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80873 在苏格兰的其他地方，战后时期最为迫切的社会问题无疑是住房危机。早在战前，一些社会调查便已揭露了苏格兰部分大城镇令人发指的居住空间过密与卫生条件恶劣等问题，而在战争期间，住房建造限制令与德军轰炸克莱德赛德地区造成的损失令上述问题大大加剧。为解决住房问题，政府早在1945年以前便已规划未来的政策。1940年的《巴洛报告书》（Barlow Report）曾主张，政府机构应通过规划与调控手段诱导人口迁出大城市，以纾解城区的人口压力。格拉斯哥市政府秘书处（Town Clerk）发起的一项调查也显示，格拉斯哥市中心的1800英亩城区中居住着70万人，这意味着苏格兰中西部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蜗居在当地最大城市中心约三平方英里的狭小地带，也从侧面印证了根据《巴洛报告书》提议制定政策的迫切需要。由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爵士（Sir Patrick Abercrombie）领导的一个规划小组筹备并提出的《克莱德河谷开发计划》（Clyde Valley Plan）主张用政策性外迁与兴建新城区等手段将格拉斯哥的居民疏导到城市边界以外，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近二百年来工业资本主义的无度扩张在这座城市留下的社会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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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75 阿伯克龙比爵士的开发计划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开启了一场住房革命。在1945年之后的头二十年里，苏格兰的住房新建进度惊人，共有超过564000套住房在这一时期建成，较战间期的新建住房总量增加了约三分之二。政府公租房占绝对多数，这是苏格兰住房格局的一个突出特点。1945—1965年苏格兰的新建住房当中，有86%都由公共部门所有。在格拉斯哥这样的大城市与艾尔德里、科特布里奇和马瑟韦尔等城镇，公租房的比例甚至还要更高。苏格兰的公租房比例不但远高于联合王国的其他地区，甚至在1970年代也高于苏东阵营以外的所有发达经济体。与此同时，政府在苏格兰设立了一套住房补贴与房租调控机制，私有住房建设在战后早期又因物料短缺和过于复杂的审批程序而受限，这些因素最终意味着苏格兰的公租房租户（他们是1940年代到1950年代住房建设热潮的受益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必承受新建住房的沉重负担与经济现实。“……在1952年3月，即便英国政府为公租房建设提供了财政拨款，地方行政部门也根据法令规定为住房事业提供了补助，苏格兰公租房住户的实际居住成本仍相当于平均租金总额的3.5倍。”[18]这种状态最终给苏格兰居民当中最大的一些群体的政治偏好带来了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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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77 如此庞大的住房建设事业改变了很多苏格兰城镇的面貌。城镇议员与规划者们将这一事业当作一场消除贫民窟及其背后的一切贫困、肮脏、疾病与社会不公的圣战，满怀热情地致力于为居民提供体面的住房。地方政府也相信，通过消除城镇中的贫民窟，居民们会过上更好的新生活。因此，拆除旧城区成了一条无人质疑的法则。从1962年起担任爱丁堡住房理事会主席的帕特·罗根（Pat Rogan）回忆：“这种事我做过很多次——我们把整条街的旧式公寓楼拆掉，只留下一片废墟，那场面非常壮观。”[19]拉纳克郡地方政府战后新建公租房的储备量到1966年已达英国第八，该郡的官方建筑设计师也在1975年回顾自己的成绩时欣喜不已：“现在你可很难在拉纳克郡乡下找到一片‘贫民窟’了。我们已经彻底消灭了从前矿工居住的陋巷，以及一战以前遗留下来的绝大多数非自住房屋。”[20]随着推土机让贫民窟和旧式高层公寓楼化为尘土，这些地方的老住户被“导入”了城区外围新建的“项目社区”（在经历了大规模城建事业的格拉斯哥，波洛克［Pollok］、卡斯尔米尔克［Castlemilk］、杜朗查佩尔［Drumchapel］和伊斯特豪斯［Easterhouse］等是最大且最著名的新社区），以及东基尔布赖德、坎伯诺尔德（Cumbernauld）和格伦罗西斯（Glenrothes）。从1960年代初开始，住房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可用土地日渐枯竭，而地方政府试图以更快捷的方法建造新房，市中心被清拆的地段上开始修建30层及以上的巨型塔楼公寓。在这一时期，格拉斯哥成为欧洲新式超高层住宅建设的先驱，这种热情也很快传播到了马瑟韦尔、爱丁堡和邓迪等地。超高层公寓楼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以及对过时的贫民窟生活最为决绝的淘汰。虽然一些城镇议会的领袖意识到这么做有违城市规划理论的指导，但他们没有退缩。曾在1961年之后担任格拉斯哥市议会住房委员会召集人的大卫·吉布森（David Gibson）在任内大力推动了格拉斯哥的超高层公寓革命，他曾以充满乐观与福音主义色彩的语调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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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79 今后三年里，在我看来格拉斯哥的天际线会变得美观得多，因为城里将有几千座超高层住宅拔地而起……我相信，这一前景将让成千上万热切期盼着新居的人激动不已。