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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沟通与移民市场营销手段的革命在西欧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本身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苏格兰相对于欧陆任何一个地方的移民比例都如此之高。像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这样人口流出率较高的社会大多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比较落后，而苏格兰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在19世纪下半叶不但享受了生活的改善，也以优秀的造船、机械制造、炼钢制铁和农业造诣享誉世界。此外，苏格兰的对外移民潮在持续时间上也超过了联合王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尽管英国的对外移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所回落，苏格兰的对外移民数量在此期间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事实上，在1920年代，苏格兰的对外移民率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点，也在当时的所有移民输出地当中位列第一。即便在一战以前的那些年里，苏格兰的对外移民率仍高达英格兰的近两倍。讽刺的是，苏格兰的移民输入（尤其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也曾在19世纪初颇具规模，并在爱尔兰大饥荒期间进一步增长，直到在1891年达到峰值（当时的人口普查显示，苏格兰有218745名出生在爱尔兰的第一代移民）。在19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很多地区和北欧部分地区的移民输入规模也有所扩大，但在规模上不能与苏格兰相比。换言之，苏格兰在近代欧洲的语境下不但拥有超高的移民输出率，移民输入也异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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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经济成就的苏格兰有着一段如此活跃的移民输出史，这无疑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苏格兰人在传统上就乐于迁徙，因此惯于在英格兰和海外寻找工作机会与发展机遇。苏格兰侨民的海外开拓事业早在大规模移民北美和大洋洲之前便已存在。在16世纪和17世纪，成千上万的苏格兰人来到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爱尔兰和英格兰，成为雇佣兵、游方商人、小商贩、（在阿尔斯特地区）佃农与普通劳工。据估计，1600—1650年共有3万到4万名苏格兰人前往波兰，还有4万多人曾在17世纪末定居阿尔斯特，其中有很多人是在1690年代的“灾年”期间前去移居的。T.C.斯莫特曾指出，17世纪中叶15—30岁的苏格兰男性远走海外的比例很有可能与19世纪中叶相当，而在后一个时代，苏格兰的人口已有了显著的增长。同样地，100年后最早一批定居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当中也有苏格兰人的身影。1763年《巴黎条约》让北美内陆山区对英国殖民者开放，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那里已经有约4万名苏格兰人定居。这些移民往往大批前来，北美殖民地边境地带的佐治亚、卡罗来纳、加拿大和上纽约等地是他们的主要聚居区。数百年以来，海外迁徙都是苏格兰人社会习俗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出国闯荡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早期热衷移民的传统遍及苏格兰各地，从北端的奥克尼群岛到南方的边境地区无不如此。16世纪大多数前往欧洲大陆的苏格兰侨民来自东部各郡和北方诸岛，而定居在阿尔斯特的苏格兰人大多来自低地西南部和阿盖尔郡。18世纪末，第一次有大批高地人移民北美。由此可见，苏格兰的大规模海外移民几乎从不间断，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移民潮只是延续了这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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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世纪到20世纪苏格兰的大规模对外移民背后也存在具体的时代原因。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些原因，我们应该审视这一时期高地、低地乡村和低地工业城镇地区的不同状况。高地西部及群岛地区在苏格兰移民史上的地位尽人皆知，无数歌谣、传说故事与历史著述都曾提及当地的人口外迁与土地清退运动间的关系。然而，当地的实际情况比流行观念的叙述更为复杂。高地海外移民的来源地主要集中在西部边远地区和赫布里底群岛的小农场地带，相比之下，大多数从高地南部、中部和东部堂区离开的移民最初的目的地并不是国外，而是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等大城市。从18世纪末到1850年代，高地居民的移民率已显著高于苏格兰其他地区。例如，在1840年代初，据估计苏格兰海外移民当中有五分之二来自高地各堂区。但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从1860年代开始，高地的对外移民规模与其他地区相比便不再显著。到19世纪末，大多数苏格兰移民都来自城镇地带，在移民之前从事工业相关的工作，若将此时苏格兰人的大规模外迁归结于高地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就显然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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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在之前的数十年间，高地西部有如此之多的人口迁居大西洋彼岸的原因仍不难理解。首先，与一般观念相反，盖尔语地区的居民对外部世界的机会有着充分的了解。18世纪末的大规模征兵活动在当地形成了惯于迁徙的民风，也在当地传播了关于海外移民目的地的信息。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已经有约3万高地人移民北美，当地的高地侨民社区也与家乡维持着密切联系，在19世纪晚些时候促成了所谓“连锁移民”的现象。事实上，高地西部的大规模移民最早可以追溯到1820年代，正是从那时开始，当地大部分地区的人口不再增长。鉴于褐藻产业崩溃、渔业行情低迷，在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下，高地地主自然开始认为自己领地上的人口“过于稠密”，只有将部分居民迁出才能腾出土地交给绵羊养殖业者。与艰难谋生的贫苦佃农相比，绵羊养殖业者缴纳的地租更多，稳定性更好。早在1820年代，诸如寇尔岛（Coll）的麦克林恩和斯凯岛的麦克唐纳等地主便开始帮助领地上的“富余人口”向大西洋彼岸迁徙。