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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尤尔之后，工党籍苏格兰议会议员选举企业部长亨利·麦克利什而非他的对手杰克·麦康奈尔继任首席大臣，但麦克利什的当选并未得到压倒性的支持。虽然得到戈登·布朗等伦敦方面重要政客的背书，但麦克利什只以44票对36票的微弱优势胜出。不过，在首席大臣任上，麦克利什的确实现了一项显著且大受欢迎的政策突破。他不顾伦敦布莱尔政府的强烈反对，在苏格兰立法提供免费的老年人陪护服务，这一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工党在苏格兰议会的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以及苏格兰民族党和保守党等反对党的作用。这一政策将成为苏格兰社会养老事业的里程碑，还是一场严重损耗苏格兰财政资源的灾难，仍需时间验证，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立法引发的争端足以表明苏格兰的新议会并不总是对伦敦方面俯首帖耳。虽然苏格兰出身的前律师阿利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领导的英国财政部与社会保障部对苏格兰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但麦克利什扛住了这些压力，推动了这项政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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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一成就之外，麦克利什时代的苏格兰政府的表现极为平庸。归根结底，这位新的首席大臣在绝大多数政策领域上都缺乏个人权威，甚至缺乏值得信赖的能力。之前在企业部长任上，麦克利什在苏格兰议会表现不错，但首席大臣的职责似乎超出了他的能力限度。因为他时常失言，所以对他不怀好感的媒体经常戏谑地将这些消息报道为“麦克利扯淡”，首席大臣的公共形象也有沦为笑柄之虞。在接受资深记者布赖恩·泰勒（Brian Taylor）采访时，苏格兰政府的内部人士曾直白地称麦克利什德不配位，坐上了自己不能胜任的位置。最终，麦克利什的任期也没有持续很久。2001年11月8日，麦克利什因未能平息舆论对自己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下院担任议员时的办公室补贴所抱有的疑虑而宣布辞职，此时距离他当选首席大臣只过去了一年。事实上，早在之前参加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节目时，麦克利什就表现糟糕，未能就全国观众关心的问题给出满意答复，他的命运从那一刻起便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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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利什辞职一事不仅毁掉了他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也让许多权力下放的支持者感到沮丧焦虑。对那些花费多年心血主张权力下放的人来说，两年时间内连续两位首席大臣辞职、新议会大楼建筑成本不断攀升引发的公共丑闻和对苏格兰议会议员个人能力的广泛怀疑，似乎都威胁到整个权力下放事业的基础。2002年5月，女王本人在阿伯丁苏格兰议会临时会场上的发言中便充分提及了这一点，还对此提出了一些明智的建议：“之前的苏格兰议会可以说休会了近三百年，要从头开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文化）无疑需要时间。在这个寻求立即决策的时代，我们必须始终将这一点铭记于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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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的建言与鼓励引起了良好的反响。毫无疑问，苏格兰议会设立之初的处境不利：新议会背负的期望过高，连续两任首席大臣的仓促辞职十分不幸，而更糟糕的是，苏格兰的权力下放正逢西欧各国政治冷感、政治家广泛失信的时期。不过，苏格兰政府自己也犯下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新议会大楼引起的一系列丑闻。曾在约翰·梅杰内阁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的保守党人卡米利男爵弗雷泽（Lord Fraser of Carmylie）受命调查新议会大楼的开支为何从最初过分乐观的4000万英镑激增至4.31亿英镑。在长达49天的听证之后，他基于长达100万字的证据发表了一份对苏格兰政府极为不利的报告，指出整个苏格兰的公务部门放任议会大楼开支无限增长，未能及时将情况告知苏格兰政府部长与苏格兰议会议员，应为这场灾难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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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经费门”迫使麦克利什下台之后，首席大臣一职的潜在候选人只剩下两人：在一年前的首席大臣选举中以微弱劣势落败的杰克·麦康奈尔，以及唐纳德·迪尤尔的政坛门徒、以才智与办事效率著称的年轻政治家温迪·亚历山大。随着亚历山大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退出角逐，麦康奈尔成为新任首席大臣，但他很快就因缺乏眼界与“尽善尽美”的决心而备受批评，这有时令苏格兰的政治陷入一种令人麻木的乏味状态，也损害了他之前作为“好伙计杰克”的公众形象。不过，鉴于权力下放初期发生了种种磨难，让新的制度“沉淀”下来、趋于稳定并避免危机也有一定的道理。与迪尤尔和麦克利什相比，麦康奈尔在担任首席大臣期间对苏格兰政府内阁的掌控力度大为强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就职后解任了工党内部的所有对手。