在一些人看来，我的做法或许违背了城市规划理论的所有原则，没有保存开放空间，也没有遵循绿化带理论——如果我对这些理论有所违反，那也都是为了消灭糟糕的旧式城区对人类尊严的亵渎，这种亵渎由来已久且不可饶恕。条件良好的住宅是新生儿的摇篮，是年轻人成长的园地，也是老人的安居之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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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81 苏格兰战后兴建公租房的浪潮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很多人认为这场运动存在建筑单一，建设质量低劣，城郊新社区缺乏酒馆、娱乐设施与便利设施，交通建设不完善和破坏传统社区等问题。这些指责的背后无疑不乏事实佐证。比利·康诺利（Billy Connolly）曾将大型公租房社区比作“有窗户的沙漠”，这一说法无疑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然而，在看待这项事业的时候，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首先，以格拉斯哥和西部的一些工业城镇为首，苏格兰之前面临的住房危机极为严重，这导致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建造大量住房而必须牺牲几乎所有其他的考量。格拉斯哥的一个住房事业官员回忆：“我记得在1957年到1959年间，很多老年妇女排着长队来找我，她们都只问一个问题：‘我家的老房子什么时候拆？’她们都嫌自己糟糕的老房子拆得还不够快。”[22]迟至1958年，格拉斯哥仍有多达10万户居民等待新房安置，而当时的政客只能把这些数字当作工作的重点。其次，同样值得记住的是，拜战后的公租房建设运动所赐，无数苏格兰人第一次住进了达到现代水准的正规住宅。虽然在1950年代以后，人们对住宅的预期以及住宅本身的建设标准不断提升，但这一事实依旧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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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85 1957年，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曾有一句著名的发言：“坦白来说，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好过。”对于在战间期忍受了巨大苦难的苏格兰来说，这句发言尤为适用。在这一时期，1930年代苏格兰经济的最大诅咒——失业的数字跌至历史新低。1947—1957年，苏格兰的失业率稳定维持在2.4%—3%（相对于失业保险系统的登记劳动者总数）的低位，而登记劳动者总数却在1945—1960年增加超过69万人。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有工作意愿的苏格兰人都能找到工作。全民就业的局面也让收入有所增长：1953年，一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的收入可能比1938年高出2.5倍到3倍。苏格兰和英格兰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在这一时期也一度缩小。在经济繁荣、科学进步与立法新政的作用下，苏格兰人的体质也有所改善。设立于1948年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1945年和1947年通过的两部《教育（苏格兰）法》也允许地方政府坚持对学生进行定期体检，并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从1940年代中期起，抗生素开始在苏格兰普及，从前对苏格兰青壮年人群威胁最大的致命疾病——肺结核因此销声匿迹。到1960年，苏格兰的婴儿死亡率已低至美国水平，接近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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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87 1950年代生活水准的提高也体现在洗衣机、吸尘器和电炉等便利家庭生活的新设备种类的稳步增长之中。电视彻底改变了苏格兰人的休闲生活，令电影院自被引进苏格兰以来第一次经历了观众人数的下降。苏格兰的电视机台数在十年间便从1952年的41000台猛增至100万台以上，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加冕典礼带来的巨大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助推作用。而在1955年，随着苏格兰裔加拿大富商罗伊·汤姆森（Roy Thomson）设立了苏格兰电视网络（STV，他后来称这个公司为自己的“合法印钞机”），英国广播公司在苏格兰市场上遇到了竞争对手。不过，正如克里斯托弗·哈维（Christopher Harvie）所说，“（电视）显然不是什么文化上的里程碑”——至少在电视崛起的早期确实如此。[23]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的确孕育了一些文化上的里程碑。