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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东正教而言，伊斯兰教的统治远不如天主教那样具有伤害性。天主教的军队在1204年和1444年的十字军东征中，为巴尔干的基督徒带来了大浩劫；威尼斯人在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严苛且频施镇压。1694年，威尼斯人短暂占领希俄斯岛之后，岛民都说：“被土耳其人统治还比较好过。”一位东正教僧侣在1641年告诉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我宁可变成土耳其人，也不要变成你们拉丁人，因为你们痛恨又迫害我们。”事实上，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关系在帝国之内常比帝国之外来得和谐。例如，在17世纪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天主教人口很少，天主教和东正教居民时常参加彼此的礼拜，教堂也建在一起。到了1749年，东正教主教甚至曾训斥西夫诺斯岛和米科诺斯岛的居民未能认清两教仪式的差别。不过整体说来，尽管耶稣会会员和其他传教士在巴尔干半岛从事传教活动，但由东正教改信天主教的农民寥寥可数。土耳其人的统治使东正教主教和罗马教皇之间的权力均衡倒向前者，但这倒不是因为前者是高门的仆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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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因安条克[13]地区主教的任命而引起的争端，使东正教宗主教突然间明白了忽视帝国内天主教的活动的危险。于是在高门致力行政改革同一时间，宗主教加强了对信徒的控制，替中央集权式教会制度［后来为人所知的“御谷”（millet）制度］奠定了基础。不过，广义而言，东正教教会其实早就被纳入了奥斯曼政府体系，至少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为他的基督徒“羊群”建立新的管理方针时就已开始。基督徒，像犹太人一样，都被认可为“被保护的庶民”（zimmi）。只要他们保持忠诚、缴纳赋税，就被容许按自己的信仰习惯行事。东正教的主教——最尊贵的即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在这两方面都算是保证人，并且在后来被视为“异教徒团体”的首长。他们得到授权，可以为了公共目的向东正教教徒收税，也能通过宗教法庭为基督徒主持正义。他们的代表享有官方的特权，譬如派遣土耳其士兵陪他们去收税。苏丹借此赋予教会组织一个新角色：除了在拜占庭世界原有的宗教功能之外，教会现在还渐渐融入政治和行政功能，作为帝国东正教臣民的喉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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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就是以这种怀柔征服的方式（而不是摧毁东正教），为它带来了许多益处，而主教及其敌人和对手也都明白这一点。在经过拜占庭最后四分五裂的混乱阶段之后，教会现在终于能在巴尔干半岛和安那托利亚恢复并拓展它的权力。由于土耳其人的缘故，东正教教会大体上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地中海东部带来的天主教威胁。许多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首次实际统一了巴尔干半岛。16世纪晚期，奥斯曼首都有官员报告，那里的基督徒“宁可让土耳其人统治，不想被其他人宰治”。当土耳其部队于1715年重新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回伯罗奔尼撒半岛时，希腊的农民都很欢迎并支持他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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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的统治带给巴尔干基督徒的不只是宗教自治，还有日益繁荣的经济。从一开始，基督教在若干税收上的节制便让少数人能聚集起庞大的财富。15世纪时，据说大富豪米夏尔·坎塔库齐诺斯与帕夏们及大臣们来往频繁，并且受到他们的尊敬，他拥立与废黜了多位宗主教。后来，东正教商人利用贸易对手（如威尼斯）的崩溃，以及中欧和俄罗斯南部新市场的兴起，通过贸易建立了财富基业，组织起相当大的船队。君士坦丁堡受过西方教育的有钱的希腊家族——即法纳尔人，因居住于君士坦丁堡法纳尔区而得名——成了奥斯曼行政高层的中间人，并且开始在宗主教的俗人职司中占据主导。在17世纪中叶奥斯曼和威尼斯人谈判交出克里特岛时，以及在1698年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卡尔洛维茨和平会议中，希腊的翻译都扮演过决定性的角色。在卡尔洛维茨和平会议中，杰出的亚历山大·马伏罗科达托就随侍在主谈判者雷米·穆罕默德·埃芬迪一旁。马伏罗科达托的儿子还曾被任命为多瑙河自治省的侯王，是首位在18世纪将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变成希腊学术及文化中心的希腊诸侯，这两地也是奥斯曼、俄罗斯、意大利和中欧等文化的重要交会处。法纳尔人出身希腊基督徒，对奥斯曼忠诚，他们由于自身利益，（借用他们一位杰出人物的话来说）“尽可能做个希腊人”。