1836—1837年的粮食危机之后，英国政府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也参与发起了一个规模更大的项目，为海外移民提供支持。作为结果，约4000名高地人最终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定居。在1840年代的土豆灾荒之后，辅助移民项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私人地主和高地与群岛移民协助社等慈善机构的帮助下，超过16500人离开赫布里底群岛，前往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在“辅助移民”的过程中，不少迁徙海外的高地居民是在强制手段的胁迫下离开家园的。如第十八章所述，这一时期的高地西部发生了整个19世纪最为残酷的人口清退潮，无数穷人迫于经济困难和地主的无情压迫而远走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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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苏格兰移民当中，高地人的故事最吸引大众眼球，这一点并不意外：只有在这个悲惨的地方，地主直接动用了自己的权威，要求当地人离开。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大规模移民，但这些移民潮带来的影响更为微妙且抽象，因此很难像高地人的悲剧那样引起强烈的情绪共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高地，移民的具体过程也没有那么单纯。在1886年的《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生效后，虽然大规模人口清退被判定为非法，但当地人离开土地的趋势没有缓解，在一些地方反而有所加速。在1880年代以前，除刘易斯岛和南尤伊斯特岛之外，高地大多数地方的地主便已有效地遏制了小农场土地的进一步细分，没有继承权的农民子女必须离开家乡，而由于高地缺乏可分配的土地，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必须彻底离开高地，前往远方。在1860年代初、1880年代和1920年代初，经济危机与粮食危机在高地反复降临，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移民浪潮。但由于高地此时仍是苏格兰最为贫穷的地区，也是在文化传统上对地权最为执着的地区，高地人即便不受危机威胁也会倾向于迁徙海外。正是在这些地方特色的驱动下，盖尔语地区的年轻人成了加拿大土地公司代理人绝佳的推销对象——与进入低地城镇工作相比，到加拿大定居开垦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在高地的体验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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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一些因素在低地乡村也发挥了作用。低地乡村人口历来拥有高度的内部流动性。例如，在1860年代，低地绝大多数堂区的人口都出现了净外流，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多样复杂，本书第十九章已对其进行了说明。不过，理解这种罕见的人口内部流动性对于解释低地乡村海外移民的盛行十分关键。低地乡村出身的苏格兰人在海外的高度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本土的高度流动性有关。现有一些证据表明，从19世纪末期起，海外移民的规模与低地内部流动的规模成反比发展。那些往返于低地乡村的农场和村庄间寻找就业机会的人在决定迁徙目的地时会把苏格兰城镇与海外等量齐观，比较两者的优劣之后再做出选择。例如，1881—1890年及1901—1910年，分别有相当于同期苏格兰人口自然增加数的43%和47%的人移民海外，而在此期间，前往格拉斯哥及其郊区的人数跌至低位。在1870年代与1890年代，虽然海外移民人数有所下降，迁往低地西部城镇的人数却大幅增加。上述规律表明低地乡村的居民惯于迁徙、精明善变，他们能通过报纸、亲属来信和回乡移民等渠道获得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判断自己应迁往何方。这一现象也再次印证了19世纪晚期交通革命的重要性：正是发达的交通方式充分释放了苏格兰乡村居民长久以来的内部流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通往海外的迁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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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地长期以来的状况不同，贫穷或生活上的困难并不是促使低地乡村的苏格兰人移民海外的主要因素，追求经济上的机遇才是他们的主要动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加拿大对希望耕种土地的苏格兰移民来说都是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乡村地区的匠人与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则更倾向于移民美国。通过调查这一时期移民寄回家乡的信件和关于海外移民的报纸文章，我们可以整理出移民海外对小佃农和农场佣工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对这些人而言，移民海外的一个主要好处在于拥有土地的机会更大：新大陆的土地更便宜，而在加拿大自治领政府及地方政府和当地土地公司的运作之下，越来越多的土地在上市销售时便已得到了初步开发。在苏格兰，即便较为富裕的农民也要受制于他们的地主，必须遵守租约上的细致规定，否则便有可能面临法律或其他手段的制裁。相比之下，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农民可拥有的土地要广袤得多。1870年代苏格兰乡村的佃农抗争表明了农民和地主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引发怎样的社会冲突。在殖民地，移民则可以以实惠的价格购买土地，成为土地的持有者与地权的完整所有者，他们不但能享受完全的独立性，还可将辛勤耕耘的土地传给家人。在苏格兰乡村的一些地方，农业大萧条造成的压力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让更多的人选择定居海外。1906年英国农业署曾对乡村人口减少的原因展开调查，并针对苏格兰的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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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受访者都提到，自己已经没有困守土地的理由，继续留在家园也不会让自己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而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苏格兰，当地乡村一些最为精干的男性都选择去海外殖民地定居。