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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初，帝国热忱似乎依旧盛行于苏格兰。苏格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官方统计显示共有74000名苏格兰人在战争中死亡（非官方数字则为多达11万以上）。通过1927年建成于爱丁堡城堡内部的苏格兰国家战争纪念碑，苏格兰对这些死者表达了缅怀之意，但那些被纪念的人不只来自苏格兰，帝国境内其他地方死难的苏格兰子弟也被包括在内。纪念碑的荣誉名单上列有曾在各苏格兰团或海外领地服役的军人的姓名，这雄辩地表明苏格兰人与帝国之间的纽带此时依然坚固。在帝国与苏格兰国教会之间，密切的关系也依旧存在。在1920年代，对大卫·利文斯通的崇拜达到了顶点，在无数普通苏格兰人的小额捐款资助下，一座利文斯通纪念中心（Livingstone Memorial Centre）在这位传奇探险家兼传教士早年工作过的拉纳克郡布兰太尔棉纺厂旧址上建成。直到1950年代，这座纪念中心仍是苏格兰学校和主日学组织学生观摩的热门地点。在公共场合，“苏格兰在帝国之中”的形象似乎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1938年，格拉斯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帝国博览会，这一活动从1890年代起已举办四届，吸引了成百上千万人前来参观。甚至到1951年，格拉斯哥仍举行了一场“殖民地周”活动。在这一时期苏格兰政坛的议事日程上大英帝国也占据着显著位置。在战间期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中，不同的派系曾就如何处理一个自治的苏格兰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有过激烈争论。工党也在这一时期暂时缓和了对帝国主义的传统敌意，包括约翰·惠特利在内，该党在苏格兰的一些思想领袖还曾主张，英国不但可以通过帝国事业实现经济复苏，也可以利用帝国作为屏障，保护一个社会主义的不列颠不受国际资本主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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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某些意义上，上述帝国情怀只是一种虚假的延续，苏格兰社会的现实已经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记忆而有了根本的变化。1937年，迪尤尔·吉布就察觉到了这种变化。随着大英帝国的白人殖民地获得完全的自治领地位，他注意到“……不列颠在帝国内部的霸权正逐步变得更加形式化、更偏装饰性”。[9]大众对帝国主义的热情也开始消退。今天的学者已不再把1938年格拉斯哥帝国博览会视为一起重振帝国热忱的事件，而是把它当成一场只具备怀旧意味的庆典。在1945年的大选中，苏格兰的工党与保守党候选人在纲领中提及帝国议题的篇幅都比他们在英格兰的同侪少，这一现象也预示了那场大选的结果：苏格兰独一无二的帝国主义政党统一党在大选中被工党彻底击败，而后者为未来的苏格兰治理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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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中产阶级加入帝国行政机构的传统职业路径也在这一时期趋于崩溃。英属印度公务员机构（Indian Civil Service，ICS）一直以来都是殖民地行政机关中颇受苏格兰人青睐的部门。到1939年，苏格兰人在英属印度欧籍公务员中的占比为13%，略高于苏格兰人口在英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但这一数字远低于18世纪和19世纪大多数时候的比例。事实上，1918年以后，随着印度自治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很多英属印度公务员担心自己前途受阻，沮丧情绪在行政机关中十分普遍。虽然还没有完全停止雇用新人，但这一时期的英属印度公务员机构仍严重缺乏来自不列颠本土的优秀雇员，这一问题在1920年代变得更为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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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精英阶层家庭子弟在这一时期仍在闯荡海外，但他们的目的地已不再像之前那样集中在帝国的官方领地之内了。怡和洋行、汇丰银行、伯马石油公司（Burmah Oil Company）和格思里公司（Guthries and Company）等苏格兰商业巨头此时已走出帝国领地，成为覆盖全球的大企业。在英属殖民地以外，美国、拉丁美洲和远东等地区也为富有野心、受过高等教育的苏格兰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受限于大英帝国的疆域之内。更为重要的是，对苏格兰人来说，在伦敦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仍比远赴海外简单得多。偏好异域现象的历史学家往往过度关注苏格兰人的越洋活动，但事实上，伦敦的金融与商业界一直是苏格兰精英职场发展的关键舞台。在21世纪初，英国媒体曾因内阁阁员中有多名苏格兰政治家任要职而发明了“苏属不列颠”（Scottish Raj）的说法，但这一现象只是苏格兰人大量跻身英国精英社会这一漫长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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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帝国情结的衰退背后有着不止一个原因，但战间期重创了整个苏格兰的经济危机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1930年代初，苏格兰的失业者人数增至前所未有的高点，在低地西部被称为“大英帝国工厂”的核心工业地带，共有20万名潜在劳动者在1932年处于失业状态，相当于当地总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当地在这一时期未能发展出新的产业，贫民的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与以往一样恶劣，苏格兰的人口过密程度在1935年达到了英格兰的七倍。苏格兰商界开始担心苏格兰将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而随着英格兰资本收购数家经营不善的苏格兰企业，商界也对本土资本能否维持对本土企业的控制感到担忧。在此基础之上，1930年代前所未有的海外移民潮进一步加深了焦虑情绪。这场严重的人口流失直接导致苏格兰人口在1930年代出现了四万人的净减少，令这个年代成为苏格兰有人口普查记录以来唯一一个出现人口下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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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海外移民不再被视为苏格兰人作为“帝国民族”踊跃开拓的证据，反而被当作一场灾难，成为苏格兰民族陷入致命危机的表征。小说家、诗人埃德温·缪尔就曾称战间期苏格兰的移民潮为“无声的清退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工业化地带周边的世界保存下来，工业本身却像梦一样消亡了”。记者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的论断更进一步：“关于苏格兰民族的首要事实是，它开始衰朽了。苏格兰民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民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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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迪黄麻产业的遭遇为战间期帝国事业对苏格兰经济缺乏提振作用的新现状提供了最引人注目的例证。早在1890年代，孟加拉已经取代苏格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麻袋与粗麻布产地，从那里生产的麻袋作为粮食和原材料的包装袋在世界各地广为使用。不出意料的是，随着1930年代国际市场陷于萧条，邓迪的黄麻业者多次请求政府向来自加尔各答的廉价进口黄麻制品征收关税，但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在此时的黄麻业界，孟加拉成了新的行业中心，邓迪反而变得更像一处殖民地。