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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Glasser，Growing up in the Gorbals，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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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lasser，Growing up in the Gorbals，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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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Glasser，Growing up in the Gorbals，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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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1922年英国大选中的一些苏格兰独立工党议员，因议席集中于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业地带而得名，其中包括曼纽尔·欣韦尔、约翰·惠特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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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二章 苏格兰女性：家庭、工作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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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时代，“女人应当结婚持家”的观念决定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当时的中产阶级认为，理想的女性应当成为“家中的天使”；当时的工人阶级也认为，妇女应当掌握必要的家政技能，以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母亲与家庭主妇。无论现实如何，这些社会观念决定了她们能够从事的工作、能够赚取的薪水和能够接受的教育，因而从方方面面影响了女性的生活。在1860年代，50—55岁的苏格兰女性中有约五分之四是有夫之妇，这一比例直到1930年代也没有太大变化。不过，结婚虽然普遍，但并非所有女性都处在已婚状态。因为男性寿命通常比女性短，所以当时的苏格兰也有很多寡妇。19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寡妇在25岁以上女性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2%，她们的丈夫往往因当时流行的各种传染病英年早逝，留下她们独力维持家庭生计。因此，单身母亲绝不是一种只存在于20世纪下半叶的身份，只不过在本章关注的时代，终结婚姻的最主要原因不是离婚，而是夫妻之中某一方的死亡。在1900年，苏格兰只有142人发起离婚诉讼；迟至1960年代，苏格兰一年也只有2000起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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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离婚和配偶死亡相比，保持单身才是导致苏格兰未婚女性人数增长的更重要的原因。保持单身的女性规模在不同的地区或阶层都有差别，决定这一数字的关键因素在于婚龄人口中的男女性别比。如果婚龄男女性别比失衡，结婚的频率便会下降。在本章覆盖的时间范围内，苏格兰的适婚女性始终多于男性，这不只是因为男性死亡率更高，也是因为苏格兰人口的内部迁徙与对外移民十分盛行。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二十多岁的年轻男性离家迁徙的可能性仍高于同龄女性，而在某些地方，严重的男性人口流失有可能导致当地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这一现象影响了苏格兰乡村大部地区，但在奥克尼、设得兰、凯斯内斯和高地诸郡尤为严重。在很多乡村堂区，男性人口根本不足以让当地妇女全部拥有配偶，大龄未婚因此不可避免。193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低地北部腹地和高地各郡50—54岁的女性当中有近30%没有过婚姻经历，这一现象对当地不可逆的人口衰减带来了与人口外迁一样严重的影响。在城市（尤其是低地西部的城市）里，男女性别比相对合理，结婚率也比乡村高很多，但即便在这些地方，因为大量居民都是年轻的移民，女性长期未婚的现象也不罕见，在中产阶级当中尤为突出。因为神职人员和医生等专门职业需要长时间的专业训练，中产阶级男性结婚通常较晚，有不少家庭由未婚的兄弟姐妹（姐妹往往代替妻子承担家务）组成。近来一项针对1830—1900年格拉斯哥牧师家庭状况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牧师女儿们的成年未婚率有可能高达一半。鉴于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观念把婚姻视为一种义务，我们不难想象那些未婚妇女在人生中承受了多少痛苦、焦虑乃至屈辱。