1947年爱丁堡艺术节（Edinburgh Festival）开始创办，13年后，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Scottish National Orchestra）富有魅力的指挥者亚历山大·吉布森（Alexander Gibson）又创办了苏格兰歌剧节。在1950年代，民歌复兴运动引起了比上述活动更为广泛的大众反响，也给现代苏格兰文化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从1951年开始，哈米什·亨德森（Hamish Henderson）开始组织全民节日凯利舞会（People’s Festival Ceilidhs），让苏格兰市民领略了本土乡间音乐传统的精华。同样在这一时期，尤安·麦科尔（Ewan MacColl）、吉米·麦克贝思（Jimmy McBeath）和珍妮·罗伯逊（Jeannie Robertson）等歌手在苏格兰走红，他们的作品在不久后将以“民谣风”为人所知。战后的经济繁荣也在年轻人当中激起了一种独立意识。所谓“不良少年”（Teddy Boys）文化在1950年代大行其道，精心打理过的显眼发型、紧身裤、尖头皮鞋和有天鹅绒领子的外套构成了这些年轻人的典型形象。与本土的民谣复兴相比，美国流行文化对战后苏格兰的年轻人施加了更为强大的影响。比尔·哈利（Bill Haley）的《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为挤满电影院的观众带去了一种新颖而浓烈的混搭音乐风格，而“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和巴迪·霍利（Buddy Holly）等美国明星也成了一整代苏格兰青少年狂热崇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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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89 全民就业对女性在苏格兰社会的地位提升也有重要的影响。195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已婚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与1931年相比有了显著增长，而到1960年代，已婚女性在女性劳动者中已占大多数，这与19世纪及20世纪初相比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生育子女数的减少、结婚时间的提前和家庭育儿负担随之提前的趋势都让更多的女性有机会离家工作。随着新的家务技术逐渐普及，已婚女性得以更方便地将家务责任与兼职工作结合起来。当时的苏格兰工业经济（尤其是在新的工业设施）提供了更多负担较轻的制造业工作，而1945年后国家与地方政府机关的扩张也吸引了更多的女性成为文员或秘书。女性的薪资收入仍低于男性，但在1950年代，教师行业开始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为女性的工作待遇带来了一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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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91 经济条件的改善吸引了新一波移民涌入。全民就业意味着那些较为枯燥、艰苦的岗位在招工时需要面临更多的困难，而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从前是苏格兰主要的低薪临时劳动力来源）已经枯竭。在这一时期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他们在城市的公共交通部门担任驾驶员或售票员，也在面包房、建筑工地和黄麻工厂里从事非技术性或半技术性工作。很多亚裔移民最初是从米德兰和约克郡的工业地带受雇来到苏格兰的，到1960年，苏格兰的亚裔人口已有4000人。正是在这一时期，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公交车驾驶员与售票员已占到格拉斯哥市政交通部雇员的一半。有趣的是，当1965年印巴开战时，格拉斯哥全城都陷入了混乱。由于亚裔员工纷纷请假收看电视或收听广播以实时了解事态的发展，格拉斯哥的公交系统几乎陷入停滞。到1970年，苏格兰的亚裔居民已增至16000人，其中还包括一些来自香港的华人。对于这些亚裔移民，苏格兰社会并不总是友善以待。亚裔移民的杂货店在开设之初常受到公然的歧视，这些商铺只能靠深夜经营（有时直到午夜）和廉价销售来争取生存发展的机会。不过，巴基斯坦裔移民的街边商店最终还是构成了苏格兰日常零售业的一个重要特色，地位与几十年前意大利移民的冰激凌店相当。苏格兰的种族矛盾从来没有发展到像某些英格兰城市那样严重的程度，但这可能只是因为这一时期苏格兰非欧美族裔移民的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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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93 讽刺的是，在亚裔社群面临排挤乃至敌意的同时，苏格兰社会对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的接受程度正在上升。最关键的变化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以前，天主教徒在技术工种与高度专门性工作中的比重仍严重偏低。