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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像欧洲其余地方，巴尔干各国看到民族主义及少数民族权利的议题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变成了边境、治安与都市共存的问题。为建立民族国家而从事的长期斗争——南斯拉夫战争可看作最后的阶段——已在整个20世纪延续。讽刺的是，当这场斗争结束时，国际上经济及政治的变迁却让民族国家的概念出现了疑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显示了“纯以国内政策来进行社会、经济转化的旧观念”碰到了最戏剧性的危机。虽然希腊（和未来可能有意愿的巴尔干国家）以比较低调和间接的方式进入欧洲联盟，但也有同样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中，撤消关税、保护国家产业以及遭遇全球竞争，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占了上风。巴尔干传统的民族国家不再受到昔日帝国的威胁，甚至不会受到邻国的敌对和仇视。它的主要威胁现在来自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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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纵队（fifth column），原指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部下进攻马德里时在城市里做内应的人，现泛指敌人派入的间谍或通敌的内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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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卫队（Iron Guard），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政党，二次大战后解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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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被认为由神学家圣西里尔创造的一种字母，是俄语、保加利亚语等斯拉夫语字母的来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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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切特尼克（Chetnik），塞尔维亚民族独立运动游击队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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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体战（total war），指不同于有限战争的军事冲突，双方为了获得完全胜利，都愿在人力和其他资源上做出一切牺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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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法令制定之前约定俗成取得的权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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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受他国统治的失地（irredenta），指根据居民的种族应属某国而受他国统治的土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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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三帝国（Third Reich），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1933—194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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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群众政党（mass party），由一般党员组成，最大特色在于发展出上下层级组织，借此组织争取支持者、教育党员，进而伸张主张、影响政治。不同于骨干政党经费常有工商企业或私人捐助，群众政党经费多半仰赖党费收入，因此发展组织与经费需要密切关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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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红军（Red Army），苏联陆军。是打败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支陆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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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向受到共产党威胁的国家提供军事、经济援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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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间之贸易取消关税限制，对外实行共同关税管理政策，此处是指欧洲共同市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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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南斯拉夫前总统及塞尔维亚社会党领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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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科索沃和沃伊沃迪那，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内的两个自治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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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要让种族从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文化实体进一步变为政治实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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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后记 关于暴力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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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欧洲旅行时，到处都有我并不特别喜爱的事物。嗯，我不是说“那样子不好”，我只是想知道事物为什么会是那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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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奥斯曼官员与法国神职人员的谈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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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让巴尔干重新成为欧洲地图的焦点，并唤起了人们对一次大战的不安回忆。当欧陆其他地方正在应付集体移民、新的区域差异与“多元文化社会”（一个委婉的名词）的议题时，东南欧仿佛退回到早期有关领土战争与种族同质化的历史逻辑。这是欧洲的过去，还是它的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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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对西方国家干预巴尔干半岛的人较少责备米洛舍维奇，他们怪罪的是行为模式背后的长期文化因素。他们认为在巴尔干这个有数个主要宗教交会之处，种族差异才是当地冲突的长期来源。他们并未将种族净化看作建立民族国家的欧洲式逻辑的一部分，而是一连串屠杀和反屠杀的最新形式；巴尔干的历史正是由这些屠杀构成的。英国前首相梅杰于1993年说：“波斯尼亚境内的冲突是无关个人的、不可避免的力量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控制。”这段话并不陌生。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外长阿诺托就同样将安那托利亚境内的反亚美尼亚人屠杀称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数千次斗争中的一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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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同本书所说，许多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上的生活并没有比其他地方充斥更多暴力，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较大多数国家更能容纳语言和宗教的差异。对于曾目击奥斯曼末日的汤因比而言，冲突的来源显然在这个区域之外。他于1922年写道：“在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种族净化”——不论是发生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1921年至1922年的安那托利亚，或者1991年至1995年的前南斯拉夫——不是原始仇恨的自发性爆发，而是宪兵和军队故意以有组织的暴力对付平民。它代表着民族主义分子为了打破社会结构所必需的极端力量，若是没有这一力量社会本可以忽视阶级和种族的裂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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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持这种看法。有位奥地利读者看过我在1994年写的《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内幕》，说我对于德军20世纪40年代在巴尔干的行径下了过于严厉的断言。依他之见，最近的冲突事件再度证明了巴尔干人民有特殊的暴力倾向。而我认为，从茂特豪森[1]的战时奴隶劳动营即可看出，奥地利人跟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暴行并没有差距太远。但我们真正争论的与其说是暴行，不如说是残忍；与行为有关，而与人数无关。毕竟，产生古拉格[2]、灭种集中营或恐怖主义的人既不是巴尔干人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纳粹国防军——尚且不必提其他纳粹情报机构——在巴尔干杀死的人民远胜过被巴尔干人民所杀的德军人数。而写信给我的那位读者反对的，是巴尔干游击队的杀戮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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