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80843 在一场全面战争期间主持苏格兰的行政事务，让约翰斯顿有机会把这些市政社会主义的早期经验推广到苏格兰各地。他是一个实干派而非政治理论家，致力于在苏格兰达成有实际意义的成果。一些外部因素也为他的施政提供了便利。第一，战时状态让约翰斯顿有机会将自己的热情倾注于政策规划与政府体制改革。他为苏格兰建立的庞大的行政机构将只是英国全国更为庞大的干预管控机制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当时英国政坛的所有势力都承认，如果英国要建立起一套足以战胜希特勒的高效动员体制，这样的干预机制必不可少。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假如约翰斯顿在和平年代推行同样的政策，他是否仍能取得成功？在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约翰斯顿退出政坛，成为水力发电委员会（Hydro Board）的主管，这或许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第二，如果约翰斯顿的《回忆录》（Memories）记载属实，他在接受委任成为苏格兰事务大臣之前曾对丘吉尔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我要求在一个国务会议（Council of State）的名义下推行一些影响深远的改革，如果联合王国在战后依然存在，这些改革将意味着苏格兰王国的复活。”[10]约翰斯顿获得的权力在实质上让他成了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他的女儿曾回忆，战争后期丘吉尔曾在唐宁街的一场招待会上如此问候自己的父亲：“啊，苏格兰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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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45 第三，约翰斯顿的强势干预政策并非与过去的全然断绝。在经历了1930年代对大萧条无能为力的教训之后，一些统一党议员和部分苏格兰商界领袖也承认仅凭自由市场无法保障苏格兰经济繁荣发展，诸如苏格兰发展理事会（Scottish Development Council）和苏格兰经济委员会（Scottish Economic Committee）等政府机构在1939年之前也已成立。对公权力干预经济事务相对宽容的态度为约翰斯顿提供了机会，他将政府的角色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第四，约翰斯顿在战时内阁中还利用了“民族主义威胁”来为苏格兰换取更多政策上的妥协，但这一“威胁”在现实中是否有其所本，仍是一个时常引发争议的问题。诚然，与1930年代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惨败相比，苏格兰民族党候选人在战时的表现有所改善。在1945年大选中，民族党候选人罗伯特·麦金太尔（Robert MacIntyre）赢得了马瑟韦尔选区的议席。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并将苏格兰本地自治作为主要政见的约翰·博伊德·奥尔爵士也赢得了苏格兰大学议席。或许在丘吉尔政府看来，战时最为严重的“民族主义威胁”在于一些苏格兰人对苏格兰的战时政策暗怀不满。1943年7月，约翰斯顿本人也的确曾在私下里对约翰·里思爵士表达过对民族主义情绪崛起的担忧。当然，正如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11]在1960年出版的《自传》（Autobiography）中回忆的那样，约翰斯顿将这一担忧当成了苏格兰的博弈筹码：“他试图让内阁成员认为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运动十分强劲，如果政府忽略了苏格兰的利益，就有可能引发危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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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47 最终，约翰斯顿在苏格兰问题上获得了几乎不受干预的自由裁量权，只听取一个由所有在世的前苏格兰事务大臣组成的“国务会议”的建议。这一国务会议并不经常召开，其影响力也远不如这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所表现的那么显赫。不过，国务会议的确为约翰斯顿的改革政策提供了来自两大主要政党的背书，从而构成了他施政的合法性来源。约翰斯顿的改革措施数目繁多。他强烈反对英国工业产能过度集中于米德兰和英格兰南部，并通过建立苏格兰工业理事会（Scottish Council of Industry）吸引了700家企业携9万个新工作岗位北上苏格兰。约翰斯顿通过这项政策证明了苏英合并可以为苏格兰带来好处，从而增强了苏格兰人对联合王国的认可。战后重建也是约翰斯顿政策中的重点，他为此设立了至少32个下属委员会来处理各种相关问题，从青少年犯罪到丘陵地带的绵羊放牧无所不包。苏格兰也是联合王国境内第一个开设法庭以规范战时房屋租金的地区。但比这些措施更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斯顿在克莱德赛德地区发起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一场先行实验。在1930年代末，为应对敌军空袭可能造成平民严重伤亡的情况，当地已新建了多所医院，以容纳可能在德国空军的袭击中遭到杀伤的数十万百姓。