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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场佣工而言，移民海外的诱惑同样很大。在东北部诸郡，扶犁工会把自己工资收入的一部分存进本地的储蓄银行，以为未来移民海外做准备。还有一些人则会到加拿大接受短期雇用，直到存够了购置农场的钱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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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苏格兰城镇与工业地带的移民来说，工资也是促使他们远走海外的核心因素。相对较低的薪资水平让苏格兰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拥有了强劲的竞争力，但这也必然导致苏格兰的工人向雇用待遇更好的地区迁徙。当然，较低的工资水平和对外移民规模并不必然相关，真正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本土与海外工作机会之间的相对优劣。毫无疑问，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的经济增长促使苏格兰工人的实际收入有所提高，尤其是在19世纪末。但在地大物博、人口稀疏的美国和大洋洲殖民地，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比苏格兰快得多，具备专业技能的熟练工人在那些地方尤其抢手。受到高薪资水平与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吸引，成千上万的苏格兰工人最终选择了移民海外，苏格兰的对外移民规模因此不出意外地超过了英格兰。这一时期的苏格兰仍是一个比英格兰更为贫穷的社会。1841—1911年，约60万苏格兰人迁居英格兰，这远远多于从英格兰迁居苏格兰的人口。这一反差表明，由于海外与本土的就业机会差距过大，苏格兰人能够从对外移民中获得的好处也比英格兰人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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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格兰城镇居民的外迁潮背后并不只有工资水平这一个因素。苏格兰的制造业结构建立在少数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需求的巨型企业之上，因此在经济景气的循环波动面前十分脆弱。从1840年前后开始，英国经济越来越受制于景气循环的影响，因为造船、钢铁、机械制造和煤矿等产业内部联系紧密，且整个工业体系高度依赖海外市场，苏格兰对这一周期性变化尤为敏感。因此，即便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工业经济最为繁盛的时期，苏格兰的工业经济仍无法逃脱慢性的不稳定状态，就业规模在1840年代末、1880年代中期和1906—1910年等衰退时期都曾出现严重萎缩的情况。苏格兰海外移民的高峰往往与这些景气循环中的下行阶段重合，这不只是因为苏格兰的困难状况将更多的人“推”向海外，也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更高的工资与更多的工作机会对苏格兰人产生了“吸”力。正如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在多年前指出的那样，当英国经济在19世纪晚期陷入萧条状态时，美国的经济却正逢繁荣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本土的“推”力与海外的“吸”力共同作用，对外移民的规模往往会在这时达到创纪录的高度。1914年以前，苏格兰海外移民规模的最高纪录出现在1901—1911年，当时苏格兰的工业经济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停滞，而加拿大经济正处在繁荣状态，内陆草原农业、铁路建设、采矿、制造业和伐木业都在这一时期大幅扩张。同样地，1920年代和1930年代持续不断的对外移民潮（此时英国其他地方的对外移民规模都在缩小）也可以在苏格兰独特的出口导向型重工业经济体系在战间期异常不利的处境中得到解释：1931—1933年萧条最为严重时，苏格兰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去了工作，这一比例在英国全国只略高于五分之一。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plus ça change，plus c’est la même chose），鉴于苏格兰人在经济上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们比其他人更倾向于移民海外也便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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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win Muir，Scottish Journey（London，1935），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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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chard Anthony，Herds and Hinds（Edinburgh，1997），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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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m Brooking，‘“Tam McCammy and Kitty Clydeside”. The Scots in New Zealand’，in R. A. Cage，ed.