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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24 新来的犹太移民和在苏格兰定居已久的犹太人之间有着不小的差异。新犹太移民大多是来自俄罗斯与波兰、讲意第绪语的贫民，几乎不会说英语。对他们而言，戈尔鲍斯一带最大的好处在于靠近克莱德河沿岸的铁路与船运通道，租住成本也较为低廉。随着戈尔鲍斯的犹太人聚居区逐渐发展壮大，当地逐渐成了一个避风港，为风尘仆仆从东欧赶来的移民提供慰藉、援助和工作机会。拉尔夫·格拉瑟曾如此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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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26 那些新来的很好认。他们留着整整一个星期没剃的胡须，因为一路上缺乏睡眠而露出疲惫的神色，他们会吃力地拖着自己的“包袱”（peckel）——塞进一只破旧旅行箱里的行李——走在戈尔鲍斯的街上，听着街上的人们说着东欧犹太人熟悉的语言，像纯血猎犬一样认定自己要找的就是这里的居民。他会把手伸进那件不成样子的外套的口袋里摸索一番，向戈尔鲍斯的犹太人出示一个饱经摩挲的信封：“我的同胞！请告诉我，我该怎么找到这个地址（或这个人）？”（Lansmann！Sogmer，wo treffich do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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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28 戈尔鲍斯很快就有了两座犹太教会堂、一所提供宗教教育的犹太学校和一间锡安主义阅览室。这里总共有超过60家犹太商店与作坊。海姆·伯曼特（Chaim Bermant）[18]对当地在二战前的风貌有过描述，他的文字体现了戈尔鲍斯的犹太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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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30 公告栏上张贴着意第绪语海报，店铺里写着希伯来字母，到处都是犹太人的脸庞、犹太人屠夫、烤着犹太面包的犹太面点师，还有带着成桶的鲱鱼站在门廊的犹太杂货商……在街头说意第绪语的人比说英语的还多，一些行人就算出现在巴罗夫克（Barovke）也不会有任何异样之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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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32 戈尔鲍斯的犹太人社区位于苏格兰最大城市的核心地带，规模可观且具有鲜明的边界，却没有激起严重的反犹主义运动。不过，针对犹太人的骚扰与歧视确实存在。拉尔夫·格拉瑟早年生活在老戈尔鲍斯城区，他记得自己在学校里遭受了“无情”的排挤，他的父亲也曾告诫他低调做人，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最终惹祸上身：“他亲自教会了我栅栏区犹太人的处世之道。”[20]因为族群混居“可以更好地避免反犹主义袭击”，[21]当地的高层公寓楼基本都有非犹太人居住。当时有人公开批评犹太人不守基督教的安息日，还有一些长老派基督教会试图在犹太青年当中传教，以让他们皈依基督教信仰。一些犹太老板雇用移民在“血汗工厂”里用超长时间的工作换取少得可怜的薪水，受到了工会的强烈谴责与嫌恶。此外，在一战爆发前，格拉斯哥也有一些房屋管理人员因不愿接纳犹太人家庭租住而广为人知。不过，和发生在新犹太移民东欧故乡的那些残酷而普遍的反犹主义行径相比，这些歧视与敌意远远算不上严重。格拉瑟回忆，在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黑衫军（Blackshirts）运动崛起前，格拉斯哥没有发生多少针对犹太人的“有组织骚扰”，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暗中努力”。格拉瑟还指出，戈尔鲍斯的另一个主要族群——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与被他们称为“锡尼”（Sheenys）的犹太人的关系甚至比他们和苏格兰新教徒的关系更为融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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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34 多种因素限制了反犹运动在苏格兰本土社会的影响。首先，除了“血汗劳工”问题引发的争议以外，大多数犹太人都不直接在劳动力市场上与苏格兰人竞争。此外，犹太移民的经济生活也是高度自给自足的。大多数犹太移民不是自己经营生意就是受雇于犹太雇主，从事的行业包括裁缝、卷烟贩卖以及各种形式的街头行商。《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等影片曾把东欧犹太移民塑造成贫穷农民的形象，但在现实中，很多犹太移民都是从东欧的城镇来到苏格兰的，他们已经在欧洲的城市经济生活中掌握了相应的技能，可以在定居格拉斯哥之后派上用场。因此，除非为贫困所迫，犹太人基本没有意愿与爱尔兰人和立陶宛人在码头、矿场和炼钢厂里争夺非技术性工作岗位。另外，由于犹太社群内部发展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福利体系，新移民不必依赖苏格兰本地的济贫政策或其他公共福利机构也能维持生计，因此不会被本地人视为福利制度的累赘。这种犹太社区内部的福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定居较早、经济上较为富裕的犹太人对新移民同胞的积极关怀，但这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一些人担心新来的移民在苏格兰激起反犹运动，并给那些定居已久的犹太人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即便如此，在富裕犹太人的支持和新移民自身的努力下，格拉斯哥的犹太社群还是从1890年代到1900年代建立了一系列社会救助组织，其中包括鞋业与服装业行会（Boot and Clothing Guild）、探病协会（Sick Visiting Aossociation）以及“欢迎客旅”合作社（Hacknosas Orchin）。格拉斯哥希伯来免息贷款社（Glasgow Hebrew Benevolent Loan Society）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向犹太小商贩提供免息贷款，让他们得以顺利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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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36 不过，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一样，犹太社群与苏格兰本地社会之间的联系绝非疏远。在1900年代初仍大受欢迎的锡安主义运动在犹太人当中得到了广泛支持，也与工党有密切往来。格拉斯哥的其他犹太人也积极参加了独立工党与社会主义工党的活动，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不少人都为布尔什维克终结专制政治与阶级剥削的口号所感召。在这些左翼犹太人中，最为著名的政治人物当数伊曼纽尔·（曼尼）·欣韦尔（Emmanuel［Manny］Shinwell），他后来成为“克莱德赛德帮”（Clydesiders）[23]的一员，还曾担任内阁大臣，并最终被封为终身贵族。到1920年代与1930年代，在苏犹太人社群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与文化融合的迹象。首先，曾经在大部分犹太人家庭里被用作日常语言的意第绪语逐渐衰落。意第绪语报纸在这一时期接连停刊，到1928年，犹太社群内部只有一份英文的《犹太回声报》（Jewish Echo）仍在刊行。这一时期的在苏犹太人也体现出超过其他移民群体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犹太人已经在医学领域确立了牢固且显赫的名声。在1920年代初，仅格拉斯哥大学就有三十多名犹太学生攻读医学，还有一些犹太人就读于爱丁堡的医学院。与战间期的很多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不同，在苏犹太人在阶级阶梯上攀登时没有遭到同样严重的系统性歧视，但在社会层面，针对犹太人的歧视仍颇为盛行。一些保龄球俱乐部拒绝接纳犹太人成员，而在1928年，一些犹太高尔夫球手因类似的歧视而在邦尼顿（Bonnyton）设立了自己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经营的一些企业已在格拉斯哥拥有显赫的名声，剧院娱乐业的福鲁廷家族（Frutins）、服装业的莫里森家族（Morrisons）和零售业的戈尔德贝格家族（Goldbergs）都是各自行业领域的佼佼者。这一时期的戈尔鲍斯也逐渐成为格拉斯哥南郊的富裕城区，表明当地犹太人正逐渐成为小中产阶级。以戈尔鲍斯城区的大规模改建为标志，这一过程在1960年代迎来了高潮。在20世纪下半叶，格拉斯哥的犹太人社群依然运作着各种宗教福利与文化机构，但此时这一群体的地理分布中心已转移到基夫诺克（Giffnock）这个上流城区，其成员也以商人与专业服务业人士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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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38 [1] Brenda Collins，‘The Origins of Irish Immigration to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in T. M. Devine，ed.