但预想之中的惨烈杀戮并未发生，那些医院虽拥有充足的医务工作者，却处在大体闲暇的状态。因此，约翰斯顿将这些医院用来为弹药工厂的工人们提供治疗。他在出版于1952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到1945年4月，这场实验已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民办医院多达34000名候诊患者已经全部得到治疗——我们的项目因此从克莱德河谷地区扩展到整个苏格兰，为战后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开辟了一条道路。”不过，约翰斯顿执政生涯中最持久的功绩还当数在高地全面推行水力发电的计划。这一构想虽早已存在，但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始终未能实行。约翰斯顿在1943年为这一计划争取到了来自议会的支持，并获得了一笔3000万英镑的拨款，以为高地地区的峡谷居民提供来自水力发电站的生活用电，对应的法案在议会通过时直接得到压倒性多数支持，没有举手表决。约翰斯顿的高地水电开发项目不但在之后数十年间为高地居民带来诸多便利，也是当代高地无处不在的家庭旅馆及旅游业得以兴旺发展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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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49 约翰斯顿在苏格兰事务大臣任上的举措有力地证明，公权力的干预也能有效改善公民的生活。这个时期的经历也让苏格兰人更加乐观地看待战后的发展前景，相信1930年代的悲惨经历终将成为历史。在战时发动了无处不在的总动员体制的英国政府也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实力：如果国家干预能让英国战胜希特勒强大的军队，它显然也有能力解决贫困、失业和社会关怀严重缺失等问题。至于那些在大萧条期间主张政府根本无力对抗经济危机的人遭到了现实的反驳。阶级秩序和阶级矛盾在战时没有消失，但政府在战时投入了不小的努力，在社会上下传达了一种共同使命感，让人们相信每个人都在为对抗共同敌人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而那些相信自己已经为“共同使命”做出牺牲的人显然不愿回到1939年之前那个黑暗的旧时代。因此，战时的苏格兰人与政府在实质上订立了一份新的社会契约，“不再重演过去”正是这份契约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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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51 战时的新氛围在1942年12月发布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份著名的报告及其摘要一经出版，立刻成为市面上的畅销书，人们在皇家出版局（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的下属书店门口排长队抢购。一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面市短短两周之后，95%的英国受访者便已对这份报告的政策提议有所了解。《贝弗里奇报告》很快也流入了前线部队与战俘营。斯图尔特·胡德（Stuart Hood）回忆：“《贝弗里奇报告》出版的时候我还在战俘营里。有人收到了一本，这让他们兴奋得不得了，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很广泛的辩论，探讨我们到底为何而战。我很早就知道，军队中的大多数人肯定是左翼选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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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53 《贝弗里奇报告》为战后的英国社会规划了一张蓝图，提出政府今后应致力于克服物质匮乏、疾病、无知、肮脏与失业等社会痼疾。该报告主张，政府应为所有有子女的家庭提供财政补助，国家对经济事务的计划与干预可以避免大规模失业。除此之外，政府必须建立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满足所有参与者（他们只需以周为单位缴纳一笔社保费用）从摇篮到坟墓的全套医疗卫生需求。《贝弗里奇报告》提出的政策构想以所谓“国民最低收入”的理念为基础，这一理念是全体英国国民的收入水平必须维持在一个最低基准之上。上述主张在普通大众当中引发了狂热的反响，只有少数人批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的养老年金及病患和失业补助额度太少了。相比之下，政府对这份报告的态度颇为冷淡。战争大臣禁止军队内部在时政必修课上讨论《贝弗里奇报告》，在同意原则上接受该报告的提议之前，内阁始终拒绝明确表态，并坚持认为只有在战争结束，新一届政府通过选举产生之后，必要的立法工作才能落实。保守党方面对《贝弗里奇报告》的态度同样冷漠，担心该报告中提出的社会改革将带来巨大的潜在成本。或许正是这种抗拒的态度和约翰斯顿成功的集体主义实验决定了苏格兰在1945年大选中的选情。这场大选中，工党在英国各地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苏格兰赢得了近48%的选票和37个议席，令《格拉斯哥先驱报》“目瞪口呆”。