不过，大龄未婚与守寡现象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存在无疑意味着，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总是由双亲和子女构成的传统观点并不总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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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苏格兰的大多数女性仍会结婚，生育子女也将支配她们接下来的人生。1900年代苏格兰工人阶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47岁，在这一背景下，苏格兰很少有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没有照料过儿童。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世纪初的苏格兰社会主要由大家庭构成。1911年，22—26岁结婚的苏格兰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为5.8，其中有至少五分之一生养了10个或以上的子女。值得注意的是，因地区、职业和阶级而异，妇女的子女生育数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西北部大部地区、艾尔郡部分地区、中部地带和东洛锡安西部诸堂区，家庭的平均规模较大，小农场农民和矿工通常会组成7人或以上的大家庭。重工业和造船业工人平均每人会生养6个以上的子女，而纺织业工人（尤其是在边境地区的羊毛纺织业工人）的家庭规模相对较小。不过，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女数量在总体上相差不大，大多数家庭在20世纪初都会生养5—7个子女。不难想见的是，如此众多的子女不但在大多数苏格兰工人阶级家庭居住的一室或两室居所里加剧了居住空间过密的问题，也对这些家庭拮据的经济处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妻子（母亲）们无时无刻不为家人的生计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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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家庭规模的巨大差异开始显现。1900年，苏格兰的医生、律师、教师和牧师家庭通常只有不到5个子女，书商、水果商贩、文员、酒馆经营者和杂货店主家庭也是如此。与低地中部的矿业村镇和工业区相比，居住在格拉斯哥、邓迪、爱丁堡城郊和其他乡间小集镇的中产阶级家庭生养的子女数量要少得多，而两个阶级在这一重要层面上的差异还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大。早在1870年代，很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的妻子们就在35岁前完全停止生育。在一些上层中产阶级群体中，生育子女的行为逐渐向婚后头几年集中，这些家庭的子女生育数也因此逐步减少。可以说，在一战爆发前，通往20世纪下半叶典型的两孩家庭的趋势便已率先在内外科医生和牧师等行业群体的家庭中出现了。而在战间期，工人阶级家庭规模开始以比中产阶级更快的速度缩小。尽管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苏格兰的育龄女性数量有所增加，苏格兰的年均生育数却在这一时期从约131000人下降到约90000人，这一革命性变化对苏格兰社会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难以低估的影响。生育减少的现象同样见于西欧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在这一进程中，苏格兰的变化领先了一步。人口史学家将这场苏格兰人口格局的“寂静革命”追溯至1860年代，但它对苏格兰总体人口的实际影响要到1920年代才逐渐显现。19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当时22—26岁结婚的妇女平均生育约6个子女，但到1950年代初，那些在1920年代结婚（当时年龄为20—24岁）的妇女平均只生育不到3个子女，“寂静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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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人口剧变”的起因一直以来令学界困扰不已。首先，婚外生育数的持续增减不可能构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与一般人印象中被加尔文宗教条与教会组织束缚的保守形象不同，非婚生育在19世纪的苏格兰社会比较常见。《苏格兰人报》曾发表一篇报道，称苏格兰的非婚生育数在欧洲仅次于奥地利，这在苏格兰舆论场上引起了争议。这一结论虽然有夸张之处，但苏格兰的非婚生育比例无疑高于英格兰和欧洲大多数地区，私生子女的现象在东北部一些地区（1855—1860年班夫郡非婚新生儿比例达到15.4‰）与西南部的艾尔郡和威格敦郡尤为普遍。在乡间的某些地方，当地人之间还存在一种“私生子亚文化”，针对女性婚外生育的社会压力也较别处更轻。随着苏格兰人口逐渐向城镇集中，非婚生育在整个苏格兰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排斥，但在乡间的一些地方，这种现象仍作为一种传统做法流传下来。然而，非婚生子女在这一时期新生儿中的占比从未超过10%，其数量也随着整体生育数的下降而下降。