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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本身却从来没有被欧洲人接纳。在19世纪日益种族化的词汇中，土耳其人是统治“欧洲文明诞生之地”的“亚洲人”、“游牧民族”和“野蛮人”。约翰·罗素勋爵[11]于1828年写道：“土耳其人显然在各方面都不同于欧洲其余的民族。”甚至连莱瑟姆这位维多利亚时代头脑最清楚的民族志学者都表示：“若不严格来看，土耳其人就是欧洲人，就像新英格兰人是美国人一样。”莱瑟姆完全不认同土耳其人是“欧洲的新来者”或“亚洲人”，大肆嘲笑这类的观点，同时觉得土耳其人的宗教使得他们成了“欧洲体系中难以对付的成员”。穆斯林普遍被西方人误认为比基督教臣民更“好战”。一位美国外交官于1842年写道：“没有任何古代或现代的战争像土耳其人对抗希腊人的战争那样狂暴和残忍。欧洲的基督教国家能够长期缄默，冷眼旁观它的暴行，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事。”尽管有作家反驳，如乔治·芬利曾写作《希腊独立战争史》，不遗余力地抨击双方的“灭种战”，但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暴力只会来自战争双方中的一方。格莱斯顿[12]公开谴责“保加利亚恐怖事件”[13]时，便曾有效地利用这种单方暴行的观点，这也证明了尽管有证据显示基督徒也从事暴行，或屡次故意挑起暴行，保持此观点的人却完全不为所动。伊迪丝·杜韩[14]如此总结西方人的态度：“当穆斯林杀穆斯林，那不算一回事。当基督徒杀穆斯林，是正义的行为。当基督徒杀基督徒，那是判断失误，最好不要谈论。只有当穆斯林杀基督徒时，我们才认为是十足的残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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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欧洲对于穆斯林受害者视而不见，因此忽略了奥斯曼帝国衰亡所引发的巨大人口迁移。奥地利地质学家埃米·博伊于1854年写道：“在西方，人们时常谈到要将所有的土耳其人（即穆斯林）迁到亚洲去，以便让欧洲土耳其变成一个独尊的基督教的帝国。这就如同以不人道的命令将犹太人逐出西班牙或将新教徒逐出法兰西一样，而且事实上几乎行不通，因为欧洲人常常忘了，在欧洲土耳其，穆斯林大部分是斯拉夫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权利，跟其他基督教同胞的权利一样由来已久。”根据一项估计，在1821年之后一个世纪内，大约有500万穆斯林从奥斯曼在巴尔干和黑海区域的土地上被赶走；光是在巴尔干，就有170万到200万之间的穆斯林于1878年至1913年自愿或非自愿迁往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所在地。土耳其语因此衰退成区域性的语言，殖民城市被信奉基督教的新来者接收，奥斯曼的建筑都遭到恣意破坏或任其坍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杰作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遭到炸毁，正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极端去伊斯兰化的延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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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到1913年间，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帝国崩溃，许多西方人士都将此视为“亚洲的”强权终于被逐出欧洲的标志，是基督教国家的宗教力量和种族力量的胜利。当时的美国记者弗雷德里克·摩尔曾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报道，亚洲土耳其人强行以伊斯兰教的方式统治其欧洲的臣民，摧毁他们的意志。土耳其人设法让欧洲人改信伊斯兰教以增强自己的种族势力，却终究无法胜过自己统治之下的欧洲人种。现在，“‘土耳其人’将循许多世纪前他们来时的路返回亚洲，与欧洲人的来往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本质。他们对欧洲人的印象仍停留在中古时期欧洲的野蛮，欧洲的美丽和污秽，欧洲轻率的信仰”。至于未来，摩尔预测土耳其帝国以前的统治者根本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谨慎地预测，这些已扩大的巴尔干国家会沿着现代路线快速发展，因为我们已见到它们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至少部分实现了采取欧洲文明制度的热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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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的预测完全符合一般自由派的期望，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人民的文明能力有高下之别。不少欧洲人士因为相信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应自奥斯曼统治中解放，而在欧洲其余地方奔走游说：摩尔的说法则揭示了支持这些说客的观念。但正是这种论调导致了随后几乎不可避免的失望。早在1836年，在巴尔干民族主义首次得胜之后，一位前往希腊的法兰西旅人记录下他情绪上的变迁。他写道：“成为土耳其人奴隶的希腊人是受人怜悯的。希腊人一旦获得自由却使人恐惧。他们的生活是一连串的偷窃和袭击，纵火和暗杀成了他们的消遣。”于是，自由派的乐观主义在1912年被迅速甚至是粗暴地粉碎了。刚刚才打败奥斯曼军队的几个巴尔干国家立即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彼此兵戎相见。不时传出的新闻透露，他们的正规军以残暴的方式对付平民，尤其是在马其顿、科索沃和黑山。托洛茨基曾报道说：“当你靠近看它，会看到这一切。肉正在腐烂，人肉和牛肉都一样；村庄变成了群立的火柱；人们要杀光‘12岁以上的人’；每个人都变成了野兽，失去了人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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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被信奉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卜刺杀身亡。20世纪的第二次波斯尼亚危机和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变成了欧洲大陆的浴血惨剧，终于摧毁了欧洲的旧秩序。