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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维尼亚纳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超过20部，当中有小说，若干本有关神经疾病、宗教、医学史、医学哲学和西班牙政治等不同主题的书籍，以及一些关于墨西哥的秉承所谓“温和帝国主义者”立场的作品⑤，他相信国外隐藏着某个旨在摧毁西班牙的秘密联盟。在1930年2月，他散发了数万份由他本人撰写的《西班牙荣誉宣言》（Manifiesto por el Honor de España）。他在文中宣称：“存在一个由共济会员组成的苏维埃，它重新抛出了那些由躲在暗处的祖国永恒之敌捏造的邪恶传说和其他诬蔑之辞，在全世界面前玷污西班牙国家的荣誉。这个由冷酷无情者组成的苏维埃得到了居心不良的野心家们的支持，后者为了报自己的受辱之仇，去到国外喷吐对西班牙的侮辱。”这一指控针对的是被独裁政权驱逐出境的共和派分子。两个月之后，他成立了“队伍纯洁的西班牙国民党”，该党目标为“消灭祖国的内部敌人”。它那身着蓝色衬衫、使用罗马式敬礼的西班牙“军团”——“一支针对任何有损祖国声誉之企图而展开直接、猛烈和迅速之行动的人民志愿队伍”，丰富了法西斯主义者形象的库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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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的倒台是“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接管西班牙的第一步，阿尔维尼亚纳只是首批主张此观点的群体中的一员。此类观点迎合了那些见证第二共和国建立的极右翼偏执狂的口味。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简称“社会党”）及其中产阶级同盟——来自形形色色的共和派政党的法律界与知识界人士——开始执掌大权，这一政治权力的转移使整个西班牙右翼团体惊恐不安。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企图借助他们意外得以分享国家权力的契机，去实现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方案，即通过摧毁教会的反动影响、根除军国主义，并进行旨在缓解那些不幸的季节性农业短工目前悲惨境况的农业改革，来创建一个现代化的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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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宏伟计划不可避免地提升了城乡无产阶级的期望值，同时又在教会、军队，以及由地主和工业资产阶级组成的寡头统治者那里引发恐惧，并滋生了根深蒂固的仇恨。从1917年至1923年的相互敌视发展到1936年以后吞噬西班牙的普遍性暴力，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自1931年春起开始显著加快。像往常一样，富有者的恐惧和仇恨总会在国民卫队那里寻得它们的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地主们竭力阻止改革步伐时，处于饥饿威胁之下的农业短工群体由于期望落空而只能付诸不断升级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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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右翼分子将共和国的建立视为西班牙正身处对抗世界革命的第二战线的证据——在治安部队和无政府主义者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们之间爆发的大量冲突催生了这一观点。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对极左翼采取的坚决行动并未阻止卡洛斯主义者的《未来世纪报》对政府进行大肆攻击，该报还宣称支持改革的共和国立法机构听命于国外势力。它曾在1931年6月宣称，属于极端保守派的3位政府部长——总理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米格尔·毛拉和司法部长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乌鲁蒂——都是犹太人，而且共和国的诞生本身就是犹太人密谋之结果。持较温和观点的天主教畅销日报《辩论报》（El Debate）将德·洛斯·里奥斯称为“（犹太教）拉比”。很快，作为拥有《辩论报》等一系列深具影响力的报纸的出版社，天主教评论社开始发行恶毒反犹与反共济会的杂志《恩典与正义》（Gracia y Justicia）和《人民之子》（Los Hijos del Pueblo）。充斥低俗讽刺的《恩典与正义》杂志的主编是曼努埃尔·德尔加多·巴雷托，他曾一度与独裁者普里莫·德·里韦拉合作，他是后者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的朋友，同时还是长枪党运动的早期资助者之一。该杂志的周发行量曾一度达到20万份之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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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右翼，共和国也面临着来自极左翼的暴力抵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盟意识到，其组织中的许多激进分子已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了共和派–社会党主义者联盟，而且后者的出现已经在广大群众中间燃起了希望。