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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右翼在毁灭共和国方面的坚定不移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即抵制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然而，在右翼对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独裁统治的热烈支持中就可以明确看出，共和国的民主特性早已招致了右翼的仇恨，其时右翼还没有机会可以公开谴责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而且，那些因为宗教原因反对共和国的人，同样也援引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理由，尤其是在反对地方自治的时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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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无论在言语还是行动上，宗教纷争都是激烈冲突的诱因。1931年5月10日，星期日，于马德里阿尔卡拉大街上举行的“君主主义独立派”（Circulo Monarquico Independiente）成立大会，在高音喇叭中传出的王家赞歌的歌声中落幕。此时，一队共和派群众恰好从马德里丽池公园的一场午后音乐会结束现场返回，他们路经此地，并对此种挑衅之举怒不可遏。一场骚乱随之发生。路旁的汽车被点燃，附近塞拉诺街上的君主主义者报纸《ABC》的办公室也遭到袭击。群众的过激情绪四处溢散，出现焚烧教堂这种极不光彩的举动，从5月10日到12日，类似事件在马德里、马拉加、塞维利亚、加的斯和阿利坎特均有发生。这一点暗示了普通人在内心中将教会与君主制及右翼政治等同为一体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共和国方面的报纸宣称，纵火的始作俑者是来自黄色工会⑥自由工会（Sindicatos Libres）组织的故意煽动闹事的破坏分子。共和国方面甚至还宣称，为了败坏新政权的声誉，年轻的君主主义分子已在四处散发引诱群众袭击宗教建筑的小册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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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确有密探和内奸的参与，但很多左翼人士本来就坚信教会是西班牙反动统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他们中间头脑发热的冲动分子则会在不同地点实施暴力行动。在南方的很多村子里，神父们会被人扔石头。对于右翼分子而言，确认罪犯的身份并没有多少意义。教堂遭到焚烧的事实，恰好证实并彰显了他们之前敌视共和国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还是发表了苦涩的言论：“马德里的天主教徒一丁点都没有想过，走上街头保卫本应是他们眼中的神圣之物的东西，是他们应该做的，或者说是他们的职责。”在很多村镇⑦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虔诚的教徒保护教堂免受暴力分子的亵渎。在5月的晚些时候，当临时政府宣布结束宗教义务教育时，他们收到了大量表示抗议的请愿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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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班牙大部仍处于平静状态当中，然而，从共和国成立最初，在南方的大庄园经济区和其他由全国劳工联盟掌控的地区，一种不宣而战的内战氛围就越来越浓烈。米格尔·毛拉宣称，在从1931年5月中旬到同年10月他辞职为止的5个月中，他手中要处理的革命性罢工事件多达508起。全国劳工联盟指控他在镇压行动中导致108人丧生。 27 毛拉的镇压行动尤其清晰地展现在塞维利亚的无政府主义骚乱所招致的血腥后果中。作为一系列革命性罢工事件的高潮，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组织号召于1931年7月18日进行总罢工。其目标不仅针对当地雇主，同时也包括全国劳工联盟在当地的主要对手——社会党的劳工总会。在以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罢工群体为一方，以国民卫队和资本家的狗腿子为另一方的对立双方之间爆发了若干暴力冲突。在7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属于社会党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要求米格尔·毛拉采取有力行动以结束正在损害共和国形象的动乱局面。当总理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问到是否每个人都同意采取积极措施对付全国劳工联盟时，内阁全体成员一致表示赞成。毛拉告知国防部长阿萨尼亚，他将下令动用炮兵摧毁无政府主义者占据的一所房屋，因为后者曾经从里面向军警开火。