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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立法，往最好了说也只是“不谨慎”，往最坏了说则是“不负责任”——在右派看来，这就是共济会激发的仇恨之结果。共和国的支持者认为，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必须用世俗化的学校取代教会掌控下的教育系统。然而，其中的许多法令可以非常容易地被规避。神职人员像以往那样继续管理着学校——只是学校改了名字，教士们穿上了平民服装。很多类似的学校，尤其是耶稣会名下的学校，往往只向富人的孩子们开放。所谓的“中间立场”并不存在。教会对财产的保护和对社会苦难的漠不关心，自然而然地使自己与极右翼站在了同一阵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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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宪法实施的所谓“修正主义运动”期间，针对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改革计划的普遍敌意得到了积累。于10月13日获得通过的宪法受到了右翼的激烈反对，他们强烈抵制在加泰罗尼亚促进地方自治以及在广大乡村地区推动农业改革的计划。 35 激起全体基督徒之怒火的，则是被视为邪恶共济会之阴谋的有关允许离婚和解散宗教团体的立法。 36 在1931年10月13日的论战中，人民行动党的议会领袖何塞·马里亚·希尔·罗夫莱斯在议会里向占据多数的共和派–社会主义人士宣称：“今天，反对宪法通过的天主教西班牙已表明了立场。你们要为即将在西班牙爆发的宗教战争承担责任。”5天之后，在莱德斯马斗牛场，希尔·罗夫莱斯号召进行一场针对共和国的讨伐运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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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一群巴斯克传统主义者创建了“宗教人士亲友联合会”。在萨拉曼卡以及巴利亚多利德等在内战期间因残暴镇压而闻名的城市中，该组织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它出版了一份反共和主义的简报《防卫报》（Defensa），并印制了大量反共和主义的小册子。它还创立了激烈反犹与反共济会的周刊《人民之子》，该刊主编为弗朗西斯科·德·路易斯，最终他将作为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的继任者，负责管理《辩论报》。德·路易斯是“西班牙共和国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之玩偶”这一理论的大肆鼓吹者。 38 《人民之子》的另外一位重要撰稿人是整合派耶稣会士恩里克·埃雷拉·奥里亚神父，他是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的兄弟。该刊物的广泛发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它那对共和国重要政治人物进行恶毒攻击的讽刺漫画深受群众欢迎。通过将这些人打上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标签，将其描绘成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的国际大阴谋的一部分，它就可以在读者中间宣传“肮脏的外国密谋必须被摧毁”的观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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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左翼分子和自由派人士不是真正的西班牙人，因此必须消灭他们的理念，很快就在右派群体中生根发芽。1931年11月初，君主主义者领导人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在马德里向欢呼的听众们宣布，在社会主义和（西班牙）民族之间将会有一场殊死搏杀。 40 11月8日，在帕伦西亚，卡洛斯主义分子华金·贝翁萨向2.2万名集会群众发出了这样的呐喊：“我们还是不是男人？在遭遇这些无耻迫害的时候，那些没有准备好奉献出一切的人，根本不配被称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切手段保护我们自己，我说的并非仅限于法律许可的手段，一切可以用于自卫的措施都是好的。”在声称西班牙议会是“动物园”之后，他继续说道：“我们被一帮共济会分子统治着。我要说，采取任何手段反对他们都合情合理，不管该手段合法还是不合法。”在同一场集会中，希尔·罗夫莱斯宣称，政府对教会的迫害是“在共济会的会所中”决定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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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反对共和国及其支持者的暴力行动的，并不只是极右翼。标榜自己为“守法公民”的天主教徒希尔·罗夫莱斯所做的诸多演说，在敌对性和煽动性方面，与君主主义者、卡洛斯派分子以及后来长枪党人的演说毫无二致。