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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宗教来看，阿尔巴尼亚或许是个特别的案例。一位显贵告诉伊迪丝·杜韩：“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有很独特的观念。我们信奉任何让我们自由持枪的宗教。因此，我们绝大多数是穆斯林。”19世纪的许多人都很熟悉“阿尔巴尼亚人对待宗教的轻松方式”，为了“真正的信仰”而脱离“异教的无知世界”在现代人眼里是很重要或突然的举动，但对奥斯曼世界里很多人而言却非如此。现代人提到改信，总会唤起叛教、苦恼以及背叛个人和民族的形象。投入新的宗教通常是将新信仰添入旧信仰，而不是放弃旧的、只拥抱新的。的确，改信者时常留下旧的宗教仪式和习惯，只是必须保密，以免别人怀疑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爱慕不是真心诚意（他们仍在复活节涂红蛋），而由犹太教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土耳其语称为Donmeh）据说仍在家里偷偷维持旧的宗教仪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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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也见于取双名的风俗——苏莱曼（Suleiman）变成了康斯坦丁（Constantine），侯赛因（Hussein）变成了乔吉（Giorgi）。双名可以让人周旋于官方的敏感类别之间，也可以用来隐藏真正的姓名。阿尔巴尼亚的方济会修士遇到受监护者坚持不用基督教教名、要用穆斯林假名自称时，都感到惊恐莫名，但他们也劝不了这么做的年轻人放弃用假名。年轻人强烈地为自己辩护：为了防止女巫对人施咒，还有什么方法比隐藏真名更好呢？不论是对付巫术、包税者，或威尼斯宗教法庭的调查官员，多重姓名都是弱者抵抗强者、个人抵抗宗教和世俗强权的一大武器。因此，透露自己的真名真姓就表明了此人决定在面对强权时仍坚持做自己。圣伊莱亚斯的生平里有一段他在殉道前的重要对话。据说这位圣徒因为想逃避重税而改信伊斯兰教。别人问他：“你难道不是穆斯塔法·阿都瑞斯吗？”他回答：“是，那是我。但我并非穆斯塔法，而是伊莱亚斯，东正教基督徒。”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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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宗教之间的界线并非能完全渗透，共存也不表示容忍。19世纪晚期，主流宗教的信徒便时常在日常言论中轻蔑“异教徒狗辈”。旅人们对各式各样的侮辱词汇都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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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则无法随便抱怨。他们许多教堂都改成清真寺，显示了他们是二等身份。他们很少获准兴建新的教堂，有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样的地区，他们不能敲钟，只能用响板击打木板来召唤信徒。一位从黎凡特返回的法国旅人在1836年提到：“在塞尔维亚，基督教完全没有在黎凡特那样的限制。我们听到长久以来未曾听到的钟声，又惊又喜。”但敲钟有时也被认为是挑衅性的“不信神”的行为而遭到禁止。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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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下，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差别不是什么禁忌。两个社群毗邻而居，他们日常的互动也不总是剑拔弩张。一位保加利亚人回想起他19世纪70年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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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相处甚欢。与土耳其人住家为邻的保加利亚村妇，和土耳其妇女密切愉快地来往。保加利亚小孩把土耳其小孩当成玩伴玩在一起。土耳其妇女和儿童的保加利亚语都说得不错，保加利亚成人像他们的孩子一样努力学土耳其语，结果形成了一种混种的土话。在保加利亚人家里工作的土耳其人都被视为亲近的朋友……我们很习惯土耳其人。当然，我们保加利亚人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服装、自己的习俗并坚守自己的信仰；他们有另一种生活方式，有不同的习俗和服饰，他们的信仰也不同。但我们习以为常、各得其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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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穆斯林人多势众，人们互动的模式就很不一样。非穆斯林总是被谣言所扰，被描述成盲目信仰和暴行者。在19世纪早期之前，君士坦丁堡对非穆斯林一直都是危险的地方，在伊斯兰斋月[19]，谨慎的非穆斯林会避开街道。17世纪和18世纪时，土耳其禁卫军常常攻击基督徒和犹太人而能安然无事。