在一些造船厂和机械制造厂，加入奥兰治兄弟会或共济会的车间领班仍握有雇用或解雇手下工人的权力，天主教徒因此很难在这些地方成为学徒。后来成为机械制造业联合工会主席的亚历克斯·费里（Alex Ferry）曾承认，1940年代的机械制造行业很少雇用天主教徒为学徒工。但从1950年代开始，针对天主教徒的制度化歧视开始消解：由于技术工种的人手严重短缺，企业开始把工作能力放在人事决策的第一位，宗教背景的考量变得相对次要。除此之外，外资企业对本地社会歧视陋习的完全拒斥，以及产业国有化和公营部门的飞速扩张，也为已接受高等教育的天主教徒提供了新的社会发展机遇，让他们不必受制于重工业部门由来已久的歧视传统。这一趋势让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当中的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更加忠实于工党，他们将工党视为战后公营部门雇用机会与公共服务大幅扩张的主要推动者，以及让社会变得更加公正的主要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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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97 1940年代和1950年代常被称作现代联合王国爱国主义的极盛时期。不过，在1945年这一时间点上，苏格兰政局似乎正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年里，苏格兰民族党的领袖罗伯特·麦金太尔在马瑟韦尔选区的补选中赢得了该党的第一个下院席位，但这一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在几周后的大选中，麦金太尔失去了马瑟韦尔选区的议席，民族党在之后15年里没有在苏格兰政界造成多少影响。在这一时期，工党是苏格兰政坛的主导者，进入1950年代，这一角色又被统一党夺去。在1942年于格拉斯哥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苏格兰民族党分裂成两支。这场内讧起源于党主席选举，获胜的候选人道格拉斯·扬（Douglas Young）是阿伯丁大学的一个希腊语讲师，他因公开宣称征兵令违反《联合条约》而被判监禁12个月，此时仍在保释状态。落败的候选人是年老的记者威廉·鲍尔（William Power），他的背后有着来自民族党秘书长，也是党内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约翰·麦考密克（John MacCormick）的支持。麦考密克认为民族党必须在苏格兰人民当中建立一个广泛共识，寻求在联合王国之内实现本地自治，而不是追求苏格兰独立这种对选民缺乏吸引力的激进目标。在道格拉斯·扬当选后，麦考密克立即辞去秘书长一职，转而和一些盟友组建了一个最终名为“苏格兰人大会”（Scottish Convention）的非党派团体，试图通过政党政治以外的渠道动员苏格兰各界民意，向政府宣扬苏格兰人民对本地自治的诉求。与此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变成了一个狭隘且缺乏对外延展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其主导权被一些主张苏格兰独立的激进分子掌握，在外人看来更像一个狂热的教派而非政党。民族党的党员人数极少，在1950年代中期也不到1000人，即便如此，该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又一次分裂。1955年，一些认为党首麦金太尔作风日趋软弱的反对者离党出走，带去了三分之一的民族党党员。至此，民族党在选举政治中的影响力消散殆尽，甚至没有在1950年和1951年的大选中参选。即便在1959年，苏格兰民众对当时的保守党政府极为不满的时候，民族主义者也没能赢得显著的反响。厌恶保守党政府的苏格兰选民最终把票投给了工党，民族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仅为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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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99 从表面上看，麦考密克的苏格兰人大会似乎比这一时期的民族党成功得多。这一时期的舆论将民族主义视为纳粹崛起的温床和将欧洲拖入毁灭性战争的根源，因此苏格兰人大会的高调表现在从激进化的民族党手中夺走不少支持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崇尚国际合作，在这一背景下，强调国族区别的言论被认为有挑衅与排外之嫌。苏格兰人大会的主张则与主流观念更为合拍。苏格兰人大会没有党派背景，强调共识的重要性，不参与竞选，它的纲领是渐进式的，主张进行温和的宪制改革，寻求苏格兰在联合王国框架内的自治，而非彻底独立，自成一国。早在二战期间，苏格兰人大会便已获得了一定的反响，在苏格兰各地建立了分支机构，而在1947年3月，苏格兰人大会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苏格兰总会吸引了来自苏格兰国教会、各路工会与各地商会等团体的600名代表参加。这场总会提出了被称为“苏格兰蓝图”的一系列纲领，主张建立一个对除国防、外交和货币之外的绝大部分政府事务拥有决定权的苏格兰议会。