他们认为当希腊人意味着从服侍苏丹中获得声望、财富与荣耀。亚历山大·马伏罗科达托写道：“我们遵守《福音书》的指示，‘将恺撒的归给恺撒’。身为基督徒，我们绝不会将短暂、易腐败的事物跟神圣、永恒的事物混为一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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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贪污腐败，法纳尔人可说经验丰富。他们的崛起跟宗主教教区内部日益严重的财政和道德问题时间相同。在1495年之后的100年中，宗主教经历了19次的更换；在接下来的那100年，却有61次更动。由于教会最高职司可以通过向奥斯曼官员的高额贿赂来买卖，腐败的教会于是臭名远扬。教会职司的候选人常向有钱的法纳尔人借贷，他们要还钱只能凭借教会向基督徒农民抽税。宗主教之下中央集权程度愈来愈高，增加了教会资源，可能也让这个问题更加恶化。一位英国旅人描述：“希腊农民常说，乡下的劳工受到三种诅咒，即牧师、当地基督教显贵（cogia bashis）和土耳其人，人祸总是依此顺序而来。”在19世纪的波斯尼亚，“希腊宗主教会确保当地的主教职位只由法纳尔人担任，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波斯尼亚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东正教基督徒，被血统、语言和性情都不同于他们的牧师所管辖。这些牧师和土耳其官员联手压迫他们，树立了更坏的道德堕落的典范”。理由很明白：“他们每年必须送巨额的贿赂给上面。”如此这般的勒索和贪污事件终于让旧的东正教普世教会主义成为历史，也导致基督教会和教徒彼此怨怼，挑起非希腊语系农民被“希腊的”教会剥削的感觉——正是这种感受为巴尔干的民族主义铺好了道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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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贪污腐败侵蚀教会组织时，巴尔干东正教的世界却仍旧兴盛了起来，范围由地中海扩展到黑海，从意大利北部延伸至俄罗斯。我们可以从约西波·莫西俄戴克斯的生涯和旅游中，看出在这个东正教巴尔干境内，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可能拥有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此人是杰出的教师兼学者，为瓦拉基人，来自今日罗马尼亚境内的多瑙河南岸。他生于1725年，在萨洛尼卡（即今之塞萨洛尼基）、士麦那和阿索斯山的学校接受教育、学习希腊文化，到帕多瓦做研究，然后在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文化中心——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贵族学院执教。他也曾到威尼斯、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旅游，声称看到了“所有的希腊移民社群”。康士坦丁·达彭提斯与他同一时代，在斯科佩罗岛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受教育，广泛游历奥斯曼帝国。1757年，达彭提斯带着他修道院的真十字架，开始越过巴尔干半岛，旅程长达八年。他由阿索斯扬帆出发，越过未来保加利亚的土地，抵达多瑙河和摩尔达维亚，然后南行回到君士坦丁堡——根据他自己的记述，他将这个城市自瘟疫中拯救出来——于1765年荣归圣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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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彭提斯的游历是在他的“故乡”——他故土岛屿的世界中发生的。对他而言，“希腊”这个词没有政治或领土的含义。东南欧，并不是由民族国家而是由东正教界定出来的区域。这里的时间遵循着东正教教会的韵律，而不是任何世俗的历史概念。日常生活到处都有属于神和超自然的事物。当然，巴尔干东正教也提供了物质方面的报酬：萨摩斯岛和塞浦路斯的甜酒，阿勒坡的开心果，士麦那的无花果，摩尔达维亚的苹果和瓦拉几亚的乳酪。当研究欧洲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问及为什么拜占庭帝国未能在它的欧洲领土上巩固文化与宗教方面的控制（如西方的罗马教廷一般），他搞错了。拜占庭文化其实仍在东正教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不断演进。它在苏丹首都内的希腊法纳尔人夸张的著作中存活发展。法纳尔人虽然一会儿对高门忠诚，一会儿又对拜占庭帝国的重生怀着希望，但他们始终是东正教和希腊文化的虔诚支持者。拜占庭文化也在尤金奥斯·伏加里斯这样的教会知识分子手中演进。他可能是18世纪晚期东正教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在被威尼斯人统治的家乡科孚、在土耳其的阿尼纳以及在帕多瓦大学受教育，然后将他的学识带到阿索斯、君士坦丁堡，最后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他游说女王，声称新的天主教进入东欧会带来种种危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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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却与政治体制平行的宗教机构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机器是很重要的。