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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17 将触角伸到中产阶级以下，广泛争取社会地位较高的技术工人与半熟练工人阶层，是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保守党在苏格兰取得胜利的诀窍。对于这些工人而言，保守党代表了新教、联合王国统一主义和帝国认同。即便在1986年，苏格兰国教会信徒中仍有45%的人支持保守党。在1968年的邓迪，当地近40%的新教徒一线工人把票投给了保守党，而当地天主教徒一线工人支持保守党的比例仅为6%。但在这些数字诞生的时代，宗教立场对投票意向的影响已趋于衰落（至少就新教徒而言）。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苏格兰的政治和教派分歧或许还比较深重，但进入1960年代和1970年代，保守党在工人阶级新教徒当中的民意基础趋于崩溃。殖民帝国飞速衰亡，不列颠认同的吸引力因此遭到削弱；与此同时，苏格兰国教会的影响力也在衰退。基督教各教会的信徒人数在1950年代中期到达顶峰，紧随其后的则是严重的衰减。1956年，苏格兰仍有46%的人与正式的教会组织保持联系，但到1994年这一比例已降至27%。由于天主教徒疏远教会的趋势直到近年才开始抬头，这一时期苏格兰国教会信徒流失的状况要比上述数字显示的趋势更为严重。可以说，在所谓“摇摆的六十年代”，一场“信徒危机”[9]正在爆发。许多年轻人完全脱离了与宗教的联系。主日学的参与人数与宗教婚礼在所有婚礼中的占比都在这一时期大幅下降，其中以1964—1965年的下降幅度尤为显著。在新近引入苏格兰的外资产业、经济国有化、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全民就业和传统制造业（这一领域曾盛行针对天主教徒的歧视）衰败等背景下，基于教派身份的雇用习惯逐渐式微，这也为苏格兰社会的日益世俗化提供了佐证。作为其结果，新教徒对许多技术性工作的垄断被打破了。在1945年之后，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为普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间的通婚逐渐增加，天主教社群也开始更紧密地融入苏格兰社会，这些变化同样削弱（但还没有消灭）了教派间的历史矛盾。1975年，时任天主教格拉斯哥大主教温宁（Archibishop Winning）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向苏格兰国教会总会（这一机构在二战前不久还曾积极排挤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发表演说的天主教圣职。七年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苏格兰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并在宗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的雕像前与苏格兰国教会总会议长会面。虽然在访问期间出现了一些“拒绝教宗”的抗议活动，但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声音无法代表苏格兰社会的总体意见。随着苏格兰社会的宗教宽容度逐渐增长，苏格兰政治活动也日趋世俗化，保守党在这一过程中损失最为严重。早在1964年于格拉斯哥附近的波洛克选区惨败之后，保守党的管理者们就开始意识到传统的工人阶级新教徒选票正在流失。与此相对，工党在天主教徒当中的选民基础依旧坚持了一代人的时间，而在1970年代，苏格兰民族党的支持者几乎都是新教徒。保守党因此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方面，很多传统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开始投奔新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苏格兰西部许多选区的天主教社群依然坚定地站在工党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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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19 不过，在1970年，尽管大多数选民没有把票投给保守党，苏格兰仍然迎来了保守党政府的统治。正如珀斯宣言所体现的，新任首相爱德华·希思曾是现代英国最早认识到苏格兰权力下放问题之重要性的政治家之一。然而，苏格兰民族党在1970年大选中表现不佳，只赢得了西部群岛这一个选区的议席，一些人因此开始认为民族党已经失势。希思曾委任霍姆男爵领导一个宪制问题委员会来研究苏格兰自治问题，但他在当选首相之后便搁置了委员会关于在苏格兰设置议会的提案。从此刻开始，保守党对权力下放再无明显的兴趣。不过，保守党执政期间的两个因素让民族党得以复苏（民族党在1974年的两场大选中表现出色），令苏格兰宪制改革在1970年代余下的岁月里再次成为政坛辩论的核心议题。第一，希思政府试图对1945年以来历届政府（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进行彻底的改革，举措包括鼓励竞争，不再用纳税人的税金供养“低能”工业企业，彻底驯服强大的工会势力，并在提供公共福利时采用更具差异性的标准。希思政府试图通过《住房准备金（苏格兰）法》（House Financial Provisions ［Scotland］ Act）来改革苏格兰的住房基金管理政策，但这一决定在工党控制的地方行政机构引起了强烈抵制。在苏格兰，低租金已成为战后城郊住房建设项目的重要基础，但保守党政府提出的改革不但要求提高房屋租金，还要求地方政府自行平衡住房事业的收支，断绝中央政府为维持租金水平提供的补贴。希思政府的住房政策改革触碰了苏格兰政界的一个重大禁忌，多达25个地区的地方行政部门拒绝配合这项新政，直到中央政府发起诉讼、要求它们为桀骜不驯的行为缴纳罚金之后才勉强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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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21 与住房政策引起的骚动相比，上克莱德造船厂（Upper Clyde Shipbuilders，UCS）经营困难所导致的危机更为严重。