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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工业时代，已婚女性经常将妻子、母亲的角色和有偿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结合起来。到19世纪下半叶，一些证据表明这种家务劳动和有薪劳动结合的传统模式已经消亡。所谓“内外分离”的概念开始在中产阶级当中流行，即女性的角色应仅限于承担家内义务，这一观念被当时的上流阶层奉为家庭生活的理想状态。在工人阶级家庭里，这种认为家内劳动与雇佣劳动迥然有别的思想也开始流行起来。19世纪晚期的工会成员在讨论中往往假设女性“本应”待在家中，由丈夫用薪水养活妻子和孩子们。1900年以后，政府在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时也采用了同样的假设，将男性劳动者的收入列为“家庭工资收入”，将女性的劳动所得列为“补充性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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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职业普查数据确实表明，当时苏格兰只有少数已婚妇女仍在从事雇佣劳动。在1911年的普查结果中，苏格兰女性劳动者中只有二十分之一已婚，这一比例远低于同期的英格兰。然而，还是有很多女性劳动者构成了一个隐形的经济部门，没有被官方的普查捕捉。这一领域包括缝纫、洗濯等家务劳动，农田里的季节性劳作，以及临时清洁工和幼儿代管等零碎工作。如果丈夫的劳动所得微薄且不稳定，妻子往往只能寻求通过兼职或临时性工作补贴家用。同样地，虽然因没有产生收入而被普查员忽略，农家主妇的劳动在苏格兰无数小农场和小片农田的经营中却不可或缺。即便在女主内思想最为盛行的中产阶级当中，已婚妇女有时也会花大量时间在丈夫们的商社工作。在邓迪，当地的黄麻纺织厂几乎完全依赖已婚女工的劳动。1904年邓迪社会公益联盟（Dundee Social Union）对近6000户当地家庭发起的调查显示，约一半受访主妇不是正在从事雇佣劳动，就是处于暂时失业状态。邓迪拥有“妇女之城”的名声，当地人认为不工作的女性过于懒散，女性外出工作才是常态，他们还把留在家中的男性称为“烧开水的”，亦即在家做饭的人。不过，邓迪的劳动力雇用状况只是一个例外，在苏格兰其他地方，婚姻仍构成了女性劳动者人生中的一大分水岭。在“体面”的熟练工家庭里，外出工作的已婚女性会受到外界非议。已婚女性直到战间期为止仍被明令禁止担任教师，其他行业也存在针对已婚女性的不成文禁令。一名爱丁堡的商店店员曾如此回忆：“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却还能回去工作，他们就会说‘她怎么还在做工，真丢人’。所以就算日子再苦，你也只有在最后没办法的时候才回去工作，这就不是你该做的事——哦，根本不是！那些日子里，男人才是家里的财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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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劳动者的雇用情况呈现出几个突出的特征。在1840年代，女性劳动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四个领域：家内劳动（直到二战为止都雇用了最多的女性劳动者）、农业、成衣业与纺织业。在19世纪中叶，上述四个领域雇用了苏格兰90%的女性劳动者，这种高度集中的职业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源自1830—1914年苏格兰经济的内在特征。这一时期苏格兰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雇用大量男性劳动者的重工业部门，这最终加剧了男女性别之间的经济分工。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从事重工业和采矿业，苏格兰的农业变得越来越依赖女性劳动力，程度甚至超过了同期的英格兰。1871年苏格兰超过四分之一的“长期”农业劳动者都是女性，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在谷物、土豆和水果收获时从事必要的季节性工作的大批妇女。直到一战结束后，很多妇女仍在从事农业劳动，但从19世纪晚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离开乡土，到城镇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其中一些人最终也没有进入上述有雇用女性传统的行业。1900年，繁荣的商贸业领域雇用的女性文员数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女性教师、护士和助产士也比从前多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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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一些妇女在从前由男性主宰的行业里找到了工作机会，基于性别的分工也依然存在。在服装行业里，男性裁缝垄断了技术水平最高的上流手工店铺，女性裁缝则主要在广泛使用缝纫机的成衣店里工作。在出版业界，女性排字工往往只负责排列铅字，男性掌握了其他所有工序。在教育界，女性在应聘教师时会受到积极鼓励。当时著名的教育界先驱大卫·斯托曾认为学校的环境应模仿家庭，“幼童学校如果没有妇女执教……便不可能完美无缺”。随着有公共财政支持的师范生制度在1846年设立，大批来自技术工人与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学生成为教师，她们在这一行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在1851年达到35%，到1911年则升至70%。然而，女性教师的升职空间仍十分有限。在一战以后，女性教师在小学里最高只能担任普通女教师（infant mistress），更高的岗位依然由男性独占。相比之下，女性从医面临着更大的困难。1901年，苏格兰只有60名女医生，她们在医院里从事的工作无一例外仅限于产科与儿科等地位较低的科室。即便在护理人员当中，性别分工的影响也十分强大。在这一时期，所谓“女人的工作”虽无明确界定，但它仍作为一种观念不断地为社会所默认，即便此时苏格兰经济的现实状况已变得更加复杂，无法用这种框架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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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概念是“女人的工资”。