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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eter Jones,‘The Modernising Radical’in Alexander,ed.,Donald Dewar,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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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eter Jones,‘The Modernising Radical’in Alexander,ed.,Donald Dewar,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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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 MacLennan,‘Real Devolution:In Housing’in D. Daiches,ed.,pp. 18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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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Brian Taylor,Scotland’s Parliament(Edinburgh,2002),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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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ames Hunter,‘Creating Britain’s Celtic Tiger:How Scotland’s Parliament is turning round the Highlands and Islands’,Scottish Parliament,5 May 2004. I am grateful to Professor Hunter for sending me a copy of hi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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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 Paterson,F. Bechhofer and D. McCrone,Living in Scotland(Edinburgh,2005),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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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cotland on Sunday,9 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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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indsay Tanner,‘The Loneliness Crisis’,School of Business,University of Sydne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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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ristina Iannelli and Lindsay Paterson,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Scot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www. ces. ed. ac. uk/SocMobility/mobility.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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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Sunday Herald,5 Febr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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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he Scotsman,4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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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he Scotsman,4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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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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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这两个在历史上享有独立地位的民族结成的联合关系已延续了整整三百年。虽然这一关系在如今的苏格兰受到了自18世纪以来最为广泛的批评,数年前的权力下放安排也永久性地改变了苏英政治联合关系的内涵,但这一成就依然值得瞩目。欧洲的历史告诉我们,仅凭地理上的毗邻关系很难让两个彼此不同的国家维持长时间的政治联合,不列颠与爱尔兰共和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挪威和瑞典的例子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类似的破裂仍有可能发生,而随着1960年代以来苏格兰民族主义逐渐崛起,并在近些年的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一些人认为苏英合并破裂的可能性已然不低。即便如此,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像英格兰和苏格兰这样,两个自中世纪以来拥有独立地位、稳固建制与一定名望的王国结成长达四百年的联合关系(如果从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共主统治算起),是欧洲史上的罕见现象。”[1]鉴于本书在最后几章中时常对那些有可能在未来动摇这一古老纽带的因素加以关注,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简单梳理一下那些在近几个世纪里让苏英合并得以存续的主要原因。在这之后,这篇后记将重点讨论苏格兰在最近几年的历程——这也是对苏英合并关系未来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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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口音与方言上的诸多差异,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绝大部分地区还是以英语为通用语言。新教的宗教改革的成功显然也为维系苏英合并提供了关键的意识形态助力。虽然在教务体制、宗教习俗与惯例上有重大差异,苏格兰长老派基督教会与英格兰圣公会之间的分歧却在18世纪逐渐淡化。英格兰和苏格兰此时正卷入一场针对天主教国家法国(时常与同样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结盟)的百年战争,因此不得不搁置争议,寻求合作。在这一方面,于1707年5月1日生效的《联合条约》本身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联合条约》的条款允许苏格兰人保留始建于1690年的长老制国教会,从事后来看这收获了绝佳的效果。近代早期的大多数欧洲君主国都致力于在领地内统一信仰,正是这一动向在17世纪成为引发三十年战争惨剧的根本原因。政府认识到与政治上的灌输相比,宗教信仰更能在臣民当中激发效忠情绪,但当时有许多人把这两种力量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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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条约》中永久保障苏格兰国教会地位的做法主要出于权宜的考量,而非决策者高瞻远瞩的结果。如果威斯敏斯特方面没有宣布这一让步,苏英合并事业便有彻底破产之虞。英格兰方面即便在英格兰圣公会与苏格兰圣公会之间达成协议,也会在苏格兰长老派基督徒当中引起强烈抗议,导致苏英合并的立法动议受到阻挠,令政局朝着有利于詹姆斯党的方向发展。