，The Scots Abroad（London，1985），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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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oted in M. Harper，Emigration from North-East Scotland（Aberdeen，1988），Ⅱ，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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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M. Harper，Emigration from North-East Scotland（Aberdeen，1988），Ⅱ，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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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一章 新苏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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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裔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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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意义上的苏格兰民族发源于中世纪的苏格兰国家，后者统治的民众混合了盖尔人、皮克特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布立吞人（Britons）和盎格鲁人等多个族群。与威尔士、爱尔兰相比，古代苏格兰的族群构成要复杂得多。1800年后，随着大量移民再次涌入苏格兰，苏格兰民族反而形成了一种更为一元化的身份认同，那些在宗教、语言和文化传统上与本地人不同的移民因此受到了怀疑，乃至公开的恶意对待。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波又一波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立陶宛人、犹太人、波兰人、英格兰人和亚裔移民来到苏格兰定居，自数百年前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诸部族定居苏格兰以来，这一时期可谓移民迁入的又一高潮，这些新定居者的到来也对现代苏格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强大而多歧的影响。本章将重点关注其中五个移民群体（他们构成了二战前苏格兰迁入移民的大多数）的历史体验以及苏格兰居民对他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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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各地普遍进入了大规模移民的时代，但很少有地方能在对外移民的规模上与爱尔兰相比。“移民海外成了人生正常道路的一部分，在爱尔兰长大，就意味着准备离开爱尔兰。”[1]爱尔兰人的移民目的地遍及世界上几乎所有英语国家，而在1841年到1921年，移民苏格兰的爱尔兰人只占爱尔兰移民总数的8%。即便如此，他们仍对苏格兰社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是近现代苏格兰的主要移民群体，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意大利人、犹太人、立陶宛人（上述三个移民群体在1930年代的总人口超过了4万），以及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迁入苏格兰的亚裔移民。早在1850年代，苏格兰已有约25万出身爱尔兰的居民，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人数在那之后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直到1920年代才开始下降。即便不讨论社会影响，仅就最基本的数字来看，爱尔兰向苏格兰移民的人数比例上也高于向英格兰移民的比例。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2.9%的居民来自爱尔兰，而这一比例在同时期的苏格兰高达7.2%。虽然在一战前的几年里，爱尔兰向英格兰移民的人数逐步下降，但爱尔兰向苏格兰移民的规模并没有显示出衰退的迹象。1901年，苏格兰仍有20.5万爱尔兰裔居民，与土豆饥荒之后不久的20.7万人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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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爱尔兰裔居民往往集中居住在特定区域，尤其是在格拉斯哥城内及郊区的工业地带、邓迪以及洛锡安地区的矿业地带，他们在近代苏格兰社会中拥有异常高的辨识度。归根结底，吸引爱尔兰移民来到苏格兰的最大原因就是苏格兰发达的工业化进程，作为结果，在艾尔德里、科特布里奇、马瑟韦尔和低地西部其他一些繁荣的工业城镇，爱尔兰裔居民都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社区。在这一时期定居苏格兰的爱尔兰人大多来自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至于来自爱尔兰岛其他地方的移民则为数较少。正因如此，虽然大多数爱尔兰移民都信仰天主教，但19世纪中叶仍有相当一部分爱尔兰移民（约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新教徒，他们的祖先正是17世纪从苏格兰前往阿尔斯特定居的长老派基督徒。这些人出于文化、族裔和宗教信仰上的原因，能够比天主教徒移民更好地融入苏格兰当地社会。关于这一群体的故事，本章将在下一节予以讲述。爱尔兰移民的地域特性非常值得关注，因为来自阿尔斯特的移民在迁居苏格兰工业地带时也带来了家乡传统的社群仇恨：在19世纪拉纳克郡和艾尔郡的一些地方，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间的“橙绿之争”[2]也成了当地社会的一个固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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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裔居民对苏格兰的经济发展贡献巨大。1843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说，不列颠工业革命如果离开了来自爱尔兰海彼岸的移民劳动力就不可能发展下去。这句发言本身针对的只是拉纳克郡，但恩格斯讲述的这一情况可能更适用于整个苏格兰。爱尔兰裔居民在苏格兰的总人口中占据更高的比例，苏格兰工业经济的成功也取决于非技术与半熟练劳动力的充足供应。