只有温迪·亚历山大留任了一段时间，但她很快就因部长职责过重选择辞职，再度成为后座议员。到目前为止，麦康奈尔领导的苏格兰政府并不乏重要的政策业绩，但（在苏格兰议会议员们看来不怀好意的）苏格兰媒体并未给予政府多少称赞。这届政府试图解决苏格兰由来已久的教派隔阂，遏制反社会行为，在公共场所禁烟（相关法律在2006年春天出台），还发布了所谓“新人才计划”，以应对苏格兰人口可能走向衰减的问题，这些举措都切中了当今苏格兰的重要关切。而与这些相比，苏格兰政府最为重要的新举措当数在地方选举中推广比例代表制，这一立法将在2007年得到实施。比例代表制改革一经落实，就将快速瓦解工党在地方议会的主宰地位，并鼓励政党间结成联盟，让主要反对党在城镇议会的席位大大增加，（在一些改革的支持者看来）还有可能让一些死气沉沉的地方议会重振活力。不过，截至本书写作时，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仍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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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法》通过八年之后，随着《联合条约》签订三百周年的日期临近，权力下放带来的一些结果变得明朗起来。新的苏格兰议会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其中不乏合理的指摘，而在很多苏格兰人看来，这个新的机构并未达到当初的预期。但在更积极的层面上，苏格兰议会鼓励政党间联盟，程序较为公开透明，还拥有运转良好的下属委员会——这一机构对苏格兰的公务部门进行了更有力的监督，其所通过的一些立法给地方政府、土地政策、医疗卫生和学费等领域带来了独特且显著的影响。总而言之，苏格兰议会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新议会大楼接受女王亲临剪彩，并赢得了一系列国际建筑设计大奖（其中包括2005年的斯特灵建筑奖，该奖评委称新的苏格兰议会大楼“无比出色，光彩夺目”，但也不乏调侃意味地称其“物有所值”），当初关于高昂成本的不愉快记忆逐渐散去。到2005年底，已有超过100万访客（以苏格兰人为主）造访过新的议会大楼，其中绝大多数都对这栋建筑印象良好。苏格兰民众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放弃权力下放的意愿。在2003年的一场民调中，虽然近一半受访者同意“议会没有给苏格兰的社会生活带来改善，到目前为止是一记败笔”，但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反对权力下放。新一代苏格兰政治家显然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苏格兰人不但希望维持权力下放，还希望苏格兰议会的权限进一步扩大。自1999年以来在苏格兰进行的每一场民调都证实了这一点。例如，2005年秋天由莫里公司发起的一项民调显示，58%的苏格兰人希望爱丁堡方面掌握更多权力，只有24%的人反对。换言之，1999年以立法形式下放给苏格兰议会及政府的权力，还没有成为苏格兰人民的“已遂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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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春天，时任高地与群岛开发署（Highlands and Islands Enterprise）主席的吉姆·亨特（Jim Hunter）博士对爱丁堡苏格兰议会的议员们进行了一场宣讲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在当地发起了一些创新发展项目之后，北方地区的就业新增情况十分乐观，更重要的是，高地某些地区持续几代人之久的人口衰减趋势正在逆转。不过，亨特的演说在开头部分的基调更为低沉，他认为苏格兰的社会舆论总是对事物抱有悲观态度：“我们没有任何乐观的情绪……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从前在苏格兰，我们会给布道者一点献金，让他们说我们一无是处。现在，我们用重金在报纸上聘请专栏作家做同样的事。而他们的那些言论是有违事实的……这只会让我们的舆论陷入悲观主义的死循环。”[9]不久后，第四频道的非英格兰地区总监斯图尔特·科斯格罗夫（Stuart Cosgrove）在公开场合批评自己的苏格兰同胞太沉迷于自怨自艾，似乎与亨特的言论形成了共鸣。接下来，从格拉斯哥学院毕业的哈佛大学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加入这一行列，把自己的故乡苏格兰比作“西欧的白俄罗斯”。还有一个《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的评论者在2006年初称苏格兰的近现代史无异于一场自杀。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苏格兰总是无节制地依赖财政补贴和社会福利，还弥漫着不劳而获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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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称“加利福尼亚式幸福教母”的卡萝尔·克雷格（Carol Craig）在2003年出版了话题性著作《苏格兰人的自信危机》（The Scots’ Crisis of Confidence），其关于苏格兰人心态的讨论受到了更多关注。克雷格在这本书中宣称苏格兰民族性的阴暗面妨碍了革命性变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发生，还引用了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亨特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2000年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显示，在所有发达社会当中，苏格兰人最倾向于把“担心失败”当作创业路上的最大阻碍，并认为一种“依赖文化”正在阻碍苏格兰的进步发展。