在1830年到1939年这一百多年间，大多数女性从事的工作不但社会地位较低，工资收入也较为微薄。1900年代，苏格兰女性的平均工资仅为男性平均工资的45%，不同职业的性别收入差距各不相同，但与这一比例相差不大。在雇用了大量女性劳动者的纺织业，女工的平均工资相当于男工的53%。男女薪酬的悬殊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二战结束二十年后才开始逐渐缩小，这无疑表明苏格兰社会对女性劳动者的偏见根深蒂固。这种偏见是，男性的收入才是“养家”的支柱，女性的收入顶多只能额外补贴家用；因为妇女总有一天结婚，并成为操持家务的主妇，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可雇用时间必然是短暂的，因此她们不可能下决心积累工作技能，或进一步拓展工作内容。除此之外，根据当时女性劳动者更高的缺勤率，还有一些人认为男性工人对工资的需求比女性工人更强，或认为女性工人在体能与健康状况上不如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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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刻板印象在当时只是为女性的低工资辩护的借口，并不能客观地体现女性在工作场所的实际地位。即便在和男性从事需要同种技能的同种工作时，女性的收入也显著偏低。战间期的教师行业便是其中一例，当时女性教师的工资最多只能达到男性教师的80%，该行业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男性一般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然而，认为当时的女性在经济上普遍依赖男性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埃莉诺·戈登（Eleanor Gordon）的研究显示，1911年苏格兰有超过56万女性在不依赖丈夫工作收入的情况下生活，而在当年的苏格兰女性总人口中，有12%处在孀居状态，其中很多人都需要独力维持一家的生计。当时的苏格兰社会习惯将“女人的工资”定为一般男性工资的一半或以下，导致大量单身女性只能在赤贫的边缘艰难谋生。与此同时，苏格兰的工会也固执地试图维护针对女性劳动者的工资歧视。女工被视为一种廉价劳动力，可能被狡猾的雇主用来压低男性劳动者的薪资，稀释男性技术工人的地位。当时的一些工会甚至试图禁止女性从事技术性工作。1910年，苏格兰印刷业协会（Scottish Typographical Association）与印刷业经营者协会曾达成共识，要求成员企业停止招聘女性学徒工。作为结果，女性排版工原本在一战以前的阿伯丁和爱丁堡颇为常见，到1940年代却几乎从苏格兰印刷行业消失。不过，当时的男性工会成员对女性工人的担忧远不止于此，他们对“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狂热信奉不逊于中产阶级卫道士，认为女性就应该待在家里。他们将这种传统家庭格局视为天经地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家庭生活正常有序，至于那些企图引诱已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贪婪雇主正是想破坏这种局面，因此必须受到坚决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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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时体验让上述观念产生了动摇。随着数量空前的成年男性进入军队，女性不得不顶替他们在工作中的位置。弹药工厂、机械制造车间、铁道等曾经由男性工人主宰的领域涌入了大量女性工人。通过学习新的职业技能，并在大规模工业综合设施里与其他女性工人培养同志感情，这段战时经历无疑给苏格兰女性带来了极具解放性的影响。我们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在克莱德赛德地区工人运动气势高涨的时期，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的诉求都被推上了斗争的最前线。这一时期工会的女性成员人数大幅增长，有女性工人参与的罢工运动也越来越常见，其中就包括1915年著名的克莱德罢租抗争和1917年的纺织业罢工。不过，传统社会观念此时依然根深蒂固。在今天，我们已不能像从前那样把一战称作苏格兰女性解放的转折点。诚然，30岁以上的女性在1918年获得了投票权，男性与女性的政治权利在10年之后正式实现了平等，但在工作当中，女性工人很快就被战后复员的军人替代。家政服务、纺织和成衣剪裁在战后再次成为女性的主要职业，只有在商店店员与文员等战前开始便有“女性化”势头的职业中，女性劳动者的存在感较之前才有所上升。1918年苏格兰工会年会的辩论表明，“男主外、女主内”和男女性别分工的传统思想压倒了战时昙花一现的女性工人的影响力。马瑟韦尔工会的查尔斯·罗伯逊（Charles Robertson）曾断言战时女性工人在工业生产中的深度参与“对公序良俗造成了令人扼腕的坏影响”，并宣称女性应尽快回归家庭，即她们的“天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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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难认为战间期苏格兰女性的历史经验是令人沮丧的。以20世纪末的标准来看，她们确实受到了基于性别的歧视与不平等对待，但当时的女性并没有用这些负面的标准评判自己的生活。对正在从事劳动的年轻女性而言，战间期意味着收入的增长和更多的休闲机会（例如看电影、参加舞会）。一些人可能认为当时的女性被社会上的歧视观念禁锢在家中抑或收入微薄的工作里，但口述历史证据表明，当时的女性劳动者，无论是家政服务人员、商店店员、裁缝、教师还是护士，都从各自的工作中获得了高度的满足感，也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尤为重要的是，以斯特灵女性史研究项目（Stirling women’s history project）为代表，这些口述证据也揭示了那些没有从事雇佣劳动的主妇（母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她们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却承担了沉重但富有满足感的家务职责，包括抚养（不止一个）子女、保持家中整洁、管理拮据的家庭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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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狱中绝食的女性参政权活动家被强制喂食、对公共与私人设施的纵火到对政治家的公然袭击，一系列戏剧性时刻定义了人们对一战前女性参政权运动的印象。