1932年元旦，在穆尔西亚大区的莫利纳–德塞古拉，希尔·罗夫莱斯宣称：“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用我们正义的力量实现我们的意志，如果这还不够，就借助其他的力量。右派的怯懦，已经让那些来自污秽之地的恶徒们掌控了祖国的命运。” 42 在人民行动青年团（JAP）的成立宣言中，西班牙右翼稳健派的不妥协态度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我们是右翼人士……我们会尊重当局的合法命令，但是我们不会容忍暴民的无理和强暴。我们将一如既往勇敢捍卫我们自身的尊严。我们向共产主义和共济会宣战。”在右派们的眼中，“共产主义”包括社会党，“共济会”则指向被认为是左翼共和派的形形色色的共和派自由党及其在各地的变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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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对社会进行的世俗化改革很容易使其敌人找到正当理由来攻击它。市政当局被禁止对教堂和宗教节日进行资助，因此教会陷入穷困的境地。1932年1月，教会墓地被置于市政当局的管辖之下。国家现在只认可公证结婚，因此那些在教堂举行过婚礼的新人必须前往婚姻登记办公室进行登记。葬礼也不再包含任何宗教元素，除非死者超过20岁，且在其遗言或遗嘱中特别做出说明（即希望举行宗教性质的葬礼），然而对于死者家属而言，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与复杂的官僚机构打交道。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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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在布尔瓦格纳（特鲁埃尔省）的“殉难者圣佩德罗”纪念日上，一支铜管乐队在市镇广场上演奏，有意在从教堂里传出的纪念圣徒的宗教音乐中制造不和谐音。在利夫罗斯（特鲁埃尔省），当教区教堂里面正在举行纪念圣柱圣母的弥撒时，教堂外面则在组织一场舞会。 45 在塞维利亚，由于担心遭遇攻击，有超过40个传统的宗教团体（cofradía）退出了原计划参加的圣周宗教游行。这些团体中的成员大多为人民行动党和卡洛斯正统派联盟中的激进分子，他们所表现出的姿态使“殉教者塞维利亚”这个短语在右翼天主教徒中间流传，尽管事实上共和国当局正竭尽全力确保此次宗教游行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这些同样在诸多雇主和土地所有者的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人激烈叫嚣着他们的控诉。结果，只有一个团体参加了游行，并且成为辱骂和石块袭击的目标。几天以后，在1932年4月7日，圣胡利安教堂被大火烧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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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市政当局将十字架从学校中移走，将宗教塑像从公立医院中移走，并且还禁止教堂敲钟。这些措施超出了官方政策的范畴，因为政策仅仅规定了举行公共庆祝活动需要得到当地市政当局的许可。在一般的天主教徒看来，这些都是再明显不过的迫害，因此他们将共和国视为敌人。在萨拉曼卡省的很多村镇中都充斥着街巷抗议活动，在十字架重新回归学校之前，孩子们不被允许上学。在1932年9月末，用于弥撒、婚礼和葬礼之目的的教堂鸣钟在贝哈尔被禁以后，天主教徒对此普遍感到不安。在其他地方，很多具有左派背景的市镇长官（alcalde）对教堂敲钟的行为征收地方税。 47 在塔拉韦拉–德拉雷纳（托莱多省），市长向佩戴十字架的女性罚款。在社会冲突频发的巴达霍斯省，禁止送葬队列上街一类的事件大量出现，这成了仇恨的触发器。在丰特–德坎托斯，市长对教堂鸣钟这种行为征税的方式为：最初5分钟征收10个比塞塔，之后每分钟征收2个比塞塔。在弗雷赫纳尔–德拉谢拉，教堂鸣钟被完全禁止，且举行基督教葬礼也需要缴税。在若干个村镇中发生了教堂遭到焚烧的事件。在巴罗斯自由镇，社会党人占多数的镇议会于1932年4月通过投票，决定将主广场的圣心像移走。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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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层面的摩擦很快就被右派分子加以充分利用。节日庆典变成了示威活动，朝圣之旅变成了抗议游行，主日布道则成为聚众集会，并经常惹怒反教权人士，有时招致暴力对待。 49 从言语控诉其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到大肆鼓吹暴力行动，以对抗被描绘成“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所策划的邪恶阴谋之成果的共和国改革进程，其间仅仅经过了一小步。 50 多年以后，希尔·罗夫莱斯承认，他曾经有意鼓动他的听众与当局发生冲突。1937年4月，当人民行动党正在解体并被纳入佛朗哥的一党制体系时，希尔·罗夫莱斯曾自豪地宣称，正是他在共和国时代⑨培育了大批量的右翼分子的好斗性，右派在内战中获得胜利才成为可能。