克雷格博士的分析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以至于苏格兰政府和一些知名企业在2004年出力协助她创办了“自信与良好生活中心”，并在苏格兰议会附近举行了高调的启动仪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悲观主义研究虽然得到了苏格兰一些顶尖企业家的热烈回应，却在社会科学界受到了质疑与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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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对所谓“苏格兰式怯懦”的根源进行了探究。一些人认为，这种自卑心理是加尔文宗基督教对苏格兰民族性格和社会价值观造成的恶劣影响之一，但考虑到在加尔文宗福音主义最为昌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曾是世界工商业发展的领军力量，也曾在不列颠殖民帝国的运作与治理中发挥中坚作用，这一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在那个时代，苏格兰人成功开拓的故事（本书之前的章节已有详述）曾理所当然地为苏格兰的精英阶层提供了信心，并在民间鼓动了一种广泛的族群自大意识，让苏格兰大众相信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帝国民族，拥有特别适合在文化、政治、经济、思想等诸多领域发挥普世作用的民族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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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认为苏格兰的“自信问题”源自一战后不列颠霸权崩溃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苏格兰民族的确处境艰苦。无论是一战西线大量年轻男性的死亡，还是1930年代初苏格兰重工业经济的崩溃，抑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前所未有的人口外流，都激起了深刻的不安。即便在二战期间和战后，苏格兰的就业岗位逐渐增加，但其走出上述苦难的过程依旧漫长，且没有完成。随着1960年代到197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相对衰退，苏格兰民生水平在1950年代的初步提高也被新一轮焦虑覆盖，未能彻底弥合记忆中的创伤。进入1980年代，高速推进的去工业化进程又一次加剧了这种焦虑，苏格兰在短短数年之内便彻底失去了传统制造业和采矿业，这不仅给苏格兰社会带来了失业率上升、贫困和生活保障缺失等短期伤害，还拆毁了代表近现代苏格兰集体尊严的造船、机械制造和采煤等支柱产业，引起了一场民族认同的危机。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苏格兰人曾将自己视为一个把工商业活动铺遍全球各地的模范民族，但在20世纪漫长的时间里，市场经济辜负了苏格兰的大多数人，没有让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因此不出意料的是，在1947年以后，苏格兰人热情地接受了福利国家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对撒切尔时代的政府政策怒不可遏，并在21世纪初保留了中左翼的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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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上述历程仍不能直接证明苏格兰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真的陷入了一场“自信危机”。首先，认为苏格兰存在“自信问题”的观点背后只有一些未经确证的主观认识和零碎印象，没有一份充分的比较数据研究能够证明苏格兰人和其他民族相比更加“自信”抑或“不自信”。事实上，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甚至怀疑，因为难以量化的相关因素过多，学术界可能根本无法对这种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关于苏格兰人自信心的悲观论调和苏格兰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的历史表现截然不同。苏格兰议会的成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苏格兰人在政治上表达自身身份认同的强烈诉求，这种诉求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并在1979年的第一次权力下放公投中一度遭遇挫折。本书第二十五章也列举了苏格兰文化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这体现在文学、美术、音乐（无论是流行乐还是古典乐）、戏剧、建筑、历史写作等诸多层面。特别是在文学领域，J.K.罗琳、伊恩·兰金（Ian Rankin）、欧文·韦尔什、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Alexander McCall Smith）、阿拉斯代尔·格雷和阿里·史密斯（Ali Smith）等人都在世界文坛拥有广泛的受众。而在这些知名作家之外，苏格兰还有许多创作者写下了优秀的小说、诗歌与戏剧作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4年选定爱丁堡为第一座世界文学之城的原因之一，便是嘉奖这座城市文艺活动的蓬勃景象。在比文化事业更为基础的层面，苏格兰的经济与社会也从1980年代初开始经历了深刻且快速的变化。简而言之，苏格兰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堪称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工业革命以来所未有的剧烈变革。与2007年的苏格兰相比，1950年代的苏格兰社会无论在总体的经济还是社会结构上，反而更接近维多利亚时代。