正如一位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就像穿上新鞋的孩子们”那样兴高采烈。然而，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层觉得共和国不会做出任何改变，前者仅仅执着于宣传其革命目标，并且继续与社会党的劳工总会（UGT）进行激烈斗争，后者因为曾与普里莫·德·里韦拉政权合作而被视为“御用工会”。在这样一个普遍失业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大量流动性劳工纷纷从海外归国，以及因为独裁统治时期多个大型公共工程的停工而导致很多无特别技能的建筑工人被遣散，西班牙的劳动力市场正处于即将失控的状态。这种局势将被伊无联中主张强硬路线的无政府主义者利用，他们认为共和国也像君主政体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当全劳联–伊无联在同年5月1日的示威活动遭到治安部队的暴力镇压时，短暂的蜜月期宣告结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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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份的晚些时候，来自帕萨赫斯港的近千名罢工者突然出现在圣塞瓦斯蒂安，很明显他们的意图是洗劫城中富庶的商业区。提前得到警告的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将国民卫队部署在城市入口处。他们驱散了这场骚乱，在此期间有8名罢工者死亡，多人受伤。接下来，在7月初，全国劳工联盟通过电讯系统发动了一次全国范围的罢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政府的一种挑战。它在警察的强力镇压以及隶属社会党的劳工总会的工人团体抵制之下归于失败，后者拒绝参加这种被其视之为徒劳的抗争。打扮光鲜、身材肥胖的激进社会党人安赫尔·加拉尔萨是当时的国家保安总长，统领保安总局（DGS），他下令只要发现有人企图破坏电话公司设施，可以当场射杀。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毛拉和加拉尔萨正设法维系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信心。但不可避免地，他们的立场导致全国劳工联盟针对共和国和劳工总会的暴力行径进一步加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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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和派–社会党内阁来说，全国劳工联盟的破坏活动相当于叛乱。对于全国劳工联盟而言，合法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正遭到与君主制时期不相上下的专制手段的大肆镇压。1931年7月21日，内阁一致同意需要“某种紧急且严厉的补救措施”。毛拉概述了关于采取“一种合法镇压手段”的提案，社会党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则提出，应制定相关法令使罢工非法化。这两项法令最终于10月22日被合并到《共和国保卫法》中，该举措得到了政府中社会党成员的热烈支持，支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该法令所针对的正是其政治对手——全国劳工联盟。 9 但这在右翼看来无甚区别，他们将无政府主义分子造成的暴力冲突和社会动荡视为左翼整体的特征，公开谴责其行径的社会党人和对其大力打压的共和国政府也只是左翼阵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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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所关心的是，国民卫队和陆军应组织防御，保卫现有经济秩序不受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传统上，陆军军官团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将阻止政治与经济变革作为其根本任务之一。此时，共和国方面正试图实施军队改革，以使其费用支出和思维模式与西班牙变化后的环境保持一致。该计划的核心部分就是精简极为臃肿的军官团。那些强硬且顽固的非洲殖民军军官（Africanistas）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非正规战争的战场晋升中受益甚多，他们也将会是受到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对共和国改革计划的抵制将开启这样一个进程：从此，西班牙近代殖民史中的暴力会通过某种方式反作用于本土的大都市。1909年至1925年摩洛哥部落战争期间的种种残忍和恐怖使他们变得冷酷无情。摩洛哥的经历同样也让他们有种孤军奋战之感：他们奋不顾身地为保卫殖民地而战，只有他们关心祖国的命运。早在1931年之前，这些殖民军军官已经对本国的职业政治家和反战的左翼群众深为蔑视，后者已被他们看作成功实现其爱国使命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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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和国民卫队在西班牙长期以来的持续性社会冲突中（尤其是在乡村地区）所扮演的镇压者角色，被认为是这一爱国主义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1931年到1936年间，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将使军方随处都能找到正当理由去使用暴力对付左翼。首先一个就是共和国企图打破天主教会的权力。