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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帝国情结的衰退背后有着不止一个原因，但战间期重创了整个苏格兰的经济危机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1930年代初，苏格兰的失业者人数增至前所未有的高点，在低地西部被称为“大英帝国工厂”的核心工业地带，共有20万名潜在劳动者在1932年处于失业状态，相当于当地总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当地在这一时期未能发展出新的产业，贫民的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与以往一样恶劣，苏格兰的人口过密程度在1935年达到了英格兰的七倍。苏格兰商界开始担心苏格兰将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而随着英格兰资本收购数家经营不善的苏格兰企业，商界也对本土资本能否维持对本土企业的控制感到担忧。在此基础之上，1930年代前所未有的海外移民潮进一步加深了焦虑情绪。这场严重的人口流失直接导致苏格兰人口在1930年代出现了四万人的净减少，令这个年代成为苏格兰有人口普查记录以来唯一一个出现人口下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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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海外移民不再被视为苏格兰人作为“帝国民族”踊跃开拓的证据，反而被当作一场灾难，成为苏格兰民族陷入致命危机的表征。小说家、诗人埃德温·缪尔就曾称战间期苏格兰的移民潮为“无声的清退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工业化地带周边的世界保存下来，工业本身却像梦一样消亡了”。记者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的论断更进一步：“关于苏格兰民族的首要事实是，它开始衰朽了。苏格兰民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民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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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迪黄麻产业的遭遇为战间期帝国事业对苏格兰经济缺乏提振作用的新现状提供了最引人注目的例证。早在1890年代，孟加拉已经取代苏格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麻袋与粗麻布产地，从那里生产的麻袋作为粮食和原材料的包装袋在世界各地广为使用。不出意料的是，随着1930年代国际市场陷于萧条，邓迪的黄麻业者多次请求政府向来自加尔各答的廉价进口黄麻制品征收关税，但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在此时的黄麻业界，孟加拉成了新的行业中心，邓迪反而变得更像一处殖民地。“……虽然帝国依然强盛，一个在殖民地发展起来的强大产业却几乎要将不列颠本土的竞争对手彻底消灭，黄麻产业的经历无疑颇不寻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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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经济困难都重创了苏格兰作为大英帝国经济引擎的自信。早在殖民帝国解体很久以前，传统的帝国市场便已不再是苏格兰经济的核心利益所系。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不久，苏格兰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拥有普遍选举权的大众此时却在投票箱中表达了其他更为迫切的社会诉求。在这一背景下，虽然苏格兰在1900年以前曾在大英帝国的扩张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大多数苏格兰人在帝国解体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1945年之后，随着大英帝国逐步衰落，政府对工业经济的干预、政治家对全民就业的坚持以及最为关键的福利国家体系都逐渐为苏格兰大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保障，促进了物质进步。再加上之前一个世纪里始终困扰苏格兰的工人阶级贫困现象，这些议题才是战后苏格兰大众关注的焦点所在。帝国的时代业已过去，但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苏格兰人对联合王国的信念却空前高涨，这一现象颇具讽刺意味。作为联合王国最贫穷的组成部分之一，苏格兰可以从政府的干预主义社会经济政策中获得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好处，而这些政策正好与以印度独立为发端的大英帝国解体进程开启于同一个年代。在此时的苏格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才是维护苏英合并关系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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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D. Gibb，Scottish Empire（London，1937），p.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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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J. Hanham，Scottish Nationalism（London，1969），p.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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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Daily Telegraph，24 February 1979，cited in Keith Robbins，‘“This Grubby Wreck of Old Glories”：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British Empir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5（1980），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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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 M. Mackenzie，‘A Scottish Empire？The Scottish Diaspora and Interactive Identities’in T. Brooking and J. Coleman，eds.，The Heather and the Fern：Scottish Migration and New Zealand Settlement（Otago，2003），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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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ordon Stewart，Jute and Empire（Manchester，1998），p. 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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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 Allan，Scot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Harlow，2002），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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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D. Gibb，Scotland in Eclipse（1930），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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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 Allan and A. Carswell，The Thin Red Line：War，Empire and Visions of Scotland（Edinburgh，2004），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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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ibb，Scotland in Eclipse，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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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dwin Muir，Scottish Journey（Edinburgh，1935），p. 110；G. M. Thomson，Caledonia or the Future of the Scots（Edinburgh，1932），pp.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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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tewart，Jute and Empire，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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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七章 权力下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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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1日，女王亲临爱丁堡，为1707年以来的第一届苏格兰议会开幕，当时的场面值得铭记。会场的仪式庄严但朴素，没有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开幕式上那些金光闪闪的华丽装饰。女王与爱丁堡公爵聆听民谣歌手希娜·韦林顿（Sheena Wellington）动人地唱响伯恩斯写给民主政治的著名赞歌《无论如何，人就是人》，其中的一段诗句有力地谴责了特权与阶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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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人称“老爷”的睥睨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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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有百人膜拜他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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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也只是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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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的，管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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绶带勋章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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