正如一项关于1980年以来苏格兰社会发展趋势的重大研究论著的作者所说：“（2004年的）苏格兰已变成一片陌生的新天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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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0年代末，苏格兰旧经济体系的核心部门——重工业仍在增长。但在21世纪初的今天，深层采煤已从苏格兰消失，制铁业几乎彻底消亡，仅存的造船业在规模上也完全无法与过去相比。在今天的苏格兰，整个制造业部门对苏格兰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不足20%，而服务业部门的贡献率接近70%，是经济的绝对主导力量。苏格兰在不到二十年里将自己转变为一个后现代经济体，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还曾将这一案例作为正面典型，与本国始终蹒跚不前的“锈带”地区相对比。金融服务、油气开发、旅游、轻型机械制造、公共服务、零售和生物科学取代重工业，成为苏格兰经济的新支柱，这让苏格兰的经济更为多元，也有可能让苏格兰比20世纪初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开始崩溃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能适应来自印度、中国和东欧等新兴经济体成本优势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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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经济增长率时常在舆论场上成为记者、评论家、在野党苏格兰议会议员和苏格兰政府内阁之间的争论焦点，但在细节上的争议之外，苏格兰经济发展的大致脉络比较清楚。从1980年代末开始，苏格兰的经济表现在大多数时候不如英格兰（后者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超过欧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但仍堪称优异。1981—2000年，苏格兰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略低于英国全国的2.0%。但正如近来克里斯托弗·布赖恩特（Christopher Bryant）指出的，英国经济的平均值主要是被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的表现拉高了。如果将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去除（如表27.1所示），1991—2002年苏格兰的经济增速超过了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英格兰9个地区中的6个。到2005年，苏格兰的就业状况甚至比之前有了进一步的改善。苏格兰银行在当年年底的报告显示，当年苏格兰常设工作岗位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点，就业市场的景气已连续保持了28个月。在2005年底，苏格兰经济增速的放缓幅度并未低于英国其他地区，但失业率达到了此前30年里的最低点。爱丁堡、洛锡安和格兰扁地区经常被视为苏格兰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但在21世纪的就业市场发展过程中，格拉斯哥的表现最为出色。事实上，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苏格兰每3个新增工作机会里就有1个来自格拉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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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格兰经济的表现并非完美无缺。苏格兰的劳动力生产率在国际上较低，新企业创立数不尽如人意，引进新科技的速度也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不过，舆论界仍存在过分强调困难与不足、忽视经济闪光点的倾向。诸如银行业的苏格兰皇家银行、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HBoS），石油行业的伍德集团、凯恩能源（Cairn Energy），能源行业的苏格兰电力公司，以及运输业的驿站客运（Stagecoach）、第一巴士公司（Firstbus）等大型企业都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耀眼的成绩。由苏格兰高校学者创立的高科技企业虽然数量不多，但在除以苏格兰总人口之后得出的平均值仍高于整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一些来到苏格兰参与阿兰德（Allander）系列讲座的世界知名经济学家也曾宽泛地指出舆论对苏格兰经济的态度过分悲观，与事实不符。他们认为苏格兰经济显然存在改善余地，但其总体表现远远谈不上“糟糕”。2006年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的全球企业家精神实时调查项目（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收集的证据则表明，苏格兰经济的很多弱项正在得到弥补。从这项研究启动的2000年开始，苏格兰的新兴企业活跃度始终落后于全英水平，但这一差距在六年里已小幅收窄。最近的调查结果还显示，苏格兰的初创企业活跃度有史以来第一次达到了全英平均水平，但与伦敦或英格兰东南部等经济引擎地带仍有一定差距。不过，只要持之以恒地对企业家培养和创业扶持事业进行长期投入，苏格兰最终就有可能收获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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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1 英格兰各地区及联合王国各组成部分的经济指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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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对苏格兰经济表现感到怀疑的人则以增长稳定但低速的苏格兰为负面案例，与“欧洲小虎”爱尔兰更为迅猛的增长故事进行对比，这也是那些试图引用爱尔兰经济奇迹论证苏格兰独立将带来经济好处的人最爱采用的论调。