[14]这一选举结果为一届致力于建设福利国家、为公益目的积极调控经济的改革派政府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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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57 然而，新体制起步时的环境并不乐观。英国是二战的战胜国，但在和平时代的经济竞争中却很有可能败下阵来。由于二战的经济成本两倍于一战，战后英国的财政资源已经枯竭。英国的国民财富损失了28%，对英镑通货区其他国家的债务逆差高达30亿英镑。尤为重要的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几天之后，美国方面便切断了基于《租借法案》的对英资金支持，而这对英国而言不啻经济生命线。此时的英国已陷入绝境，但作为盟军一方的主要力量，英国人未来还要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在德国境内维持一支占领军。凯恩斯曾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向战时内阁发出严重警告：“我们是一个大国，但如果继续像一个霸权国家那样四处用力，我们终究连‘大国’也当不成。”但在胜利的喜悦中，这则警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5]1946年，英国第一次对面包实行配给，为战后艰难的局势敲响了警钟。接下来，1947年的气象灾害进一步加深了经济上的苦难。英国在那一年经历了整个20世纪最寒冷的冬天，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深陷极端恶劣天气的英国社会都因燃煤奇缺而陷于停滞。到1946年底，苏格兰的失业率已升至5%，从1945年到1948年，苏格兰的平均实际收入下跌了9%，这一跌幅相当于英国全国跌幅的两倍。雪上加霜的是，在1945年和1946年，多家英格兰企业关闭了设在苏格兰的分公司。政客们许诺的美丽新世界似乎比从前更加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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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59 不过，局面在不久后便陡然扭转。从1947年开始，随着美国基于“马歇尔计划”向战火荼毒的欧洲提供经济援助，英国工业界获得了巨大的出口市场空间。与此同时，政府判断出口产业对英国的存亡至关重要，于是用严格的财政政策限制国内消费，诱导资源向出口行业集中。在素来重视海外市场的苏格兰重工业看来，上述变化无疑十分有利。另外，由于苏格兰在造船与重型机械制造领域的强大对手——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战败，苏格兰重工业企业至少在战后头几年里不必担心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强有力竞争。此外，战后世界经济迫切需要对资本产品与制造业产品更新换代，而朝鲜战争也进一步刺激了市场需求，这些形势都构成了苏格兰经济复苏的有利因素。造船业的经历是这一过程的绝佳例证。1951年，造船业依然是苏格兰规模最大的产业，苏格兰造船企业在市场上显赫的传统地位甚至呈现出复苏的势头。1948—1951年，苏格兰造船企业生产了全球新造船舶总吨位数的15%以上，相当于英国造船总吨位数的三分之一。在炼钢和机械制造等其他支柱领域，苏格兰工业企业在出口市场上也取得了与造船业相当的辉煌成就。作为结果，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在事实上进一步巩固了重工业在苏格兰的传统霸权，到1958年，苏格兰经济对重工业部门的依赖程度比1930年代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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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61 政府权力及影响力的革命性扩张构成了苏格兰在战后头十年里的另一个显著变化。从1945年到1950年，工党政府承诺将1945年竞选纲领《让我们面向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中的政策付诸实施。《贝弗里奇报告》中关于设立“从摇篮到坟墓”的国民义务保险的建议成为现实，与此对应的社会保障措施包括儿童补助、国民退休金、失业补助，以及整套福利国家体制的重中之重——在1948年成立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苏格兰社会的贫困、低收入水平与低健康水平等问题一向比英国全国的平均状况更为恶劣，上述历史性的社会改革将为苏格兰人的福祉带来异常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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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63 这一时期国家对重要经济部门的介入可谓无远弗届。1947年煤炭产业被收归国有，铁路和电力的国有化在1948年完成，制铁与炼钢业的国有化则在1949年完成。1934年生效的《经济特别区法》为政府的地域经济发展政策奠定了基础，但1945年的《产业分配法》（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Act）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权限。《产业分配法》允许商务厅直接获取土地、修建工厂，以及在特定的“经济开发区域”为企业的资本设备投资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此外，商务厅也能利用战时的特许授权（这一权限一直保持到1954年）和1947年之后的规划审批等权限影响新工厂的选址。