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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持续的劳力投入,妇女们每年都要在六七个月的时间里一周七天不间断地工作……在一些农场里,我看到那里的妇女在下午3点仍穿着凌晨3点或4点时草草穿上的衣服,她们在此期间一刻不停地劳动,各种苦活接连不断……乳牛农场里的妇女一天时常要工作16个小时,只有在吃饭时才有一点闲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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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佣工的休闲活动中也充斥着劳作的影响。棚屋贫农的歌谣往往与劳作有关,标志着收获季结束的“丰收节”(Kirns)庆祝活动也以农事为主题。与乡间农场的艰苦生活相比,家政仆人、铁路搬运工、警察和运输马车夫等城镇行当似乎无比轻松。这些职业的收入有时可以超过农场佣工,但工作时间更短,雇主也允许劳动者在晚间和周末享受更多的休闲时间与活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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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乡村生活在社交层面上缺少吸引力。苏格兰的农场佣工往往散居在三五成群的农舍、棚屋或独室小屋(chaumers)里,和农场以外的世界隔绝开来。佣工们工时漫长,在契约到期之后又惯于迁徙,他们的社交活动因此仅限于偶尔参加集市或农业展销会。在1917年之后,农业署曾参与设立了苏格兰妇女农村协会(Scottish Women’s Rural Institutes),这一机构的发展历程向我们展示了农村居民对更为活泼的日常生活的渴望。苏格兰妇女农村协会虽然在一开始受到男性农民的抵制,但还是很快取得了成功,在成立5年之后便建立了242个支部,拥有14000名会员。但对很多农村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对活泼生活的渴望只有通过彻底离开乡村才能得到满足。1893年,劳工问题王家调查委员会曾得出了如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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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佣工的日常劳作繁复无聊,毫无趣味,而我相信无聊正是年轻人所厌恶的,趣味才是他们想要追求的。与各行各业的城镇劳动者相比,农村的佣工们很少对乡村生活相对更为健康的一面予以关心。健康与否的问题在他们对生活的评估中微不足道,对年轻的农场佣工来说,具备吸引力的只有城镇里更短的工时、更多的假期以及永远繁华喧嚣的生活方式,或者当上警察或铁路搬运工之后就能享有的整洁制服与更为体面的工作内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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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Robin T. Callander,A Pattern of Landownership in Scotland(Finzean,1987),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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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d in David Cannadin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London,1992 edn),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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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Johnston,Our Scots Noble Families(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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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 M. L. Thompson,‘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Ⅰ Property:Collapse and Survival’,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ies,40,1990),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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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Andy Wightman,Who Owns Scotland(Edinburgh,1996),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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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M. W. Flinn,ed.,Scottish Population History(Cambridge,1977),p.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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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uoted in R. Anthony,Herds and Hinds(East Linton,1997),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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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R. Anthony,Herds and Hinds(East Linton,1997),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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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uoted in T. M. Devine,ed.,Farm Servants and Labour in Lowland Scotland,1770 to 1914(Edinburgh,1996 edn),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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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uoted in T. M. Devine,ed.,Farm Servants and Labour in Lowland Scotland,1770 to 1914(Edinburgh,1996 edn),p.