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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苏格兰人报》发起了一项大规模调查，根据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数据为苏格兰的830个邮政编码区计算了“贫困指数”，揭示了苏格兰社会不平等问题何其深重。这项调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出人意料，只是再一次证实了苏格兰的富裕阶层和贫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与此同时，这项调查也空前清楚地展示了贫富到底有多么悬殊。一方面，居住在所谓“优质苏格兰”，亦即调查中表现最好的100处社区中的80岁及以上居民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预期寿命，甚至比冰岛、日本、瑞典和澳大利亚等传统长寿国家更胜一筹。但在另一方面，苏格兰也拥有一些西半球最为贫困的居民区：这些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更接近第三世界水平（65岁左右），被称作“第三世界苏格兰”，主要（但并非全部）分布在格拉斯哥东郊。而在其他城市，贫困社区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甚至低于黎巴嫩、加沙地带或波斯尼亚。居民预期寿命在同一城市或地区最好与最差的邮政编码区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在爱丁堡为22岁，在佩斯利为17岁，在珀斯郡为15岁，在高地地区为9岁。在“第三世界苏格兰”的核心地带，亦即格拉斯哥的达尔马诺克（Dalmarnock）、卡尔顿和唐海德（Townhead）街区，当地男性居民的预期寿命不足60岁，这一数字甚至低于二战期间英国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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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惨淡的局面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中产阶级苏格兰人在报道中读到苏格兰是毒品重灾区和欧洲谋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时会感到错愕。“这种印象既不符合他们自己的日常体验，也不符合他们家中长辈的生活经历。”[15]他们的反应折射出苏格兰城市社会深重的分歧。在这里，许多人享受的富裕新生活并没有为少数贫穷市民的相对生活水准带来显著改善，这一问题也并非只靠向贫穷地区增加投资就能解决。正如一个来自格拉斯哥卡尔顿（这里的无业人口问题十分普遍）的人所说：“想找工作的人确实能找到工作。但我不是说人们不想工作，他们只是觉得这么做不值得。你拼死拼活才能赚来一张十英镑的票子，可这还不如失业救济金多。”[16]他认为，只要当地的年轻人还能从社会福利体系获得比工作更丰厚的利益，他们基于理性选择也不会工作。作为结果，一代又一代的无业文化将在一些社区扎下根来。由于从事正规工作的父亲或母亲越来越少，那里的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将不会遇到正面的人生典范，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足以列出一长串令人伤心的清单。在苏格兰权力下放事业的成果趋于巩固之后，随着苏格兰社会在21世纪初的变化日益加快，这些社会问题将成为苏格兰政府与议会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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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drew Neil，‘Sleep-walk to Devolution’in Alan Taylor，ed.，What a State！Is Devolution for Scotland the End of Britain？（London，2000），pp.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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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unday Herald，4 Sept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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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iona Ross，‘As a Friend’in Wendy Alexander，ed.，Donald Dewar：Scotland’s first First Minister（Edinburgh，2005），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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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lyrood must raise its game’，Scottish Daily Mail，6 Ma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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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eter Jones，‘The Modernising Radical’in Alexander，ed.，Donald Dewar，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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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eter Jones，‘The Modernising Radical’in Alexander，ed.，Donald Dewar，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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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 MacLennan，‘Real Devolution：In Housing’in D. Daiches，ed.，pp. 18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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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Brian Taylor，Scotland’s Parliament（Edinburgh，2002），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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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ames Hunter，‘Creating Britain’s Celtic Tiger：How Scotland’s Parliament is turning round the Highlands and Islands’，Scottish Parliament，5 May 2004. I am grateful to Professor Hunter for sending me a copy of hi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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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 Paterson，F. Bechhofer and