禁卫军被取缔后，这种威胁减退了，现代化带来了共享的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再度超越了宗教的界线。都市的聚落形态首次是以阶级而不是以宗教为基础。在自由化的坦吉马改革[20]之前，富裕的基督徒常故意把房子外表弄得不吸引人，到了19世纪后几十年内才愈来愈宏伟豪华。在萨洛尼卡的工会、行会和中产阶级俱乐部里，都同时有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足迹。阶级区别或许不曾消除宗教的类别，但创造出了另一种合作和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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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帝国更稳定，这种合作关系可能早已形成。社群之间的关系跟时间和空间都有关。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和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兴起后，为奥斯曼内部各宗教带来了新的紧张关系。东正教与天主教会的关系自18世纪中叶起显著地恶化，在那之前，它们其实有很真诚、密切的合作。到了19世纪，希腊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运动更让奥斯曼帝国对于东正教的态度有所动摇。于是，这段帝国宪法表面上趋向自由主义的时期，也是穆斯林感受基督教敌意而日益不安之时。数十万激愤的鞑靼和索卡西亚[21]的难民，在俄罗斯朝黑海挺进途中逃亡，抵达奥斯曼的国土，并在多布罗加[22]和保加利亚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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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布杜·哈米德自1876年起的统治时期内，奥斯曼开始反抗西方国家干预帝国事务。1876年制定的宪法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民间与官方对于强权干预愈来愈愤怒，导致了群众暴动，最后在1895年爆发了对亚美尼亚人以及次年对克里特岛上希腊基督徒的大屠杀。如近代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奥斯曼面对西方要求“宗教自由”时，有意地防卫自己的宗教以免被基督教侮蔑。奥斯曼权力的衰退也加强了穆斯林在这个新的基督教世界中的防御性意识。于是，在帝国统治最后阶段，现代化加深了社群之间的宗教分化，并赋予他们新的政治武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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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正消逝的旧有宗教态度，可从17世纪拉里萨主教殉道的故事中看出。据说他“心地和行为都很邪恶，被某些欧洲人的言语和承诺所骗，和魔鬼合作，聚集了足够的群众，向当时统治的土耳其人宣战……不久他被捕了，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应付的代价，被土耳其人在上帝的应许下将他处死。他做了与他教会职务不相称的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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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个反叛的基督教主教和无情的土耳其人的世界。不过，在（信奉基督教的）说故事者的眼里，这位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并不是英雄（跟后来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看法不同），而是被魔鬼引入歧途的人。土耳其人或许残忍，但他们是遵照神的意旨杀害这位主教。这个故事并不是描述一个没有冲突或宗教敌对的社会。它描写的是充满暴力、动荡不安的世界，也是一个基督徒对伊斯兰政府效忠的世界。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中，人的行为仍以宗教而非民族的观点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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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农民的信仰、兴趣和仪式也许深受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他们仍保留着有关基督教帝国重生的民歌和传奇。自从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那个不幸的星期二陷落以来，相关的预测、怀古和预言就已在他们之中流传。塞尔维亚的东正教主教们和曼尼欧特的酋长们经常跟威尼斯和奥地利的外交人员密谋反叛土耳其人。1657年，有一位主教因为轻率地预测伊斯兰衰亡和基督教恢复统治，而被处以绞刑。俄罗斯崛起成为欧洲第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强权后，曾引发了新的预言：一支来自北方的金发战士部族会将穆斯林逐出君士坦丁堡。1776年，有个人自称是沙皇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女皇不幸死去的丈夫），他在黑山现身，带领氏族的联军抵抗土耳其人。