上克莱德造船厂在1967年至1968年由两家克莱德河沿岸的大型造船企业合并而成，这次合并的主要目的在于重振萎靡的苏格兰造船业，更好地发挥这一产业的竞争潜能。1971年，上克莱德造船厂宣布进入破产管理阶段，多达8500名雇员将被裁撤。在希思政府执政的第一年里，苏格兰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经大幅上涨，上克莱德造船厂的轰然倒下则有可能给摇摇欲坠的苏格兰传统工业致命一击。克莱德赛德地区的造船业曾被视为苏格兰的标志，代表了苏格兰工业经济的辉煌过往，一些保守党的反对者认为这一产业不能就此消失，更不能因为一届在苏格兰没有赢得多数选票的政府的怠慢处置而走向破产。在两名信奉共产主义思想的年轻工会谈判代表吉米·里德（Jimmy Reid）和吉米·艾尔利（Jimmy Airlie）富有感召力与策略性的领导下，一场抵制上克莱德造船厂倒闭的运动开始在苏格兰各地赢得广泛支持。1972年6月，约8万人在格拉斯哥参加集会，支持工人捍卫他们的工作权。声势如此浩大的运动在20世纪的苏格兰绝无仅有，即便“红色克莱德赛德”的鼎盛时期也无法与之媲美。里德本人后来宣称，这场运动起初旨在保证造船厂不被关闭，但它最终却演变成一场保卫苏格兰经济、让苏格兰人民有权主宰自身命运的斗争。最终，政府做出让步，关闭上克莱德造船厂的决定暂时搁置，这场抗议活动在表面上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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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23 希思政府执政时期有利于苏格兰民族党崛起的第二个要素在于，政府的威信因经济危机和劳资纠纷而大受打击。希思政府提出的《劳资关系法》（Industrial Relations Act）非但没有如预期一般削减工会权力，反而立刻招致了工会势力前所未有的反抗，其最终结果便是强大的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拒绝接受政府关于工资待遇的政策，并以加班禁令的形式予以回应，这最终迫使政府宣布英国进入紧急状态，乃至在1973年冬天实行限电与每周三个工作日等政策。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Yom Kippur War）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大幅减产，原油价格猛涨至原先的四倍，导致英国进出口出现巨额逆差，1973年11月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8%。1974年初，希思不得不以“谁在统治英国？”为口号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此时的英国陷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由大规模失业、贸易收支失衡和恶劣的劳资关系构成的所谓“英国病”难题似乎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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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25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格兰民族党宣称，一个独立的苏格兰可以利用北海海底新发现的石油资源逃出英国经济的恶性闭环。1970年10月，英国石油公司在距离阿伯丁110英里的北海海域成功开采出石油，即储量巨大的福蒂斯油田（Forties field）。在中东战争导致全球油价大涨的时代，一处边缘产油地的发现足以带来巨大的潜在价值。“黑色黄金”的开采工作与石油资源勘探范围的扩大一道如火如荼地展开。民族党从1971年开始宣扬石油议题，并成功地在苏格兰外海资源丰富的愿景与苏格兰失业率位居西欧第一，且被危机频仍的英国政府束缚的现状间渲染了反差感。北海石油的发现也证明了一个独立的苏格兰有能力在经济上实现自立，这让民族党的主张在经济上更具说服力。1973年11月，马戈·麦克唐纳在工党的头号铁票仓戈万选区补选中获胜，便已预示了民族党在1974年两场大选中即将取得重大突破（就连时任保守党籍苏格兰事务大臣戈登·坎贝尔也失去了议席）。事实上，民族党在前保守党选区的表现尤为出色：在民族党赢得的11个新选区中，有9个曾经由保守党掌握。民族党再次成为苏格兰反对派选民向伦敦中央政府施压，要求后者重视苏格兰方面诉求的有力工具，但民族党的支持者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真正认同该党以实现苏格兰独立为最终目标的长期计划。民族党的选民基础此时仍极不稳定，如果苏格兰选民的诉求与不满不再像1974年这样迫切，该党的民望便会大幅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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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27 即便如此，1974年民族党在大选中的成绩仍意味着，苏格兰的本地自治问题将在之后几年的英国政治议程中排在前列。工党在1974年10月大选中已改变立场，强烈支持对苏格兰下放权力，作为践行这一承诺的第一步，工党在1975年发布了一份题为《我国不断变动的民主制度》（Our Changing Democracy）的文件。这份文件建议为苏格兰设置一个拥有142个议席的代议机构，由一项年度财政补贴提供经费，其权限将覆盖苏格兰事务部的大部分职能，但没有独立征税权。此时已坚定支持权力下放的吉姆·希勒斯认为这份蓝图在经济问题上不够明确，因此他和另一位下院议员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一道退出工党，并在1976年初另行组建了一个苏格兰工人党（Scottish Labour Party），但这个受到不少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组织在持续短短三年后便消亡了。