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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口可能算不上苏格兰正在面临的主要挑战。2005年秋天，《苏格兰周日报》（Scotland on Sunday）曾引用时任苏格兰开发机构（Scottish Enterprise）主席约翰·沃德爵士（Sir John Ward）的说法，指出“政府对苏格兰的控制”如此之深，以至于苏格兰各地的公共部门开支已接近“东欧”水平。2002—2003年，苏格兰开发机构宣称苏格兰的总公共开支约为400亿英镑（这在一定上与财政大臣慷慨的对苏拨款有关），相当于苏格兰经济总量的55%。苏格兰中西部的某些地方的确高度依赖政府财政——在阿盖尔和克莱德地区，政府支出相对于经济总量的比例高达76%，在艾尔郡和阿伦（Arran）达到74%，在拉纳克郡约为72%。只有在石油资源丰富的格兰扁地区（35%）和拥有金融业中心——爱丁堡的洛锡安地区（39%），政府支出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才低于40%左右的英国平均水平（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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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法称，英国工业联合会苏格兰分部的一名发言人曾对这些数字表达了惊恐之情：“经济活动中竟有如此庞大的部分来自福利消费端而非福利创造端，这在长期来看不可能对苏格兰有好处。”[11]保守党方面的批评者认为带有年金福利保障的“安稳”工作泛滥是助长苏格兰所谓“依赖文化”的一大原因。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虽然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经济生产效率进行精准衡量比较困难，但苏格兰的医疗和教育行业仍需要接受改革。这些人相信，当前这些部门的服务提供者仍缺乏足够的动力，不能在市场条件和利润导向下充分满足用户对“性价比”日益增长的需要。更严重的是，苏格兰已经对时任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慷慨拨款产生依赖，但这一优惠的持续性得不到任何保障。如果英国财政部缩减拨款，相比之下高度依赖财政支出的苏格兰显然会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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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苏格兰公共服务部门对苏格兰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点与其所带来的风险同样值得注意。良好的医疗服务与出色的教育制度是苏格兰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而在当前的条件下，私营企业仍无法轻易且广泛地提供这两种优质服务。与上文提到的观点和把苏格兰与苏联相提并论的讽刺言论相比，苏格兰公共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从规模上看，苏格兰财政支出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位列欧洲第四，但公共财政的批评者们时常忽略的是，欧洲大陆上最为成功的两个经济体——丹麦和瑞典的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总量的比例甚至比苏格兰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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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经济角度分析，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时常在苏格兰公共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悲观主义论调，而非其他观点。我们可以从近来的学术研究中发现一条线索。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意识到人（无论男女）并不只根据衣食等基本需求生活，而且试图用一系列比国民生产总值更复杂、更宽泛的指标来衡量自己的“主观生活质量”。学界已经编成了一个世界规模的“幸福度”数据库，分析者也开始以“你在总体上对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比较满意还是完全不满意”之类的问题进行调查。表27.2对联合王国境内幸福度调查数据的列举表明，英国全国的幸福度经历了小幅上升，但从1970年代初开始，苏格兰人的物质生活虽变得更为富裕了，幸福度却没有显著变化。从这份表格的数字来看，生活水平的上升并没有让大多数苏格兰人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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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确知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只能大致猜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风潮削弱了邻里关系与社群文化，缔造了一个更强调竞争、自利、自恋与投机的个人主义社会。在这样一个强调相对性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攀比，大众媒体与广告宣传又加剧了这一趋势。一些人相信，基督教信仰正在现代苏格兰加速衰退（尤其是在年轻人之间），这从1960年代开始导致苏格兰社会陷入一种道德真空状态，人们开始漠视必要的道德观念，抛弃在性生活中应负的责任。例如，2002年的数据显示，苏格兰只有略多于11%的人仍在每周日上教堂。信徒人数在近四十年来持续减少，没有复苏的迹象。1994—2002年，苏格兰国教会的信徒人数大幅减少22%，天主教会的信徒人数则减少了19%。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充分利用了这种观念，乔治·W.布什也借此于2004年为自己赢得了第二个总统任期。此外，过于迅猛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也令很多人失去了安全感和生活中的确定性，但上述因素都不是苏格兰独有的因素，而是世界各地发达国家同时面临的问题。例如，下面的这段引文就来自澳大利亚，即所谓的阳光与宜居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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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似乎被种种社会问题压垮了。虽然在经济上享受着显而易见的繁荣景象，对于家庭崩溃、吸毒、青年自杀率高涨、暴力犯罪和入室犯罪等问题的忧虑却在社群中不断累积。