1950年，另一项立法大大扩张了“苏格兰经济开发区域”的范围，将高地部分地区囊括在内，也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在经济事务上的权力。到1950年，英国全国13%的新增工业设施都建立在苏格兰。十年后，仅苏格兰西部便拥有18处重工业设施和29处其他行业的工厂，共雇用约65000人。在苏格兰新设立的公司中包括一些试图在规避欧洲国家高昂关税的同时进军欧洲市场的美国跨国企业。以克莱德班克的胜家缝纫机制造厂以及北不列颠橡胶公司（North British Rubber Company）为首，美国对苏格兰的投资早在1939年以前便初具规模，但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涌入苏格兰的美国资本规模空前，并为1960年代及以后更为稳固的资本流动趋势奠定了基础。战后最早进入苏格兰的美国企业包括霍尼韦尔（Honeywell）、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欧几里得公司（Euclid）、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Goodyear）与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其中一些美国企业为苏格兰带来了电子数据处理器制造和推土设备生产等前所未有的行业部门。这些美国企业给苏格兰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或许不多，但它们对苏格兰经济造成的影响绝非这些狭隘的指标所能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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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65 在农业领域和乡村社会，政府扮演的角色也大为增加。在1945年之后，英国本土粮食产量缺口依然庞大，粮食输入也困难重重，因此战时的农产品价格保障和农业资金补助等政策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在那个食品配给仍受到严格执行的年代，只有为农民提供经济帮助和保障，才能让他们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加紧生产。为达这一目的，1947年和1948年通过的两部《农业法》先后设定了农产品的价格保障机制。1950年，英国政府的2000万英镑农业补贴中有300万英镑落地苏格兰，其中不少资金被用于补贴丘陵地带的绵羊与牛只畜牧业。这一政策在苏格兰农村得到热烈支持，也为高地丘陵地区的边缘农业地带提供了尤为得力的帮助。早在二战以前，政府便已通过林业公署（Forestry Commission）与成立于1933年的苏格兰乳制品营销事业局（Scottish Milk Marketing Board）扩大了在农业领域的影响力。在林业领域，政府也需要推动新的立法措施，以弥补战时苏格兰本地木材储备遭受的毁灭性损毁，于是在这一战略的推动下，1919年成立的林业公署开始在处理苏格兰林业事务时向苏格兰事务大臣汇报。到1950年代，林业公署已成为苏格兰最大的地主，林业公署主导的政策也为20世纪苏格兰乡间的风貌带来了最为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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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67 在战后时期，除了在政府补贴的扶持下经营良好的林业之外，苏格兰农业经济总体上也经历了长足的发展。1939—1960年，以拖拉机为核心的机械化进程将苏格兰带入了第二次农业革命，不仅农业生产率在此期间提高了300%，苏格兰的乡村社会也迎来了18世纪以来最彻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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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69 新型农业飞速扩散到苏格兰乡村各地。到1952年，马匹的使用已迅速衰落下去，到1950年代末已变得十分罕见，到1960年代末几乎已经绝迹。在马匹被淘汰的同时，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也成为历史——扶犁工（以及他们的家人）、手工艺人乃至很多原本为畜力农业服务的旧式农舍都退出了舞台。这一变迁给苏格兰乡村带来的人口流失等附带效应自然不难想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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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71 在高地地区，北苏格兰水力发电委员会（North of Scotland Hydro Electric Board，Hydro）无疑是战后政府发起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开发项目。1948年，苏格兰的发电事业被英国政府国有化，管理这一事业的责任又在1951年被交给了苏格兰事务部。在那之后，北苏格兰水力发电委员会便不只是一个主管发电的机构，而且积极地参与了高地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复兴。