苏丹的臣民都根据信仰分成不同的社群，主要由他们自己的教会组织来管理，拉比[15]、主教和卡迪[16]主持各自的法庭、监督公共事务，并负责向教徒收税、协调经济事务。但是，当宗教如此区分，甚至分割出各自的群体和个人时，同时也建构起对生命难题和困境的共同看法。特别的是，这是在一个宗教容忍程度远大于欧洲其他地方的统治制度之下——借用利思戈的话：“在他所有的领土上，信仰自由无处不在，各种宗教都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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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权力是各种宗教信徒都惧怕、尊敬和求助的共同资源。基督徒懂得利用穆斯林的智慧，从清真寺或圣殿搜集护身符或圣土。在某位基督教殉教者的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穆斯林妇女如何被宗主教治好病痛。主教最初拒绝治疗，理由是“接纳那些对我们信仰陌生的人是不妥的”。可是，他终于动了怜悯之心，说：“到我面前来的，我一定不会将之抛弃。”穆斯林会拜访基督教牧师，基督徒也会拜访犹太教的拉比。例如，有文献记载，16世纪伊斯坦布尔有一个人在发烧陷入险境时，发誓说如果他恢复健康，就会放弃对男童的爱好。等到病治好了，他却改变主意，但仍犹豫是否要毁誓。伊斯坦布尔的乌理玛[17]劝告他，说他无法挣脱誓言。于是他便向萨洛尼卡的犹太教拉比们请益，看他们是否能找到教规漏洞（他们建议他试试女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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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需要面对特别危险，如海员，时常会表现出一种普遍的虔敬。德布斯贝克表示：“当（土耳其人）做好航行准备时，他们会去找希腊人，问海洋是否已得到赐福。如果希腊人说没有，土耳其人就延后航海；如果已举行过祝福仪式，他们就登船，扬帆起航。”各种信仰的水手——尤其是海盗——都尊崇圣母玛利亚的圣像。曾有一位法国人在海上遭到了暴风雨，土耳其的水手劝他向圣母祈祷，因为这位水手在维也纳被囚时曾听说她能助人脱困。在这个世界上，人需要来自各方的帮助：不虔敬远比属于不同的信仰来得严重。土耳其战舰上的一个英国奴隶述说：“在他们首次上船时，被问到信什么宗教。他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于是有人温和地劝他们放弃原有信仰，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但因为他们坚定地拒绝，结果土耳其人说，由于他们拒绝接受真正的信仰，他们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服侍上帝，求得次佳的救赎机会。他们立刻被分配到一间小舱，被要求打点成小礼拜堂，不得不每天定时地祈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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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干旱、洪水、地震、海盗、战争和火灾，这些都是奥斯曼时代巴尔干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和凶险，它们强迫不分宗教领域的人们尊敬天上的力量及神学家的智慧和知识。例如，圣徒由于保护特定城市而知名，基督徒和穆斯林同样承认这些圣徒有阻挡危险的能力。当美特索文的圣尼古拉的遗骨减轻了崔卡拉镇的瘟疫、避开了蝗灾时，“基督徒和土耳其人都欣喜若狂”。塞浦路斯也曾有一次蝗灾，“像黑云蔽天，阳光几乎无法穿过”，后来被圣米迦勒的右手击败，人人感到欣慰。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承认东正教殉道者遭到处刑时会发生神迹——尸身发出“无法描述的”甜美芬芳、不属于尘世的焕发容光、尸体不会腐烂。宗教也无力阻挡吸血鬼侵袭城镇所带来的惊惶，例如在亚加，有人看到吸血鬼“手提大灯笼四处滑翔”。1872年在亚德里亚堡，穆斯林霍加[18]和基督教牧师都无法将镇上的吸血鬼赶走，后来召来土耳其的术士，经过适当的作法，才减轻人们的惊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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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的巴尔干半岛因此是看不见的恶灵和善灵密集的世界。有些家族很令人惧怕，因为人们认为其成员是具有人形的吸血鬼。甚至传闻说有些人会将尾巴藏在内衣里面。各个宗教的信徒都会用符咒来抵御邪恶，其他还有大蒜、有绳结的绳子、野猪獠牙之类的兽角以及某些浆果。牧师忙着回应信徒的要求，在护身符上书写经文。若基督徒发现自己的护身符没有作用，会去借用穆斯林的。许多这样的信仰仍存留到今天，只不过人们因为害怕被嘲笑而很少说出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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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嘲笑吸引了许多非信徒，他们注视着信徒们充满迷信的无知行为，同时也有迷惑、兴味、超然和恐惧。