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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Quoted in Miles Glendinning and Stefan Muthesius，Tower Block（New Haven，1994），p.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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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Quoted in Miles Glendinning and Stefan Muthesius，Tower Block（New Haven，1994），p.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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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Quoted in Miles Glendinning and Stefan Muthesius，Tower Block（New Haven，1994），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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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Quoted in Miles Glendinning and Stefan Muthesius，Tower Block（New Haven，1994），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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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hristopher Harvie，No Gods and Precious Few Heroes（London，1981），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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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Quoted in Marr，Battle for Scotland，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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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爱德华一世（1239—1307），金雀花王朝第五代英格兰国王（1272—1307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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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rnold Kemp，The Hollow Drum（Edinburgh，1993），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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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W. Ferguson，Scotland：1689 to the Present（Edinburgh，1968），p.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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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Marr，Battle for Scotland，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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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四章 苏格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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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1月，年轻的格拉斯哥事务律师威妮弗雷德·尤因（Winifred Ewing）在补选中击败工党候选人，成为拉纳克郡汉密尔顿选区的下院议员，这是1945年以来苏格兰历史上最具轰动性的一个补选结果。汉密尔顿选区位于苏格兰西部的工党核心票仓地带，一直是工党在苏格兰最有把握的安全选区之一，但民族党在这场补选中的得票率高达46%。很多民族党的热情支持者陪同尤因女士一道乘火车到伦敦赴任，而在到达伦敦之后，她乘坐了一辆林伍德汽车厂生产的鲜红色希尔曼顽童（Hillman Imp）汽车前往议会大厦。这场胜利意味着民族党真正登上了英国的政治舞台，吸引了报刊与电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令其他政党大为震动。汉密尔顿补选的结果并非一蹴而就的孤例：在1968年5月的地方选举中，民族党在苏格兰的得票率达到了惊人的34%，在工党的传统阵地格拉斯哥也表现强劲，不但实现了101个议席的净增长（工党共损失84个议席），还与保守党组成同盟，夺取了工党在当地地方议会的主导地位。随着保守党在英格兰的竞选实力增长，工党在这一时期越发依赖威尔士和苏格兰选民的支持，但就在这一时刻，民族主义热情的日益增长竟已威胁到工党在苏格兰的忠实票仓。而在汉密尔顿补选的同一年，威尔士的威尔士党（Plaid Cymru）也在选区补选和地方选举中击败了工党。