这位冒充者的活动使叶卡捷琳娜女皇亲派特使前往那里，宣布支持这场将会反攻到“君士坦丁堡，古希腊帝国之都”的起义。黑山人当然没有兴趣夺回君士坦丁堡，但叶卡捷琳娜女皇确实有兴趣，她派宠臣奥洛夫伯爵去煽动东正教信徒反叛高门。希腊当地1770年起义的策划者也提供了帮助，虽然他们把奥洛夫看作“想象力来自阅读古代历史和神话故事”的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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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洛夫宣布俄国有意“扶助和解放……整个希腊民族”。虽然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的基督徒农民回应很热烈，但这场叛乱终究被奥斯曼军队轻易地平定。1770年，有4万人被杀、变成奴隶或逃走。这是一场原始民族主义的叛乱吗？可能是。东正教修道院院长瓦伦便曾写信给女皇，说她的成功“无疑将让我们期望甚殷的完全解放时刻提早到来”。但在1779年，希腊的酋长们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斯曼军队合作，并跟法纳尔人尼古拉·马佛鲁叶尼协商，镇压一直在该区域劫掠的阿尔巴尼亚非正规部队。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许多基督徒（特别是精英阶层）将俄罗斯的失败视为警告，尤其是因为它证明广为人相信的苏丹必败的预测属于无稽之谈。康士坦丁·达彭提斯写道：如果上帝——希望他原谅我胆敢这样说——考虑到我们的罪，制止神谕断定的那件事在指定的时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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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上帝认为那么多天文学家、学者和圣徒的预言都是徒劳；如果他认定不能把帝国乃至生命本身托付给不值得的人，那罗马帝国又怎么可能复苏呢……既然如此，希腊人和俄罗斯人都不可能统治这座城市，直到世界末日。愿慈悲的上帝怜悯我们，将天国赐给我们，而永远不要管地上的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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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达彭提斯本人正是那些将欧洲启蒙运动的观念传入巴尔干的东正教知识分子之一，他们为后奥斯曼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语汇。起初，他们的贡献根本与民族主义无关。他们受过中欧的新人文主义学识的训练，渴望将这些学识与东正教结合，宣扬科学知识、古典学识和哲学的优点，并批评他们自身文化的落后和野蛮。随着印刷文化的普及，希腊人的著作快速增加：是18世纪末希腊人印的希腊文书籍数量的7倍。几乎所有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由教会培植出来，成为神职人员而获得学识。不过，他们因为热衷科学理性主义，加上采取世俗历史观而非圣经历史观，因此不自觉地掏空了宗教当局的传统基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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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斯曼绝大多数基督徒仍停留在原来的精神世界时，这一小撮有学识的精英开始钻研关于民族和种族的新语言。历史学家派夏里斯·奇卓米里德曾描述，他们的目的是整合“欧洲周边被遗忘的民族，纳入欧洲大陆共同的历史命运”。巴尔干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用世俗的新民族史观取代东正教的基督教时间观，来为现代民族主义铺路。18世纪初，法纳尔人亚历山大·马伏罗科达托曾将上帝创世之初到耶稣再临之间的历史分成六段时期，接着是“在永恒的华厦中长眠”的第七个时期。正是这种《圣经》的时间观——一般相信历史纪元的划分与一星期各天吻合——被文明和文化的新进展所淘汰。古希腊和拜占庭成了最先被重新认识的历史阶段（前者在18世纪被重新认识，后者在19世纪），并通过政治运作而改写。历史获得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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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知识分子梦想着有位开明的专制君主前来拯救人民、实现政治解放（正如伏尔泰的想法）：他是一位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国王，一个进行现代化的人物，或许就像叶卡捷琳娜二世或约瑟夫二世[23]一样。俄罗斯人仍旧是潜在的助力，尤其在1806年至1812年俄土战争之际，俄军抵达多瑙河南岸，仿佛“伊凡祖父”真的将解放巴尔干的土地。不过，直到法国大革命，人们才首次发现解放可能将通过群众本身的行动而到来。法国君主政治被推翻、拿破仑崛起，尤其是拿破仑于1798年入侵奥斯曼治下的埃及，让巴尔干基督教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日益激昂。