他将战争胜利这一“大丰收”视为其宣传攻势之成果。在他于196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仍然以这项功绩为傲。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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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罗夫莱斯在第二共和国时代的言论反映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大土地所有者或曰“大庄园主”——的感受和恐惧。在他们看来，无地劳工竟然胆敢参加1918年至1921年的革命暴动，简直就是“放肆透顶”，这也反映了他们凌驾于那些在他们庄园里劳作的人之上的，在社会、文化甚至几乎可以说是种族层面上的优越感。而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竟宣称计划改善农业短工的悲惨境况，这当中暗含了对当时的乡村权力体系的全面挑战。地主阶级对新政权的敌视最初清晰地体现为，他们决意通过包括无限制暴力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共和国的改革进程。而大庄园主对其雇工的仇恨，将会在内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极为主动地与佛朗哥的非洲军团纵队相互勾结，参与后者在西班牙西南部的广大地区掀起的恐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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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精简军官团的尝试则引发了许多军官，尤其是非洲殖民军军官阶层的敌意。作为国民卫队总监和一位深具影响力的非洲军团老兵，何塞·圣胡尔霍将军是首批将被迫臣服的摩洛哥部落与西班牙本土的左翼分子划为一谈的军官之一，这一种族偏见的转移将推动非洲军团在内战期间大肆实施野蛮之暴行。圣胡尔霍脱口而出的那些话，所针对的是在巴达霍斯省中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小镇（卡斯蒂尔布兰科）上发生的暴行：有组织的镇压行动激起了众怒，当地村民杀死了4名国民卫队士兵。作为社会党农业劳工工会组织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该省号召开展一次为期48小时的罢工行动，以抗议地主阶级持续对抗共和国社会保障立法的种种行径。1931年12月31日，在卡斯蒂尔布兰科，在当地镇长的驱策下，国民卫队向一支和平示威的罢工者队伍开枪，导致1人死亡，2人受伤。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之后，被激怒的村民转而扑向4名国民卫队士兵，并将他们活活打死。对于左派来说，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是该地区长期以来骇人听闻的经济剥削所导致的结果。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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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胡尔霍为此大发雷霆，因为他不得不前往卡斯蒂尔布兰科处理该事件，于是他就不得不错过一场在萨拉戈萨举行的上流社会的大型婚宴。 53 1932年1月2日，他抵达了这个已被大批国民卫队士兵占领的小镇，现场负责的军官指着约100名被抓起来的平民说：“这些就是杀人犯，看看他们的嘴脸！”圣胡尔霍叫道：“你怎么还没把他们都干掉？”被扣押的平民遭到极为严重的虐待。整整七天七夜，在低于冰点的严寒中，他们被剥下上衣，并被迫高举双臂保持站立姿势。如果他们倒地不起，就会遭到枪托的殴打。有好几个人死于肺炎。当圣胡尔霍在被害国民卫队士兵的葬礼上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他将卡斯蒂尔布兰科的劳工与他在摩洛哥与之交战的摩尔部落民做比较并评论说：“在巴达霍斯省的某个角落里，（摩洛哥）里夫部落民拥有一个基地。”他在编造的谎言中声称，即使是在1921年7月的安努瓦尔战役——那场导致多达9000名士兵阵亡的殖民战争史上的惨败过后，“在梅利利亚兵团崩溃之际的阿鲁伊高地，基督徒的尸体也没有遭到如此野蛮的破坏”。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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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未到访过卡斯蒂尔布兰科的地方和全国性新闻媒体的记者们，也纷纷附和这一偏见。君主主义者的日报《ABC》上的评论称“哪怕是最不开化的里夫部落民也不可能比他们更坏”。 55 右翼记者将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无地劳工描绘为“这些没有土地的里夫部落民”，以及“柏柏尔人、原始人、嗜血的蛮族和马克思主义匪帮”。总而言之，当地报纸对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的报道反映了乡村精英阶层好斗的种族主义倾向。卡斯蒂尔布兰科的居民，乃至整个乡村无产阶级，均被描绘成一个较为低劣的种族，是种族退化的一个恐怖实例。