麦考密克还提出效仿17世纪苏格兰的宗教运动，发起一份新的“国民誓约”，让这一运动的主张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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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01 苏格兰人大会呼吁苏格兰本地自治的新“国民誓约”在1949年秋天发布，最终收集到了约200万人的联署。当这份誓约在1949年10月29日被呈交给第三届总会时，麦考密克用雄辩的口吻做出了如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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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03 不知名的地方议员摩肩接踵，与那些名声彪炳苏格兰史册的人一道参与请愿。来自格拉斯哥港口或法夫郡矿坑的工人们也和穿着细条纹长裤的体面商人一道，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一誓约体现了苏格兰人此前从来不敢设想的团结精神，随着印有誓约文本、只等人们签字的长卷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厅堂里的每一个人都屏息等待着写下自己姓名的那一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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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05 虽然在联署中存在一些已故名人的姓名乃至一些捏造的姓名，但“国民誓约”无疑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不过，这场运动并没有为苏格兰带来本地自治，这一目的最终只有通过选举，让支持本地自治的候选人赢得选民的支持，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国民誓约”运动试图营造一种去政党、非政治的外部形象，但工党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麦考密克和他的盟友的动机。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亚瑟·伍德伯恩（Arthur Woodburn）认为“国民誓约”运动是工党政敌组建的一个前哨组织，目的是推翻艾德礼领导的政府，这一判断并非完全出于这位大臣的无稽猜测。麦考密克在1945年加入了自由党，并在当年的大选中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与角逐。1947年12月，麦考密克又在自由党、统一党和“国民誓约”运动的支持下参加佩斯利选区补选，与工党候选人竞争——其他政党都同意不在这场补选中指派自己的候选人，以尽可能增加麦考密克的胜算。支持麦考密克的这个奇怪的联盟发表的共同声明宣称，来自威斯敏斯特中央政府的“集权管制”（在这个语境下指的是“国有化”）一旦持续下去，就会威胁到苏格兰自身的存续。在这里，虽然统一党支持麦考密克，但若因此认为该党在本地自治问题上的态度已转向正面，显然也是荒唐的。统一党的目的在于巧妙地利用“苏格兰”这一政治筹码对抗工党，以在政党间的选举角逐中获得优势，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更远大的目的。然而，这一策略最终以失败告终，麦考密克也没能赢得补选。即便如此，这起事件显然让工党政府对麦考密克关于宪制改革之必要性的呼吁失去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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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07 在遭到政府无视之后，“国民誓约”运动的政治影响力迅速陨落，在1950年和1951年的两场大选中没能掀起多少波澜。然而，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并未因此熄灭。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冒险活动，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四名支持麦考密克的学生在1950年圣诞节当天潜入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窃取“命运之石”斯昆石一事。这块苏格兰君主的“加冕石”是苏格兰主权的有力象征，在苏格兰独立战争时期被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25]带到伦敦，以象征他对苏格兰人的宗主权。窃取斯昆石一事从表面上看只是一场恶作剧，却在民众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短暂失踪后，这块石头最终被包裹在一面苏格兰安德鲁十字旗里，重现于苏格兰的阿布罗斯（Arbroath）修道院。与此同时，保守党指责工党在苏格兰的国有化政策令苏格兰产业经济被白厅官僚机构摆布的说法也在苏格兰本地获得了一些群体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Hector McNeil）不得不在1950年的一份提交给内阁的备忘录中予以承认。在野的统一党人总是大打苏格兰牌，他们无疑认为，只要对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情绪善加利用，就能给本党在选举中带来强有力的帮助。