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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im Sillars，Scotland. The Case for Optimism（Edinburgh，1986），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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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eter L. Payne，Growth and Contraction. Scottish Industry，c. 1860-1990（Dundee，1992），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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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A. Clements，K. Farquharson and K. Wark，Restless Nation（Edinburgh，1996），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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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Kenyon Wright，The People Say Yes（Glendaruel，1997），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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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eter Clarke，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1990（Harmondsworth，1996），p.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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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Mitchell，Conservatives and the Union，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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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88年苏格兰报刊描述撒切尔国教会讲话时使用的名称，戏仿了《新约圣经》中耶稣对门徒发表的“山上宝训”（Sermon of the 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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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right，The People Say Yes，pp. 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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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uoted in M. Linklater and R. Dennistoun，eds，Anatomy of Scotland（Edinburgh，1992），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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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wen Dudley Edwards，ed.，A Claim of Right for Scotland（Edinburgh，1989），pp.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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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73年《地方政府（苏格兰）法》在苏格兰设置了区（regional）、岛屿区（island area，与地区同级）和次区（district）构成的两级地方区划体系，后来被1994年《地方政府（苏格兰）法》设置的32个地方议会区（council area）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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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ndrew Marr，The Battle for Scotland（Harmondsworth，1992），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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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六章 帝国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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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大多数幅员辽阔的帝国都在延续了几代人乃至数百年后逐渐衰落，并走向消亡，但大英帝国并不符合这一规律。迟至1945年，大英帝国的疆域仍大体完整，在不列颠列岛之外的世界各地，仍有约7亿人接受英国的统治。但在短短20年后，这一数字就减少到500万，其中有300万人生活在当时英国统治的香港。1997年6月，随着高地黑卫士部队奏响《友谊地久天长》，香港被交还中国，米字旗也最后一次在香港的土地上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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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没落极为迅速，也异常平和。诚然，当英国势力撤出塞浦路斯、亚丁和肯尼亚时，当地爆发了民族主义冲突，但在不列颠本土（如果不算北爱尔兰），一切风平浪静。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英国人以一种平和乃至冷漠的态度接受了殖民帝国崩溃的现实，这种心态常常被用来与法国和葡萄牙的去殖民帝国化进程对比。法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帝国在规模上远逊于领地遍及非洲、亚洲（包括中南半岛）的大英帝国，但这两个国家的去殖民帝国化过程都在本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创伤与政治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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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英国社会（除保守党右翼之外）对帝国解体相对沉默的态度发人深省。当帝国逐渐分崩离析之时，一些人预言这一过程必将对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造成巨大的压力。早在1937年，支持不列颠帝国主义的知名民族主义人士、格拉斯哥大学宪法学教授安德鲁·迪尤尔·吉布（Andrew Dewar Gibb）就曾在著作《苏格兰帝国》（Scottish Empire）中指出，“大英帝国的存在是此前三百年里维系苏格兰和英格兰关系现状的最重要因素”。[1]他认为，如果没有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存在，苏英之间古老的政治联合关系很可能无法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类似地，知名的老派帝国历史学家雷金纳德·库普兰爵士（Sir Reginald Coupland）也曾在自己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中探讨了殖民帝国解体之后苏格兰与威尔士民族主义抬头的可能性，并悲观地预言联合王国在不列颠列岛上的分裂很可能不会止于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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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随着苏格兰民族党开始在选举中崭露头角，上述观点受到了更为热切的关注。一些评论者试图在帝国解体和联合王国解体之间建立因果联系。H.J.哈纳姆（H.J.Hanham）在1969年（民族党候选人威妮弗雷德·尤因在汉密尔顿选区补选中取得轰动性胜利两年后）出版的《苏格兰民族主义》（Scottish Nationalism）一书中评论道：“现在，帝国已经衰亡，很多苏格兰人发现自己被局限在本土。