他们被视为疯子和非人类。经过大肆渲染的夸张描述迎合了上流阶级从其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恐惧：他们在听到一个女人在尸堆上跳舞的不实指控后，不由得联想起了中世纪传说中的“巫妖狂欢日”。 56 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也是明确的：对付乡村无产阶级，就应该用与对付摩洛哥殖民地的敌对土著相同的手段，而且国民卫队还需要配备一流的机动化部队以加强其力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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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发生后的一周以内，国民卫队的血腥报复导致18人丧生。在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发生3天之后，他们在萨拉梅阿–德拉塞雷纳（巴达霍斯省）致2人死亡，3人受伤。两天之后，在卡尔萨达–德卡拉特拉瓦（雷阿尔城省），有一名罢工者被射杀，另一人受伤；在同属雷阿尔城省的普埃托利亚诺，也有1名罢工者被打死；同时，在埃皮拉（萨拉戈萨省），有2名罢工者被杀，11人受伤；在赫雷萨（巴伦西亚省），有2名罢工者被杀，15人受伤（其中9人重伤）。1932年1月5日，在北卡斯蒂利亚的洛格罗尼奥省一座名叫阿尔内多的小镇上，发生了这一系列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28名国民卫队士兵向举行和平示威的民众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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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内多的制鞋工厂是该镇的一个主要就业渠道，该厂归福斯蒂诺·穆罗所有，此人是死硬的极右翼分子。邻近1931年底时，他以未在当年4月的选举中给支持君主制的候选人投票为由解雇了好几名工人，还有人则因为劳工总会会员的身份而遭到开除。该案例被提交到当地仲裁委员会那里，后者声称支持失业工人的申诉，但是穆罗却拒绝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一场公众抗议集会在镇公所（Ayuntamiento）前面举行。国民卫队在没有明显动机的情况下开火，打死了1名工人、1位26岁的孕妇和她两岁的儿子，以及其他3位女性旁观者。另有50名平民被枪弹打伤，伤者中有很多妇女和儿童，其中有些妇女当时还怀抱着婴儿。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中5人伤重不治，还有多人被迫截肢，当中包括一个5岁的男孩和一位有6个孩子的寡妇。 58 在内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阿尔内多的居民将遭受更多的苦难。从1936年7月末到10月初，这里将有46人遇害，其中甚至还包括某些1932年的伤者。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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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尼亚在他的日记中写到，现在西班牙公众已经被划分为观点迥异的两派：一部分人憎恨国民卫队，另一部分人则将其尊为守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 60 在阿尔内多事件发生后，圣胡尔霍宣称国民卫队站在西班牙国家和入侵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势力之间，而牺牲者则是被恶毒的煽动者欺骗的群氓。 61 他在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之后的言论和国民卫队的报复行动，表明了在摩洛哥战争中的种种野蛮和残忍是如何输入西班牙本土，并被用于对付本国的工人阶级的。然而，圣胡尔霍并非表述这一关联的第一人。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领袖曼努埃尔·利亚内萨，在1917年的革命总罢工运动被镇压之后，曾经用笔记录下了军队殴打与杀害工人以及捣毁和洗劫其住所的那种“来自非洲的仇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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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于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和不断扩大的西班牙中产阶级来说，全国劳工联盟成员的过激行为将陆军和国民卫队的过激行为合理化。1932年1月18日，当地矿工在一场暴动中接管了位于巴塞罗那省最北部的菲戈尔斯镇。这一运动席卷加泰罗尼亚北部地区。全国劳工联盟立即宣布各地展开声援性罢工。然而在加泰罗尼亚以外，只有塞维利亚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响应。在那里，得到西班牙共产党（PCE）支持的全国劳工联盟于1月25日和26日举行总罢工。罢工总共持续了两天，罢工期间的公共服务由国民卫队负责维持。