对负面社会现象日益增加的关注，表明很多人都对经济变革是否真的带来了好处感到不安……虽然很难得到量化，但我们仍可以比较自信地断言，从1960年代末开始，我们的社会已经目睹了诸多社会结构的崩溃与腐朽，但那些结构正是人们形成人际关系、构建个人自尊和归属感的基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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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2 1973—2002年苏格兰与全英国的生活幸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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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十年来女性地位的革命性变化也有可能产生了显著影响。从事正式雇佣劳动的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全体苏格兰女性人口中占据多数（55%），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的雇员也以女性为主。家务琐事的自动化、有效节育手段的普及和经济重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都让这场变化成为可能。女性在经济上的新地位为苏格兰的人口格局带来了重大变化，导致结婚与生育推迟、家庭规模缩小。这些变化对很多女性来说是一种解放，但还有很多女性只能从事缺乏保障、薪资低廉的兼职工作。尤其是对工薪母亲而言，来自家庭和工作两方面的负担常常会导致更大的精神压力。因此，家庭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随着更具流动性的新型人际关系开始成为组建家庭（household）的主流路径，以双亲和子女组成的传统“家庭”（family）如今已成为苏格兰社会的少数现象，因此一些人追求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成为他人心中焦虑与不安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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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的层面上，新型经济对专业和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高等教育的大幅扩张和对正式学历认证的更高要求都令苏格兰的社会流动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家基于人口普查分类数据的研究显示，在2001年属于适宜工作年龄层的苏格兰成年人当中，约三分之二的人都已进入了与他们的父母不同的社会阶层。事实上，在1937—1966年出生的苏格兰男性当中，有近一半人都实现了阶级跃升。一些证据表明这种阶级跃升率在更晚近的世代当中有所下降，但这不一定指向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恶化。恰恰相反，“总人口中阶级跃升者比例的下降可能只是因为来自一线工人阶级的人口减少了。类似地，没有实现阶级跃升的人占比升高，只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处在社会阶层结构的顶层”。[13]表27.3的数据表明，苏格兰的管理类、专业性与非体力劳动雇用机会经历了大幅增长，半熟练与非熟练工作机会则有所减少。因此，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当代苏格兰都更具“中产阶级色彩”。这些趋势给苏格兰社会带来的变革无疑十分深刻，其后续影响仍有待时间的充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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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3 1981—2000年苏格兰16岁及以上参与经济活动的经济社会群体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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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社会变化趋势中，一个显著的例证便是苏格兰天主教徒的经历。苏格兰天主教徒占苏格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大多数人都是19世纪贫穷的爱尔兰裔移民的后代，但他们在当代苏格兰就业市场上已不再居于劣势。2001年的苏格兰家庭普查显示，天主教徒在苏格兰管理类与专业性岗位中的占比已不再低于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青壮年天主教徒在不同领域的就职分布大体上与同年龄段的其他人群持平。他们的这一成果来得并不算早，美国的爱尔兰侨民早在20世纪初就基本达到了这一状态。有关证据表明，1960年代开始推行的全面中等教育制度很有可能扩大了天主教徒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在公共服务部门就职的机会。正是从1960年代起，就业市场上针对天主教徒的歧视大为减弱，天主教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也可能在这一变化背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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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些正面的指标背后，苏格兰社会的现状不容乐观。苏格兰仍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很多人未能融入以唯才是举为原则的社会新秩序。一些人担心一个新的下层阶级将在苏格兰诞生，这将由那些被知识经济体系排斥在外的人组成，他们作为“没有知识的人”，只能备受贫困、教育匮乏、身体状况恶劣、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与毒品肆虐的困扰。1995年，格拉斯哥60%的公租房租户都在领取低收入保障金，拉纳克郡、艾尔郡和邓巴顿郡等去工业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以及爱丁堡周边的公租房郊区、邓迪部分城区、斯特灵和阿伯丁也出现了广泛的相对贫困问题。记者艾伦·泰勒曾生动地把格拉斯哥的当代经历比作一场“双城记”，充斥着失业、疾病和社会保障的贫穷市民与活跃的文化生活、无拘无束的消费主义在这里紧张共存：“只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伟大的作家才能充分描写这种场面。”[14]部分出于这一原因，苏格兰在几乎所有居民健康状况指标上都落后英国其他地区和大部分发达国家。苏格兰的男性自杀率与暴力犯罪率都远高于英国的平均值。尽管近来的一些证据显示从1990年代末开始苏格兰的吸毒问题有了显著改善，但到2003年，苏格兰不满16岁的少年儿童中仍有41000—59000人生活在双亲有吸毒问题的家庭，相当于这一年龄段总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其他方面也鲜有改善的迹象。