由于在女性参政权运动中立场较为激进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WSPU）策划了一系列高调的公共事件，妇女投票权问题在一战前夕几乎从不间断地占据着苏格兰新闻界的版面。1914年7月，27岁的罗达·弗莱明（Rhoda Fleming）曾纵身跳上英王乔治五世的御座车引擎盖，试图砸碎挡风玻璃。在格拉斯哥西郊，医学博士、卡尔顿堂区教会牧师的妻子、六个孩子的母亲伊丽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Smith）在试图点燃一栋房屋时被当场抓获。参政权运动支持者从1912年起开始破坏邮筒、切断电话线，又在之后几年里对多处无人居住的住宅纵火。这种暴力行动的目的在于向偿付经济损失的保险公司施加压力，让它们劝政府授予女性投票权。包括圣安德鲁斯的加蒂海洋研究所（Gatty Marine Laboratory）和艾尔的西部赛马会（Western Meeting Club）在内，多处公共建筑也被人纵火。1913年8月，两名女性还曾埋伏在洛西茅斯（Lossiemouth）的高尔夫球场上，当面袭击了首相本人，酿成了一起大事件。在一战爆发前的几个月里，诸如此类的新闻事件让妇女参政权问题反复登上了报纸头版，但这一时期的女性政治运动远非形形色色的猎奇新闻事件所能概括，其目标也不只是为妇女赢得投票权。通过忍受牢狱之苦、挺过绝食抗争与强制喂食的粗暴对待，女性参政权活动家展示了坚韧的体魄与坚忍的斗志，让在女性投票权问题上墨守成规的政府越发不安。不过，直到1913年，苏格兰的参政权运动都没有采取暴力路线，将纵火与爆破纳入行动策略，而暴力路线的主要推动者妇女社会政治联盟迟至1903年才在英国成立，直到1906年才在苏格兰成立分部。在争取妇女投票权的漫长征途上，1913—1914年的戏剧性事件只是一个短暂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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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参政权运动起源于1867—1868年大幅扩张了男性投票权范围的选举改革。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对《改革法案》的修正案中主张将部分女性纳入选民范畴，但这项修正案在议会遭到否决，作为结果，呼吁赋予妇女参政权的政治组织开始在伦敦、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涌现。当时一份呈交给议会的请愿书得到了200万苏格兰人的署名，可见妇女参政权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不过，妇女参政权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中产阶级与上流阶层女性主导的，在参与这场运动前，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社会多种多样的慈善活动中掌握了丰富的社会组织经验。这是因为对大部分有产阶级的女性而言，雇佣劳动是没有必要乃至不体面的，而从事慈善活动是她们展示自身才能与公共关切的重要途径。随着1868年改革赋予女性纳税人参与本地学校理事会、济贫理事会与城镇或郡议会选举的权利，少数中上层女性得以用自己在慈善事业中积累的经验投身地方政治活动。而在更广义的层面，由于一些中产阶级妇女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有了更开放、更强势的信念，她们也开始迫切地寻求进一步扩大参政权范围。因此不难理解的是，对于女性参政权的呼吁和向女性开放高等教育、女性从事高度专业性工作的诉求在这一时期几乎同时萌芽了。从1860年代开始在苏格兰各大城市建立的女士教育协会（Ladie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s）以促进大学教育机会开放为主旨，这一诉求也得到不少男性大学讲师、教授、学校教师和教会牧师的支持，最终在1892年得以实现。1893年，第一批女大学生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但在医学系，女性入学要在更久之后才成为现实。因此，呼吁通过选举改革给予女性参政权，可以被视为一场更广泛的女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正如1870年代著名的女性参政权活动家弗朗西丝·鲍尔弗（Frances Balfour）女士所说，女性权益运动的主要诉求若以优先性排列，应当是“教育、医药和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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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一战前夕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发起高调抗争的阶段，苏格兰争取妇女投票权的有组织政治运动仍以社会中上层女性为主角，但工人阶级的妇女在这一运动中并未缺席。杰茜·史蒂芬（Jessie Stephen）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工人阶级女性参政权活动家之一，她是格拉斯哥家政工人工会（Domestic Workers Union）的组织者，曾在1913年2月参与策划了针对格拉斯哥街头邮筒的袭击事件，试图用装有整瓶酸液的信封破坏邮筒中的邮件。她认为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是一个优势：“我直接从工作的地方走出来，戴着帽子、穿着平纹布围裙和黑长裙走到邮筒前投入酸液，不会被任何人怀疑……没有人会担心我正在往里面扔酸液。”[7]工会里的女性成员有时也会对参政权运动表示支持。例如，以女工为主的邓迪黄麻与亚麻纺织工人协会就对参政权运动抱有强烈的同情，曾在1907年发起请愿，反对当局逮捕参政权活动家。成立于1892年、到1913年已有157个支部的苏格兰妇女合作协会（Scottish Co-operative Women’s Guild，SCWG）也连续多年在年度总会上通过了呼吁给予妇女投票权的决议，对参政权运动表达了公开的正式支持。