D. McCrone，Living in Scotland（Edinburgh，2005），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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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cotland on Sunday，9 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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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indsay Tanner，‘The Loneliness Crisis’，School of Business，University of Sydne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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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ristina Iannelli and Lindsay Paterson，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Scot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www. ces. ed. ac. uk/SocMobility/mobility.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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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Sunday Herald，5 Febr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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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he Scotsman，4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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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he Scotsman，4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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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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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这两个在历史上享有独立地位的民族结成的联合关系已延续了整整三百年。虽然这一关系在如今的苏格兰受到了自18世纪以来最为广泛的批评，数年前的权力下放安排也永久性地改变了苏英政治联合关系的内涵，但这一成就依然值得瞩目。欧洲的历史告诉我们，仅凭地理上的毗邻关系很难让两个彼此不同的国家维持长时间的政治联合，不列颠与爱尔兰共和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挪威和瑞典的例子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类似的破裂仍有可能发生，而随着1960年代以来苏格兰民族主义逐渐崛起，并在近些年的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一些人认为苏英合并破裂的可能性已然不低。即便如此，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像英格兰和苏格兰这样，两个自中世纪以来拥有独立地位、稳固建制与一定名望的王国结成长达四百年的联合关系（如果从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共主统治算起），是欧洲史上的罕见现象。”[1]鉴于本书在最后几章中时常对那些有可能在未来动摇这一古老纽带的因素加以关注，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简单梳理一下那些在近几个世纪里让苏英合并得以存续的主要原因。在这之后，这篇后记将重点讨论苏格兰在最近几年的历程——这也是对苏英合并关系未来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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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口音与方言上的诸多差异，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绝大部分地区还是以英语为通用语言。新教的宗教改革的成功显然也为维系苏英合并提供了关键的意识形态助力。虽然在教务体制、宗教习俗与惯例上有重大差异，苏格兰长老派基督教会与英格兰圣公会之间的分歧却在18世纪逐渐淡化。英格兰和苏格兰此时正卷入一场针对天主教国家法国（时常与同样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结盟）的百年战争，因此不得不搁置争议，寻求合作。在这一方面，于1707年5月1日生效的《联合条约》本身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联合条约》的条款允许苏格兰人保留始建于1690年的长老制国教会，从事后来看这收获了绝佳的效果。近代早期的大多数欧洲君主国都致力于在领地内统一信仰，正是这一动向在17世纪成为引发三十年战争惨剧的根本原因。政府认识到与政治上的灌输相比，宗教信仰更能在臣民当中激发效忠情绪，但当时有许多人把这两种力量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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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条约》中永久保障苏格兰国教会地位的做法主要出于权宜的考量，而非决策者高瞻远瞩的结果。如果威斯敏斯特方面没有宣布这一让步，苏英合并事业便有彻底破产之虞。英格兰方面即便在英格兰圣公会与苏格兰圣公会之间达成协议，也会在苏格兰长老派基督徒当中引起强烈抗议，导致苏英合并的立法动议受到阻挠，令政局朝着有利于詹姆斯党的方向发展。最终，《联合条约》同意以法律形式承认苏格兰国教会的地位，这对维持苏英合并的存续意义重大。这一决定不但让苏格兰在新的联合王国体制下获得了一个维持政治认同的制度焦点，也让苏格兰得以保留国教会在教育、济贫等领域发挥的关键职能，并在漫长的时间里维持着地方社会的基本伦理。在更为现实的层面上，苏格兰的长老派基督徒也不必因自身的宗教信仰而在不列颠殖民帝国体系内受到歧视，这为苏格兰人在全球范围内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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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短期来看，上述因素都不足以保障苏英合并的长期存续。在1707年之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因为期待中的经济好处没有兑现，苏英合并在苏格兰始终广受抵触。苏格兰的税负猛增至不可忍受的程度，伦敦方面对苏格兰宗教事务的干预也令虔诚的苏格兰长老派信徒愤怒不已。这种对联合王国的深重不满强烈影响了苏格兰人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事业的态度，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詹姆斯党运动的历史，以及这场运动为何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苏格兰拥有诸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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