资深民族党人奥利弗·布朗（Oliver Brown）曾得意地说：“工党后座议员们颤抖不已，只求一个有骨气的人能站出来扭转局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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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益显著的民族主义情绪，早已为苏格兰选情恶化所苦的保守党首先给出了积极的回应。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曾在日记里提到，保守党党首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曾称民族主义是“如今我国政坛最重要的一股力量”。[2]作为最大在野党，保守党人可以在工党执政时期利用联合王国的宪制问题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爱德华·希思在1968年苏格兰保守党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珀斯宣言，声称保守党致力于推动分权改革，在苏格兰设立一个自治代议机构，在一夜之间逆转了保守党人在之前一个世纪里反对本地自治的传统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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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和1968年之后，苏格兰的政局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民族党取得的成就在早期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在1970年大选中，民族党的得票数增加了一倍，但他们输掉了汉密尔顿选区，只赢得了西部群岛选区的议席。随着新当选的民族党籍地方议员很快暴露出经验和能力不足等问题，该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的优势也很快遭到逆转。在时人看来，民族党的支持者只是想通过投票表达自己对政府的抗议，并不是真心想要寻求苏格兰独立。所有民调数字都显示，在投票支持民族党的选民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的希望苏格兰从联合王国脱离出去。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也对民族主义者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态度，这一策略从结果来看颇为合理。1969年，威尔逊任命克劳瑟男爵（Lord Crowther）领导一个王家调查委员会研究宪制问题，但这一机构在提出报告或任何建议之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威尔逊首相就发表过一番著名的言论，宣布宪制调查委员会光是为整理会议记录就要花上好几年。鉴于在1970年大选中，苏格兰民族党虽然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却只赢得了11%的选票和一个议席，工党政府在苏格兰宪制这个棘手的问题上采取的拖延战术仍是最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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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族主义运动并未冷清下去。1973年，民族党再次呈现出发展壮大的早期迹象：3月，民族党在邓迪东选区补选中赢得30%的选票；而在当年11月，富有人格魅力，人称“媒体甜心、金发炮弹”的马戈·麦克唐纳（Margo MacDonald）从工党手中赢下了后者的铁票仓格拉斯哥戈万选区。在1974年举行的第一场大选中，民族党实现了议会选举的首次突破，赢得7个议席与22%的选票，成为苏格兰议会政治中不可小觑的力量。短短一周之内，刚刚组阁的工党便抛弃了竞选期间反对本地自治的纲领，决定支持在苏格兰推动权力下放，就连人称“民族派之锤”的前苏格兰事务大臣威利·罗斯（Willie Ross）等强硬的本地自治反对派要人也不得不因此食言。在1974年10月举行的当年第二场大选中，民族党更进一步，超过保守党成为苏格兰第二大党，共赢得30%的选票。民族党候选人最终只赢得了11个下院议席，却在多达42个选区位居第二，这无疑为工党敲响了警钟。工党政治家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曾在私下里向威妮弗雷德·尤因表示：“你们吓到我的可不是那11个当选的，而是那42个排名第二的。”[3]三个月后，工党发布了一份题为《权力下放在英国——一些可供讨论的选项》（Devolution in the UK-Some Alternatives for Discussion）的白皮书，为宪制问题的未来提供了五个可能的选项。虽然苏格兰的很多工党人士都反对这种向可恶的民族主义者妥协的做法，但内阁决心在苏格兰宪制问题上做出一些改变，其目的并不在于改善英国的宪制现状，而在于终结分离主义的威胁。时任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曾如此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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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在于，工党的高层认为自己有必要做出一些表态，以避免在补选中继续输给民族党人，而不是在苏格兰和联合王国之间寻求一个更完善的宪制解决方案。我认为威尔逊是这么想的，卡拉汉（Callaghan）也是这么想的，威利·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也持这种观点。任何把苏格兰分离出去的想法在工党看来都是极为有害的，虽然这样一来工党在苏格兰的地位依然很强势，但如果苏格兰的工党议员不能以完整的身份参与议会下院的议事，工党就再也没有希望在英国赢得多数议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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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在一场出席率很低的会议上（这是因为当时苏格兰队正在进行一场世界杯比赛），苏格兰行政当局以微弱多数否决了工党白皮书里的全部五项提议，这激怒了工党高层。