在拉纳克郡和艾尔郡的矿业地带，爱尔兰工人常常背负着工贼的名声，19世纪早期的一些狡猾的雇主时常会雇用他们来打破工会集体抗争的计划。不过，从长远来看，爱尔兰移民工人对苏格兰本地劳动力起到了补充作用，他们愿意承担那些因过于枯燥和缺乏技术性而被苏格兰本地人嫌弃，却对工业和城镇发展至关重要的工作。年轻的爱尔兰劳动者在苏格兰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流动性力量，他们徘徊于苏格兰各地，参与修建港口、铁路、运河、桥梁与水库的工程，为苏格兰经济的新格局建设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但其中一些人只希望从这种工作中赚取足够移民海外的收入，以伺机远渡大西洋，前往真正的机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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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爱尔兰人虽然为苏格兰经济奇迹的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并未因此得到多少褒奖。他们是“身在异国的陌生人”，无论在宗教、语言还是文化上都与本地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总是居于末流，舆论时常抨击他们为一群怠惰的贫民以及纳税人和济贫体制的累赘，还把他们当作一切社会问题（从酗酒到大城镇的传染病疫情）的替罪羊。一些人认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之下，爱尔兰移民社群减少了与外部社会的交集，变得更加故步自封，并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和对天主教的信仰热忱，以求天主教信仰给予自己精神上的慰藉，在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为自己提供社会价值。近代苏格兰作为一个“无国家之民族”的身份认同建立在长老派基督教的基础之上，这一派别将天主教视为一种浮夸的迷信，乃至一种恶魔般的威胁，其罪魁祸首便是罗马教宗，即所谓的“原罪之人”。不过，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的封闭意识既非一蹴而就，也从来没有全然主导这一群体，从20世纪初开始，这种意识更显露出逐步瓦解的迹象。此外，如本书之前所述，苏格兰的长老派基督教内部也颇为多歧，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制于教派矛盾，其烈度有时甚至能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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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爱尔兰移民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他们被苏格兰社会同化的速度之快。18世纪移民加洛韦和艾尔郡的爱尔兰人很快就抛弃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本地人的通婚，另一方面是因为苏格兰没有天主教会的司铎与教堂。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批爱尔兰移民也逐渐放弃了爱尔兰式的姓氏。例如，麦克达德（McDade）变成了戴维森（Davidson），奥尼尔（O’Neil）变成了麦克尼尔（McNeil），德怀尔（Dwyer）变成了戴尔（Dyer）。很多第一代乃至第二代爱尔兰移民很快就成了苏格兰本土居民的一部分，可辨识的身份差异几乎消失不见。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苏格兰的天主教会仍无力接纳有如洪流一般不断涌入的爱尔兰移民。在1836年，格拉斯哥全城只有一名天主教司铎，但城内天主教徒的人数已达9000—11000人。位于圣安德鲁斯城内克莱德街上的主教座堂在1816年正式开放，象征着天主教徒社群在苏格兰西部的兴起，但这座宏伟的建筑让这个本就拮据的社群陷入了长达多年的财政困难，反而影响了在移民聚居区建设新教堂的步伐。在这一时期，苏格兰西部的天主教司铎甚至时常离开自己的职守所在，前往英格兰和爱尔兰募集资金。同样地，后来成为天主教徒移民宗教认同感重要支柱的教会学校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也十分微弱。直到1816年以前，苏格兰西部并没有天主教学校；在1817年，一个天主教学校社团得以在格拉斯哥成立，但这背后离不开一些富裕新教徒的资助。这笔资金支持对天主教社群而言并非没有代价：这些“天主教学校”的教师将被禁止传授天主教信仰，在宗教相关课程上也必须使用新教版本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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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战争后，苏格兰劳动力市场陷入低迷，薪资水平也有所下降，这一困难局面被一些人归咎于爱尔兰移民，一度导致爱尔兰移民社群在苏格兰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不过，直到土豆饥荒以前，苏格兰没有多少针对爱尔兰移民的公开暴力行为，当时的教派冲突大多发生在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与爱尔兰裔新教徒之间，两派时常在新教徒举行“奥兰治游行”（Orange marches）时大打出手，在新家园里重演故乡的传统冲突。在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通过时，格拉斯哥长老会议与格拉斯哥大学曾表示抗议，但爱丁堡的法律界与学术界对这项立法表示了支持，诸如司各特爵士和托马斯·查尔默斯等要人都在支持者之列。这一时期的爱丁堡司法机关审判了当时苏格兰最恶名昭彰的两个爱尔兰人，即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和威廉·黑尔（William Hare），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审判并未在爱丁堡引发任何针对爱尔兰裔人群的骚乱。伯克和黑尔原本是在联合运河工地上工作的两名工人，他们后来决定冒险从事非法生意，向爱丁堡大学的解剖学讲师售卖尸体。为了在成本上战胜尸体盗掘者（resurrectionists），他们决定谋害在世之人，并在1828年向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博士出售了不少于16名死者的遗体，其中包括几名与凶手一样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同胞。黑尔和他的妻子最终决定作为污点证人指控伯克，后者被判处绞刑并被戮尸。