温斯顿·丘吉尔曾在一场于爱丁堡举行的集会上宣称，工党的集权化政策将威胁苏格兰的现有地位，乃至令苏格兰走上与1707年《联合条约》的条款相悖的道路，成为伦敦中央政府操纵下的一片“社会主义农奴份地”。但讽刺的是，当丘吉尔决定称呼刚刚即位的女王为“伊丽莎白二世”（她在苏格兰君主序列中应被称作“伊丽莎白一世”）时，这一决定刺激到了苏格兰的民族自尊感。爱丁堡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记者阿诺德·肯普曾如此回忆自己的家人在当时的反应：“这件事引起了广泛且发自真心的愤怒。我父母当时对这件事有多反感，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他们在很多年后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26]一些人针对这一决定提起了法律诉讼，还有一些带有“伊丽莎白二世女王”（QEII）字样的邮筒遭到爆破。在1950年代宗教界的“苏格兰国教会主教”争议当中，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圣公会和长老会之间，关于如何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联合磋商持续数年，这些讨论最终在1957年汇成一份报告书：出于宗教统一的考虑，建议苏格兰国教会采用圣公会式的主教制，每一个长老会中会（presbytery）都应从成员中选出一人担任主教。这一想法虽然有利于促进普世教会合一（ecumenism），却在公布后受到苏格兰民众的强烈抵制，以及诸多媒体的尖刻谴责。在批评者看来，抵制这份报告书既是为了拒绝来自英格兰的宗教渗透，也是维持苏格兰国教会信仰纯正性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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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09 由此可见，虽然民族党影响力不再，“国民誓约”运动也以失败收场，但民族情绪的因素在1945年以后从未从苏格兰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不过，这仍无法改变苏格兰议会自治的主张遭到冷落的状况：统一党从未支持过这一立场，而工党支持苏格兰自治的传统立场也开始动摇。迟至1945年，工党的竞选纲领中仍纳入了在苏格兰实现本地自治的承诺，但到1950年，苏格兰工会总会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一项由矿工提出的动议，拒绝表态支持在苏格兰建立自治议会。在1950年大选中，本地自治从工党的竞选纲领上彻底消失。六年后，时任工党党首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明确了工党反对本地自治的立场，而在1959年，苏格兰工党也在年会上放弃了对本地自治的支持。就这样，本地自治自多年前首次被提起以来，第一次从政治界的议程中消失，这一结果背后的原因并不难想见。在战后的岁月里，两大统一派政党——工党和保守党见证了居民收入、生活水平与医疗条件的空前提高和改善。在苏格兰人最关心的就业、工资与医疗问题上，威斯敏斯特中央政府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惨痛经历过后，全民就业在苏格兰社会的意义甚至比在英格兰更为重要。汤姆·约翰斯顿在战时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期间的杰出表现也表明，一个有能力的苏格兰政治家无须寻求全面的宪制改革，也能反过来利用联合王国的既有体制，让中央政府向苏格兰妥协。同样在战争期间，虽然有像第51高地步兵师这样在蒙哥马利指挥下充当主力军、征战北非与欧洲战场的英雄部队以辉煌的战绩激起了真诚的苏格兰民族自豪感，但共同对抗纳粹威胁的经验也给苏格兰社会带来了一种更为热切的不列颠认同。此外，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基于1945年《产业再分配法》（Re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Act）和1947年《城乡规划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展开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要求把工业企业从更为富饶的南方转移到更为萧条的北方，这些政策也只有在将联合王国全境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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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11 在1951—1964年长达十三年的保守党执政期间，或许不难预想政府没有对苏格兰本地自治的呼声让步，但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候，接连执政的历届保守党政府也付出了不少努力，试图避免潜在的民族主义不满情绪进一步增长。在1950年到1964年间举行的历次大选中，统一党在苏格兰的平均得票率为46%，与之相对，工党在苏格兰的平均得票率则为47%。考虑到统一党（保守党）的天然选民基础——中产阶级在苏格兰规模较小，这一成绩相当难得。1955年大选中，统一党还在苏格兰赢得了50.1%的选票，创下了苏格兰选举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纪录。