两个月后，工党在格拉斯哥的合作社大厅（Co-operative Halls）举行了一场特别会议，试图推翻这一决定。会场上的争论极为激烈，很多与会者主张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互不相容，权力下放也将冲淡二战结束以来为苏格兰带来无数经济利益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效力。由于苏格兰工会总会在之前已转变立场，开始热烈支持本地自治，工会组织的选票最终让一项支持权力下放的动议得以通过。至此，苏格兰宪制问题在民族党于汉密尔顿选区取得历史性胜利七年之后，终于确定无疑地回到政界的议事日程上，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民族党的支持率在1967—1968年和1973—1974年的两轮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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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选区的胜利是民族党崛起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但这一结果本身并非完全无法预料。早在1960年代，民族党便已呈现出一些复苏的势头。在阿瑟·唐纳森担任党主席期间，民族党的支部数量从1960年的20个增至1969年的470个，党员人数也在这一时期从1000人猛增至125000人。在农民出身的伊恩·麦克唐纳的管理下，民族党的组织效率得到提升，这在1961年格拉斯哥布里奇顿选区和1962年西洛锡安选区的两场补选中都有所体现。威妮弗雷德·尤因在1967年取得的胜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民族党在汉密尔顿选区安排大量热情的年轻人担任志愿者和家访宣传员的能力，他们在这一点上远强于当地大为衰落的工党组织。民族党在这些年里也开始与自由党人接触，探讨联手对抗工党、保守党两大主要政党的可能性。自由党人此时已在党首兼唯一的下院议员乔·格里蒙德的领导下起死回生，初步取得了一些成绩。他们在1964年大选中击败保守党，赢得了三个苏格兰北部的议席，又在一年后的罗克斯堡、塞尔扣克与皮布尔斯选区补选中成功推举26岁的大卫·斯蒂尔（David Steel）。在1964年和1967年，民族党和自由党都曾就结成竞选联盟进行了磋商，虽然谈判最终失败，但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民族党的蓬勃野心，以及独立于两党制之外的第三势力在苏格兰的崛起。工党与保守党或许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民族党因没有鲜明的阶级色彩而独树一帜，对新选民和之前没有固定党派立场的选民极具吸引力。一系列研究显示，这一时期的民族党在那些首次投票的选民，以及那些从普通工人阶级升入技术工人阶层，因而“摈弃了父辈家庭的阶级，但还没有成为中产阶级”的选民当中尤其受欢迎。[5]民族党在除宪制问题以外的一系列政策议题上态度暧昧，这一姿态也让该党吸引了很多想要为自己心中的诸多不满情绪寻找落脚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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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归根结底，1970年代初民族党的崛起和苏格兰宪制问题在英国政治界的凸显主要仍是因为当时更为广泛的时代背景，而不只是取决于党派的内在吸引力。即便在民族党选举表现最好的1974年，绝大多数苏格兰人仍不希望苏格兰从联合王国独立，只是想让苏格兰在联合王国内的地位变得更有利。民调显示，虽然三分之一的苏格兰选民都曾在当年的大选中投票给民族党，但只有12%的人支持苏格兰独立。民族党的成功让这一时期的历届英国政府开始对苏格兰的形势感到警觉，因此人们认为这样能有效地让政府关注到苏格兰正在面临的问题。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变化让形势朝着有利于民族党的方向发展。首先，和之前相比，“不列颠认同”的吸引力在这一时期已显露出消退的迹象。联合王国的关键要素——大英帝国正在飞速解体。1947年印度成为独立国家，在十年之后，以加纳为首，非洲的殖民领地也纷纷脱离大英帝国的统治而独立，其他地方的殖民领地紧随其后。在世人看来，此时的英国已是国际舞台上一支逐渐衰弱的力量，虽然在战争中取胜，却在逐渐失去和平。一届又一届的英国政府都尝试恢复英国作为强权国家的排场，但强硬的表象已无法掩盖英国国际地位的实质性衰落。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彻底地向世人展示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被迫屈服的英国在这段跨大西洋“特殊关系”中注定只是较为次要的合作方。1963年，哈罗德·麦克米伦领导的英国政府在试图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时被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以英国不适合成为正式成员为由否决，在国际舞台上又一次蒙羞，英国最终要等到1973年才正式加入这一组织。而在1974年，苏格兰工党议员约翰·麦金托什（John Mackintosh）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上撰文称，“只要人们不再对自己作为英国人的身份感到自豪”，其他政党阻挠苏格兰民族党崛起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6]讽刺的是，英国政府采取的一项旨在维持英国世界性军事强权地位的政策反而让很多苏格兰年轻人离心离德。1960年11月，时任首相麦克米伦宣布将把英国最主要的核威慑手段——装备“北极星”（Polaris）弹道导弹的潜艇部署在苏格兰的霍利湾（Holy Loch），这一决定最终在1964年由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落实。