行刑的场面吸引了超过2万人围观，还有不少人继续观看了接下来将尸体公开肢解的过程。不过，这些残忍至极的事件在当时仍没有引起任何针对爱尔兰裔人群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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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科伯恩（Henry Cockburn）看来，这一时期的爱尔兰移民与苏格兰本地人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冲突。1835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Journal）中有过如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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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苏格兰充斥着爱尔兰劳工，因此本地的长老派基督徒能够以亲身经验认识到，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并不一定丧失理智，也不会像恶魔一样长出犄角。新的天主教堂在苏格兰各地平安无恙地建立起来，没有引起冲突。虽然爱尔兰人的性格向来好斗，但他们在很多场合的举止和我们苏格兰人一样沉稳。近来的苏格兰社会已不会因宗教歧见而发生动荡，法定的宗教迫害因此宣告终结，人们逐渐愿意相信常识与良知。由来已久的仇恨，以及相信自己有义务遵循仇恨而行动的那种观念已被新的观念取代，天主教徒和理性的新教徒之间的关系甚至比新教徒各派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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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描述，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有很多历史证据表明爱尔兰裔与苏格兰裔劳动者时常为了共同的目的联合起来。一些人认为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群体，只关心诸如天主教解放和废除1800年《联合法案》[4]等“爱尔兰”问题，与苏格兰的激进主义和工会政治传统相隔绝，但这些认识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诚然，一些移民有时会被雇主当作破坏本土工人罢工的武器，但关于此类事件的记载主要来自1830年代艾尔郡和拉纳克郡的煤铁工业地带。在其他地方，爱尔兰人事实上经常在工会活动与激进主义运动中充当先驱。格拉斯哥棉纱纺织协会的大多数领导者与成员都是爱尔兰移民，而在1830年代晚期，手工织工仍是苏格兰最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爱尔兰工人也在苏格兰西部的手工织工协会里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苏格兰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居民曾发起热烈的政治运动以呼吁建立爱尔兰自治议会，而正如马丁·米切尔（Martin Mitchell）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这个移民群体也曾深度参与了1790年代的苏格兰人联合会运动（这场运动本来就受到了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的强烈影响）、1816年格拉斯哥城内及周边的秘密结社、1830年代的宪章运动，以及1840年代的普选协会运动等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运动。迁徙、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爱尔兰劳动者与很多苏格兰工人共有的经验，这在1840年代以前曾促使他们携起手来，一同追求那些被认为对实现社会与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政治目标。此外，爱尔兰议会自治也能在当时的很多苏格兰激进主义者当中产生共鸣。丹尼尔·奥康奈尔在1835年访问苏格兰时便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当他在格拉斯哥绿地公园发表讲话时，据说有近20万民众到场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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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代的大饥荒到20世纪初的这个时期构成了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移民生活体验的第二个阶段。在土豆危机的余波之下，苏格兰社会对待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态度无疑恶化了。1850年教宗庇护九世（Piux IX）宣布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会圣统制，这在苏格兰激起了潜在的反天主教情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苏格兰各地都举行了针对天主教的集会，人们向议会发出大量请愿，以对抗“天主教入侵”的威胁。而在大饥荒肆虐期间及结束后不久，数量空前的爱尔兰贫民涌入苏格兰，这一事态也在客观上引发了苏格兰人对天主教的敌意。在近现代苏格兰历史上，还未曾有如此之多的移民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进入苏格兰。1851年，生于爱尔兰的苏格兰居民人数上升至207000人以上，即便在十年之后，这一数字仍高达204000人。这一时期涌入苏格兰的爱尔兰移民大多经历了19世纪欧洲最为惨痛的人为灾难，在来到苏格兰时已沦为身无分文的难民。1845—1854年，苏格兰行政当局曾将多达47000名爱尔兰赤贫者送回本籍，但更多的人最终得以留在苏格兰，既受到苏格兰本地人的排挤，也成为新教徒发起的新一轮攻击的目标。苏格兰宗教改革社在成立之初的宗旨便是“抵抗天主教的进犯，时刻警惕天主教喉舌与鼓动者的阴谋伎俩”。这一组织很快便组建了38个分社，遍布苏格兰各地。在数年时间里，反天主教宣传家吸引了大量居民的目光，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以“天使加百列”之名自居，曾在1851年和1852年分别于格里诺克和古罗克（Gourock）举行集会并最终酿成骚乱的约翰·塞耶斯·奥尔（John Sayers Orr），以及前天主教僧侣亚历山德罗·加瓦齐（Alessandro Gavazzi）。