认为爱尔兰的情况无法为苏格兰提供任何参考的看法无疑是武断的。对苏格兰而言，爱尔兰案例最大的价值之一在于证明了一个国家如果能就一项经济战略达成国民共识，并以足够的定力加以推行，就会在长期收获良好的成果。然而，苏格兰与爱尔兰在现实中也有很多不同。爱尔兰经历的是从一个穷国成长为富裕经济体的转变，但在1980年代，苏格兰已经是一个面临全面革新的成熟工业经济体。爱尔兰惊人的飞速增长是不可能在苏格兰得到复制的。爱尔兰在增长周期开始时拥有低工资、低成本的经济环境和庞大的未就业劳动力储备，因此有机会快速崛起。苏格兰则不具备这些“优势”，因此不可能像爱尔兰那样维持年复一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一对比当中，实现革新的挑战比“经济起飞”的挑战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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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起飞”，但苏格兰经济体系经历的变革同样彻底，也确实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广泛的改善。有人认为，与1950年代相比，苏格兰的财富在2003年已增加了两倍，这一时期的年均实际收入增速也超过有记载以来的任何一个阶段。1996—2004年，苏格兰中位数收入增加3.3%，而拜免税等公共政策优惠所赐，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速还要更快。在最近40年间，苏格兰的私家车保有量增长了200%。苏格兰的住房条件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苏格兰传统的居住空间过密问题直到1950年代依然存在，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解决。到2001年，苏格兰93%的居民家中已拥有自己的洗浴和集中供暖设备，如此便利的条件在很多老一辈苏格兰人的时代都曾是少数富裕家庭的专属。自有住房比例在苏格兰也有大幅提升，到1999年，只有四分之一的苏格兰人仍租住在地方政府持有的公租房内。邓迪和格拉斯哥等传统工业城市也焕发了新生。今天的格拉斯哥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购物中心城市，闹市区的街道上布满了新的餐厅、小餐吧和酒馆，也赢得了国际性的名声——《国家地理杂志》称格拉斯哥为“酷之都”，著名的《弗罗默旅行指南》（Frommer’s Guide）也曾在2006年将格拉斯哥列为美国游客在欧洲的首选目的地城市。至于邓迪，如今也开始以生物科技而非黄麻纺织业闻名。邓迪大学被《科学家》（The Scientist）列为世界上第四优秀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与格拉斯哥大学一道成为英国仅有的两所位列前五的高等学府。最近的一份针对邓迪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当地40%的男性工作者都在从事白领工作。在苏格兰各地，翻新的城区、外食习惯的普及和海外度假的盛行无不表明，大多数苏格兰人过上了更为富裕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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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苏格兰的经济境况显然比一些评论者设想的更好。随着全球经济活动越发重视人才、脑力而非蛮力，苏格兰有望在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劳动者、出色的高等院校和“智能成功苏格兰”（Smart Successful Scotland）等政府发展战略的支持下展现出优秀的竞争力。但苏格兰的前景也不是一片光明。例如，苏格兰的人口格局从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健康。进入21世纪，长期困扰苏格兰的大规模移民净外流问题一度有所遏制。在1990年代，苏格兰的出入境移民大体维持平衡，但因为接受亚裔与加勒比地区移民的规模有限，苏格兰的族群多样性仍不如联合王国的其他组成部分。苏格兰最大的移民群体是英格兰人，200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来自英格兰的第一代移民人数多达406900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市井传说中的所谓“白发定居者”（退休老年人），而是技术性与专业性行业的从业者，主要生活在低地城镇，而非更北方的乡村地带。自那以后，大量来自波兰、立陶宛和斯洛伐克等欧盟东缘国家的年轻移民迁入，成为近来苏格兰移民格局的新趋势。但同样在这一时期，之前几代人的时间里苏格兰较高的生育率不复存在，苏格兰人的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生育子女数也在下降。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苏格兰政府在2004年2月发布了“新人才计划”，试图保证苏格兰每年（净）新增8000名拥有专业技能的移民，以将苏格兰人口维持在具有象征意义的500万基准线以上。苏格兰的“人口定时炸弹”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一方面，具有经济活力的年青一代人数不断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延长了人均寿命，苏格兰需要赡养的老年退休人口不断增加。在评估这一确实存在的危险时，我们需要注意三个背景条件。第一，从历史表现来看，人口学预测常常伴随很大的不准确性。