希勒斯的脱党在工党内部造成了关于苏格兰本地自治的更严重的分歧。此时工党内部仍有一些人认为苏格兰的经济问题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强大干预力量才能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想法的启发下，政府在1975年7月设立了苏格兰开发署（Scottish Development Agency）。与此同时，另有一些人认为权力下放是对抗民族党大篷车路线的必要手段，而一种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则是，任何对民族主义者的妥协都只会加快这场运动的发展速度，令联合王国的解体更早到来。然而，工党之所以在公开场合对苏格兰本地自治表示支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党需要在遏制苏格兰民族党发展势头的同时，尽可能避免本党议员在这一议题上陷于分裂。此时代表西洛锡安选区的议员、苏格兰本地自治坚定的反对者塔姆·戴利埃尔认为工党提出的本地自治方案毫无逻辑，只是一项绥靖民族主义情绪的权宜之计，终将导致苏格兰和英格兰分裂为两国。他还在工党内部组织了一股持续很久且实力强劲的反对力量。到1977年，工党政府的处境极为脆弱，其在议会下院只维持着微弱多数，而从当年3月开始，工党不得不依赖与自由党的协议来维持执政党地位。工党政府还需要面对诸多复杂难解的经济问题。此时在英国全境有超过125万人失业，英国的进出口逆差接近10亿英镑关口，年度通货膨胀率高达16%。在1976年9月的英镑货币危机期间，时任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不得不亲自出面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给予一笔巨额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即向英国提供了一份救助方案，但作为提供贷款的代价，英国政府必须残酷无情地削减公共开支。政府此时已受到各方的普遍不满，在议会既缺乏道德威望也没有实质权力，根本无力推动一场英国历史上自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宪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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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29 随着《苏格兰与威尔士法案》（Scotland and Wales Bill）送交议会下院审议，权力下放的进程很快遭遇了障碍。为了缓和执政党内部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决定在苏格兰举行公投。负责将《苏格兰与威尔士法案》提交议会审议的迈克尔·富特也坦言，公投的决定是内阁在心怀不满的后座议员威胁下做出的。当时至少140名下院议员发起动议，呼吁政府就苏格兰权力下放问题举行公投，并威胁称这一诉求若得不到满足，他们便不会投票支持这项法案。因为执政党在下院仅有微弱多数，政府不得不向他们妥协。一场公投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将现状拖延下去，最坏的结果则有可能令权力下放反对派的立场万劫不复。而在迫使政府做出这一妥协之后，权力下放反对派开始提出更多的要求。政府试图以辩论终结动议终止二读和三读之后关于这项法案的议会审议，但这一动议遭到反对派挫败，后者因此有机会提出种种修正案，以限制法案原文的效力。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修正案由苏格兰出身的工党议员、代表伦敦伊斯灵顿（Islington）选区的乔治·坎宁安（George Cunningham）提出，要求政府在公投中“支持”权力下放一方得票数不足苏格兰注册选民总数40%时，提交议会废除《苏格兰法案》[10]。1978年1月25日（亦即罗伯特·伯恩斯诞辰纪念日），这项修正案审议通过，它最终将成为权力下放反对派手中的撒手锏。一些政治学研究者认为，坎宁安对本党高层的反叛堪称1945年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后座议员反抗行动。1978年2月，议会下院终于审议通过了《苏格兰法案》，权力下放的命运接下来将由苏格兰人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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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31 1979年3月1日，苏格兰选民在公投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这场公投的最终结果并不明确，引起了很多困惑与争议。在实际投票的选民中，“支持”权力下放的一方占据微弱多数，得到了123万张选票，相当于总票数的51.6%，“反对”一方的得票率则为48.4%。然而，对于一场关系重大的宪制问题公投而言，这一差距十分微弱，投下“支持”票的选民总数在苏格兰全体注册选民当中占不到三分之一，远低于坎宁安修正案中设置的40%的门槛。这场公投的结果很难说明本地自治在苏格兰得到了绝对的普遍支持。此外，因为苏格兰注册选民的实际投票率仅为53.8%，这场公投似乎也表明《苏格兰法》并未激发大众的广泛热情。更为严重的是，在北部的乡村和南部地区，很多选民投票反对权力下放。边境、邓弗里斯、加洛韦、泰赛德（Tayside）、格兰扁（Grampian）以及奥克尼和设得兰诸岛的多数选民都投下了反对票，这表明比起反感伦敦的中央政府，他们更担心自己被工党把持的低地城市统治。苏格兰民族党发起“苏格兰已经说‘是’”（Scotland Said Yes）运动以向政府施压，要求后者推动权力下放，但这项事业最终还是走向失败。事实上，在这场决定1707年以来苏格兰最为重大的宪制改革命运的公投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注册选民表达了支持，而这场公投的具体结果无疑表明，此时的苏格兰人在权力下放问题上的分歧仍无比深重。鉴于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未能践行权力下放的承诺，并在推动相应法案通过议会时尽显无力控制本党后座议员的窘态，苏格兰民族党不得不选择对这届失去信望的政府发起不信任动议。