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更开阔的土地上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更有可能获得独当一面的地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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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场佣工而言，移民海外的诱惑同样很大。在东北部诸郡，扶犁工会把自己工资收入的一部分存进本地的储蓄银行，以为未来移民海外做准备。还有一些人则会到加拿大接受短期雇用，直到存够了购置农场的钱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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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苏格兰城镇与工业地带的移民来说，工资也是促使他们远走海外的核心因素。相对较低的薪资水平让苏格兰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拥有了强劲的竞争力，但这也必然导致苏格兰的工人向雇用待遇更好的地区迁徙。当然，较低的工资水平和对外移民规模并不必然相关，真正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本土与海外工作机会之间的相对优劣。毫无疑问，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的经济增长促使苏格兰工人的实际收入有所提高，尤其是在19世纪末。但在地大物博、人口稀疏的美国和大洋洲殖民地，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比苏格兰快得多，具备专业技能的熟练工人在那些地方尤其抢手。受到高薪资水平与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吸引，成千上万的苏格兰工人最终选择了移民海外，苏格兰的对外移民规模因此不出意外地超过了英格兰。这一时期的苏格兰仍是一个比英格兰更为贫穷的社会。1841—1911年，约60万苏格兰人迁居英格兰，这远远多于从英格兰迁居苏格兰的人口。这一反差表明，由于海外与本土的就业机会差距过大，苏格兰人能够从对外移民中获得的好处也比英格兰人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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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格兰城镇居民的外迁潮背后并不只有工资水平这一个因素。苏格兰的制造业结构建立在少数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需求的巨型企业之上，因此在经济景气的循环波动面前十分脆弱。从1840年前后开始，英国经济越来越受制于景气循环的影响，因为造船、钢铁、机械制造和煤矿等产业内部联系紧密，且整个工业体系高度依赖海外市场，苏格兰对这一周期性变化尤为敏感。因此，即便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工业经济最为繁盛的时期，苏格兰的工业经济仍无法逃脱慢性的不稳定状态，就业规模在1840年代末、1880年代中期和1906—1910年等衰退时期都曾出现严重萎缩的情况。苏格兰海外移民的高峰往往与这些景气循环中的下行阶段重合，这不只是因为苏格兰的困难状况将更多的人“推”向海外，也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更高的工资与更多的工作机会对苏格兰人产生了“吸”力。正如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在多年前指出的那样，当英国经济在19世纪晚期陷入萧条状态时，美国的经济却正逢繁荣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本土的“推”力与海外的“吸”力共同作用，对外移民的规模往往会在这时达到创纪录的高度。1914年以前，苏格兰海外移民规模的最高纪录出现在1901—1911年，当时苏格兰的工业经济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停滞，而加拿大经济正处在繁荣状态，内陆草原农业、铁路建设、采矿、制造业和伐木业都在这一时期大幅扩张。同样地，1920年代和1930年代持续不断的对外移民潮（此时英国其他地方的对外移民规模都在缩小）也可以在苏格兰独特的出口导向型重工业经济体系在战间期异常不利的处境中得到解释：1931—1933年萧条最为严重时，苏格兰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去了工作，这一比例在英国全国只略高于五分之一。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plus ça change，plus c’est la même chose），鉴于苏格兰人在经济上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们比其他人更倾向于移民海外也便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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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win Muir，Scottish Journey（London，1935），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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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chard Anthony，Herds and Hinds（Edinburgh，1997），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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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m Brooking，‘“Tam McCammy and Kitty Clydeside”. The Scots in New Zealand’，in R. A. Cage，ed.