在这场大选中，由于苏格兰经济在工党执政时期实行紧缩政策之后进入繁荣期，而统一党人在苏格兰西部新教徒工人阶级选民当中仍有不少忠实的支持者（比起工党与统一党的政治分歧，他们更在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教派对立），这一成绩的背后存在一些幸运的因素。1959年大选中科特布里奇与艾尔德里选区的角逐便充分体现了教派因素对选举政治的影响。工党在这个选区的候选人是著名的本地城镇议员詹姆斯·登普西（James Dempsey），信奉天主教；统一党指名的候选人C.S.莫顿（C.S.Morton）则是曾在战间期为格拉斯哥流浪者队效力的球员艾伦·莫顿（Alan Morton）的亲戚。虽然在当年的大选中，工党在苏格兰总体居于上风，而科特布里奇与艾尔德里选区又是工党的安全议席，但登普西最终只赢得了略多的795票。这个例子表明，苏格兰的保守党（统一党）人地位相对独立，对特定的苏格兰选民群体也有独特的吸引力。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保守党政府忠实沿袭了前任工党政府留下的政策路线图，走上了集体主义和积极干预经济事务的道路。1955年大选之后，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的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uart）甚至在公共工程领域比工党的公租房建设事业更进一步，启动了福斯湾公路大桥（Forth Road Bridge）工程，并着手对格拉斯哥市内及周边的铁路系统进行电气化改造。由此便不难看出，为什么这一时期有很多苏格兰选民将自己日益改善的经济状况归因于保守党的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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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13 不过，表面上的繁荣并未持续太久，到1950年代末，经济景气似乎消耗殆尽。这一时期的经济活动呈现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信号。1957年的通货紧缩（很大程度上源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国防开支的增长）和国民兵役制的废除导致失业人数在1958年到1959年间成倍增长，从58010人增至116000人。如果不是有大量移民在1950年代（即便当时经济十分繁荣）外迁，这一数字本有可能更大。1950—1960年，共有超过50万人离开苏格兰，移民海外和移居英格兰的大体上各占一半。苏格兰人持续不断的南迁趋势进一步表明，苏格兰的工资水平与失业率相比英格兰仍有劣势。在其他方面，苏格兰经济也有落后之处。这一时期苏格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为59%，但英国整体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幅达到了70%。到1960年代初，英国的经济增速已显著慢于部分欧洲国家，但苏格兰的表现甚至不及英国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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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15 苏格兰的政治家和规划者们逐渐认识到，苏格兰人正生活在一个“愚者的天堂”（威廉·弗格森语）中。[27]苏格兰之所以在战后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似乎只是因为1945年以来世界经济的替代性需求旺盛，而遭到战火蹂躏的欧洲和远东一时间无法在经济上与苏格兰竞争。直到此时，苏格兰工业经济的多样化进程仍十分有限，在1958年，苏格兰经济对重工业的依赖程度甚至高于1930年代晚期。在传统工业的核心地带——苏格兰西部，1950年代新兴企业的引进速度仅相当于1940年代的一半。更为不幸的是，本地既有企业的表现同样十分衰弱。在二战以前，苏格兰西部的大多数企业都由苏格兰本地资本控制，但到1960年，苏格兰西部雇员人数超过250人的企业中有60%都被非苏格兰资本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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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17 相比之下，让时人最感焦虑的经济问题还是苏格兰支柱产业的不利处境，而在这当中，煤炭产业的前途尤为惨淡。曾经储量丰沛的拉纳克郡煤田此时已基本枯竭，消费者的需求也开始大举转向电力、燃油和燃气。随着柴油机车取代了蒸汽机车，燃油取代煤炭成为炼钢炉的主要燃料，煤炭的传统市场开始大幅萎缩。1957年，苏格兰的第一座综合性钢铁厂在马瑟韦尔附近的雷文斯克雷格（Ravenscraig）建成投产，项目建设投入高达2250万英镑，但在1950年代末，欧洲经济已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钢产量也大幅提升。随着世界性的钢铁产能过剩日益加剧，减价销售成为行业的普遍策略，但苏格兰钢铁企业大多位于内陆，无法以低价引进铁矿石或对外输出产品，因此在斥巨资兴建雷文斯克雷格钢铁厂之后，苏格兰钢铁行业在国际竞争中仍处境不妙。苏格兰造船业则在1950年代末之前便已基本丧失了世界领先的地位。虽然当时全球船舶市场的需求依旧旺盛，克莱德河造船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却在不断下降。