就因为这样，巴尔干从此在欧洲人意识中受到诅咒。只有那些对这些小国怀抱最热烈希望的人才继续力争，说它们值得援助。愿意主张不把欧洲的文化设想强加给巴尔干，从其自身理解巴尔干的人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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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对巴尔干半岛有更真实、较少偏见的了解，一定得设法解开人们对这个区域看法的形成方式；这些看法不但受到当地事件的影响，也受到欧洲自我认同和文明发展的宏观叙述的影响。基本的史学挑战是如何将奥斯曼统治时期的巴尔干纳入整个欧洲大陆的历史。对许多著名的欧洲学者来说，答案一直很明显。约翰·马里奥特爵士在谈及东方问题的严肃历史论述中，一开始便明确地断言：“这个问题首要且最重要的因素，是异族本质的存在，那个异族便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个问题深植在欧洲人的血肉之躯内。”换句话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断绝了巴尔干与欧陆其余国家的联系，并且为这个区域带来了新的黑暗时代；借用波兰历史学家奥斯卡·哈勒基的话，这是因为“在欧洲历史过程中，欧洲实际上等同于基督教世界”。在土耳其人出现以前，巴尔干只是受蔑视程度稍轻的拜占庭帝国的一小部分，这项事实更加强了上述看待东方问题的方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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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欧洲等同于基督教世界的笼统说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尼古拉·伊欧加两人都主张，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才是拜占庭东正教“普世之国”的继承者，其实这正是延续征服者穆罕默德[15]的看法。伊欧加特别提出，曾有一个“拜占庭之后的拜占庭”在苏丹们的统治下存活了下来。但是这种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绑在一起的亲密论不被大部分人接受。更多的学者，大概是一伙持通俗之见的人，追随的是哈勒基的想法。哈勒基坚称：“由欧洲观点来看，我们必然会注意到，在血统、传统和宗教上完全不同于其欧洲臣民的奥斯曼帝国，并不能以新形态的文化统合境内的欧洲人，反而带来落后的异族统治，使这些欧洲人对欧洲历史的参与中断了大约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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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国家就是顺着这种逻辑，回头向中古或古典时期寻找民族的根，并且鼓励历史学家尽可能快速地略过奥斯曼统治时期，仿佛那些岁月中不会冒出什么美好的事物。日夫科夫[16]在1981年宣称：“当保加利亚在14世纪末落入奥斯曼帝国统治，它历史发展的自然路线便中断而且倒退。”日夫科夫的这般看法产生于他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之前，并且延续至该政权倒下之后。塞尔维亚关于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传说，[17]反映出对于历史遗绪的同样迷恋。希腊的历史学家和古迹维护人士更倾向钻研古代、拜占庭或现代的历史，而较少研究奥斯曼时期。英国历史学家并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探索自己的国家有多少传承自盎格鲁—撒克逊、诺曼或汉诺威王朝，但巴尔干就无法逃避有关持续、断绝和历史遗绪的问题，因为哈勒基所称的“欧洲视角”已经在巴尔干的学者和舆论中制造了先入之见。这并不表示巴尔干人民容易在时间的迷雾中迷失自己，而是既为欧洲人，就要否定奥斯曼帝国过去的合法性。帮助民族主义者奋斗，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正是欧洲俱乐部的成员觉得有必要去做的受人尊敬之事。换句话说，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和焦虑，表现出他们为了承接欧洲历史渊源所做的努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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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在欧洲长久以来恶名昭彰，若干学者因此总想挖掘出这个区域的优点。巴尔干国家的近代史呈现为民族国家相对其敌人不可避免、理所当然的胜利。不过最近，由于对民族主义感到幻灭，许多人开始缅怀帝国的盛世：新的奥斯曼史学趋势是强调苏丹治下的种族共存和宗教共存，将这个帝国视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乐园——虽然彼时这一理念尚未诞生。但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虽然对旧的负面观点做出了修正，却没有多大改进。真相是，虽然许多世纪以来奥斯曼比多数基督教国家更能接受宗教共存，但这跟宗教平等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巴尔干没有种族冲突，并不是因为“容忍”，而是因为苏丹的臣民没有民族的概念，以及因为基督教强调“信徒的同心”而非种族的团结。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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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的历史是将某个历史演进形态设为标准，然后解释该历史形态以外的偏差。19世纪的人认为历史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它描述的乃是某个社会由落后和野蛮迈向文明的进步路途上的成败情形。20世纪学者谈论的是由传统到现代的途径，他们虽然改变了术语，但仍保留了相当多同样线性的看法。他们利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一般假设模式，去了解巴尔干的国家和社会何以依然贫穷不安定，不曾达到它们应当达到的境界。然而东南欧的相对贫穷或种族暴行是否真能解释成落后的标记，仍是疑问。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混合在许多世纪里都相当稳定，在绝大多数时间中，根本没有种族冲突，那为什么就在最近这一两个世纪中，这里的种族秩序在政治上变得骚动不安呢？当代事件如大众政治、城市化与工业化生活、新国家结构的兴起，以及识字率普及和科技传播，都对巴尔干半岛产生影响，且重要性不逊于长久以来认定的宗教派别、农民安土重迁意识和种族裂痕。