1931年10月13日，当时的国防部长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后来曾担任过共和国总理和总统）宣称：“西班牙不再是天主教国家。” 10 即便这是对的，但是当时的西班牙仍然是一个拥有大量虔诚天主教信众的国家。现在，共和国反教权主义的立法将为那些有充分动机坐视共和国毁灭的满怀敌意的人士，提供一个明显的理由。关于“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密谋”的令人作呕的说辞也随即拥有了市场。再者，部分毫无必要的反教权举措无形中召集了许多普通的天主教徒为了富人的事业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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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议题将滋养促使右翼分子酝酿暴力活动的第二个关键性因素，那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极大成功的宣传。在右翼所宣扬的理论中，左翼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不是真正的西班牙人，他们甚至只能被视为非人类；因此，作为国家生存的威胁之一，他们必须被根除。在大批量发售的书籍、日报和周刊中，右翼分子大肆灌输这种理念，即第二共和国由外国势力把持，是邪恶之物，必须加以摧毁。这种看法在右翼的恐慌中寻得了肥沃的土壤，它是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共和国是犹太人一手策划的阴谋的产物，共济会通过操控对其言听计从的左翼分子来实施这个阴谋。这个所谓的大型国际阴谋，即contubernio（佛朗哥本人的惯用词之一，意为“肮脏的结合”），则证明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系国家生存的合理性。发挥运用这些理念的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可以将其同大庄园主对无地短工的憎恨和城市资产阶级对失业者的恐惧联系起来。像很多陆军军官与神职人员一样，萨拉曼卡地主贡萨洛·德·阿吉莱拉·蒙罗正是此类书刊的一个贪婪的读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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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激发暴力的因素，是土地所有者对第二共和国在农业改革方面的各种尝试的回应。在萨拉曼卡省，当地“农业联盟”（Bloque Agrario，一个代表土地所有者利益的政党）的领导人埃内斯托·卡斯塔尼奥和何塞·拉马米耶·德·克莱拉克鼓动他手下的党员抵制征税，并停止种植农作物。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激化了与乡村无产阶级（无地短工）的矛盾。 12 在整个西班牙南部的大庄园农业经济区，共和国针对劳工问题的立法遭到了有组织的藐视。尽管有1931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强制耕种的法令，但是有工会背景的劳工还是被“拒之门外”，地主们或者封闭庄园任由土地荒芜，或者干脆告诉这些饥饿的劳工，“让共和国去养活你们吧”（comed República，字面意思是“吃共和国的去吧”）。尽管1931年7月1日颁布的法令规定了在农业领域强制实行8小时工作制，然而劳工们仍普遍工作16个小时——从日出到日落，而且地主也根本不会为额外的小时数支付额外的工资。事实上，那些雇工所得的报酬不足以维持温饱。虽然在南方有数以万计的无地短工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地主们却宣称失业问题是共和国捏造的。 13 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哈恩，采集橡子（通常被用作猪饲料）、捡拾被风吹落的橄榄、牵着牲畜到河边饮水，甚至是拾柴火，都会被指责为“集体性惯偷”。 14 如果饥饿的农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被逮到，他们就会遭到国民卫队或庄园武装护卫的毒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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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的诞生也提升了他们的期望值，农业短工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沉和听天由命。当他们所期盼的改变因大庄园主的重重阻挠而受挫时，短工们的绝望只有通过国民卫队不断升级的暴力才勉强被压制住。国民卫队中的普通士兵往往会在慌乱中开枪射击，因为他们害怕愤怒的劳工群体会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右翼媒体会以愤慨的语气报道盗收庄稼或偷猎的事件。枪支会被用来对付劳工，左翼媒体则会以同样愤慨的言辞报道他们的遇害。在科拉尔–德阿尔马格（托莱多省），饥饿的无地短工试图打破当地地主的封锁，他们强行进入各个庄园并开始在田间劳作。国民卫队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而加以干预，共造成5名劳工死亡，另外7人受伤。例如，1931年9月27日，在萨拉曼卡省靠近佩尼亚兰达–德布拉卡蒙特市的帕拉西奥斯–鲁维奥斯，国民卫队向一群正在庆祝罢工成功结束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开火。当这些村民开始在教区司铎住所前跳舞时，国民卫队士兵向他们开枪射击。有两名劳工当即被杀，另有两人于稍后死亡。 16 这一事件唤起了人们心中无尽的苦涩。1933年7月，在劳工总会下属的农业工人之联合团体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FNTT）萨拉曼卡分部的授意下，《土地与劳工报》（Tierra y Trabajo）的主编何塞·安德烈斯·曼索针对国民卫队下士弗朗西斯科·希门尼斯·奎斯塔提起个人诉讼，指控其杀害4人，并使另外3人受伤。