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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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章 海外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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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1915年,据估算欧洲有超过4400万人移民到了北美、大洋洲或其他地方。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构成了新旧世界经济实力对比翻转的重要原因。如果洲际移民在19世纪没有发生爆炸式增长,美利坚合众国便不可能崛起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在欧洲侨民外迁的潮流当中,苏格兰扮演的角色非常显著。仅从人数来看,1820年代到一战之间苏格兰的外迁侨民人数只略多于200万,显著少于意大利的800万、德意志各邦的500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450万,但从外迁侨民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来看,苏格兰的移民比例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在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爱尔兰、挪威和苏格兰在欧洲中西部各国和地区当中拥有最高的移民率。在大多数时候,爱尔兰排名第一。因为移民规模时常因本土和国际的经济形势变化而显著浮动,挪威和苏格兰经常在第二名和第三名之间反复交替,但在1850年代、1870年代、1900年代早期和战间期的四次大规模移民潮中,苏格兰的移民率不是在上述三地当中稳居第一,就是略低于爱尔兰位列第二。如果将迁入英格兰的苏格兰移民也计算在内,苏格兰将在近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无可争议地成为欧洲头号移民来源地。1825—1850年,有记录的苏格兰外迁移民远低于每年1万人;1851—1875年,每年有记录的移民人数都不会比2万人少太多。1876—1900年,苏格兰的每年移民人数在2万到3万人之间浮动,这一数字在一战时期猛增至6万,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进一步上升。在1935年《苏格兰纪行》的序言中,埃德温·缪尔曾对面积狭小的苏格兰如此庞大的移民规模发出了警示,他的断言无疑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我的大体印象是……苏格兰的人口正在枯竭,她的精神,她的财富,她的产业、艺术、智慧与内在性格也将失落。如果一个地方年复一年地让自己最富进取精神、最具智慧的人民流向海外,就这样持续五十年、一百年或二百年,一些可怕的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到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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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潮影响了苏格兰的所有地区。高地西部是传统的移民来源地,当地的小农场社会在经历了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生存危机之后也确实成了苏格兰人口外流的主角。在土豆饥荒期间,小农场农民与茅屋小农家庭的大规模外迁尤为严重,高地西部人口在1841年至1861年的流失竟高达三分之一。但在19世纪的其他时候,尽管从西北部出发的移民持续不断,绝大多数离开苏格兰的移民仍来自城镇地带及低地的乡村。这构成了苏格兰移民现象背后的一个根本悖论:在1860年之后,苏格兰已拥有世界上最发达、最成功的工业与农业,但苏格兰的人口仍在大量外流,其程度甚至比某些一向受困于贫穷、清退与饥荒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更甚。1844年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当时海外移民在乡村地区已极为普遍,超过三分之二的堂区都在之前数年里出现过居民迁居海外的情况。与地理分布之普遍一样惊人的是,移民现象遍布苏格兰的各行各业,农场佣工、编织工、石匠、木匠、铁匠乃至其他手工艺人都加入了移民的行列。不过,到19世纪晚期,海外移民的主要来源已逐渐向城镇和工业地带转移。鉴于此时的苏格兰正在快速进入城镇化时代,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出人意料,但它的确表明苏格兰的海外移民潮不但出现在经济衰退的地区,也出现在正经历经济发展的地区。19世纪末期对于在美苏格兰移民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苏格兰移民来自城镇而非农村。例如,在1880年代,约80%的男性苏格兰移民都来自所谓“工业”郡,而土地广袤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吸引的苏格兰移民仍以佃农和农场佣工为主。直到20世纪较晚些时候,上述地区仍是主营农业的东北部各郡居民首选的移民目的地。苏格兰农场佣工工会(Scottish Farm Servants’ Union)精干且富有远见的秘书长乔·邓肯(Joe Duncan)曾如此评价一战前苏格兰乡村日益扩大的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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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格兰乡村出发的移民潮一直颇为稳定地存在着,它有时会崛起为一股洪流,正如我们在之前三四年里看到的那样。移民规模最大的那些郡的情况值得我们予以注意。到目前为止,来自埃尔金、奈恩、班夫和阿伯丁等地的移民数量最多,这可能是因为当地工业活动较少,导致农场工人缺乏在本地更换职业的机会。这些地区同样拥有规模最大的单身农场工人群体,而那里的工资在传统上又是每半年一结,这迫使很多年轻人养成了节俭存钱的习惯,让他们有足够的积蓄远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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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薪资更高、转行机会更多的郡里,海外移民的规模相对较小。农村移民大多以加拿大为目的地,澳大利亚排名第二,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前往新西兰和美国,但规模远逊于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海外移民潮令本地农村的薪资上涨,也让留在本地的农村劳动者享受了更高的经济自主性。在今天,整个苏格兰的农场都面临着缺少人手的问题,虽然近来海外移民的势头似乎缓和了许多,但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增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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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目的地的相对受欢迎程度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1840年代初之前,英属北美(在1867年成为加拿大自治领)是大多数苏格兰移民的目的地,当时在沿海各省与上加拿大(后来的安大略省)地区,苏格兰侨民群体已经站稳了脚跟。