然后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口中的历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推翻任何的欧洲优越论。因为欧洲不但给予巴尔干各国定义其民族的方式，也给予它们意识形态上的武器——主要是现代浪漫的民族主义——来毁灭它们自身。换句话说，要了解巴尔干就必须去注视历史本身，历史并不是一面让我们掩饰过去、自照美德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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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底鲁斯（Epiros），希腊与阿尔巴尼亚交接地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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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达契亚（Dacia），古代多瑙河以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罗马尼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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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莫西亚（Moesia），在今天的保加利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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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岛海（Archipelago），爱琴海的旧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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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战（jihad），阿拉伯语意为“斗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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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撒拉森人（Saracen），中世纪欧洲对横亘东方的伊斯兰世界的称呼，含有贬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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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Great），即苏莱曼一世（1495？—1566），奥斯曼帝国苏丹（1520—1566），在位时对外进行战争，扩张领土，对内改革行政制度，颁布法律，使奥斯曼帝国达到极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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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伊文斯（Arthur Evans，1851—1941），英国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发现“迈诺斯文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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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一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或外交政策，视维护国家利益为制定国际政策的主要依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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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门（Porte），指1923年以前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政令皆由此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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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1792—1878），英国政治家，曾两次担任首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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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格莱斯顿（W.E.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次任首相，对外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出兵侵占埃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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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保加利亚恐怖事件（Bulgarian horrors），奥斯曼帝国于1876年镇压保加利亚人民的暴动，格莱斯顿以此名称显示其血腥程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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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伊迪丝·杜韩（Edith Durham，1863—1944），英国人，中年时因身体因素而移居阿尔巴尼亚，并爱上了这块土地，撰有阿尔巴尼亚的游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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