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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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政治煽动者中，有一位是里卡斯·维勒斯丁里斯，他自维也纳印行希腊文宣传品，呼吁推翻奥斯曼王朝，建立以人权为基础的新共和政体。里卡斯所著的《鲁米利亚、小亚细亚、爱琴海及多瑙河各公国居民之新政体》（1797）是一个新“希腊共和国”的蓝图：人民独立自主，不论语言或宗教。习惯现代人种区分方式的现代人，会惊异于里卡斯认为新国家将以希腊文为官方语言的想法。但更让同时代的人吃惊的是，此书根本没有提到教会。里卡斯认为，为了支持仍然定义不明的“民族”，奥斯曼王朝和东正教教会都应当被清除。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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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张无神论和平等主义，这样的激进主义将许多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都吓坏了。奥斯曼官员同声谴责“几年前法国爆发的邪恶与煽动的革命之火，朝四面散布灾祸和动乱的火花”。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当局也不见得更高兴，他们逮捕了里卡斯，将他交给奥斯曼土耳其人，后者于1798年将他处决。东正教教会也很担忧。许多主教认为，政治自由的概念是魔鬼授意的，引诱信徒不对苏丹尽忠职守。在里卡斯死亡那一年，宗主教发表的《父亲的告诫》严厉谴责“虚夸的自由制度……那是魔鬼的陷阱，是致命的毒药”，并且提醒基督徒上帝如何“从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建立起这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取代背离了东正教信仰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他让这个帝国的地位高于任何王国，表明它的出现无疑系出于神的意旨”。大约在同时，一篇用希腊文写的反知识分子的讽刺文章在君士坦丁堡流传。它嘲笑亲法分子是“浪漫的青年，文明的显贵，口里说着‘我已经启蒙，我说法语，我穿着欧式服装’”。换句话说，精英分子和一般民众都反对新知识的政治派别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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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强调农民语言的文化价值的浪漫民族主义传入巴尔干，希腊文（有如西方的拉丁文）是通往学识的途径的旧有假定正慢慢受到质疑。19世纪早期，（常在希腊学校受教育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首次开始以文化社群来界定自己。他们对于希腊文化的独霸情形感到愤怒，公开怀疑希腊语是否是他们的语言或者“希腊”是否是他们的祖国。佩西·希南达斯基在他写的《斯拉沃尼亚—保加利亚史》中说：“有些人不关心自己的保加利亚民族，反而学外国生活方式和外国语言。他们不关心自己的保加利亚语言，反而努力去读、去说希腊语，羞于自称保加利亚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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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希南达斯基的目标读者中，会阅读保加利亚文的人有如凤毛麟角。政治与文化的新关系需要时间，慢慢由知识分子、书籍和城市传到小市镇和不识字的乡民，由维也纳、的里雅斯特、雅西和敖德萨的移民社群传入苏丹版图的心脏地带。大多数人仍不识字，对于书籍和书里的新学说一无所知，生活在深受限制的乡村世界。例如，1810年时，（未来塞尔维亚中心的）贝尔格莱德的帕沙利克区只有两所小学，而且教学语言都是希腊语；黑山在1834年才开办第一所小学；罗马尼亚化起因于当地贵族期望摆脱希腊王侯，却让农民感到心寒；至于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崛起，是19世纪中叶纯保加利亚语学校开办以后的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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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族主义开始吸走信徒，东正教宗主教努力想回应。其传统的立场是接受不同基督教团体的差异，并坚持他们要有共同的宗教忠诚。依那爵宗主教如此说明这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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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瓦拉基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形成了今天的民族，各自有其语言。不过，所有这些人民，和那些居住东方的人民，被他们的信仰和教会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团体和一个以希腊人或罗马人为名的民族。因此，奥斯曼政府通称它的东正教臣民为罗马人，宗主教则是罗马人的宗主教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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