仅从糖尿病、冠心病、中风和肝病发病率来看，苏格兰依然配得上“欧洲病夫”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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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苏格兰人报》发起了一项大规模调查，根据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数据为苏格兰的830个邮政编码区计算了“贫困指数”，揭示了苏格兰社会不平等问题何其深重。这项调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出人意料，只是再一次证实了苏格兰的富裕阶层和贫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与此同时，这项调查也空前清楚地展示了贫富到底有多么悬殊。一方面，居住在所谓“优质苏格兰”，亦即调查中表现最好的100处社区中的80岁及以上居民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预期寿命，甚至比冰岛、日本、瑞典和澳大利亚等传统长寿国家更胜一筹。但在另一方面，苏格兰也拥有一些西半球最为贫困的居民区：这些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更接近第三世界水平（65岁左右），被称作“第三世界苏格兰”，主要（但并非全部）分布在格拉斯哥东郊。而在其他城市，贫困社区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甚至低于黎巴嫩、加沙地带或波斯尼亚。居民预期寿命在同一城市或地区最好与最差的邮政编码区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在爱丁堡为22岁，在佩斯利为17岁，在珀斯郡为15岁，在高地地区为9岁。在“第三世界苏格兰”的核心地带，亦即格拉斯哥的达尔马诺克（Dalmarnock）、卡尔顿和唐海德（Townhead）街区，当地男性居民的预期寿命不足60岁，这一数字甚至低于二战期间英国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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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惨淡的局面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中产阶级苏格兰人在报道中读到苏格兰是毒品重灾区和欧洲谋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时会感到错愕。“这种印象既不符合他们自己的日常体验，也不符合他们家中长辈的生活经历。”[15]他们的反应折射出苏格兰城市社会深重的分歧。在这里，许多人享受的富裕新生活并没有为少数贫穷市民的相对生活水准带来显著改善，这一问题也并非只靠向贫穷地区增加投资就能解决。正如一个来自格拉斯哥卡尔顿（这里的无业人口问题十分普遍）的人所说：“想找工作的人确实能找到工作。但我不是说人们不想工作，他们只是觉得这么做不值得。你拼死拼活才能赚来一张十英镑的票子，可这还不如失业救济金多。”[16]他认为，只要当地的年轻人还能从社会福利体系获得比工作更丰厚的利益，他们基于理性选择也不会工作。作为结果，一代又一代的无业文化将在一些社区扎下根来。由于从事正规工作的父亲或母亲越来越少，那里的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将不会遇到正面的人生典范，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足以列出一长串令人伤心的清单。在苏格兰权力下放事业的成果趋于巩固之后，随着苏格兰社会在21世纪初的变化日益加快，这些社会问题将成为苏格兰政府与议会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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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drew Neil，‘Sleep-walk to Devolution’in Alan Taylor，ed.，What a State！Is Devolution for Scotland the End of Britain？（London，2000），pp.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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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unday Herald，4 Sept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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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iona Ross，‘As a Friend’in Wendy Alexander，ed.，Donald Dewar：Scotland’s first First Minister（Edinburgh，2005），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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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lyrood must raise its game’，Scottish Daily Mail，6 Ma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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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eter Jones，‘The Modernising Radical’in Alexander，ed.，Donald Dewar，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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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eter Jones，‘The Modernising Radical’in Alexander，ed.，Donald Dewar，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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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 MacLennan，‘Real Devolution：In Housing’in D. Daiches，ed.，pp. 18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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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Brian Taylor，Scotland’s Parliament（Edinburgh，2002），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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