他们对苏格兰生活方式中的闭塞一面和苏格兰经济增长的迟缓深感不满，而后者也与苏格兰社会的闭塞有关。为了打通去往外部世界的途径，苏格兰人需要一种渠道，这就让他们迎来选择：是移民海外，还是在苏格兰本地再造一个苏格兰民族国家。”[2]在以大英帝国为主题写下了大量作品的历史作家扬·莫里斯（Jan Morris）看来，随着殖民帝国加速解体，联合王国的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多少共同的自豪感可言。她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调写道，联合王国当中剩下的只有些“旧日荣光的残渣败絮”，几乎不可能让任何人感到满意。[3]因此，让联合王国迎来一场宪制革新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汤姆·奈恩在1969年刊行的《不列颠的拆解》（The Break-up of Britain）中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在他看来，不列颠的末日不但不可避免，也是不列颠帝国解体触发联合王国存续危机之后必要的建设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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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上，这些观点似乎颇有道理。大英帝国向来是维系联合王国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对18世纪晚期以来的苏格兰人而言，它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机遇，让中上阶层子弟有机会到海外从事贸易、专业服务、行政管理或成为军人。从棉纺业时代到重工业时代，苏格兰的整个产业经济结构也都是围绕着大英帝国的市场建立起来的。鉴于殖民帝国为苏格兰继续与英格兰联合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好处，认为帝国解体将导致苏英合并传统的经济基础消失的观点，也便不难理解。奈恩等人对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漫长历史的分析，也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历史意味着苏格兰民族认同的一场深刻危机。虽然欧洲大陆规模较小的传统民族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了自身的独立和自决权，苏格兰却在这方面慢了一拍。苏格兰没有以政治独立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这种缺席反而引人关注。在奈恩等人看来，苏格兰的专业人士和商界精英被大英帝国的丰厚回馈诱惑，为此出卖了自己的独特文化身份与古老的自治权益，以从殖民帝国的事业中分一杯羹。但随着殖民帝国解体，民族主义热情将有可能再次浮现。正如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在评论这一论述时所说：“随着帝国终结，苏格兰人终于可以不再自私自利地与其共谋，而是在苏英合并关系骤然破裂之后重新建立一个民族国家。随着殖民领地脱离帝国统治，帝国的‘白内障’终将从那些帝国合谋者的眼中摘除，苏格兰民族的眼科医生们将让苏格兰人像那些脱离了帝国的白人殖民地国家、印度和其他帝国附属领地那样得到解放，一种新的民主政治也将因此诞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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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独立已超过半个世纪的今天看来，认为苏英合并关系将很快终结的预言显然没有成真。事实上，与苏格兰民族主义几乎势不可挡的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相比，如今联合王国的内在纽带甚至更为坚固了。2005年，苏格兰民族党在大选中赢得约25%的选票，表明其声势已趋于平息，而在苏格兰议会里，支持苏英合并的政党势力正在抬头。先后担任过苏格兰事务大臣与北约组织秘书长的乔治·罗伯逊有过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权力下放将让苏格兰的政治民族主义彻底消亡。这一论断是否准确尚待时间检验，但就目前来看，我们仍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认为，与很多统一派人士的担忧相反，议会的设立并没有立刻促使苏格兰走上完全独立之路。2007年，苏英合并将迎来三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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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伦敦方面在1999年向爱丁堡方面下放了一些重要的权力，苏英合并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就此认为不列颠殖民帝国的终结与联合王国的新宪制安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暂时仍缺乏实证。政治学研究者和当代苏格兰历史学家大多倾向于从其他方面寻找苏格兰权力下放的起源，并认为这一事业因1960年代和1970年代苏格兰社会的失望情绪而起。随着一届又一届英国政府被频繁爆发的货币危机和严重通胀的持续威胁困扰，苏格兰人发现保守党和工党这两个“统一派”政党都不能带来长期的社会与经济改善。不过，正如1979年的公投结果所示，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让苏格兰社会对苏英之间的宪制安排产生根本性的不满。直到1990年代，要求宪制改革的共识才逐渐形成，而这一变化的起因也不在于对帝国往昔的追忆，而在于1980年代严重的经济失序、苏英选情分歧过大导致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苏格兰社会对保守党长期执政时期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日益增长的反感。与帝国的衰落相比，撒切尔首相的政策显然更应对苏格兰的权力下放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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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历史上看，苏格兰本地自治的诉求与对帝国的忠诚并非互不兼容。对于苏格兰权力下放的早期探索始于19世纪末，当时正是大英帝国的极盛时期，苏格兰的本地自治派也把自己的诉求视为让大英帝国的管治模式进一步改善的途径。当时的本地自治运动并未止步于空谈：从1880年代到1914年，议员在下院提出了一系列《本地自治法案》。1913年，本地自治的诉求已得到了广泛认同，苏格兰自治即将提上议会立法日程，只待爱尔兰本地自治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启动。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努力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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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苏格兰政治民族主义的兴起与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帝国衰落联系起来，在时间顺序上也存在问题。在苏格兰人心中，与自己地位最接近的帝国领地是白人定居者建立的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从18世纪开始便吸引了大量苏格兰移民，双方的血缘、人脉和身份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这些自治领地从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Statute of Westminster）以来便取得了实质上的独立地位，并通过承认君主制和加入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等方式维系着与英国间的形式与情感联结。英属亚非领地在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没有在苏格兰引起多少反对，从时间来看其发展进程与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相近。相比之下，当时的苏格兰国教会甚至曾热情支持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并在年度总会上批评政府没能尽快让非洲国家实现独立。国教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1950年代末，国教会的信徒总数达到历史最高点，与今天相比，当时的国教会在苏格兰的代表性要强得多。对苏格兰这个没有国家的民族而言，国教会在传统上便被视为议会的替代物，国教会总会既能讨论宗教事务，也能就政治和社会大事表态。在当时，国教会总会的议程往往被苏格兰媒体广泛报道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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