另外两个可能的因素——结婚年龄的上升和结婚频率的下降——在这一时期没有经历显著变化，也无法构成重要原因。1830年代苏格兰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5岁，到1911年这一数字也只略微上升至26岁，不足以对妇女的生育周期造成显著影响。如果这些变量造成的影响都不显著，那么1920年代苏格兰社会各阶级妇女生育率的显著下降背后一定存在一种婚内的生育控制因素，换言之，苏格兰的生育率之所以在187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之间下降一半，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夫妇决定生育更少的子女。在苏格兰家庭内部，这确实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变化。这一时期大家庭在苏格兰社会依然常见（尤其是在1939年以前的工人阶级之间），但此时苏格兰社会的大趋势显然已在向减少生育发展，在二战结束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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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无法从性行为的角度对这场人口格局的“寂静革命”做出明确的解释。1870年代之前，节育“用具”开始在苏格兰的较大城镇出现，因此人工节育手段可能对这一变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它们此时仍较为昂贵且稀缺，无法对苏格兰人口造成显著的总体影响。1877年，查尔斯·布拉德洛（Charles Bradlaugh）和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因宣传节育手段被控犯下猥亵罪，这场审判在当时引起了高度关注，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橡胶避孕套这一事物。在这场审判和它引起的舆论争议刺激下，一个旨在向更多的人宣传节育措施的马尔萨斯主义联盟（Malthusian League）在苏格兰成立，与之相对，教会与一些政党公开地反对人工节育。1918年，苏格兰国教会要求当局对人工避孕用具的销售“严加取缔”，罗马天主教会的态度则更为彻底，在1920年代说服独立工党候选人采取了反对生育控制的立场。苏格兰的工党运动对待散播节育信息的态度也是极不友善的。1927年，格拉斯哥市议会的多数工党议员都曾投票反对城市公共图书馆收藏《生育控制新闻》（Birth Control News）这一刊物。詹姆斯·马克斯顿、约翰·惠特利和斯蒂芬·坎贝尔（Stephen Campbell）等独立工党的主要成员也都曾积极参与宣传活动，反对医生在诊疗时就节育提供建议。1924年，当时正担任卫生大臣的天主教徒约翰·惠特利就曾拒绝改变现行政策，维持了禁止医生与医疗顾问向患者提供节育建议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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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难以考证的问题上，现有的证据倾向于表明，直到1939年以前，苏格兰普通大众都没有广泛采用人工节育方法。这一领域最好的数据来自1948年的人口问题王家调查委员会。罗莎琳德·米奇森指出，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在1930年代末结成的英国夫妇当中，五分之四有机会生育多名子女（即没有生育能力问题）的夫妇可能都进行了节育。非熟练工人家庭采取节育手段的可能性最低，人工节育“用具”在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当中的使用率高于普通民众。委员会认为，体外排精（coitus interruptus）和主动禁欲（相对较少）无疑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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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基于针对英国全境的调查结果，但它们很有可能与苏格兰的实际情况吻合，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格兰人的家庭规模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都大于英格兰。这是因为苏格兰中产阶级的规模比英格兰更小，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也最早出现在商人与专业人员阶层。王家调查委员会收集的证据证明了家庭规模缩小的趋势取决于夫妻控制子女数量的意愿，而非人工节育手段的普及——毕竟，“自然”的节育手段不会产生任何成本，任何有节育意愿的人都可以使用。在19世纪末，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与预期快速提升，子女进入社会前必要的受教育时间逐渐延长，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开始减少生育次数。从187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能够享受的比较实惠的消费品与休闲娱乐活动也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而从1870年代、1880年代到战间期，那些没有失业的人的实际收入也经历了大幅增长。“在这个时代，缝纫机、煤气灶、自行车和钢琴开始成为很多下层中产阶级乃至一些工人阶级的家庭财产，那些有一些剩余积蓄又不必为养家糊口的义务所累的人可以去音乐厅观看演出或乘火车短途旅行，甚至花一整个星期的时间在海边度假。”