到1960年，水力发电委员会修建的400条道路中已有四分之一被免费移交给地方当局管理，到1970年代初，委员会的电网已覆盖了高地90%的小农场农户，尽管在水力发电委员会的所有用户当中，超过25%的用户获得的电力是在净亏损的状况下提供的。然而，这些成就既无法重振高地社会，也没有阻止高地的年轻世代不断流向外地大城市与海外。不过，水力发电委员会的工作极大地改善了高地居民的生活，从而给高地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对高地居民家庭的供电服务“……可以被视为战后英国公共服务事业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也必然是20世纪高地历史上由一个机构做出的最为根本的贡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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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73 在苏格兰的其他地方，战后时期最为迫切的社会问题无疑是住房危机。早在战前，一些社会调查便已揭露了苏格兰部分大城镇令人发指的居住空间过密与卫生条件恶劣等问题，而在战争期间，住房建造限制令与德军轰炸克莱德赛德地区造成的损失令上述问题大大加剧。为解决住房问题，政府早在1945年以前便已规划未来的政策。1940年的《巴洛报告书》（Barlow Report）曾主张，政府机构应通过规划与调控手段诱导人口迁出大城市，以纾解城区的人口压力。格拉斯哥市政府秘书处（Town Clerk）发起的一项调查也显示，格拉斯哥市中心的1800英亩城区中居住着70万人，这意味着苏格兰中西部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蜗居在当地最大城市中心约三平方英里的狭小地带，也从侧面印证了根据《巴洛报告书》提议制定政策的迫切需要。由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爵士（Sir Patrick Abercrombie）领导的一个规划小组筹备并提出的《克莱德河谷开发计划》（Clyde Valley Plan）主张用政策性外迁与兴建新城区等手段将格拉斯哥的居民疏导到城市边界以外，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近二百年来工业资本主义的无度扩张在这座城市留下的社会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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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75 阿伯克龙比爵士的开发计划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开启了一场住房革命。在1945年之后的头二十年里，苏格兰的住房新建进度惊人，共有超过564000套住房在这一时期建成，较战间期的新建住房总量增加了约三分之二。政府公租房占绝对多数，这是苏格兰住房格局的一个突出特点。1945—1965年苏格兰的新建住房当中，有86%都由公共部门所有。在格拉斯哥这样的大城市与艾尔德里、科特布里奇和马瑟韦尔等城镇，公租房的比例甚至还要更高。苏格兰的公租房比例不但远高于联合王国的其他地区，甚至在1970年代也高于苏东阵营以外的所有发达经济体。与此同时，政府在苏格兰设立了一套住房补贴与房租调控机制，私有住房建设在战后早期又因物料短缺和过于复杂的审批程序而受限，这些因素最终意味着苏格兰的公租房租户（他们是1940年代到1950年代住房建设热潮的受益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必承受新建住房的沉重负担与经济现实。“……在1952年3月，即便英国政府为公租房建设提供了财政拨款，地方行政部门也根据法令规定为住房事业提供了补助，苏格兰公租房住户的实际居住成本仍相当于平均租金总额的3.5倍。”[18]这种状态最终给苏格兰居民当中最大的一些群体的政治偏好带来了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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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77 如此庞大的住房建设事业改变了很多苏格兰城镇的面貌。城镇议员与规划者们将这一事业当作一场消除贫民窟及其背后的一切贫困、肮脏、疾病与社会不公的圣战，满怀热情地致力于为居民提供体面的住房。地方政府也相信，通过消除城镇中的贫民窟，居民们会过上更好的新生活。因此，拆除旧城区成了一条无人质疑的法则。从1962年起担任爱丁堡住房理事会主席的帕特·罗根（Pat Rogan）回忆：“这种事我做过很多次——我们把整条街的旧式公寓楼拆掉，只留下一片废墟，那场面非常壮观。”[19]拉纳克郡地方政府战后新建公租房的储备量到1966年已达英国第八，该郡的官方建筑设计师也在1975年回顾自己的成绩时欣喜不已：“现在你可很难在拉纳克郡乡下找到一片‘贫民窟’了。我们已经彻底消灭了从前矿工居住的陋巷，以及一战以前遗留下来的绝大多数非自住房屋。”[20]随着推土机让贫民窟和旧式高层公寓楼化为尘土，这些地方的老住户被“导入”了城区外围新建的“项目社区”（在经历了大规模城建事业的格拉斯哥，波洛克［Pollok］、卡斯尔米尔克［Castlemilk］、杜朗查佩尔［Drumchapel］和伊斯特豪斯［Easterhouse］等是最大且最著名的新社区），以及东基尔布赖德、坎伯诺尔德（Cumbernauld）和格伦罗西斯（Glenrothes）。从1960年代初开始，住房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可用土地日渐枯竭，而地方政府试图以更快捷的方法建造新房，市中心被清拆的地段上开始修建30层及以上的巨型塔楼公寓。