天主教的观察家厌恶东正教的乡村神职人员对教徒的严密钳制，特别想强调这些牧师的无知。1762年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受过高等教育的耶稣会学者鲁吉洛·朱西普·博斯柯维奇（出生于拥有斯拉夫及意大利文化的杜布罗夫尼克）被跟他交谈的保加利亚乡村牧师吓倒，他说：“他以及这些贫苦民众的无知真令人无法置信。除了禁食和节日、十字架记号、对某个形象的崇拜和基督徒的名字以外，他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一无所知。那个晚上我居然发现……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天父，也不知道使徒信条和基本教义。”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瓦陵顿·史密斯旅行经过瓦拉几亚，他也发出类似的哀叹：“人们普遍极端无知……牧师的智识几乎不高过村夫俗子，我们可见到教区的主教身穿兽皮，像他最卑微的教徒一样跟在犁后面工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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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乡村牧师的描述用在他的教徒身上更为真切。森治的天主教主教于1615年谈到他的新加入的教徒：“他们信奉神圣罗马教会，却完全不懂教义。”三个世纪之后，一位希腊民族志学者表示：“农人都很虔诚，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信服基督教根本教义，而是因为恐惧。”根据圣人会如何惩罚蔑视他们的人，巴尔干的农民将圣人分成“重量级”和“轻量级”两种。塞尔维亚人普罗塔·马提雅·尼纳多维奇曾在18世纪晚期接受乡村牧师的入门训练，他回想起：“某些老妇人，甚至有些男人会对我母亲说：‘我的姊妹，你可真有福气，家里有这样一位有学问的儿子，他能够为你说出圣人的名字，让你在不应当工作时便不用工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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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对教义无知的强调，通常阐明了旁观者——西方的游客、学者、寻找教义谬误的资深神职人员、专业的异端追猎者——对于基督教（以及宗教本身）所持的特定概念，而未必是表露巴尔干普通民众和牧师的宗教观。20世纪早期，一位法国学者认为，农民似乎没有受到“很多启蒙”。这样的评论是假设宗教也应该是“启蒙”的一环，且要以清晰的教义为前提。但其实，这对识字的都市精英比对不识字的东正教乡民来得更有意义：对于乡民而言，实践远比教条来得重要。该法国学者的评论也假设宗教是私人良心的反省，是神学的而不是集体信仰和实践的问题；宗教与科学世界划清界限，也跟魔法和超自然事物泾渭分明。如果说东正教的神职人员比天主教少受文化训练，也不够懂得神学的微妙之处，那是因为在巴尔干半岛上，虔诚和道德方针不如适宜的仪式来得重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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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研究巴尔干民间宗教的途径是对那里的农民采取比较同情的立场：信教是为了避免生命危机，以及去解释困难和悲剧的成因，如果可能的话更要预先阻止。换句话说，民间宗教是农民的一种理性观点：用大蒜来隔开邪眼；以适当方式搜集圣土和圣骨，并在牧师或霍加说出某个家人的名字时集中在一起，就可以留作那位家人生病或出意外时救急之用。对这种民间宗教更极端的解释是，它其实是一种保险。它的优点是肯定农民本身坦然承认的事，也就是教义上的差异对他们而言通常不重要。在有教会的贫穷乡下地区，这种情形甚至导致外来者（包括奥斯曼政府）认为不同宗教的差异性正大幅下降。20世纪初，阿尔巴尼亚的一位土耳其电报员说：“这里的伊斯兰信徒并不是真正的伊斯兰信徒，基督徒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如同蒙塔古夫人所言：“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中间生活的人们并不擅长处理争议，他们说自己实在无法判断哪一个是比较好的宗教。但为了确定不会背弃真理，他们极慎重地服从两教的旨意，在星期五上清真寺，也在星期六到教堂做礼拜。”如果被问到信哪种宗教，马其顿西部小心翼翼的农民会在他们胸前画十字，说：“我们是穆斯林，但是，是服侍圣母玛利亚的穆斯林。”几个世纪之前，德布斯贝克曾在利姆诺斯岛见到土耳其人参加希腊仪式并感到吃惊，他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如果你问他们为何这样做，他们会回答许多风俗由来已久，长期经验证明了它们很有用。他们说，古人比他们懂得也能够见到更多，因此他们认可的风俗不应当任意打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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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共享的世界里，虔诚的仪式超越了神学的分水岭，不仅在超自然事物的领域中，也在奥斯曼世界的日常世俗生活中。例如，伊斯兰教的法庭和土耳其的行政当局，非穆斯林和穆斯林都可以接触。非穆斯林可以将它们当作上诉法庭，有时也借此绕过他们自己的宗教当局或习惯法庭。