，The Scots Abroad（London，1985），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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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oted in M. Harper，Emigration from North-East Scotland（Aberdeen，1988），Ⅱ，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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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M. Harper，Emigration from North-East Scotland（Aberdeen，1988），Ⅱ，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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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一章 新苏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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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裔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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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意义上的苏格兰民族发源于中世纪的苏格兰国家，后者统治的民众混合了盖尔人、皮克特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布立吞人（Britons）和盎格鲁人等多个族群。与威尔士、爱尔兰相比，古代苏格兰的族群构成要复杂得多。1800年后，随着大量移民再次涌入苏格兰，苏格兰民族反而形成了一种更为一元化的身份认同，那些在宗教、语言和文化传统上与本地人不同的移民因此受到了怀疑，乃至公开的恶意对待。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波又一波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立陶宛人、犹太人、波兰人、英格兰人和亚裔移民来到苏格兰定居，自数百年前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诸部族定居苏格兰以来，这一时期可谓移民迁入的又一高潮，这些新定居者的到来也对现代苏格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强大而多歧的影响。本章将重点关注其中五个移民群体（他们构成了二战前苏格兰迁入移民的大多数）的历史体验以及苏格兰居民对他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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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各地普遍进入了大规模移民的时代，但很少有地方能在对外移民的规模上与爱尔兰相比。“移民海外成了人生正常道路的一部分，在爱尔兰长大，就意味着准备离开爱尔兰。”[1]爱尔兰人的移民目的地遍及世界上几乎所有英语国家，而在1841年到1921年，移民苏格兰的爱尔兰人只占爱尔兰移民总数的8%。即便如此，他们仍对苏格兰社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是近现代苏格兰的主要移民群体，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意大利人、犹太人、立陶宛人（上述三个移民群体在1930年代的总人口超过了4万），以及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迁入苏格兰的亚裔移民。早在1850年代，苏格兰已有约25万出身爱尔兰的居民，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人数在那之后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直到1920年代才开始下降。即便不讨论社会影响，仅就最基本的数字来看，爱尔兰向苏格兰移民的人数比例上也高于向英格兰移民的比例。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2.9%的居民来自爱尔兰，而这一比例在同时期的苏格兰高达7.2%。虽然在一战前的几年里，爱尔兰向英格兰移民的人数逐步下降，但爱尔兰向苏格兰移民的规模并没有显示出衰退的迹象。1901年，苏格兰仍有20.5万爱尔兰裔居民，与土豆饥荒之后不久的20.7万人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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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爱尔兰裔居民往往集中居住在特定区域，尤其是在格拉斯哥城内及郊区的工业地带、邓迪以及洛锡安地区的矿业地带，他们在近代苏格兰社会中拥有异常高的辨识度。归根结底，吸引爱尔兰移民来到苏格兰的最大原因就是苏格兰发达的工业化进程，作为结果，在艾尔德里、科特布里奇、马瑟韦尔和低地西部其他一些繁荣的工业城镇，爱尔兰裔居民都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社区。在这一时期定居苏格兰的爱尔兰人大多来自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至于来自爱尔兰岛其他地方的移民则为数较少。正因如此，虽然大多数爱尔兰移民都信仰天主教，但19世纪中叶仍有相当一部分爱尔兰移民（约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新教徒，他们的祖先正是17世纪从苏格兰前往阿尔斯特定居的长老派基督徒。这些人出于文化、族裔和宗教信仰上的原因，能够比天主教徒移民更好地融入苏格兰当地社会。关于这一群体的故事，本章将在下一节予以讲述。爱尔兰移民的地域特性非常值得关注，因为来自阿尔斯特的移民在迁居苏格兰工业地带时也带来了家乡传统的社群仇恨：在19世纪拉纳克郡和艾尔郡的一些地方，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间的“橙绿之争”[2]也成了当地社会的一个固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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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裔居民对苏格兰的经济发展贡献巨大。1843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说，不列颠工业革命如果离开了来自爱尔兰海彼岸的移民劳动力就不可能发展下去。这句发言本身针对的只是拉纳克郡，但恩格斯讲述的这一情况可能更适用于整个苏格兰。爱尔兰裔居民在苏格兰的总人口中占据更高的比例，苏格兰工业经济的成功也取决于非技术与半熟练劳动力的充足供应。在拉纳克郡和艾尔郡的矿业地带，爱尔兰工人常常背负着工贼的名声，19世纪早期的一些狡猾的雇主时常会雇用他们来打破工会集体抗争的计划。不过，从长远来看，爱尔兰移民工人对苏格兰本地劳动力起到了补充作用，他们愿意承担那些因过于枯燥和缺乏技术性而被苏格兰本地人嫌弃，却对工业和城镇发展至关重要的工作。年轻的爱尔兰劳动者在苏格兰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流动性力量，他们徘徊于苏格兰各地，参与修建港口、铁路、运河、桥梁与水库的工程，为苏格兰经济的新格局建设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但其中一些人只希望从这种工作中赚取足够移民海外的收入，以伺机远渡大西洋，前往真正的机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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