不过，这些工会与参政权运动之间的关联过于稀疏，诸如杰茜·史蒂芬这样的工人阶级活动家在参政权运动中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当时的工人阶级妇女群体中并未成立任何专门的参政权运动组织，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与妇女自由联盟（Women’s Freedom League）的成员也以资产阶级女性为主。当时苏格兰最为著名的参政权活动家之一海伦·克劳福德（Helen Crawford）曾说：“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中最显赫的成员都是中产阶级女性，她们本来可以从事一些薪资最高的专门性职业，却因为性别问题被拒于门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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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参政权运动，工会势力的态度各不相同。由于曾在1903年创立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是独立工党的积极成员，参政权运动与劳工运动之间确实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在格拉斯哥和苏格兰西部，这种联系得到了较好的维持，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前进报》主编汤姆·约翰斯顿。约翰斯顿曾定期在这份报纸上报道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活动状况，还给这个组织开设了一个定期专栏以宣传其观点，并为她们提供了其他形式的实际支持。当潘克赫斯特夫人在格拉斯哥发表演说时，约翰斯顿为她安排了一些健壮的码头工人与筑路工充当保镖，他们在现场也的确将一群前来干扰演说的大学生赶了出去。不过，参政权运动和工会之间也存在深刻的分歧。女性参政权活动者并不支持普选，只要求在现有的财产赋权基准之上给予女性投票权，但这一时期苏格兰的投票权覆盖范围仍十分有限：迟至1911年，格拉斯哥仍只有约54%的男性拥有投票权，在苏格兰其他城市更为贫穷的工人阶级聚居区，选民比例还要更低。当时有人担忧赋予资产阶级女性投票权将扩大保守党的政治优势，而如果在允许女性投票的同时不对基于财产的赋权规则进行修改，占苏格兰女性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妇女便不可能受益。除此之外，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也认为，中产阶级女性选民在当时的地方选举中构成了一股具备反动本质的力量，如果她们被允许参与全国范围的议会选举投票，势必对左翼力量不利。1882年，只有单身女性和拥有户主身份的寡妇有权在地方选举中投票。在这些选举中落败的工党活动家也普遍认为，自己是输给了与“教会”结盟的“老女人”（在一些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地区，这一群体有可能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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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参政权运动是由社会中上阶层女性主导的，但工人阶级女性并未对此怀有敌意，也没有袖手旁观。她们之所以没有在这场运动中充当先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即便成功推翻了性别藩篱，也无法达到投票权的财产要求，但她们在与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有着活跃的表现。在苏格兰历史上，女性扮演的角色很少与被动弱势的刻板印象相吻合。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粮食骚动、反赞助人骚动、反高地清退运动（女性往往在这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文社会主义运动和宪章运动中，她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这些早期的抗争运动与19世纪末的抗争运动之间存在连贯性。一些雇主或许把女工当成廉价、温顺且可规训的劳动力，但从1850年到1890年，女性劳动者在苏格兰参与了上百起罢工，其中大部分运动都发生在当时雇用了绝大多数女性工人的纺织行业。在邓迪，黄麻纺织业的女工们在罢工时常常把她们最为痛恨的雇主做成讽刺人像，在城市街头叫骂、敲打，以奚落这些可恨的企业主。1911年，在克莱德班克地区雇用了12000名工人（其中四分之一为女性）的胜家缝纫机制造厂内爆发了一场著名的劳工抗争，这起运动最初就是由负责给缝纫机外壳抛光的女工发起的。虽然大多数女工仍不是工会的正式成员，但从1890年前后开始，随着一些专门代表女性劳动者利益关切的工会成立，加入工会的女工人数有了极大的增长，这些新的工会包括1888年成立的妇女保护与保险联盟（Women’s Protection and Provident League）、1893年成立的全国女性行业联合理事会（National Federal Council for Women’s Trades）和1891年成立的女性工会联盟（Women’s Trades Union League）。独立工党也在这一时期吸引不少女性加入，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该党的领导者将女性视为其长期政治策略的得力盟友。基尔·哈迪曾在1894年主张，让苏格兰工党在地方教育理事会选举中安排女性代表参选，他认为，通过吸引家庭主妇与母亲们参与工党运动，社会主义将在下一代苏格兰人当中赢得更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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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14年以前，苏格兰工人阶级当中最重要的妇女组织仍是在1892年成立、到1913年已有12420名成员的苏格兰妇女合作协会。苏格兰妇女合作协会的主要工作在于募集资金以修建康复疗养院，协会的议事内容也包括厨艺、缝纫等“家务”问题。与中产阶级妇女主导的参政权运动组织不同，合作协会没有间接挑战“女主内”的传统观念，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女性居家、持家的形象。但至关重要的是，合作协会也帮助个别女性发展自身才能，让她们获得了公开演说与组织社会活动的经验，从而为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基础。