“……虽然帝国依然强盛，一个在殖民地发展起来的强大产业却几乎要将不列颠本土的竞争对手彻底消灭，黄麻产业的经历无疑颇不寻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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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经济困难都重创了苏格兰作为大英帝国经济引擎的自信。早在殖民帝国解体很久以前，传统的帝国市场便已不再是苏格兰经济的核心利益所系。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不久，苏格兰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拥有普遍选举权的大众此时却在投票箱中表达了其他更为迫切的社会诉求。在这一背景下，虽然苏格兰在1900年以前曾在大英帝国的扩张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大多数苏格兰人在帝国解体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1945年之后，随着大英帝国逐步衰落，政府对工业经济的干预、政治家对全民就业的坚持以及最为关键的福利国家体系都逐渐为苏格兰大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保障，促进了物质进步。再加上之前一个世纪里始终困扰苏格兰的工人阶级贫困现象，这些议题才是战后苏格兰大众关注的焦点所在。帝国的时代业已过去，但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苏格兰人对联合王国的信念却空前高涨，这一现象颇具讽刺意味。作为联合王国最贫穷的组成部分之一，苏格兰可以从政府的干预主义社会经济政策中获得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好处，而这些政策正好与以印度独立为发端的大英帝国解体进程开启于同一个年代。在此时的苏格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才是维护苏英合并关系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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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D. Gibb，Scottish Empire（London，1937），p.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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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J. Hanham，Scottish Nationalism（London，1969），p.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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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Daily Telegraph，24 February 1979，cited in Keith Robbins，‘“This Grubby Wreck of Old Glories”：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British Empir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5（1980），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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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 M. Mackenzie，‘A Scottish Empire？The Scottish Diaspora and Interactive Identities’in T. Brooking and J. Coleman，eds.，The Heather and the Fern：Scottish Migration and New Zealand Settlement（Otago，2003），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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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ordon Stewart，Jute and Empire（Manchester，1998），p. 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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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 Allan，Scot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Harlow，2002），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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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D. Gibb，Scotland in Eclipse（1930），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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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 Allan and A. Carswell，The Thin Red Line：War，Empire and Visions of Scotland（Edinburgh，2004），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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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ibb，Scotland in Eclipse，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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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dwin Muir，Scottish Journey（Edinburgh，1935），p. 110；G. M. Thomson，Caledonia or the Future of the Scots（Edinburgh，1932），pp.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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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tewart，Jute and Empire，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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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七章 权力下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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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1日，女王亲临爱丁堡，为1707年以来的第一届苏格兰议会开幕，当时的场面值得铭记。会场的仪式庄严但朴素，没有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开幕式上那些金光闪闪的华丽装饰。女王与爱丁堡公爵聆听民谣歌手希娜·韦林顿（Sheena Wellington）动人地唱响伯恩斯写给民主政治的著名赞歌《无论如何，人就是人》，其中的一段诗句有力地谴责了特权与阶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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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人称“老爷”的睥睨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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