在鼓吹专制的天主教政党“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领袖何塞·马里亚·希尔·罗夫莱斯的有力辩护下，希门尼斯·奎斯塔被宣告无罪。安德烈斯·曼索于1936年7月底被长枪党分子谋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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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曼卡和其他地区，时常会有针对工会成员和土地所有者实施的暴行——在布尔戈斯，有一位70岁的老人被国民卫队士兵用步枪殴打致死；在科尔多瓦新镇，有一个财主被打成重伤。类似事件经常发生，通常是以劳工大批闯入庄园为导火索。这些暴力行动也不止发生在南部地区，在阿拉贡地区的3个省份里，此类事件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成群结队的无地短工到某个地主那里要求对方提供工作，或者有时候自行去干些地里的活，然后要挟地主支付报酬。但更常见的情形却是，他们被国民卫队或庄园主雇佣的枪手驱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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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地主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右翼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政权的诸多表现之一。他们身处对抗共和国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的第一道防线。新政权在宗教和军队领域的立法同样招来了激烈的回应。其实，这三个问题往往彼此交织在一起，因为很多军官本身就出身于信奉天主教的地主家庭。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近出现的若干个政治团体中找到了他们的政治代言人。这些团体中最极端，并且也是最早公开尝试摧毁共和国政权的是两个君主主义者的组织，即“卡洛斯正统派联盟”（Comunión Tradicionalista）和“西班牙行动”，它们是由新近退位的阿方索国王十三世的支持者们建立的，被视作“当代反革命思潮的学校”。在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短短数小时之内，拥护君主制的野心家们就已经开始筹集资金，打算创办一份期刊，旨在宣传起事反对共和国的正当性，并在陆军中注入某种反叛精神。同时，他们还要建立一个具备表面合法性的政党，充当其为反对共和国而进行的各种串联、募捐与阴谋活动的幌子。《西班牙行动》（Acción Española）杂志同样在兜售所谓的犹太–共济会–左翼之邪恶同盟的理论。在一个月之内，杂志的创办者们就已筹集了大量资金用于组织计划中的叛乱。他们的首轮尝试就是1932年8月10日爆发的军事政变。政变的失败促使他们痛下决心，下次起事之前务必要获得更充足的资金支持，并力争取得彻底的成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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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温和的民族行动党——后来被更名为人民行动党（Acción Popular）——开始设法在共和国法律框架之内保卫右翼的利益。极端分子（“大难将至论者”）在很多方面与所谓的“温和派”持有相同观点。然而，当1932年8月的军事政变失败之后，二者将在武装密谋反对共和国的功效这一点上分道扬镳。“西班牙行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党西班牙复兴党（Renovación Española），而人民行动党则拉拢了众多具有相似立场和理念的右翼群体，并组成了“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 20 在一年之内，“大难将至论者”的队伍由于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诞生而得到了壮大。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完全否定共和国的民主合法性。尽管人民行动党和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披着合法的外衣，但是其领袖却常常毫无顾忌地公开声明，针对共和国的暴力行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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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权建立仅仅3周之后，新政府仍因在诸多社会问题上的谨小慎微而备受关注的时候，民族行动党就以一个“社会防卫组织”的面目出现了。该党创始人是激进的天主教日报（到那时为止还是君主制的支持者）《辩论报》的主编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战略家，埃雷拉·奥里亚将成为第二共和国早期泛政治天主教主义背后的智囊。民族行动党将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对抗不断崛起的城乡劳工阶级的两个右翼组织整合到了一起。它的领袖们均来自国家天主教促进会（ACNP），这是一个深受耶稣会影响的组织，由约500名杰出且有名望的拥有天主教背景的右翼分子组成，成员在新闻媒体、法律界和各专业领域颇具影响力。它在基层的支持者为全国天主教农民联盟（CNCA），这是一个声称“完全服从教士之权威”的大众化政治组织。