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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23 [18]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即现行的公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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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25 [19]瓦拉基人(Vlach),巴尔干一带零散分布、讲罗曼土语的民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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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27 [20]杂住盖(Zadruga),家长制家庭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几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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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29 [21]迪米屈厄斯·坎特米尔(Dimitrius Cantemir,1673—1723),摩尔达维亚亲王、学者,逃离土耳其领主而奔往俄罗斯,撰有关于摩尔达维亚之著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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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31 [22]维齐尔(Vezir/Vizier),阿拉伯语“辅助”之意,大维齐尔即指首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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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33 [23]阿尼纳(Jannina),约位于今天的希腊西北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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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35 [24]阿索斯山(Mount Athos),位于希腊东北部,建有许多独立的修道院,是希腊东正教的圣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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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37 [25]大卫·厄克特(David Urquhart,1805—1877),英国外交官、作家,曾帮助希腊进行独立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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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39 [26]鲁米利亚(Rumelia),曾是奥斯曼一省,位于巴尔干山与洛多皮山之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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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41 [27]赛法地犹太人(Sefardic Jews),犹太人的一系,原居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拒绝改信基督教而于1492年被驱逐,逃往非洲北部、土耳其和意大利,后又迁移到北欧和美洲。他们保持自己的礼仪、习俗、方言(拉迪诺语)和希伯来语的发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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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43 [28]阿尼纳的阿里·帕夏(Ali Pasha of Jannina,1741—1822),曾任奥斯曼鲁米利亚省总督,后于阿尼纳自立为王,人称“阿尼纳之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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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45 [29]邪教徒(giaour),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特别是基督徒的贬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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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47 [30]吉拉斯(Milovan Djilas),南斯拉夫政治家、作家,生于黑山。他是铁托的终身挚友,曾直率批评当时南斯拉夫奉行的共产主义制度而被罢官入狱。著有《新阶级》《与斯大林的谈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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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49 [31]卡拉杰(Vuk Karadzic,1787—1864),塞尔维亚语言学家,塞尔维亚语的主要改革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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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54 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1706389966]
1706391255 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第二章 民族兴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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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57 这些堕落区域的教会地理学当然只能丢给收古董的人,因为它无法阐明历史,更不能交代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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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59 ——约翰·平克顿《现代地理》(1802),第二册,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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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61 我们教会是神圣的,但我们的神职人员都是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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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63 ——拜伦[1]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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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65 20世纪初,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爱国人士争夺着奥斯曼马其顿基督徒农民的忠诚,结果出乎意料地困难。一位希腊的参与者写道:“我到达萨洛尼卡时,希腊农民和人们搞不太清楚正教和保加利亚主张教会分裂者之间的实际差异。我知道这点是因为只要我问他们究竟是Romaioi(指希腊人)还是Voulgaroi(即保加利亚人)时,他们便茫然地看着我。他们互相询问我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然后天真地回答我:‘嗯,我们都是基督徒——你说的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是什么意思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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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67 同样地,被英国同伴描述为“出身于城镇的现代爱国人士”的亲保加利亚的达尼尔,他对于“乡村民众的冷漠感到很烦恼”。在普利斯帕湖区一带,他设法对乡民解释,说他们被迫用希腊语做礼拜,而不是用自己的斯拉夫语,简直是被反保加利亚的神职人员利用。“但他们却大口吃着生菜,配着乳香酒吞下去,说那样并没有关系。他们许多人都说希腊语。神职人员舔了一点酒,也持同样见解。他自己为了普通的目的说当地的斯拉夫方言,却是用希腊语来学成所有的礼拜仪式。礼拜做得很好,难道还会有什么关系?达尼尔感到不自在,跟我说他们非常无知。他们都是保加利亚人,应当有保加利亚的神职人员,但他们却不知道。就我所见,他们也不在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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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69 苏丹治下的基督徒臣民对于民族界线漠不关心,反映了他们对于宗教社群的归属感。在那样的社群中,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语言上的差别,没有他们对于东正教的共同信仰来得重要。这也显示了在这个时刻,具有现代种族政治思想的人已来到乡下,遇上的是民族主义兴起以前的世界。东南欧民族语言、种族和宗教的多样状况,至少早至斯拉夫人入侵时就已经存在。不过,种族在政治上一直不是重要的因素。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都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政体。许多世纪以来,只要肯改变信仰、适应文化,不同背景的人也能展开精英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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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1271 由于巴尔干的历史大部分是由上述的民族主义爱国人士的后裔所写,他们设法启蒙的农民又没有足够坚定的发言力量,于是农民很少被写入历史。但即使到了晚近,我们还是可以察觉到早在种族政治得势以前就已长存的农民思想状态。英国记者布雷斯福德于1905年写道:“我询问奥克瑞达附近一个遥远山村的男孩们,那里没有老师也没有牧师,没有任何居民看得懂书。我是想知道他们拥有多少传统知识。我将他们带到保加利亚皇帝城堡的废墟,它位于一个圆丘顶上,可以一览湖泊和平原。我问他们:‘这个地方是谁建立的?’答案很有意思——‘自由人’。‘他们是谁呢?’‘我们的祖父。’‘好的,但他们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呢?’‘他们不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基督徒。’由此似乎可看出他们的知识程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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