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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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1931年7月22日与23日之间的那个夜晚，塞维利亚的极右翼分子被允许参与镇压罢工的行动。由于省长何塞·巴斯托斯·安萨尔特相信单凭正规部队的力量不足以应对此问题，于是他邀请“拉布拉多社团”和“贸易联盟”这两个地主阶级的俱乐部，去组建一个被称为“市民自卫队”的准军事组织。这一邀请正中这座城市最具影响力的几个右翼分子的下怀，他们是：哈维尔·帕拉德·伊瓦拉；退役骑兵中校和大地主佩德罗·帕里亚斯·冈萨雷斯；著名斗牛士何塞·加西亚·卡兰萨，他在斗牛场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来自阿尔加瓦的佩佩”⑧。武器被集中起来，而市民自卫队则由一个残忍的非洲殖民军军官，绰号为“牛鞭”的曼努埃尔·迪亚斯·克里亚多上尉指挥。7月22日夜，在玛丽亚–路易莎公园，他们射杀了4名囚犯。第二天下午，在马卡雷纳街区，如同毛拉之前向阿萨尼亚承诺的那样，劳工阶级聚集的“科尔内略之家”咖啡馆被炮火摧毁。在塞维利亚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位于省会以南的3个市镇——滨河科里亚、乌特雷拉和两姊妹镇，国民卫队采取极其暴力的手段镇压罢工。在两姊妹镇，有人向电话局扔了石头，之后一辆满载国民卫队士兵的卡车从塞维利亚抵达。他们向镇中熙熙攘攘的集市开枪射击，导致数人受伤，伤者中有两人不治身亡。在该省骚乱期间，共计17人在冲突中丧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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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尼亚迅速回应说，发生在公园中的事件“看起来是使用了‘逃跑法则’（即将蓄意谋杀伪装成犯人在企图逃跑时被射杀）”；他还指责毛拉“先开枪，再瞄准”。阿萨尼亚如此反应，是因为最近受到了毛拉的打击，后者指控他向新闻媒体泄漏内阁机密。两周以后，他得知 “逃跑法则”这一冷血实践与毛拉完全无关，而是市民自卫队在执行迪亚斯·克里亚多的命令。 30 玛丽亚–路易莎公园的蓄意谋杀和“科尔内略之家”遭遇炮击是引向1936年之残暴场面的一连串暴力事件的开端。在1932年8月失败的军事政变和发生在1936年的众多大事件中，迪亚斯·克里亚多和市民自卫队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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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塞维利亚的诸事件和通过电话系统进行的罢工，预示着遍及西班牙城市地区的治安部队与全国劳工联盟之间将发生不尽的冲突。在巴塞罗那，除了围绕电话系统发生的冲突，冶金行业在8月份也有4万名工人罢工。充满激进分子的伊无联愈加强烈地鼓吹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暴动，并用自由共产主义取而代之。针对警察和国民卫队的准军事性质的街头行动，是深具影响力的伊无联主要领导人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所定义的“革命锻炼”之中心环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与治安部队以及与较为温和的社会党劳工总会之间的血腥冲突。接下来在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巴伦西亚、萨拉戈萨和马德里发生的暴力行动，虽然针对的目标是政府，但右翼却归咎于共和国本身。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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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中产阶级之中激起的不安，由于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而在天主教徒群体中得到强化。在后者看来，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试图将天主教的影响力严格限制在宗教领域之内的宏伟目标，与无政府主义者狂暴的圣像破坏之间区别甚微。紧随着议会对新宪法提案的激烈辩论，在教士阶层的支持下，右翼对共和国的敌意被充分调动起来。宪法草案提出了政教分离原则，并引入了无宗教仪式的公证结婚和允许离婚的条款。它限制了国家对教会的支持，并且，至少在纸面上终结了宗教之于教育的垄断地位。提议中的改革在天主教报纸和教堂的布道坛上被大肆抨击，它们被认为是要摧毁传统家庭之价值，其性质是渎神、专横和无神论的。 32 来自卡斯特利翁–德拉普拉纳的一位神父做出的回应在当时并不罕见。在一次布道中，他对他的信众说：“共和主义分子应该被唾弃，绝对不要与之进行对话。我们应该准备好打一场内战，之后再来谈教会与国家分离的问题。离开宗教的学校无法教育人，而只能培养野蛮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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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立法，往最好了说也只是“不谨慎”，往最坏了说则是“不负责任”——在右派看来，这就是共济会激发的仇恨之结果。共和国的支持者认为，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必须用世俗化的学校取代教会掌控下的教育系统。