[1]从长期来看，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也有可能导致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在这一时期，许多妇女的怀胎都被视为补充大量夭折的婴幼儿的数量的手段。高生育率可谓婴儿高死亡率的必然结果，而随着婴儿死亡率下降，越来越多的儿童有机会长大成人，母亲不再需要出于“保险”目的频繁妊娠，家庭生育率也因此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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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发生得比较缓慢，而在这一趋势开始出现后的几十年里，大多数苏格兰家庭仍不得不经历年幼子女夭折的悲剧。直到二战结束后，苏格兰的大多数母亲才能对自己的子女长大成人感到放心。在那之前，较高的婴儿死亡率为苏格兰的家庭带来了许多悲剧，在今天苏格兰的公共墓地里，我们仍能从很多墓碑上铭刻的“夭折”字样中感受到当时的境况。在1850年代初，苏格兰新生儿在满周岁以前的死亡率高达150‰，直到19世纪末，即便人口的总体死亡率开始下降，婴儿死亡率仍维持在高位。事实上，在1890年代后半，苏格兰的婴儿死亡率曾一度回升，达到129‰。婴儿死亡率的分布也必然折射了阶级之间的差异，格拉斯哥的卫生医疗官J.B.拉塞尔曾用当时所能获取的统计数字决定性地证明了这一点：“在邓达斯港、布朗菲尔德（Brownfield）、戈尔鲍斯和考卡登斯（Cowcaddens），婴儿死亡率高达五分之一，朗赛德（Langside）、芒特佛罗里达（Mount Florida）和凯文赛德的婴儿死亡率仅为十一分之一，希尔海德（Hillhead）、波洛克希尔德斯（Pollockshields）和斯特拉斯邦戈（Strathbungo）的婴儿死亡率则为十三分之一。”[2]拉塞尔还指出，1890年代格拉斯哥城内死于五岁以前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一曾生活在只有一间卧室的居所中。与此相对，在那些拥有五间及以上房间的住宅中生活的家庭里，五岁以下儿童的夭折率只有2%。由此可见，幼儿夭折是贫穷家庭面临的又一项过于沉重的负担。拉塞尔对这一现象的评论令人动容：“他们死去之后，遗体只能安放在桌上或橱柜上，这样才不会挡着兄弟姐妹的道，让他们能继续在邋遢的蜗居里玩耍、睡觉、就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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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20世纪初，这种在后世被称为“婴幼儿屠杀”的现象开始减少，并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消失。一岁以前婴儿的死亡率在这一时期的最高值为130‰，这一比例在一战爆发前夕降至109‰，在1930年代末降至77‰。二战结束后，随着抗生素得到广泛使用，婴儿死亡率再次大幅下降，在1950年代达到40‰，亦即20世纪初死亡率的一半以下。但到这一时期，婴儿生存率的革命性变化已发生多时，其原因早在数十年前便已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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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母亲的健康状况。以1900年代为例，当时婴儿死亡率下降或许是因为婴儿的母亲大多在1870年代到1880年代度过童年，当时新大陆食物进口的增加与食品价格的下降正好带来了实际收入的普遍上升。对那些始终没有失业的人和他们的家人而言，这种上升趋势直到战间期都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1950年代，某些类型的死产案例在苏格兰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反弹，近来的医学研究显示这与孕妇早年经历的营养不良有关。她们大多在1926年至1937年出生，童年时期营养不良，而她们的父亲当时正因工业经济萧条处于长期失业状态。此外，麻疹、痢疾、百日咳、猩红热和白喉等造成婴幼儿死亡的主要疾病逐渐得到控制，也是令苏格兰儿童死亡率下降的一个直接原因，这一成果主要归功于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免费牛奶与体检，以及始于19世纪末的一系列旨在改善城市供水卫生条件与下水系统效率的环境改良政策。到两次大战之间，在医生、护士、助产士与家访护士们的努力下，工人阶级社区的健康状况终于开始出现改善，就连一直以来城市贫民在营养不良状况下最容易患上的佝偻病也不再肆虐。1950—1954年，格拉斯哥的小学生中只有不到1%仍受到这一疾病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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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改善了工人阶级家庭中妻子与母亲的生活状况，但这一改善仍不能代表总体的情况。直到1930年代，除中产阶级家庭以外，子女较多的大家庭在苏格兰社会仍比较常见。此外，普通人的住房条件在这一时期也没有经历快速或显著的变化。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大多数苏格兰家庭仍只能蜗居在狭小的空间里。1911年，苏格兰近一半人口生活在一室或两室的住所里，这一情况到1951年有所改善，但仍有约三成苏格兰人生活在不多于两室的住房中。