不信任动议最终以一票多数得到通过，但在随之而来的大选中，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用一系列旨在根治英国痼疾（但不含宪制变动）的激进纲领取得大胜，民族党则一败涂地，失去了11个议席中的9个。詹姆斯·卡拉汉曾开过一个著名的玩笑，称民族党议员针对工党政府的不信任动议相当于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火鸡投票要求提前过圣诞节，这一预言无疑在1979年大选中得到了应验。民族党不但在选举中惨败，也未能“吸引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苏格兰的）地区、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明确地支持他们的主张。他们的努力反而清楚地表明，虽然苏格兰的年轻人把自己视为一股促成改革的有效力量，这种信念却没有触动社会上的其他人”。[11]在197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主导了苏格兰政治生活的本地自治运动就这样在失落、痛苦与他人的嘲讽中消亡了。特恩布尔（Turnbull）在《格拉斯哥先驱报》上发表的一幅漫画描绘了一头苏格兰雄狮坦言“我怕了”，这一画面准确地体现了这一时期权力下放支持者的沮丧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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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33 民族党1979年的失败背后有多种原因。1977年，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度高涨，民族党也在当年的地方选举中表现不错。但到1978年，民族党的支持度已有所下降，在两场重要的补选中输给了工党。尤为重要的是，在1979年公投两周前由《苏格兰人报》发表的一份民调显示，民族党此时在苏格兰的支持率已跌至第三，仅相当于工党或保守党的一半。当时的选民大多关心罢工、劳资纠纷和失业潮，只有5%的人将权力下放视为关键议题。同样重要的是，保守党在这一时期的民调中表现不俗，而该党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反对向苏格兰下放权力的主要政党。在国家陷入一场又一场危机的时期，人们比起宪制改革更关心工作岗位和生活水准。在1978年与1979年之交，由于大型工会反抗政府的工资调节，英国全境都受到了一系列劳资冲突的侵袭，史称“不满的冬天”。无人清理、堆积成山的街头垃圾和医院罢工的场景出现在电视报道中，给人以社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的印象。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甚至没有人埋葬死者的尸体。一届表现如此糟糕的政府显然没有能力让苏格兰人相信，《苏格兰法》能给他们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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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35 “支持”权力下放的阵营也受制于内部的根本性分裂。事实上，这一阵营的内部分歧几乎与“支持”和“反对”双方之间的矛盾同样深重。民族党和工党各自的“支持”助选团队不愿彼此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两者不同的立场和愿景：民族党把《苏格兰法》视为通往苏格兰完全独立的垫脚石，工党则认为权力下放有助于巩固联合王国的纽带。三名资深工党议员罗宾·库克（Robin Cook）、布赖恩·威尔逊（Brian Wilson）和塔姆·戴利埃尔组织了一场“工党说‘不’”运动以反对权力下放，吸引了媒体的高度关注。此外，随着《苏格兰法案》中赋予苏格兰自治议会的权力不断遭到议会与行政部门的削弱，当这项法案进入最终审议阶段时，这一代议机构已“面目全非”，再也不是一个能激发苏格兰民众热情与信心的国家代表性机构。[12]与问题重重的“支持”阵营相比，“反对”阵营的竞选活动在组织运作上更有效率，财源也更丰富。苏格兰商界普遍认为《苏格兰法》有可能导致税收增加，威胁产业经济的生存，导致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并在英国举国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刻为苏格兰和伦敦政府增添不必要的冲突风险。对于这一套既合乎道理又能成功诉诸选民内心恐惧的宣传策略，“支持”阵营几乎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在公投前的最后几周里，前保守党首相霍姆男爵出言介入，进一步增强了“反对”阵营的声势。自从在爱德华·希思执政时受命领导宪制问题调查委员会以来，霍姆男爵便以权力下放支持者的身份为人所知，因此由他出面呼吁苏格兰选民投下反对票更具说服力。霍姆男爵批评《苏格兰法》危险且不完备，认为只有在公投中否决这项错漏百出的立法，才能为今后由保守党政府提出的更好的方案铺平道路。不过，用一位格拉斯哥的保守党政治活动家的话说，无论霍姆男爵的发言如何左右了苏格兰人的观点，他的介入都“对苏格兰保守党造成了强烈的，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影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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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37 [1] Quoted in Alan Clements，Kenny Farquharson and Kirsty Wark，Restless Nation（Edinburgh，1996），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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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39 [2] Quoted in James Mitchell，Conservatives and the Union（Edinburgh，1990），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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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41 [3] Clements，et al.