然而，其中的许多法令可以非常容易地被规避。神职人员像以往那样继续管理着学校——只是学校改了名字，教士们穿上了平民服装。很多类似的学校，尤其是耶稣会名下的学校，往往只向富人的孩子们开放。所谓的“中间立场”并不存在。教会对财产的保护和对社会苦难的漠不关心，自然而然地使自己与极右翼站在了同一阵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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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宪法实施的所谓“修正主义运动”期间，针对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改革计划的普遍敌意得到了积累。于10月13日获得通过的宪法受到了右翼的激烈反对，他们强烈抵制在加泰罗尼亚促进地方自治以及在广大乡村地区推动农业改革的计划。 35 激起全体基督徒之怒火的，则是被视为邪恶共济会之阴谋的有关允许离婚和解散宗教团体的立法。 36 在1931年10月13日的论战中，人民行动党的议会领袖何塞·马里亚·希尔·罗夫莱斯在议会里向占据多数的共和派–社会主义人士宣称：“今天，反对宪法通过的天主教西班牙已表明了立场。你们要为即将在西班牙爆发的宗教战争承担责任。”5天之后，在莱德斯马斗牛场，希尔·罗夫莱斯号召进行一场针对共和国的讨伐运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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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一群巴斯克传统主义者创建了“宗教人士亲友联合会”。在萨拉曼卡以及巴利亚多利德等在内战期间因残暴镇压而闻名的城市中，该组织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它出版了一份反共和主义的简报《防卫报》（Defensa），并印制了大量反共和主义的小册子。它还创立了激烈反犹与反共济会的周刊《人民之子》，该刊主编为弗朗西斯科·德·路易斯，最终他将作为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的继任者，负责管理《辩论报》。德·路易斯是“西班牙共和国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之玩偶”这一理论的大肆鼓吹者。 38 《人民之子》的另外一位重要撰稿人是整合派耶稣会士恩里克·埃雷拉·奥里亚神父，他是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的兄弟。该刊物的广泛发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它那对共和国重要政治人物进行恶毒攻击的讽刺漫画深受群众欢迎。通过将这些人打上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标签，将其描绘成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的国际大阴谋的一部分，它就可以在读者中间宣传“肮脏的外国密谋必须被摧毁”的观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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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左翼分子和自由派人士不是真正的西班牙人，因此必须消灭他们的理念，很快就在右派群体中生根发芽。1931年11月初，君主主义者领导人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在马德里向欢呼的听众们宣布，在社会主义和（西班牙）民族之间将会有一场殊死搏杀。 40 11月8日，在帕伦西亚，卡洛斯主义分子华金·贝翁萨向2.2万名集会群众发出了这样的呐喊：“我们还是不是男人？在遭遇这些无耻迫害的时候，那些没有准备好奉献出一切的人，根本不配被称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切手段保护我们自己，我说的并非仅限于法律许可的手段，一切可以用于自卫的措施都是好的。”在声称西班牙议会是“动物园”之后，他继续说道：“我们被一帮共济会分子统治着。我要说，采取任何手段反对他们都合情合理，不管该手段合法还是不合法。”在同一场集会中，希尔·罗夫莱斯宣称，政府对教会的迫害是“在共济会的会所中”决定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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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反对共和国及其支持者的暴力行动的，并不只是极右翼。标榜自己为“守法公民”的天主教徒希尔·罗夫莱斯所做的诸多演说，在敌对性和煽动性方面，与君主主义者、卡洛斯派分子以及后来长枪党人的演说毫无二致。1932年元旦，在穆尔西亚大区的莫利纳–德塞古拉，希尔·罗夫莱斯宣称：“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用我们正义的力量实现我们的意志，如果这还不够，就借助其他的力量。右派的怯懦，已经让那些来自污秽之地的恶徒们掌控了祖国的命运。” 42 在人民行动青年团（JAP）的成立宣言中，西班牙右翼稳健派的不妥协态度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我们是右翼人士……我们会尊重当局的合法命令，但是我们不会容忍暴民的无理和强暴。