据《格拉斯哥先驱报》报道，后者关于天主教种种劣迹的演讲在苏格兰反响剧烈，只有当时人称“瑞典夜莺”的著名歌手珍妮·林德（Jenny Lind）可与他相比。此外，《护教者》和《苏格兰新教徒》等反天主教刊物也是在1850年代创办的。《苏格兰新教徒》的文章曾提出爱尔兰饥民的大量涌入和天主教势力不断迫近的阴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天主教近来重新生出歹心，要在这个信奉《圣经》的国度重建它的黑暗统治，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天主教徒正在从另一片土地上大举涌来，试图在我们的土地上殖民。它的排头兵是那些成群结队的野蛮之辈，他们被天主教的迷信奴役，而天主教也得意地称他们为‘子民’。”[5]不过，公然的反天主教浪潮并未持续多久，到1850年代末，类似的舆论已销声匿迹。在1850年代之后，苏格兰的教派冲突主要集中在西部的爱尔兰裔新教徒和他们在故乡的宿敌——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之间。相比之下，拥有大量爱尔兰移民的邓迪和爱丁堡的教派关系通常比较稳定。1850年代的苏格兰经济在采煤业和制铁业的驱动下飞速发展，因此能较好地吸纳大量新来的移民，把他们转化成非熟练与半熟练劳动力。此外，爱尔兰北部（亦即苏格兰大多数爱尔兰移民的家乡）在土豆饥荒中的受灾状况相对较轻，也缓解了苏格兰社会吸纳爱尔兰移民时的压力。虽然从爱尔兰北部前往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的移民规模在这一时期比之前更大，但在同一时期从爱尔兰除阿尔斯特以外受灾更严重的地方涌向英格兰利物浦的巨大难民潮面前仍相形见绌。帮助苏格兰社会更好地承受爱尔兰难民潮的另一个偶然因素来自苏格兰高地，在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努力下，当地在土豆疫情中的受害程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没有发生高地难民大量涌向低地的情况，从而避免了盖尔语地区难民和爱尔兰难民在低地城市街头爆发族群冲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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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850年代早期的教派冲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苏格兰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变得比之前更为内向了。当然，在饥荒移民潮爆发后的半个世纪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宗教认同感也的确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虽然苏格兰的天主教圣职（很多司铎来自爱尔兰）人数有限，不足以应付激增的信众人数，但他们仍对贫民的处境怀有极深的关切。他们视探望患病的信徒，及为所有有需要的人行临终圣事为自己的职责。有一些圣职被繁重的工作压垮，大多数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据估算，1840年代这一群体在格拉斯哥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当中约占三分之二）虽然并不定期参加弥撒，但他们对天主教会保持了高度的忠诚。在1830年代，默多克主教曾利用这一支持基础，派人到格拉斯哥市中心的高层公寓居民区走访各户活跃信徒与名义信徒，以收集每周的献金，最终在很短的时间内还清了教会积欠的9000多英镑债务。基于穷人的微薄捐献乃至借贷，以及由典当行老板、酒馆经营者、杂货店主和经商只够糊口的小商贩组成的微弱的中产阶级移民群体的资助，天主教会逐渐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堂区网络。到1878年，格拉斯哥已有134名天主教司铎，这一数字到1902年增至234人。在此期间，苏格兰天主教会的堂区从60个增至84个，另有44座礼拜堂落成。虽然一些新教教会可能在这一时期与城市贫民渐行渐远，天主教圣职却与贫穷的城市天主教徒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一种新的、充满社会关怀的天主教运动正在苏格兰崛起，这几乎为爱尔兰移民及其后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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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最快的融入途径——与苏格兰新教徒通婚的情况变得更为罕见，而随着梵蒂冈在1908年颁布了严苛的《戒急通谕》（Ne Temere），这一做法在教理上也变得越发困难。在大多数堂区里，诸如以帮助穷人为宗旨的圣文森保禄会（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和旨在控制酗酒问题的十字联盟（League of the Cross）逐渐发展壮大。天主教会的礼拜堂旁边常常设有开放式会堂，供年轻的天主教徒在晚间从事适当的休闲活动，且在社交场合上只与和自己信仰相同的人交往。圣母小昆仲会的沃尔弗里德修士创建凯尔特人足球俱乐部的最初目的是向格拉斯哥东郊堂区里的贫民信徒提供食物和衣物，但他也担心年轻的天主教徒在下班后与新教徒产生交集，甚至在新教教会慈善食堂的诱惑下叛教。因此，建立一个新的足球俱乐部不但可以为穷人提供帮助，也能让年轻的天主教徒聚在一起度过休闲时光。天主教社群建立自我认同的另一个主要努力在于对天主教学校教育的投入。1872年《教育法》要求苏格兰的所有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但天主教学校在经济上仍主要依赖自愿捐献，这促使天主教会推行了一场庞大且持久的募款运动，方式从每周奉献、主动募捐、义卖市场（bazaar）、慈善集市、音乐会到社交集会不一而足，这些努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天主教社群的自豪感与集体认同。到1876年，天主教会在苏格兰总共拥有192所学校、171名正式教师和357名见习师范生，总共向超过20600名日间学生和3300名夜校学生授课。鉴于大多数天主教徒在经济上较为贫困，这一成就可谓十分惊人。不过，即便如此艰辛的付出仍不足以让天主教学校在校舍质量、资源实力和师资规模上与公立教育系统媲美。教育系统上的不足也和贫困造成的社会障碍以及就业市场上针对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歧视一道，解释了为什么在1914年以前“爱尔兰裔苏格兰人”很难实现阶级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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