1947年，克莱德河畔各造船厂建成下水的船舶总吨位数达到世界新造船舶总吨位数的18%，但到1958年，这一比例已跌至区区4.5%。曾经拥有世界级声誉的苏格兰造船业此时跌入了谷底，这一行业的诸多弊端在战后初期只因全球市场新旧置换的旺盛需求而被掩盖，如今则开始暴露出来。诚然，德国、荷兰、瑞典和日本的造船厂在这一时期享受了来自政府的慷慨支持，但苏格兰造船业者仍要为自身的诸多劣势负责。在竞争对手们开始采用流水线生产工艺，并大力投资推进机械化进程，设计建造有良好规划的新式船坞的同时，苏格兰造船业者只采用了将铆接改为焊接和改良预制构件等有限的革新，他们因此逐渐失去了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到1950年代末，德国的造船厂时常能够以比克莱德河造船企业快一倍的速度交付新船。优柔寡断的管理人员和缺乏主见的工人在这一时期陷入了一系列分工争议，他们因此都要为这一原本可以避免的糟糕处境背负责任。这场危机若被悬置太久，苏格兰曾经辉煌无比的造船业便有彻底崩溃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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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19 苏格兰经济面临的困境还带来了直接的政治影响。1959年大选中，工党在苏格兰赢得38个议席（统一党赢得32席），成为苏格兰第一大党，这一结果与英国全国的形势相反。苏格兰的次要政党也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活跃。在1950年代，苏格兰自由党在政坛的存在感并不比民族党高出太多，但在1957年以后，自由党的公共影响力在乔·格里蒙德（Jo Grimond）的积极领导下开始大幅提升。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民族党仍一蹶不振，在1959年大选中只参与角逐了五个选区的议席，但该党的组织架构已得到整顿，为其在1960年代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基础。阿瑟·唐纳森（Arthur Donaldson）曾承认，当时民族党的活动家为数稀少，只需一架小型客机就能装下，而倘若这架客机遭遇空难无人生还，苏格兰独立的诉求便要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断绝。不过，到1960年代初，在伊恩·麦克唐纳（Ian Macdonald）的组织和经营下，民族党开始在苏格兰各地建立新的地方支部。在1962年以前，民族党只有不到20个地方支部，到1965年，这一数字便增至140个。在1962年西洛锡安选区补选中，民族党的竞选实力初露锋芒，虽然工党的候选人塔姆·戴利埃尔（Tam Dalyell）最终胜出，但民族党候选人威廉·沃尔夫（William Wolfe，他在日后成为民族党党首）仍在这个工党的铁票仓赢得近一万张选票，超过统一党候选人位居第二。在为沃尔夫助选的过程中，民族党活动者团队在人员构成上的变化值得关注。与从前由专业人员、作家、学者和高级律师等群体主导的旧民族党人不同，沃尔夫助选团队的大多数人来自技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这些人更加务实，他们感兴趣的是挖掘关于苏格兰经济的数据，而不是诗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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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21 在这一时期，经济议题再次成为政治界争论的焦点。随着民众日益担心苏格兰可能在保守党政府的统治下倒退回黑暗的1930年代，连续两任苏格兰事务大臣约翰·S.麦克莱（John S.Maclay）和迈克尔·诺贝尔（Michael Noble）都试图推行一项大规模经济规划与干预战略。这项战略的灵感部分来自1961年的《图特希尔报告书》（Toothill Report）。费兰蒂有限公司（Ferranti Ltd）总裁约翰·图特希尔爵士（Sir John Toothill）作为调查团主席主持编写了这份报告。在他看来，苏格兰经济最大的结构性缺陷在于对传统重工业的过度依赖、在世界市场新格局面前缺乏适应力，以及未能成规模地建立以新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制造业。鉴于《图特希尔报告书》倾向于抬高新技术、贬低旧产业，这些结论并不完全公平。苏格兰的产业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多样化无疑有其必要，但除煤炭产业以外，苏格兰的“旧”产业如果能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那样得到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更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管理战略的指引，就仍具有强大的潜力。最终，保守党政府的确通过苏格兰发展部（Scottish Development Department，设立于1962年）和苏格兰中部开发计划（Central Scotland Plan）等渠道，试图在保全传统产业的同时为苏格兰开辟新的经济发展领域。这些计划既是为了遏制苏格兰经济的下行压力，也是为了挽救保守党在苏格兰日益恶化的政治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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