合作协会对学校教育、济贫立法、女性参政权等社会和政治议题也有强烈的关切，其成员经常在会议上就这些话题展开漫长的辩论，这解释了协会成员为何在1915年格拉斯哥著名的罢租抗争中扮演了主导角色。1915年春季房租的骤然升高和房东的强制退租威胁在格拉斯哥的一些工人阶级社区引发了强烈的愤慨与激烈的反应，由此爆发的罢租斗争在本质上是一场由女性发起的政治运动。在格拉斯哥妇女协会的统筹协调下，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们以高层公寓或公共厨房为单位结成组织，进行抗争活动。骤然上升的房租在当时是对家庭的直接冲击，而在无数丈夫与儿子被送去法国前线参军的时候，守护一家人住所的责任通常要由女性承担。1915年11月17日，18名拒绝按上涨后的房租水平缴租的房客被法庭传唤，持续数月的抗争运动就此迎来高潮。抗争者不但发起罢工支持被告人，还在乔治广场举行了大规模游行，无数妇女、儿童和男性都决心对抗房东与房产代管人任意设定房租水平的权利。最终，针对18名被告人的指控被判无效，而在1915年底前，政府也提出了一项《房租控制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抗争者的诉求。这场罢租运动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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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Anderson and D. J. Morse，‘The People’，in W. H. Fraser and R. J. Morris，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Volume Ⅱ，1830-1914（Edinburgh，1990），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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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 H. Fraser and Irene Maver，eds，Glasgow，Volume Ⅱ：1830-1912（Manchester，1996），p.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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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uoted in T. Ferguson，Scottish Social Welfare，1864-1914（Edinburgh，1958），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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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 Anderson，‘Population and Family Life’，in A. Dickson and J. H. Treble，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Vol. Ⅲ，1914-1990（Edinburgh，1992），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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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A. McIvor，‘Gender Apartheid？Women in Scottish Society’，in T. M. Devine and R. J. Finlay，eds，Scot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dinburgh，1996），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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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Elspeth King，‘The Scottish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in Esther Breitenbach and Eleanor Gordon，eds，Out of Bounds：Women in Scottish Society，1800-1945（Edinburgh，1992），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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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uoted in Elspeth King，‘The Scottish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in Esther Breitenbach and Eleanor Gordon，eds，Out of Bounds：Women in Scottish Society，1800-1945（Edinburgh，1992），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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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Elspeth King，‘The Scottish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in Esther Breitenbach and Eleanor Gordon，eds，Out of Bounds：Women in Scottish Society，1800-1945（Edinburgh，1992），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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