以抗衡左翼团体扩张为目的而组建的国家天主教促进会，在西班牙北部和中部信奉天主教的小农群体中拥有广大的民众基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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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行动党在其宣言中声称，“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前卫部队”已经爬上了君主制的废墟。它公开谴责第二共和国那些体面的资产阶级政客的软弱及其在控制普罗大众方面的无能。“普罗大众，即那些不信神故而拒绝接受基督教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民众；即对婚姻与家庭的神圣性不屑一顾，转而追求随心所欲的两性关系的民众；即企图将私有制这一个体福祉与集体财富的源泉，代之以国家指令下的全面公有化的民众。”除此之外，还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那些死硬的极端民族主义疯子，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甜言蜜语，他们的目的都是破坏国家的统一”。民族行动党明确宣告，它将反对共和国所支持的任何事情。高喊着“信仰、祖国、家庭、秩序、工作、财富”的战斗口号，它宣布“决定这些永恒原则之存亡的社会斗争，正在我们的时代展开。事实上，其胜负不会由一次单独的战役决定；在西班牙发生的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将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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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当人民行动党已发展成为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时，它对共和国的分析评价变得愈加大胆，“接管国家大权的，是一群因为缺乏（恰当的）价值观而总是不负责任的乌合之众”。即使对于埃雷拉·奥里亚的合法组织来说，共和国的建立也被认为是“最为暴烈的极端分子身上那具有传染性的疯狂，在无情、邪恶、反叛和精神错乱的易燃物上燃起一场大火”的产物。共和国的支持者是劣等人类，应该像对待散播瘟疫的害虫那样将他们彻底铲除：“下水道放开了闸门，社会渣滓淹没了街道和广场，像精神病患者般痉挛和战栗。” 23 在欧洲各地，处于危机中的精英阶层，正在通过激起大众对被描绘为“舶来品”的左翼的恐惧，对这种威胁到国家存亡的恶疾的恐惧，来动员大众支持一场所谓的“民族净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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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右翼在毁灭共和国方面的坚定不移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即抵制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然而，在右翼对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独裁统治的热烈支持中就可以明确看出，共和国的民主特性早已招致了右翼的仇恨，其时右翼还没有机会可以公开谴责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而且，那些因为宗教原因反对共和国的人，同样也援引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理由，尤其是在反对地方自治的时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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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无论在言语还是行动上，宗教纷争都是激烈冲突的诱因。1931年5月10日，星期日，于马德里阿尔卡拉大街上举行的“君主主义独立派”（Circulo Monarquico Independiente）成立大会，在高音喇叭中传出的王家赞歌的歌声中落幕。此时，一队共和派群众恰好从马德里丽池公园的一场午后音乐会结束现场返回，他们路经此地，并对此种挑衅之举怒不可遏。一场骚乱随之发生。路旁的汽车被点燃，附近塞拉诺街上的君主主义者报纸《ABC》的办公室也遭到袭击。群众的过激情绪四处溢散，出现焚烧教堂这种极不光彩的举动，从5月10日到12日，类似事件在马德里、马拉加、塞维利亚、加的斯和阿利坎特均有发生。这一点暗示了普通人在内心中将教会与君主制及右翼政治等同为一体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共和国方面的报纸宣称，纵火的始作俑者是来自黄色工会⑥自由工会（Sindicatos Libres）组织的故意煽动闹事的破坏分子。共和国方面甚至还宣称，为了败坏新政权的声誉，年轻的君主主义分子已在四处散发引诱群众袭击宗教建筑的小册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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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确有密探和内奸的参与，但很多左翼人士本来就坚信教会是西班牙反动统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他们中间头脑发热的冲动分子则会在不同地点实施暴力行动。在南方的很多村子里，神父们会被人扔石头。对于右翼分子而言，确认罪犯的身份并没有多少意义。教堂遭到焚烧的事实，恰好证实并彰显了他们之前敌视共和国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还是发表了苦涩的言论：“马德里的天主教徒一丁点都没有想过，走上街头保卫本应是他们眼中的神圣之物的东西，是他们应该做的，或者说是他们的职责。”