及低地的乡村。这构成了苏格兰移民现象背后的一个根本悖论：在1860年之后，苏格兰已拥有世界上最发达、最成功的工业与农业，但苏格兰的人口仍在大量外流，其程度甚至比某些一向受困于贫穷、清退与饥荒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更甚。1844年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当时海外移民在乡村地区已极为普遍，超过三分之二的堂区都在之前数年里出现过居民迁居海外的情况。与地理分布之普遍一样惊人的是，移民现象遍布苏格兰的各行各业，农场佣工、编织工、石匠、木匠、铁匠乃至其他手工艺人都加入了移民的行列。不过，到19世纪晚期，海外移民的主要来源已逐渐向城镇和工业地带转移。鉴于此时的苏格兰正在快速进入城镇化时代，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出人意料，但它的确表明苏格兰的海外移民潮不但出现在经济衰退的地区，也出现在正经历经济发展的地区。19世纪末期对于在美苏格兰移民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苏格兰移民来自城镇而非农村。例如，在1880年代，约80%的男性苏格兰移民都来自所谓“工业”郡，而土地广袤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吸引的苏格兰移民仍以佃农和农场佣工为主。直到20世纪较晚些时候，上述地区仍是主营农业的东北部各郡居民首选的移民目的地。苏格兰农场佣工工会（Scottish Farm Servants’ Union）精干且富有远见的秘书长乔·邓肯（Joe Duncan）曾如此评价一战前苏格兰乡村日益扩大的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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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格兰乡村出发的移民潮一直颇为稳定地存在着，它有时会崛起为一股洪流，正如我们在之前三四年里看到的那样。移民规模最大的那些郡的情况值得我们予以注意。到目前为止，来自埃尔金、奈恩、班夫和阿伯丁等地的移民数量最多，这可能是因为当地工业活动较少，导致农场工人缺乏在本地更换职业的机会。这些地区同样拥有规模最大的单身农场工人群体，而那里的工资在传统上又是每半年一结，这迫使很多年轻人养成了节俭存钱的习惯，让他们有足够的积蓄远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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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薪资更高、转行机会更多的郡里，海外移民的规模相对较小。农村移民大多以加拿大为目的地，澳大利亚排名第二，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前往新西兰和美国，但规模远逊于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海外移民潮令本地农村的薪资上涨，也让留在本地的农村劳动者享受了更高的经济自主性。在今天，整个苏格兰的农场都面临着缺少人手的问题，虽然近来海外移民的势头似乎缓和了许多，但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增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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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目的地的相对受欢迎程度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1840年代初之前，英属北美（在1867年成为加拿大自治领）是大多数苏格兰移民的目的地，当时在沿海各省与上加拿大（后来的安大略省）地区，苏格兰侨民群体已经站稳了脚跟。直到一战以前，加拿大仍然是苏格兰移民的头号目的地，因为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取自治领辖下公用土地，所以那里对苏格兰乡下的移民特别有吸引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850年代早期的淘金潮时代吸引了大量苏格兰移民，当时仅澳大利亚就吸引了约9万苏格兰人迁居。即便在1860年代初和1870年代末移民较少的时期，大洋洲仍是颇受苏格兰人欢迎的移民目的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苏格兰移民还一度涌向了南非。不过，美利坚合众国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堪称最具吸引力的选择。1853—1914年，超过一半的苏格兰移民来到了美国，还有很多移民在来到加拿大之后选择南迁，将美国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就交通便利、文化亲近、机遇丰富、家族联系紧密与获取廉价土地的简便性而论，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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