在这一时期，格拉斯哥成为欧洲新式超高层住宅建设的先驱，这种热情也很快传播到了马瑟韦尔、爱丁堡和邓迪等地。超高层公寓楼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以及对过时的贫民窟生活最为决绝的淘汰。虽然一些城镇议会的领袖意识到这么做有违城市规划理论的指导，但他们没有退缩。曾在1961年之后担任格拉斯哥市议会住房委员会召集人的大卫·吉布森（David Gibson）在任内大力推动了格拉斯哥的超高层公寓革命，他曾以充满乐观与福音主义色彩的语调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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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79 今后三年里，在我看来格拉斯哥的天际线会变得美观得多，因为城里将有几千座超高层住宅拔地而起……我相信，这一前景将让成千上万热切期盼着新居的人激动不已。在一些人看来，我的做法或许违背了城市规划理论的所有原则，没有保存开放空间，也没有遵循绿化带理论——如果我对这些理论有所违反，那也都是为了消灭糟糕的旧式城区对人类尊严的亵渎，这种亵渎由来已久且不可饶恕。条件良好的住宅是新生儿的摇篮，是年轻人成长的园地，也是老人的安居之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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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81 苏格兰战后兴建公租房的浪潮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很多人认为这场运动存在建筑单一，建设质量低劣，城郊新社区缺乏酒馆、娱乐设施与便利设施，交通建设不完善和破坏传统社区等问题。这些指责的背后无疑不乏事实佐证。比利·康诺利（Billy Connolly）曾将大型公租房社区比作“有窗户的沙漠”，这一说法无疑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然而，在看待这项事业的时候，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首先，以格拉斯哥和西部的一些工业城镇为首，苏格兰之前面临的住房危机极为严重，这导致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建造大量住房而必须牺牲几乎所有其他的考量。格拉斯哥的一个住房事业官员回忆：“我记得在1957年到1959年间，很多老年妇女排着长队来找我，她们都只问一个问题：‘我家的老房子什么时候拆？’她们都嫌自己糟糕的老房子拆得还不够快。”[22]迟至1958年，格拉斯哥仍有多达10万户居民等待新房安置，而当时的政客只能把这些数字当作工作的重点。其次，同样值得记住的是，拜战后的公租房建设运动所赐，无数苏格兰人第一次住进了达到现代水准的正规住宅。虽然在1950年代以后，人们对住宅的预期以及住宅本身的建设标准不断提升，但这一事实依旧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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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85 1957年，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曾有一句著名的发言：“坦白来说，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好过。”对于在战间期忍受了巨大苦难的苏格兰来说，这句发言尤为适用。在这一时期，1930年代苏格兰经济的最大诅咒——失业的数字跌至历史新低。1947—1957年，苏格兰的失业率稳定维持在2.4%—3%（相对于失业保险系统的登记劳动者总数）的低位，而登记劳动者总数却在1945—1960年增加超过69万人。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有工作意愿的苏格兰人都能找到工作。全民就业的局面也让收入有所增长：1953年，一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的收入可能比1938年高出2.5倍到3倍。苏格兰和英格兰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在这一时期也一度缩小。在经济繁荣、科学进步与立法新政的作用下，苏格兰人的体质也有所改善。设立于1948年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1945年和1947年通过的两部《教育（苏格兰）法》也允许地方政府坚持对学生进行定期体检，并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从1940年代中期起，抗生素开始在苏格兰普及，从前对苏格兰青壮年人群威胁最大的致命疾病——肺结核因此销声匿迹。到1960年，苏格兰的婴儿死亡率已低至美国水平，接近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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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87 1950年代生活水准的提高也体现在洗衣机、吸尘器和电炉等便利家庭生活的新设备种类的稳步增长之中。电视彻底改变了苏格兰人的休闲生活，令电影院自被引进苏格兰以来第一次经历了观众人数的下降。苏格兰的电视机台数在十年间便从1952年的41000台猛增至100万台以上，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加冕典礼带来的巨大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助推作用。