最终,《联合条约》同意以法律形式承认苏格兰国教会的地位,这对维持苏英合并的存续意义重大。这一决定不但让苏格兰在新的联合王国体制下获得了一个维持政治认同的制度焦点,也让苏格兰得以保留国教会在教育、济贫等领域发挥的关键职能,并在漫长的时间里维持着地方社会的基本伦理。在更为现实的层面上,苏格兰的长老派基督徒也不必因自身的宗教信仰而在不列颠殖民帝国体系内受到歧视,这为苏格兰人在全球范围内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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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短期来看,上述因素都不足以保障苏英合并的长期存续。在1707年之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因为期待中的经济好处没有兑现,苏英合并在苏格兰始终广受抵触。苏格兰的税负猛增至不可忍受的程度,伦敦方面对苏格兰宗教事务的干预也令虔诚的苏格兰长老派信徒愤怒不已。这种对联合王国的深重不满强烈影响了苏格兰人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事业的态度,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詹姆斯党运动的历史,以及这场运动为何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苏格兰拥有诸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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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1760年代,苏英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稳定的新阶段。一方面,随着汉诺威王朝的政府军在卡洛登战役击败詹姆斯党人,并在战后残酷镇压詹姆斯党势力,斯图亚特复辟运动的威胁被彻底消除;而在另一方面,苏格兰的烟草与亚麻贸易活动蓬勃发展,苏格兰军官、商人、教育者与医生在不列颠殖民帝国体系下攫取了极为丰厚的利益。但摩擦依然存在。英格兰的辉格党精英没有忘记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险些颠覆汉诺威王朝在苏统治的恐慌时刻,他们因此在1757年制定《民兵法》,为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本土防卫力量时将苏格兰排斥在外。在苏格兰人看来,威斯敏斯特方面似乎仍将很多苏格兰人视为潜在的詹姆斯党分子,因此不愿授权他们持有武器。除此之外,伦敦的讽刺漫画家直到1790年代仍把苏格兰人描绘成狡诈之辈,后者像寄生虫一样在不列颠国内外榨取英格兰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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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的两场大规模战争很有可能改变了苏英关系的走向——1776—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更重要的1795—1815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苏格兰人在这两场战争中不但忠于不列颠一方(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爱尔兰人试图在政治上利用不列颠衰弱的机会,苏格兰的效忠因此值得注意),还在1815年击败拿破仑的决战中付出了重大伤亡。高地部队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成为一种人格化的象征,标志着苏格兰人在联合王国中拥有了与英格兰对等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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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关系在事实上不可能是平等的。借用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描述加美两国不对等关系时的说法,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也是“与大象同床共枕”。《联合条约》缔结时,英格兰的人口相当于苏格兰的五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相当于苏格兰的十倍。伦敦不仅是不列颠帝国体制的中心,也是整个不列颠岛上(除苏格兰文艺复兴时期以外)最主要的文化、时尚、思想和经济发动机。事实上,在19世纪初,苏格兰面临的问题在于,英格兰这头“大象”似乎正要把北方的邻居一口吞下,把苏格兰变成一个新的“北不列颠”。当时的一些苏格兰知识分子曾认为“苏格兰的末日”已不可避免,亨利·科伯认为自己生活在“最后一个纯正的苏格兰依然存在的时代”,约翰·辛克莱爵士则担忧自己的故乡有可能“被英格兰彻底消化”。[2]如果这一危险成真,曾在中世纪进行过多场独立战争的苏格兰有可能见证一场建立在古老抗争传统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风潮。毕竟,19世纪中叶是浪漫的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匈牙利等地爆发的民族主义革命险些将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彻底撕碎。诚然,苏格兰的中上流阶层在联合王国的纽带之下取得了丰厚的利益,因此不太可能孕育一群敢于在政治上铤而走险的民族主义者。但如果苏格兰历史悠久的独特属性被“英格兰性”淹没,或苏格兰沦为英格兰霸权之下的一个边缘行省,1707年的《联合条约》就很有可能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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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本书前半部分的一些章节所述,19世纪苏格兰的真实情况与此截然不同。19世纪苏格兰几乎不存在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联合王国也受到了空前稳固的拥护。这是属于联合王国民族主义的时代:苏格兰人对苏格兰确实怀有自豪感,但他们也诚挚效忠于1707年与英格兰一道结成的联合王国。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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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经济在维多利亚时代取得的空前成就显然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史学界开始适应新的现状,把《联合条约》之前的苏格兰描述成一个深陷派系斗争与蒙昧迷信之中的国度,把《联合条约》之后的苏格兰描述成一个象征着启蒙、开化与经济发展的典范之地,并认为这些成就都是在1707年注定的。不过,物质上的发展只是令苏格兰忠于联合王国的其中一个原因。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人热衷于兼顾“苏格兰性”与“不列颠性”的双重身份认同,在这种观念下,效忠于掌握全球霸权的不列颠帝国和大受欢迎的维多利亚女王与追求一种独特的苏格兰身份认同不但并行不悖,还有密切的关联。这一时期流行的苏格兰身份认同是一种新近发明的认同体系,以对伯恩斯、诺克斯的崇拜与对威廉·华莱士的再发现和尊崇为基础,杂糅了司各特爵士和其他作家修饰并神化的历史记忆。在这种观念中,苏格兰人是一群杰出的帝国缔造者、勇敢的战士,以及优秀的教育者、医生和工程师。高地风尚化用了方格呢、长裙和毛皮袋等盖尔语地区的文化符号,也定义了整个苏格兰民族的形象(不只是其中最为贫穷的一部分),这在无意间形成了一种基于服饰的民族主义符号体系,与联合王国完美兼容。与此同时,联合王国政府也在苏格兰事务上放弃干涉主义,走上放任路线,并至少将这一状况维持到了19世纪末。在那之前的大多数时候,苏格兰基本上都通过城镇议会、一系列自发的社会组织与慈善组织,以及各种官方理事会实行自治,覆盖范围从社会福利、监狱制度到疯人院不一而足。威斯敏斯特方面在大多数时候不会插足苏格兰事务,在态度上也十分冷淡,苏格兰本地的“公权力”成了苏格兰的实际治理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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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的规模与权限开始扩大,但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独特的法律制度仍保证其拥有一种事实上的行政自治地位,以确保专属于苏格兰的立法能得到通过与有效实施。因此,在1885年,英国政府不但恢复了苏格兰事务大臣的职位,还在伦敦设立了专门的苏格兰事务部,并在议会设置了苏格兰事务常务委员会,负责审议苏格兰的专属法案。从1880年代开始,伦敦方面甚至对在苏格兰实行本地自治产生兴趣,甚至在1914年几乎要达成这一目标,直到相关立法进程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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