迟至1951年，仍有43%的苏格兰家庭没有固定式浴缸，家中的男人与男孩在周五晚上出门，以让家中妇女和女孩能在客厅里用盆洗澡的风俗在当时仍很盛行。共用的厕所也十分常见。1951年，仍有三分之一的苏格兰家庭使用共用式厕所，这是苏格兰的平均数字。在邓迪、福尔柯克、马瑟韦尔、威肖和佩斯利等城镇，当地居民家庭使用共用式厕所的比例可能高达40%—50%。这正是20世纪下半叶之前苏格兰工人阶级主妇需要面临的艰难处境。迈克尔·安德森曾以这段雄辩的文字概述了她们的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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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主妇的生活依旧艰苦。她们要保障丈夫和子女干净，家中环境整洁，运水烧水，在缺乏方便食品、几乎没有家用工具的情况下准备饭菜，通过让自己挨饿来喂饱丈夫和孩子们，每天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入睡。不难理解，直到1950年代，为什么工人阶级女性在照片上总是显得过于疲惫衰老，我们也不难想见，她们为什么在怀孕与疾病的压力下那么脆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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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年开始，女性就要协助从事琐碎的家务或帮忙照看幼儿，以为今后承担持家的责任做准备。男女之间的分工是十分明确的：绝大部分家务由女性承担，男性一般只负责搬运煤炭或劈柴。一个经历过1920年代到1930年代家庭生活的斯特灵郡女性在被问及“你的父亲有没有帮你的母亲干过家务”时回答：“没有，完全没有过。我父亲在家里被照顾得服服帖帖，他的茶都是事先给他倒好的，他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只需干坐着。毕竟他是我们家唯一做工挣钱的人。”[5]即便节省劳动力的家用器材逐渐普及开来，主妇们无穷无尽的家务负担仍没有减轻。煤气灶、吸尘器和洗衣机在1930年代就已问世，但只有有钱人家才会购买。1939年，整个英国只有4%的上流家庭拥有洗衣机。绝大多数主妇每周要安排一天专门清洗家中的衣物，她们为此需要完成浸泡、烧水、揉搓、漂洗、上浆、晾晒与熨烫等一系列工序，在没有任何器材帮助的情况下极为费力。工人阶级家庭经常给人以丈夫在外打工、妻子负责持家的印象，但经济上较为拮据的妇女除了日复一日的家务活之外，时常还得打一些零工补贴家用。事实上，诸如代管儿童、缝纫、洗衣和提供借宿等兼职工作往往发生在家门之内，因此往往被普查人员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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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主妇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与生计，往往需要付出巨大且不懈的努力。家庭财政状况往往十分脆弱，时常受到失业、疾病以及感情破裂的威胁。包括口述史在内的证据显示，工人阶级的已婚男性往往会为烟酒与足球支出留下一笔私房钱。除了自身的韧性与坚强品性之外，这些妇女还发展出一些巧妙的生存策略。关于格拉斯哥布莱克希尔地区的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些生存策略的最佳例证，当地是一个1930年代由地方政府主持重建的街区，但那里的情况应当与二战前苏格兰其他工人阶级社区没有根本区别。布莱克希尔地区的居民极为贫穷，居住在那里的大多数男性都是工资低且不稳定的非熟练劳动者。当地的大多数居民都来自格拉斯哥的加恩盖德（Garngad）街区，那里因有大量蜗居在老式高层公寓里的爱尔兰移民而得名“小爱尔兰”。布莱克希尔地区女性居民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彼此之间为维持日常生计展开的密切合作。她们分享食物，“为近邻煮汤”，在缴纳房租时互相支持，一同为新生儿做尿布，为各种婚丧洗礼仪式烘焙面点，还在邻居生病或分娩时一同照顾。她们用这种集体自助的方式对抗生活中的贫困与拖欠房租时被房东强制清退的威胁，由此产生的情谊也在惨淡的现实生活中鼓舞着她们的意志。这些妇女的世界里充满了坚韧且风趣的团结气氛，托尼·罗珀（Tony Roper）在他大受欢迎的戏剧作品《洗衣房》（The Steamie）中便以工人阶级社区中的公共洗衣房为舞台，重现了这一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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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工业时代，已婚女性经常将妻子、母亲的角色和有偿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结合起来。到19世纪下半叶，一些证据表明这种家务劳动和有薪劳动结合的传统模式已经消亡。所谓“内外分离”的概念开始在中产阶级当中流行，即女性的角色应仅限于承担家内义务，这一观念被当时的上流阶层奉为家庭生活的理想状态。在工人阶级家庭里，这种认为家内劳动与雇佣劳动迥然有别的思想也开始流行起来。19世纪晚期的工会成员在讨论中往往假设女性“本应”待在家中，由丈夫用薪水养活妻子和孩子们。1900年以后，政府在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时也采用了同样的假设，将男性劳动者的收入列为“家庭工资收入”，将女性的劳动所得列为“补充性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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