而在1955年，随着苏格兰裔加拿大富商罗伊·汤姆森（Roy Thomson）设立了苏格兰电视网络（STV，他后来称这个公司为自己的“合法印钞机”），英国广播公司在苏格兰市场上遇到了竞争对手。不过，正如克里斯托弗·哈维（Christopher Harvie）所说，“（电视）显然不是什么文化上的里程碑”——至少在电视崛起的早期确实如此。[23]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的确孕育了一些文化上的里程碑。1947年爱丁堡艺术节（Edinburgh Festival）开始创办，13年后，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Scottish National Orchestra）富有魅力的指挥者亚历山大·吉布森（Alexander Gibson）又创办了苏格兰歌剧节。在1950年代，民歌复兴运动引起了比上述活动更为广泛的大众反响，也给现代苏格兰文化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从1951年开始，哈米什·亨德森（Hamish Henderson）开始组织全民节日凯利舞会（People’s Festival Ceilidhs），让苏格兰市民领略了本土乡间音乐传统的精华。同样在这一时期，尤安·麦科尔（Ewan MacColl）、吉米·麦克贝思（Jimmy McBeath）和珍妮·罗伯逊（Jeannie Robertson）等歌手在苏格兰走红，他们的作品在不久后将以“民谣风”为人所知。战后的经济繁荣也在年轻人当中激起了一种独立意识。所谓“不良少年”（Teddy Boys）文化在1950年代大行其道，精心打理过的显眼发型、紧身裤、尖头皮鞋和有天鹅绒领子的外套构成了这些年轻人的典型形象。与本土的民谣复兴相比，美国流行文化对战后苏格兰的年轻人施加了更为强大的影响。比尔·哈利（Bill Haley）的《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为挤满电影院的观众带去了一种新颖而浓烈的混搭音乐风格，而“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和巴迪·霍利（Buddy Holly）等美国明星也成了一整代苏格兰青少年狂热崇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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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89 全民就业对女性在苏格兰社会的地位提升也有重要的影响。195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已婚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与1931年相比有了显著增长，而到1960年代，已婚女性在女性劳动者中已占大多数，这与19世纪及20世纪初相比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生育子女数的减少、结婚时间的提前和家庭育儿负担随之提前的趋势都让更多的女性有机会离家工作。随着新的家务技术逐渐普及，已婚女性得以更方便地将家务责任与兼职工作结合起来。当时的苏格兰工业经济（尤其是在新的工业设施）提供了更多负担较轻的制造业工作，而1945年后国家与地方政府机关的扩张也吸引了更多的女性成为文员或秘书。女性的薪资收入仍低于男性，但在1950年代，教师行业开始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为女性的工作待遇带来了一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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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91 经济条件的改善吸引了新一波移民涌入。全民就业意味着那些较为枯燥、艰苦的岗位在招工时需要面临更多的困难，而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从前是苏格兰主要的低薪临时劳动力来源）已经枯竭。在这一时期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他们在城市的公共交通部门担任驾驶员或售票员，也在面包房、建筑工地和黄麻工厂里从事非技术性或半技术性工作。很多亚裔移民最初是从米德兰和约克郡的工业地带受雇来到苏格兰的，到1960年，苏格兰的亚裔人口已有4000人。正是在这一时期，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公交车驾驶员与售票员已占到格拉斯哥市政交通部雇员的一半。有趣的是，当1965年印巴开战时，格拉斯哥全城都陷入了混乱。由于亚裔员工纷纷请假收看电视或收听广播以实时了解事态的发展，格拉斯哥的公交系统几乎陷入停滞。到1970年，苏格兰的亚裔居民已增至16000人，其中还包括一些来自香港的华人。对于这些亚裔移民，苏格兰社会并不总是友善以待。亚裔移民的杂货店在开设之初常受到公然的歧视，这些商铺只能靠深夜经营（有时直到午夜）和廉价销售来争取生存发展的机会。不过，巴基斯坦裔移民的街边商店最终还是构成了苏格兰日常零售业的一个重要特色，地位与几十年前意大利移民的冰激凌店相当。苏格兰的种族矛盾从来没有发展到像某些英格兰城市那样严重的程度，但这可能只是因为这一时期苏格兰非欧美族裔移民的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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