事实上，根据最初的预计，苏格兰的“人口末日”（总人口跌至500万以下）本应在2009年发生，但因为生育率和移民净增加数据在近年有所改善，苏格兰民政注册总局已将这一事件到来的最早预期时间推迟到2017年。第二，生育率下降是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的问题，并非某一个国家的独有现象。事实上，在2006年欧洲只有阿尔巴尼亚和法罗群岛的总生育率达到了估算中的所谓“生育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名女性生育2.1个子女。在欧洲各国家及地区的生育率排行中，苏格兰位列中游，居于人口问题更为严重的中欧和南欧国家之上。第三，悲观主义预言者们往往没有认识到，经济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体可以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维持既有的总产值，因此可以缓解人口减少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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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口可能算不上苏格兰正在面临的主要挑战。2005年秋天，《苏格兰周日报》（Scotland on Sunday）曾引用时任苏格兰开发机构（Scottish Enterprise）主席约翰·沃德爵士（Sir John Ward）的说法，指出“政府对苏格兰的控制”如此之深，以至于苏格兰各地的公共部门开支已接近“东欧”水平。2002—2003年，苏格兰开发机构宣称苏格兰的总公共开支约为400亿英镑（这在一定上与财政大臣慷慨的对苏拨款有关），相当于苏格兰经济总量的55%。苏格兰中西部的某些地方的确高度依赖政府财政——在阿盖尔和克莱德地区，政府支出相对于经济总量的比例高达76%，在艾尔郡和阿伦（Arran）达到74%，在拉纳克郡约为72%。只有在石油资源丰富的格兰扁地区（35%）和拥有金融业中心——爱丁堡的洛锡安地区（39%），政府支出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才低于40%左右的英国平均水平（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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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法称，英国工业联合会苏格兰分部的一名发言人曾对这些数字表达了惊恐之情：“经济活动中竟有如此庞大的部分来自福利消费端而非福利创造端，这在长期来看不可能对苏格兰有好处。”[11]保守党方面的批评者认为带有年金福利保障的“安稳”工作泛滥是助长苏格兰所谓“依赖文化”的一大原因。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虽然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经济生产效率进行精准衡量比较困难，但苏格兰的医疗和教育行业仍需要接受改革。这些人相信，当前这些部门的服务提供者仍缺乏足够的动力，不能在市场条件和利润导向下充分满足用户对“性价比”日益增长的需要。更严重的是，苏格兰已经对时任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慷慨拨款产生依赖，但这一优惠的持续性得不到任何保障。如果英国财政部缩减拨款，相比之下高度依赖财政支出的苏格兰显然会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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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苏格兰公共服务部门对苏格兰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点与其所带来的风险同样值得注意。良好的医疗服务与出色的教育制度是苏格兰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而在当前的条件下，私营企业仍无法轻易且广泛地提供这两种优质服务。与上文提到的观点和把苏格兰与苏联相提并论的讽刺言论相比，苏格兰公共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从规模上看，苏格兰财政支出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位列欧洲第四，但公共财政的批评者们时常忽略的是，欧洲大陆上最为成功的两个经济体——丹麦和瑞典的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总量的比例甚至比苏格兰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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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经济角度分析，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时常在苏格兰公共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悲观主义论调，而非其他观点。我们可以从近来的学术研究中发现一条线索。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意识到人（无论男女）并不只根据衣食等基本需求生活，而且试图用一系列比国民生产总值更复杂、更宽泛的指标来衡量自己的“主观生活质量”。学界已经编成了一个世界规模的“幸福度”数据库，分析者也开始以“你在总体上对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比较满意还是完全不满意”之类的问题进行调查。表27.2对联合王国境内幸福度调查数据的列举表明，英国全国的幸福度经历了小幅上升，但从1970年代初开始，苏格兰人的物质生活虽变得更为富裕了，幸福度却没有显著变化。从这份表格的数字来看，生活水平的上升并没有让大多数苏格兰人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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