，Restless Nation，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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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43 [4] Clements，et al.，Restless Nation，pp.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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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45 [5] F. Bealey and J. Sewel，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A Study of a Scottish Town（Aberdeen，1981），p.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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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47 [6] Quoted in James Mitchell，‘Scotland in the Union，1945-95’，in T. M. Devine and R. J. Finlay，eds，Scot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dinburgh，1996），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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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49 [7] Quoted in Arnold Kemp，The Hollow Drum（Edinburgh，1993），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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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51 [8] 即约翰·托马斯·惠特利（1908—1988），曾任苏格兰副检察长、检察大臣、枢密院顾问官，1970年受封为终身贵族。他与之前提到的工党议员约翰·惠特利（1869—1930）一样有爱尔兰裔背景，但并非同一人，亦无近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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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53 [9] Callum G. Brown，‘Religion and Secularisation’，in A. Dickson and J. H. Treble，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Vol. Ⅲ，1914-1990（Edinburgh，1992），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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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55 [10] 1977年2月，《苏格兰与威尔士法案》在主要倡议人迈克尔·富特提出的辩论终结动议落败之后被撤回。当年晚些时候，工党政府再次提出彼此不同的《苏格兰法案》与《威尔士法案》，前者最终通过议会审议，成为1978年《苏格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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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57 [11] Michael Fry，Patronage and Principle（Aberdeen，1987），p.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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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59 [12] Kemp，Hollow Drum，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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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061 [13] Quoted in Mitchell，Conservatives and the Union，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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