我们将一如既往勇敢捍卫我们自身的尊严。我们向共产主义和共济会宣战。”在右派们的眼中，“共产主义”包括社会党，“共济会”则指向被认为是左翼共和派的形形色色的共和派自由党及其在各地的变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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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对社会进行的世俗化改革很容易使其敌人找到正当理由来攻击它。市政当局被禁止对教堂和宗教节日进行资助，因此教会陷入穷困的境地。1932年1月，教会墓地被置于市政当局的管辖之下。国家现在只认可公证结婚，因此那些在教堂举行过婚礼的新人必须前往婚姻登记办公室进行登记。葬礼也不再包含任何宗教元素，除非死者超过20岁，且在其遗言或遗嘱中特别做出说明（即希望举行宗教性质的葬礼），然而对于死者家属而言，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与复杂的官僚机构打交道。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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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在布尔瓦格纳（特鲁埃尔省）的“殉难者圣佩德罗”纪念日上，一支铜管乐队在市镇广场上演奏，有意在从教堂里传出的纪念圣徒的宗教音乐中制造不和谐音。在利夫罗斯（特鲁埃尔省），当教区教堂里面正在举行纪念圣柱圣母的弥撒时，教堂外面则在组织一场舞会。 45 在塞维利亚，由于担心遭遇攻击，有超过40个传统的宗教团体（cofradía）退出了原计划参加的圣周宗教游行。这些团体中的成员大多为人民行动党和卡洛斯正统派联盟中的激进分子，他们所表现出的姿态使“殉教者塞维利亚”这个短语在右翼天主教徒中间流传，尽管事实上共和国当局正竭尽全力确保此次宗教游行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这些同样在诸多雇主和土地所有者的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人激烈叫嚣着他们的控诉。结果，只有一个团体参加了游行，并且成为辱骂和石块袭击的目标。几天以后，在1932年4月7日，圣胡利安教堂被大火烧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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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市政当局将十字架从学校中移走，将宗教塑像从公立医院中移走，并且还禁止教堂敲钟。这些措施超出了官方政策的范畴，因为政策仅仅规定了举行公共庆祝活动需要得到当地市政当局的许可。在一般的天主教徒看来，这些都是再明显不过的迫害，因此他们将共和国视为敌人。在萨拉曼卡省的很多村镇中都充斥着街巷抗议活动，在十字架重新回归学校之前，孩子们不被允许上学。在1932年9月末，用于弥撒、婚礼和葬礼之目的的教堂鸣钟在贝哈尔被禁以后，天主教徒对此普遍感到不安。在其他地方，很多具有左派背景的市镇长官（alcalde）对教堂敲钟的行为征收地方税。 47 在塔拉韦拉–德拉雷纳（托莱多省），市长向佩戴十字架的女性罚款。在社会冲突频发的巴达霍斯省，禁止送葬队列上街一类的事件大量出现，这成了仇恨的触发器。在丰特–德坎托斯，市长对教堂鸣钟这种行为征税的方式为：最初5分钟征收10个比塞塔，之后每分钟征收2个比塞塔。在弗雷赫纳尔–德拉谢拉，教堂鸣钟被完全禁止，且举行基督教葬礼也需要缴税。在若干个村镇中发生了教堂遭到焚烧的事件。在巴罗斯自由镇，社会党人占多数的镇议会于1932年4月通过投票，决定将主广场的圣心像移走。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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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层面的摩擦很快就被右派分子加以充分利用。节日庆典变成了示威活动，朝圣之旅变成了抗议游行，主日布道则成为聚众集会，并经常惹怒反教权人士，有时招致暴力对待。 49 从言语控诉其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到大肆鼓吹暴力行动，以对抗被描绘成“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所策划的邪恶阴谋之成果的共和国改革进程，其间仅仅经过了一小步。 50 多年以后，希尔·罗夫莱斯承认，他曾经有意鼓动他的听众与当局发生冲突。1937年4月，当人民行动党正在解体并被纳入佛朗哥的一党制体系时，希尔·罗夫莱斯曾自豪地宣称，正是他在共和国时代⑨培育了大批量的右翼分子的好斗性，右派在内战中获得胜利才成为可能。他将战争胜利这一“大丰收”视为其宣传攻势之成果。在他于196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仍然以这项功绩为傲。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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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罗夫莱斯在第二共和国时代的言论反映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大土地所有者或曰“大庄园主”——的感受和恐惧。