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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na 地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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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ey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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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rrhenian Sea 第勒尼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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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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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a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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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nius 维尔纽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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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aw 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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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goslavia 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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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greb 萨格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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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引言 名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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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事物的名声、名称和外貌，常用的尺度和价值，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起初几乎常有错误和武断……仅仅因为人们相信，这样的错误便一代一代流传扩张，直到渐渐成为这桩事物的一部分，变成它的本体。起初的外貌到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成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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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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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末叶，人们谈起巴尔干半岛各国，仿佛它们早已长久存在。但两百年前，它们都尚未成形。那时它不被称为巴尔干，而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鲁米利亚”，征服自原来拜占庭帝国的“罗马”土地。苏丹治下受过教育的东正教臣民都称自己为“罗马人”，或只称作“基督徒”。对于熟悉马其顿、伊底鲁斯[1]、达契亚[2]和莫西亚[3]等传统地理名词的西方人而言，“巴尔干”一词几乎未能传达任何意义。一位旅人于1854年写道：“听说我们将要越过一个巴尔干国家，我兴起了许多期盼；但是我不久就发现，这个十分响亮的称号仅意味着一个分开水道的山脊，或一个山隘，并不一定有雄伟或浪漫的景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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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一词起初是用来指称“古代赫默斯”山脉。受过传统训练的西方旅人非常熟悉这座“古代赫默斯”，他们由中欧到君士坦丁堡途中都会经过此处。19世纪早期，像阿尔比马尔伯爵这样的军官都勘探过山脉中尚不知名的山坡。一位普鲁士的外交官曾于1833年越过那里，他写道：“巴尔干的内部几乎没有被勘探过，它的高度也只经过少数几次准确的测量。”20年后，当约默斯中将的《巴尔干或赫默斯山脉旅行笔记》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被朗读时，这样的情况仍毫无改变。俄国军队于1829年及1877年向君士坦丁堡挺进时，也曾越过这些山脉。撰写1877年土俄通俗战史的一位作者写道：“横越巴尔干一定得看作这次战争中最了不得的一项成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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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时，一些地理学家扩展巴尔干这个词的意义，用来指整个半岛区域。这大多是基于错误的假定，以为巴尔干山脉正好横越欧洲东南部的这个半岛，就像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的顶端一分为二。在18世纪，人们对于土耳其疆域的地理知识非常模糊。即使到了1802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平克顿也表示：“这块区域晚近的地图仍旧非常不完备。”大多数学者，包括这地区最早从事研究的希腊作家，都沿用更普遍的“欧洲的土耳其”一词，而且19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少提及“巴尔干”。例如，大学者埃米·博伊的著作中就毫无记载，事实上，他对这整个区域有详细的勘探，记录在他1840年出版的《欧洲的土耳其人》，其正确和详尽程度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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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之前也少有人提到“巴尔干”民族。东正教的信徒包括希腊人与斯拉夫人，这些信徒中的人种差异和政治分歧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显现出来。1797年，希腊革命的煽动者里卡斯·维勒斯丁里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示，预言奥斯曼帝国必将败亡，同时宣布需要成立一个“希腊共和国”，鲁米利亚、小亚细亚、多岛海[4]、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所有居民都将是此共和国里的公民，不分“种族和宗教”。在里卡斯这个未来的庞大共和国中，希腊文不仅是学习的语言，也是官方语言。晚至19世纪50年代，见闻广博的评论家仍旧嘲笑“那些肤浅的观察家，他们视斯拉夫人为‘希腊人’，只因为绝大多数的斯拉夫人信奉‘希腊’的宗教”。