在很多村镇⑦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虔诚的教徒保护教堂免受暴力分子的亵渎。在5月的晚些时候，当临时政府宣布结束宗教义务教育时，他们收到了大量表示抗议的请愿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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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班牙大部仍处于平静状态当中，然而，从共和国成立最初，在南方的大庄园经济区和其他由全国劳工联盟掌控的地区，一种不宣而战的内战氛围就越来越浓烈。米格尔·毛拉宣称，在从1931年5月中旬到同年10月他辞职为止的5个月中，他手中要处理的革命性罢工事件多达508起。全国劳工联盟指控他在镇压行动中导致108人丧生。 27 毛拉的镇压行动尤其清晰地展现在塞维利亚的无政府主义骚乱所招致的血腥后果中。作为一系列革命性罢工事件的高潮，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组织号召于1931年7月18日进行总罢工。其目标不仅针对当地雇主，同时也包括全国劳工联盟在当地的主要对手——社会党的劳工总会。在以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罢工群体为一方，以国民卫队和资本家的狗腿子为另一方的对立双方之间爆发了若干暴力冲突。在7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属于社会党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要求米格尔·毛拉采取有力行动以结束正在损害共和国形象的动乱局面。当总理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问到是否每个人都同意采取积极措施对付全国劳工联盟时，内阁全体成员一致表示赞成。毛拉告知国防部长阿萨尼亚，他将下令动用炮兵摧毁无政府主义者占据的一所房屋，因为后者曾经从里面向军警开火。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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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1931年7月22日与23日之间的那个夜晚，塞维利亚的极右翼分子被允许参与镇压罢工的行动。由于省长何塞·巴斯托斯·安萨尔特相信单凭正规部队的力量不足以应对此问题，于是他邀请“拉布拉多社团”和“贸易联盟”这两个地主阶级的俱乐部，去组建一个被称为“市民自卫队”的准军事组织。这一邀请正中这座城市最具影响力的几个右翼分子的下怀，他们是：哈维尔·帕拉德·伊瓦拉；退役骑兵中校和大地主佩德罗·帕里亚斯·冈萨雷斯；著名斗牛士何塞·加西亚·卡兰萨，他在斗牛场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来自阿尔加瓦的佩佩”⑧。武器被集中起来，而市民自卫队则由一个残忍的非洲殖民军军官，绰号为“牛鞭”的曼努埃尔·迪亚斯·克里亚多上尉指挥。7月22日夜，在玛丽亚–路易莎公园，他们射杀了4名囚犯。第二天下午，在马卡雷纳街区，如同毛拉之前向阿萨尼亚承诺的那样，劳工阶级聚集的“科尔内略之家”咖啡馆被炮火摧毁。在塞维利亚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位于省会以南的3个市镇——滨河科里亚、乌特雷拉和两姊妹镇，国民卫队采取极其暴力的手段镇压罢工。在两姊妹镇，有人向电话局扔了石头，之后一辆满载国民卫队士兵的卡车从塞维利亚抵达。他们向镇中熙熙攘攘的集市开枪射击，导致数人受伤，伤者中有两人不治身亡。在该省骚乱期间，共计17人在冲突中丧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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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尼亚迅速回应说，发生在公园中的事件“看起来是使用了‘逃跑法则’（即将蓄意谋杀伪装成犯人在企图逃跑时被射杀）”；他还指责毛拉“先开枪，再瞄准”。阿萨尼亚如此反应，是因为最近受到了毛拉的打击，后者指控他向新闻媒体泄漏内阁机密。两周以后，他得知 “逃跑法则”这一冷血实践与毛拉完全无关，而是市民自卫队在执行迪亚斯·克里亚多的命令。 30 玛丽亚–路易莎公园的蓄意谋杀和“科尔内略之家”遭遇炮击是引向1936年之残暴场面的一连串暴力事件的开端。在1932年8月失败的军事政变和发生在1936年的众多大事件中，迪亚斯·克里亚多和市民自卫队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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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塞维利亚的诸事件和通过电话系统进行的罢工，预示着遍及西班牙城市地区的治安部队与全国劳工联盟之间将发生不尽的冲突。在巴塞罗那，除了围绕电话系统发生的冲突，冶金行业在8月份也有4万名工人罢工。充满激进分子的伊无联愈加强烈地鼓吹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暴动，并用自由共产主义取而代之。针对警察和国民卫队的准军事性质的街头行动，是深具影响力的伊无联主要领导人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所定义的“革命锻炼”之中心环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与治安部队以及与较为温和的社会党劳工总会之间的血腥冲突。接下来在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巴伦西亚、萨拉戈萨和马德里发生的暴力行动，虽然针对的目标是政府，但右翼却归咎于共和国本身。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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