在他们看来，无地劳工竟然胆敢参加1918年至1921年的革命暴动，简直就是“放肆透顶”，这也反映了他们凌驾于那些在他们庄园里劳作的人之上的，在社会、文化甚至几乎可以说是种族层面上的优越感。而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竟宣称计划改善农业短工的悲惨境况，这当中暗含了对当时的乡村权力体系的全面挑战。地主阶级对新政权的敌视最初清晰地体现为，他们决意通过包括无限制暴力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共和国的改革进程。而大庄园主对其雇工的仇恨，将会在内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极为主动地与佛朗哥的非洲军团纵队相互勾结，参与后者在西班牙西南部的广大地区掀起的恐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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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精简军官团的尝试则引发了许多军官，尤其是非洲殖民军军官阶层的敌意。作为国民卫队总监和一位深具影响力的非洲军团老兵，何塞·圣胡尔霍将军是首批将被迫臣服的摩洛哥部落与西班牙本土的左翼分子划为一谈的军官之一，这一种族偏见的转移将推动非洲军团在内战期间大肆实施野蛮之暴行。圣胡尔霍脱口而出的那些话，所针对的是在巴达霍斯省中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小镇（卡斯蒂尔布兰科）上发生的暴行：有组织的镇压行动激起了众怒，当地村民杀死了4名国民卫队士兵。作为社会党农业劳工工会组织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该省号召开展一次为期48小时的罢工行动，以抗议地主阶级持续对抗共和国社会保障立法的种种行径。1931年12月31日，在卡斯蒂尔布兰科，在当地镇长的驱策下，国民卫队向一支和平示威的罢工者队伍开枪，导致1人死亡，2人受伤。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之后，被激怒的村民转而扑向4名国民卫队士兵，并将他们活活打死。对于左派来说，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是该地区长期以来骇人听闻的经济剥削所导致的结果。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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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胡尔霍为此大发雷霆，因为他不得不前往卡斯蒂尔布兰科处理该事件，于是他就不得不错过一场在萨拉戈萨举行的上流社会的大型婚宴。 53 1932年1月2日，他抵达了这个已被大批国民卫队士兵占领的小镇，现场负责的军官指着约100名被抓起来的平民说：“这些就是杀人犯，看看他们的嘴脸！”圣胡尔霍叫道：“你怎么还没把他们都干掉？”被扣押的平民遭到极为严重的虐待。整整七天七夜，在低于冰点的严寒中，他们被剥下上衣，并被迫高举双臂保持站立姿势。如果他们倒地不起，就会遭到枪托的殴打。有好几个人死于肺炎。当圣胡尔霍在被害国民卫队士兵的葬礼上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他将卡斯蒂尔布兰科的劳工与他在摩洛哥与之交战的摩尔部落民做比较并评论说：“在巴达霍斯省的某个角落里，（摩洛哥）里夫部落民拥有一个基地。”他在编造的谎言中声称，即使是在1921年7月的安努瓦尔战役——那场导致多达9000名士兵阵亡的殖民战争史上的惨败过后，“在梅利利亚兵团崩溃之际的阿鲁伊高地，基督徒的尸体也没有遭到如此野蛮的破坏”。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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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未到访过卡斯蒂尔布兰科的地方和全国性新闻媒体的记者们，也纷纷附和这一偏见。君主主义者的日报《ABC》上的评论称“哪怕是最不开化的里夫部落民也不可能比他们更坏”。 55 右翼记者将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无地劳工描绘为“这些没有土地的里夫部落民”，以及“柏柏尔人、原始人、嗜血的蛮族和马克思主义匪帮”。总而言之，当地报纸对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的报道反映了乡村精英阶层好斗的种族主义倾向。卡斯蒂尔布兰科的居民，乃至整个乡村无产阶级，均被描绘成一个较为低劣的种族，是种族退化的一个恐怖实例。他们被视为疯子和非人类。经过大肆渲染的夸张描述迎合了上流阶级从其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恐惧：他们在听到一个女人在尸堆上跳舞的不实指控后，不由得联想起了中世纪传说中的“巫妖狂欢日”。 56 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也是明确的：对付乡村无产阶级，就应该用与对付摩洛哥殖民地的敌对土著相同的手段，而且国民卫队还需要配备一流的机动化部队以加强其力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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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发生后的一周以内，国民卫队的血腥报复导致18人丧生。