，Irish Immigrants and Scottish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Edinburgh，1991），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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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40 [2] 以浅绿色象征爱尔兰独立性的做法始于1641年，当时由欧文·奥尼尔（Owen O’Neil）领导的爱尔兰天主教同盟趁英国内战推翻英格兰新教政权统治之后，设计了以浅绿色为背景、配有竖琴图案的旗帜，这一意象后来在18世纪末为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以新教徒为主，主张推翻君主制并建立共和国）所利用，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标志。在19世纪初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被镇压，以及英国政府废止对天主教会与天主教徒的压迫政策之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天主教色彩不断加强，到19世纪中叶，浅绿色已成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代表颜色。橙色指代1688—1689年光荣革命期间成为不列颠统治者的威廉·奥兰治，在19世纪的苏格兰和爱尔兰被“奥兰治兄弟会”等对天主教态度强硬、反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保守派新教徒组织视为代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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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42 [3]Journal of Henry Cockburn，1831-34，Volume Ⅰ（Edinburgh，1874），15 March 1835. I owe this reference to Dr Martin Mitc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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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44 [4] 该法案旨在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爱尔兰王国之间的共主邦联关系升级为议会合并关系，取消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并入伦敦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议会。这项法案在1800年分别在大不列颠议会与爱尔兰议会审议通过，1801年1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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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46 [5] Quoted in James E. Handley，The Irish in Modern Scotland（Cork，1947），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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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48 [6] 埃蒙·德·瓦莱拉（1882—1975），曾在1917年至1926年担任新芬党领袖，后独立组建共和党（Fianna Fáil）。他是爱尔兰独立斗争中的重要领袖和爱尔兰共和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后成为爱尔兰共和国第三任总统，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三度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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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50 [7] Tom Gallagher，‘The Catholic Irish in Scotland：In Search of Identity’，in Devine，ed.，Irish Immigrants and Scottish Society，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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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52 [8] Stewart J. Brown，‘“Outside the Covenant”；The Scottish Presbyterian Churches and Irish Immigration，1922-1938’，Innes Review，vol. ⅩLⅡ，Spring 1991，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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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54 [9] Graham Walker，‘The Protestant Irish in Scotland’，in Devine，ed.，Irish Immigrants and Scottish Society，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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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56 [10] Billy Kay，ed.，Odyssey，The Second Collection（Edinburgh，1982），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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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58 [11] Billy Kay，ed.，Odyssey，The Second Collection（Edinburgh，1982），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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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60 [12] 布鲁诺·塞雷尼（1905—1986），意大利记者、作家。他早年曾随家人移民苏格兰，后一度往返于美国和意大利本土。他在意大利的故乡就是下文提到的巴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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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62 [13] Billy Kay，ed.，Odyssey，The Second Collection（Edinburgh，1982），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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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64 [14] Billy Kay，ed.，Odyssey，The Second Collection（Edinburgh，1982），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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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66 [15] Billy Kay，ed.，Odyssey，The Second Collection（Edinburgh，1982），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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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68 [16] Terri Colpi，The Italian Factor：The Italian Community in Great Britain（Edinburgh，1991），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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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70 [17] Ralph Glasser，Growing up in the Gorbals（London，1987 edn），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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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72 [18] 海姆·伯曼特（1929—1998），英国犹太裔作家、记者。伯曼特出生在波兰布拉茨拉夫的一户犹太教拉比家庭，4岁时举家迁往拉脱维亚的犹太定居点巴罗夫克（即下文引文中提到的巴罗夫克），8岁移民格拉斯哥，从此在英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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