因此穆斯林官员能依照伊斯兰教的法律，帮助基督徒和犹太人处理税赋、商业和土地事务。16世纪和17世纪，奥斯曼各省总督有时甚至会插手处理基督徒社群中关于任命主教的争执。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是行会的成员，他们利用拜占庭的行会制度，让自己能受到圣徒、教长或圣人的保护。即使没有涉及穆斯林，东正教的男女信徒有时也利用伊斯兰教的教法法庭。有个塞浦路斯基督徒农民在一位伊斯兰法官面前陈情：“我缺钱。他故意拖延不还。根据伊斯兰教教法，我要他还钱。”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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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最私密的部分都受到这种宗教并存的影响。例如在婚姻方面，基督教教会的态度便遭遇了始料未及的竞争。依照伊斯兰教，一夫多妻和各种暂时性婚姻的契约都是可行的，离婚很容易（妇女尤其容易）。哪一种宗教拥有更佳的吸引力因此是毫无疑问的。基督教会的管理阶层看来一直未容许一夫多妻制（无论如何，一夫多妻在巴尔干穆斯林中也不常见）；但暂时性的婚姻另当别论。1600年，威廉·比达夫曾注意到，以一些金钱包下与一位妇女在某期间内的关系，对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有自然的吸引力。最后，教会被迫默许这种到了18世纪已十分流行的做法。在有些地区，这种做法变成了赚取嫁妆的手段，一种合法化的人肉买卖。“假如有个陌生人期望与一位年轻未婚女性欢爱”，基克拉泽斯的沙勒蒙勋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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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立即把注意力放在她的父母身上，要求和这位少女结婚。这项交易马上成交，这对新人被带到地方行政官面前。他们在那里宣誓，两人在新郎居住岛上的期间互相忠实对待，新郎并保证在离去时付一大笔金钱，以及目前的预付款……这笔钱留作少女的财产，在她的配偶离去时，她会立刻用这些钱在同胞中为自己找一个真正的丈夫。此人一点也不因为她前面的婚姻关系而不尊重她，事实上把她视为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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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基督徒岛民为了自己方便而采纳的伊斯兰做派，并且得到了土耳其官员的准许以及乡下牧师的容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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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这种特定的制度不谈，在奥斯曼统治期间，巴尔干半岛上的穆斯林男人和基督徒女人一直有互通婚姻：结果许多穆斯林的母亲是基督徒，因此私下很熟悉母亲的宗教，有时还心向往之。塞尔维亚的专制君主乔治·布兰科维奇于1435年将女儿玛拉嫁给苏丹穆拉德二世，大概是想获得后者的青睐，可惜没有成功。阿尼纳的阿里·帕夏有个信基督教的希腊妻子，他曾因替她盖了间小礼拜堂而出名。后来，阿尔巴尼亚出生的奥斯曼官员伊斯梅尔·凯末尔·贝想娶一名希腊妇女，为了克服她继母的阻挠，在她的同意下将她诱拐走。在精英阶层之下，也有无数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关系的例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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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信仰为陷在不愉快婚姻的基督徒妇女提供了特别的好处。借着改信伊斯兰教，她们的婚姻便自动无效，除非她们的配偶也改信。这有个特别的模式。一个伊斯兰教教会法庭（或卡迪法庭）听人陈述：“卡蔻（Cako）当着穆斯林的面表示信奉伊斯兰教，并且取名为法玛（Farma）。她丈夫也有机会信奉伊斯兰教，但是他婉拒了。”在另一个类似的例子中，阿布杜拉的女儿法玛（Farma bint Abdullah）登记她改信伊斯兰教，据称“我的丈夫、曼诺雅的儿子杨诺（Yanno bin Manolya）受邀信奉伊斯兰教，但他并没有成为穆斯林”。他承认他不再拥有法玛。引人注意的是，只要有任何一点背教的蛛丝马迹，穆斯林的婚姻关系就会受到影响。18世纪伊斯兰法律概要便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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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齐德（Zeyd）和他的妻子辛德（Hind）去上教堂，并赞成异教徒的某些行为。齐德和辛德必须重新入教和重新结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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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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