这一行为导致苏格兰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CND）成员人数激增，而由于将核武器部署在苏格兰将使当地在核战争爆发时成为最前线，这一决定在苏格兰民间激起了尤为强烈的不满。来自政治光谱各个位置的力量都对部署核武器感到恼怒不已，但只有民族党在1960年代公开表达了反对态度，这一立场在1960年工党党首休·盖茨克尔一反本党传统意见，不再支持单方面核裁军之后变得更为突出。包括威廉·沃尔夫、伊莎贝尔·林赛（Isabel Lindsay）和马戈·麦克唐纳在内，一些在日后成为民族党重要人物的政治家在这一时期都是核裁军运动的成员。事实上，苏格兰民族党最为人所知的标志图案“蓟花结”（thistle-loop）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核裁军运动大获成功的标志图案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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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背后，至少在短期之内比不列颠认同衰退更为根本的因素当数苏格兰经济处境的改变。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在1964年就任时曾承诺用“如火如荼的科技革命”解决蔓延于英国经济内部的问题，经济计划将成为政府处理经济衰退与地区发展失衡的万能药。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威利·罗斯则负责保证在政府执行这一战略时苏格兰至少能分到应得的经济资源。罗斯曾在1964—1970年与1974—1976年两度领导苏格兰事务部，他曾是一名小学教师，后来成为陆军少校，还是一名苏格兰国教会长老，他是当时地位最高的苏格兰政治家，经常在内阁强有力地为苏格兰争取利益。罗斯憎恨民族党，喜欢称其为“苏格兰烦人（Narks）党”，但他在捍卫苏格兰利益时仍不遗余力。已故的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曾于1974年在罗斯手下担任议会私人秘书，他有过如此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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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不喜欢的人很多，但他有着极强的自制力和风度。他是个称职的苏格兰事务大臣。他的魅力足以让树上的鸟儿从枝头飞下来。我见过他在爱丁堡城堡大展身手，彻底迷住了一群外国银行家。他也是个热情的苏格兰爱国者。有很多惊人的成就都应归功于他，他真的能把事办妥。他在内阁里表现极为出色，为苏格兰成功地争取到了政府的很多财政资源。我认为他的得意技巧就是首先设法保全苏格兰的利益，然后帮助财政大臣把所有人整得服服帖帖。我曾说：“您为什么不多宣扬自己的成绩？”他回答：“这你就不懂了。只要吹嘘了一次，你之后就再也笑不出来。”为了保住自己争取到的实际利益，他愿意把功劳拱手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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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能源部工作（1974—1975年）而威利还在当苏格兰事务大臣时，他曾认为其他部门的苏格兰人都应该在政府充当苏格兰的大使。他会说：“你知道你在这里的职责是什么。”他认为我是他从自己身边借到能源部去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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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的领导下，工党起初的确在苏格兰践行了一些诺言。由于罗斯总是为苏格兰争取尽可能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苏格兰的公共财政支出在1964年至1973年猛增900%，达到1.923亿英镑，苏格兰可统计的人均公共支出比英国平均水平还要高出20%。除爱丁堡以外，整个苏格兰都被政府设定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开发区域，政府通过苏格兰事务部下一个新设的部门向这一区域注资超过6亿英镑。1965年，政府设立了高地与群岛地区开发局（Highlands and Islands Development Board），握有控制当地交通、工业与旅游业发展的权力。苏格兰在这一时期还获得了1966年开工的敦雷（Dounreay）快速反应堆和1968年因弗戈登（Invergordon）熔炼厂等项目投资，在朗甘尼特（Longannet）新建的一座大型煤矿也承诺在当地创造一万个新工作岗位。福斯湾公路大桥在1964年竣工，泰河公路大桥则在1966年竣工。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建设成就并不局限在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在1963年《罗宾斯报告书》（Robbins Report）发布后，苏格兰新增了1964年成立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1966年成立的赫里奥特-瓦特大学，1967年成立的邓迪大学，以及唯一一座完全新建、成立于1968年的斯特灵大学，令苏格兰的大学总数增加一倍，达到八所。1963—1973年，苏格兰教师人数增长超过20%，三所新的教育学院于1964年至1965年在艾尔、汉密尔顿和福尔柯克三地开办。技术学院也在这一时期的苏格兰蓬勃发展。1960年代，综合学校在被引进苏格兰之后取得了比在英格兰更大的成功。到1974年，英格兰只有不到一半的适龄儿童就读于综合学校，这一比例在苏格兰高达98%。这一时期工党对一些级别较高的教育管理机构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进程。苏格兰的地方政府也被卷入了这一时期的变革当中。政府委任惠特利男爵（Lord Wheatley）[8]领导一个王家调查委员会，对苏格兰自1920年代以来几无改变的地方行政系统进行研究，并提出改革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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