直到一战以前,加拿大仍然是苏格兰移民的头号目的地,因为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取自治领辖下公用土地,所以那里对苏格兰乡下的移民特别有吸引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850年代早期的淘金潮时代吸引了大量苏格兰移民,当时仅澳大利亚就吸引了约9万苏格兰人迁居。即便在1860年代初和1870年代末移民较少的时期,大洋洲仍是颇受苏格兰人欢迎的移民目的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苏格兰移民还一度涌向了南非。不过,美利坚合众国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堪称最具吸引力的选择。1853—1914年,超过一半的苏格兰移民来到了美国,还有很多移民在来到加拿大之后选择南迁,将美国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就交通便利、文化亲近、机遇丰富、家族联系紧密与获取廉价土地的简便性而论,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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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移民总体上在目的地国家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一成就本身并不出人意料。虽然很多移民原本是赤贫的高地人、失业的手工编织工、被发配到澳大利亚的流放犯或在政府资助下离开苏格兰的孤儿,但不少移民在离开苏格兰时具有不俗的竞争力,可以在新世界抓住机遇,并成功地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不过,认为所有移民都取得了成功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成千上万人从大西洋彼岸回归苏格兰本土,其中有不少人的海外打拼经历可能以失败告终,但这样的情况不但不足以概括苏格兰移民的整体处境,甚至也不构成多数。对19世纪安大略地区苏格兰裔城镇居民的研究显示,苏格兰移民在来到当地之后呈现出社会地位降低的现象,但即便将上述情况考虑在内,苏格兰移民在建设北美与大洋洲的过程中创下的纪录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苏格兰移民拥有的几项优势让他们具备比其他族群更为优越的竞争条件:大多数苏格兰移民都是来自低地的新教徒,以英语为母语,他们因此不必像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移民那样受到教派歧视,也在语言上比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出身的移民更有优势。他们也拥有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之一生活并工作的经验。近代苏格兰的农业以其质量和效率之高享誉世界,而在银行、保险、工程、应用科学、造船、采煤和钢铁冶炼等诸多行业,苏格兰也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苏格兰移民在迁往海外之前已经在这种先进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积累了工作经验,他们从中掌握的丰富技能也非其他欧洲国家出身的移民可比。1815—1914年,移民美国的苏格兰移民中技术工人与半熟练工人的比重高达一半,在1920年代初,离开苏格兰的成年男性移民中有55%拥有专业技能,而在一战前的两年里,有人指出当时超过五分之一的苏格兰移民来自“商业、金融、保险、专业服务界,或已从大学毕业”。这正是埃德温·缪尔哀叹移民浪潮正在榨干苏格兰民族精英血脉的原因。在移民潮中把握机会的不只是在苏格兰大城市和主要产业领域工作的技术工匠,农村的佃农、扶犁工和牧羊人也在改良农业生产模式下习惯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劳作和更为先进的农作方法,这样的移民在那些地广人稀、原材料丰富但熟练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国度颇有竞争力。甚至可以说,苏格兰人从一个更为成熟发达的经济体系向殖民地国家更为落后原始的经济体系迁移,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技术转移。苏格兰移民的另一个额外优势是,他们在迁居海外时通常带有一定的初始资本。与移民美洲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不同,逃离贫困状态并不是苏格兰侨民远走海外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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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声名卓著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传统也对苏格兰移民的成功起到了一定作用。18世纪晚期,北美殖民地几乎所有医药从业者都是苏格兰人,或在苏格兰受过培训。苏格兰出身或在苏格兰受教育的牧师主宰了北美殖民地的长老会与圣公会,苏格兰的教育者也在普林斯顿学院、费城学院和北美殖民地中南方各地的无数长老会学院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进入19世纪,苏格兰人在北美专业人士群体中的占比仍举足轻重。在《加拿大人物传记辞典》(Canadia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条目中,我们可以在宗教、教育、文学、医学和新闻等领域里看到大量苏格兰移民的身影。即便在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当中,苏格兰人的文化水平仍高于英格兰人或爱尔兰人。不过,正规教育并不是苏格兰教育体系对苏格兰移民产生影响的唯一途径,还有很多移民曾在工作期间通过学徒工制度掌握了专业技能。对工业领域而言,真正的“高等教育”发生在克莱德河地区先进的机械制造车间里,工业领域的技艺往往在那里得到改进与优化,并被年轻的员工习得,从而传承给下一代劳动者。同样地,农村的年轻养马童(haflin)要在体验饲养马匹的诸多阶段之后,才能通过马夫结社(Horseman’s Word)的秘密仪式正式成为扶犁工。今天的加拿大商业史研究者认为,这种对传统熟练工匠的培训体系的信念,正是19世纪晚期苏格兰移民几乎主导加拿大工业经济的关键所在。在安大略地区的乡下,苏格兰移居农民家中那些没有土地继承权的儿子被大量送往铸造厂、磨坊和工厂车间,在那里学习专业技能,从而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族裔劳动者的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之上,第一代苏格兰裔移民(以及部分第二代苏格兰裔移民)也保留了对于本民族同胞的认同感。在所有苏格兰移民的目的地国家里,移民精英都依靠共济会、长老教会、圣安德鲁十字社和伯恩斯俱乐部等盛行于19世纪的组织保持了族群认同,它们既为苏格兰人提供了在生意上互相联络提携的平台,也是苏格兰移民社群内部至关重要的宗教与社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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