甚至有德国学者卡尔·李特尔提议，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区域称为“希腊半岛”。英国历史学家佛里曼于1877年写道：“直到最近，信奉东正教的土耳其臣民在大多数欧洲人眼中仍像是希腊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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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民族主义明显地兴起之后，人们难以确认哪种形态的国家和民族秩序会继承土耳其帝国。有些评论家猜想，在奥斯曼帝国绝对宗主权的统治下，会出现众多自治的基督教政治组织；也有评论家预期，这个区域将分裂成一个希腊国家与一个南部斯拉夫联邦。几乎没有人正确预见实际的分裂过程。一位法国作家于1864年写道：“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还常听到人们问及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人属于哪一国，俄罗斯、奥地利，还是法兰西？有些梦想家回答‘这些人属于他们自己’。这样的乌托邦思想真是何等有趣、何等可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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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土耳其”是巴尔干最受欢迎的地理称呼；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一称谓显然余日无多。19世纪时，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黑山等国家相继崛起，列强则瓜分剩下的部分。1878年到1908年之间，欧洲外交会议屡次削减奥斯曼帝国的疆土，并将剩下的版图交给强权国家看管。西方的旅人、记者和宣传人士纷纷涌到这个区域，使“巴尔干”这个词大为流行，获得新的、更加广泛的使用。到了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统治）时，巴尔干已成了通用的词汇。讲究用语纯正的人因此甚感不安。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怒气冲冲地谈到“东南部的欧洲——或者像人们时常说的、那个错了半个世纪的名词——巴尔干半岛”。一位保加利亚的专家对于“这个区域……（被）误称为巴尔干半岛”也不平地抱怨。但这样的腐论抵挡不住潮流。不到半个世纪，新的地理概念已在日常用语中扎根，而这主要起因于军事和外交上的突变。1917年，在有关“东方问题”的标准历史记载中已经描述“那片土地被上一代地理学家称为‘欧洲的土耳其’，但政治变迁让我们必须为它寻找新的名称。常见的名字是‘巴尔干半岛’，或只称作‘巴尔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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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巴尔干就不只是个地理概念。这个名词像它的许多前身一样充满了负面含意，如暴力、野蛮、原始，我们很难找到与其匹敌的词汇。“为什么要称作‘野蛮的欧洲’呢？”新闻记者哈利·德温特在他1907年写的同名书中问道，“因为……这个词生动地形容了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一些荆莽未开、无法无天的国家。”叛乱和报复在此地已进行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更在1900年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展开炸弹攻击，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被刺杀，以及巴尔干两次战争期间的大屠杀之后达到了高潮。因为这样的历史形势，所以欧洲才很快地将这个区域跟暴力和流血联想在一起。战祸又起为时十年，1922年希腊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击败，有差不多两百万难民被迫背井离乡，但是情势仍无改变。没错，巴尔干的人民现在是自行统治了，一如许多为他们仗义执言的西方人士所愿。但结果如何呢？不能自给自足的、互相敌对的、内部冲突不断的小国家遍地林立。这种情形看起来简直像“小邦”，正是反对民族国家无限制出现的人所畏惧的。自由主义者觉得一个分裂又不稳定的现实世界很难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自决理想。在像德意志和意大利这样的新国家里，19世纪的民族主义使原本的古代小邦能够结合成较合乎经济理性的大单位，但在巴尔干，结果却恰恰相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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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更迭之间，小说家和电影导演将这个区域变成了一个舞台，上演着贪污腐败、动辄杀人、随手犯罪等异国情节。在安伯勒写的《狄米崔厄斯的面具》中，巴尔干象征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本身的道德败坏。在阿嘉莎·克莉斯蒂1925年写的《烟囱的秘密》中，巴尔干则为穷凶极恶的波里斯·安立科夫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他来自“巴尔干的一个国家……主要的河流，不为人知。主要的山脉，也不为人知。首都，伊卡瑞斯特。人口，大部分是盗贼。嗜好，刺杀君王和发动革命”。英国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在游记《黑羔羊与灰猎鹰》的开头写道：“暴力就是我对巴尔干所知的一切！我对南部斯拉夫人所知的一切！”雅克·特纳1942年执导的黑色影片《豹女》甚至更加过火，透过影片中备受煎熬的塞尔维亚女主角，将巴尔干变成了“古老的罪”的温床；这种罪恶将人类变成了杀人劫色的掠夺者，威胁要摧毁普通美国人“正常、快乐的生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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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大战之后，这些陈腔滥调已变得比较没有力量。冷战期间，“巴尔干”从西方人意识中消失，“铁幕”贯穿了东南欧，将希腊和它的共产主义邻邦隔开。阿尔巴尼亚让外人根本难以参透；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受到美国决策者和欧洲新左翼的偶像崇拜；南斯拉夫国内的国际不结盟和工人自我管理的口号，反而在国外更受关注。一般人知道的是，希腊成了“西方世界”的边缘，其他巴尔干国家则是共产主义东欧世界最少被研究的部分。大众旅游将数以万计的人带到了巴尔干的海滩和滑雪坡，将农民文化转变成餐后的余兴。明媚景色取代了暴力，大多数游客想象中最麻烦的问题不过是差劲的道路和匪夷所思的盥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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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随着冷战而来的长期和平给欧洲的裨益。对今天许多人而言，这些和平景象看起来不但遥不可及，而且如梦似幻；也像个裂口，巴尔干各国的真正性格透过它若隐若现。自从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倒台后，我们比较容易将东南欧再度视为一个单纯的实体，但是它那根深蒂固的贬损含意却也重新出现。的确，南斯拉夫分裂而促成的战争大概已使这些含意较以往更深植于人民的想象中：现在受到西方谴责的不仅有专制主义，还有种族差异，以及宗教与文化之间的长期历史鸿沟。要想找到人对巴尔干美言几句实在很难，想要不计善恶来讨论它更是难如登天。我写这本书的主要挑战，正在于能否以新的角度来看巴尔干，而不是透过我们长久习惯的有色眼镜看到一个扭曲的“巴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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