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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拉比（rabbi），犹太教律法专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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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卡迪（Kadi），照伊斯兰教教法进行宗教审判的法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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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乌理玛（ulema），伊斯兰教国家有名望的神学家或教法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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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霍加（hodja），穆斯林学校的教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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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斋月（Ramadan），指伊斯兰教历书上的九月，斋月内教徒每日从黎明到日落禁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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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坦吉马（Tanzimat），土耳其语，意为“革新”，是1839年至1876年奥斯曼帝国改革时期的称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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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索卡西亚（Circassia），位于高加索地区，索卡西亚山脉以北，临黑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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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多布罗加（Dobruja），位于多瑙河下游和黑海之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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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以其现代化计划被誉为“革命的皇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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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第三章 成问题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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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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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岁月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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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微笑，信仰和帝国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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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消逝梦境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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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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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探讨土耳其帝国内部衰败的原因，观察它们最普遍的征候，我们一定会知道，这是因为帝国在抗拒势力比它庞大到无法衡量的另一个世界。那另一个世界能在刹那间将它粉碎。它为了自身不为人知的理由而忍辱负重地生存，却也对另一个世界发挥了不可见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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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家兰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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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大革命到1923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经过了漫长的19世纪，巴尔干的现代政治地图终于浮现。奠基于民族主义而形成的独立国家，取代了那个自封为罗马人继承者、“上帝的奴仆和世人的苏丹”的人，和他的历时长达500年的帝国。民族主义的胜利有部分是由于巴尔干人民本身的努力，经由起义和抵抗而摆脱奥斯曼的统治，但他们的努力若没有欧洲列强的干预也是徒劳无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巴尔干解放运动抗拒欧洲国家制度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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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为了结束土耳其人对巴尔干的统治而拟定的计划可以追溯到15世纪，但直到基督教国家开始攻击高门，计划才变得可行。奥地利在1699年之后征服了匈牙利—克罗地亚。俄国势力抵达了黑海，于1774年击溃土耳其海军，在签订条约后，有权干预奥斯曼政府事务以确保多瑙河各公国的安定，并成为高门治下基督徒的保护者。不过在18世纪末成为奥地利和俄国这两个强权（以及普鲁士）的受害者的不是土耳其，而是波兰（一个无心的后果是，民族国家在东南欧的崛起比在东欧其他地方崛起要早上好几个世代）。只是波兰被瓜分并无法满足这些强国君主的胃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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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瑟夫二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分割巴尔干半岛的计划中，奥地利将接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分塞尔维亚、达尔马提亚与黑山，俄国则控制其余的地方。女皇的孙子——故意取名为君士坦丁——最后将登上在伊斯坦布尔重建之拜占庭帝国的宝座。1787年，奥地利和俄国的君王共同出巡俄国刚赢得的黑海领土，穿过刻有“往拜占庭之路”的凯旋门。但叶卡捷琳娜二世“吞并希腊的大计”从来就不曾实现，因为太多其他的强国有意拦阻，最后她只能兼并克里米亚半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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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开明的专制君主根本不想支持巴尔干半岛的独立运动，而是打算建立基督徒帝国来取代穆斯林帝国。不过，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许多想法。希腊战士西奥多·柯洛柯特罗尼斯[1]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根据我的判断，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作为开启了世人的眼界。这些民族以前什么都不知道，人们认为君王是地上的神，对君王的一言一行只能称赞。经过现在这种变迁，统治人民就比较困难了。”的确，当俄国人继续支持东正教徒抵抗土耳其人时，哈布斯堡王朝却日益保守，自梅特涅[2]时代以来，便不喜欢斯拉夫人在家门前进行解放抗争。法国和英国则犹豫不决，不知是支持被压迫的基督徒抵抗穆斯林的专制政治，还是为了维护奥斯曼而对抗俄国。巴尔干半岛对自治的渴望因此遭到强权利益冲突的抑制。俄国外交部长聂索洛得[3]于1829年写道：“对土耳其帝国灭亡这个庞大的问题想得愈多，便会愈陷入困难和纠葛的迷宫。”国际上对这种奥斯曼衰退和民族叛乱的不可预测过程的处理，成了所谓的“东方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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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斯曼正在衰败，但巴尔干的基督徒仍太软弱，没有外来支援便无法争取到自由。他们缺少组织、领导力与意志去战胜土耳其强权。在拿破仑时代，对伊斯坦布尔政府构成最严重的内部挑战的不是无武装的异教徒，而是现在大多被人遗忘的穆斯林精英——波斯尼亚的诸侯、黑塞哥维那的镇守使、阿尔巴尼亚的总督、北边维丁境内的军阀。18世纪中叶，波斯尼亚常有叛乱，导致苏丹商讨要“重新征服”该省，但情况愈来愈糟。1803年6月，一位英国人写道：“苏丹手下的帕夏（总督）比封建基督教王国的君主手下的贵族更为独立。土耳其在欧洲的部分几乎是可怕的混乱、暴动和野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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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丹努力想控制维丁的军阀时，在哈布斯堡领土对岸的贝尔格莱德省的附近，不服指挥的穆斯林新军军官也正为自己夺取领地。兰克写道：“在帝国所有的新军当中，没有谁比贝尔格莱德的新军更反对苏丹。”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杀害苏丹的代表——贝尔格莱德的维齐尔——只因他亲基督徒，然后他们开始屠杀支持他的基督徒亲王。后者以苏丹之名执戈反抗，也就是说，起初他们挺身而出的动机是自卫，不是追求独立的梦想。但是苏丹犹豫着是否要接受他们的支援。帮基督徒武装对抗穆斯林的念头总是让高门不太放心，不论前者有多么忠心，后者又多么叛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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