在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发生3天之后，他们在萨拉梅阿–德拉塞雷纳（巴达霍斯省）致2人死亡，3人受伤。两天之后，在卡尔萨达–德卡拉特拉瓦（雷阿尔城省），有一名罢工者被射杀，另一人受伤；在同属雷阿尔城省的普埃托利亚诺，也有1名罢工者被打死；同时，在埃皮拉（萨拉戈萨省），有2名罢工者被杀，11人受伤；在赫雷萨（巴伦西亚省），有2名罢工者被杀，15人受伤（其中9人重伤）。1932年1月5日，在北卡斯蒂利亚的洛格罗尼奥省一座名叫阿尔内多的小镇上，发生了这一系列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28名国民卫队士兵向举行和平示威的民众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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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内多的制鞋工厂是该镇的一个主要就业渠道，该厂归福斯蒂诺·穆罗所有，此人是死硬的极右翼分子。邻近1931年底时，他以未在当年4月的选举中给支持君主制的候选人投票为由解雇了好几名工人，还有人则因为劳工总会会员的身份而遭到开除。该案例被提交到当地仲裁委员会那里，后者声称支持失业工人的申诉，但是穆罗却拒绝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一场公众抗议集会在镇公所（Ayuntamiento）前面举行。国民卫队在没有明显动机的情况下开火，打死了1名工人、1位26岁的孕妇和她两岁的儿子，以及其他3位女性旁观者。另有50名平民被枪弹打伤，伤者中有很多妇女和儿童，其中有些妇女当时还怀抱着婴儿。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中5人伤重不治，还有多人被迫截肢，当中包括一个5岁的男孩和一位有6个孩子的寡妇。 58 在内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阿尔内多的居民将遭受更多的苦难。从1936年7月末到10月初，这里将有46人遇害，其中甚至还包括某些1932年的伤者。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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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尼亚在他的日记中写到，现在西班牙公众已经被划分为观点迥异的两派：一部分人憎恨国民卫队，另一部分人则将其尊为守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 60 在阿尔内多事件发生后，圣胡尔霍宣称国民卫队站在西班牙国家和入侵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势力之间，而牺牲者则是被恶毒的煽动者欺骗的群氓。 61 他在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之后的言论和国民卫队的报复行动，表明了在摩洛哥战争中的种种野蛮和残忍是如何输入西班牙本土，并被用于对付本国的工人阶级的。然而，圣胡尔霍并非表述这一关联的第一人。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领袖曼努埃尔·利亚内萨，在1917年的革命总罢工运动被镇压之后，曾经用笔记录下了军队殴打与杀害工人以及捣毁和洗劫其住所的那种“来自非洲的仇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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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于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和不断扩大的西班牙中产阶级来说，全国劳工联盟成员的过激行为将陆军和国民卫队的过激行为合理化。1932年1月18日，当地矿工在一场暴动中接管了位于巴塞罗那省最北部的菲戈尔斯镇。这一运动席卷加泰罗尼亚北部地区。全国劳工联盟立即宣布各地展开声援性罢工。然而在加泰罗尼亚以外，只有塞维利亚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响应。在那里，得到西班牙共产党（PCE）支持的全国劳工联盟于1月25日和26日举行总罢工。罢工总共持续了两天，罢工期间的公共服务由国民卫队负责维持。伴随而来的暴力行为使社会党人相信，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存在进行蓄意挑唆的密探和内奸，他们的目的是向公众展示政府无力维持秩序。1月21日，阿萨尼亚也在国会中声称，极右翼正在操控无政府主义者。他指出，那些占领工厂、攻击市政厅、拆除铁路轨道、切断电话线和袭击军警的人都应以叛乱分子论处。他的应对措施包括派遣军队，实施《共和国保卫法》，暂停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的出版，以及将罢工领袖驱逐出加泰罗尼亚和塞维利亚。不可避免地，全国劳工联盟与共和国及劳工总会之间的冲突加剧，几乎可以说是在进行一场“战争”。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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