伴随而来的暴力行为使社会党人相信，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存在进行蓄意挑唆的密探和内奸，他们的目的是向公众展示政府无力维持秩序。1月21日，阿萨尼亚也在国会中声称，极右翼正在操控无政府主义者。他指出，那些占领工厂、攻击市政厅、拆除铁路轨道、切断电话线和袭击军警的人都应以叛乱分子论处。他的应对措施包括派遣军队，实施《共和国保卫法》，暂停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的出版，以及将罢工领袖驱逐出加泰罗尼亚和塞维利亚。不可避免地，全国劳工联盟与共和国及劳工总会之间的冲突加剧，几乎可以说是在进行一场“战争”。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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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内多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国民卫队还卷入其他若干起伤亡事件中。作为1932年“五一节”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在巴达霍斯省的萨尔瓦莱翁，来自该省其他市镇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在附近一个庄园中集会。在地方议会议员佩德罗·鲁维奥·埃雷迪亚和尼古拉斯·德·巴勃罗等社会党重要人物发表讲话之后，来自巴卡罗塔的劳工合唱团唱起了《国际歌》和《马赛曲》。之后人群散开，很多人参加了在萨尔瓦莱翁举行的一场舞会。舞会结束后，在返回巴卡罗塔之前，合唱团前往萨尔瓦莱翁的镇长，以“瘦子胡安叔叔”（Tío Juan el de los pollos）的绰号而闻名的社会党人胡安·巴斯克斯的家门外，继续高唱进步歌曲。夜半的歌声激怒了当地国民卫队的指挥官，他手下的士兵开枪射击，导致两男一女丧生，还有数人受伤。为了证明行动的合法性，该指挥官后来声称当时人群中有人开枪。一场逮捕行动随之展开，被捕者包括议员尼古拉斯·德·巴勃罗和镇长“胡安叔叔”。佩德罗·鲁维奥于1935年6月被谋杀，尼古拉斯·德·巴勃罗于1936年8月底被害，而胡安·巴斯克斯则于1936年10月死于列雷纳。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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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胡尔霍于1932年1月被解除了对国民卫队的指挥权，并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⑩总监。他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对他在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之后所持立场的一种惩罚。 65 结果，他在极右分子中声名鹊起。最终在1932年8月，他领导了一场夭折的军事政变。政变只在塞维利亚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在那里,政变得到了当地右派分子的狂热支持。在所谓的“圣胡尔霍任务”期间，密谋者们逮捕了包括市长何塞·冈萨雷斯·费尔南德斯·德·拉万德拉在内的一批塞维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共和派人士。当在8月10日获悉政变企图时，拉万德拉立即前往市政厅，并且命令所有的市议员、各党派与工会团体首脑到场参加紧急会议。当埃莱乌特里奥·桑切斯·鲁维奥·达维拉少校奉圣胡尔霍之命，作为新任市长前去接管市政大权时，拉万德拉已经成立了一个“公共拯救委员会”。拉万德拉拒绝交出权力，于是桑切斯·鲁维奥·达维拉有些不知所措地退了出去。过了一小会儿，他带领一队共和国防暴警察——即所谓的“突击卫队”——返回现场并将拉万德拉逮捕，后者在被带走时高喊：“来自市长的最后一项命令，在所有公共事业领域进行总罢工。”这一罢工宣言事实上宣告了政变的失败并暂时救了拉万德拉市长一命，但是怀恨在心的当地右翼分子在内战爆发后终于找到了复仇的机会。拉万德拉于1936年8月10日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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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政变的民众中间，有很多人曾作为市民自卫队成员，须为1931年7月发生于玛丽亚–路易莎公园中的事件负责。没有迹象显示1932年的失败使他们裹足不前。事实上，他们中间有好几个人，包括一些曾参与此次政变的军官，将在1936年夏季的诸多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66 圣胡尔霍因涉嫌叛国而于8月25日在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庭上受审。法庭庭长马里亚诺·戈麦斯·冈萨雷斯别无选择只能下达死刑判决，但他提议对该判决进行赦免，而仅对其处以逐出军队之惩罚。 67 墨西哥总统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在给阿萨尼亚拍发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如果你希望避免大规模流血并维系共和国的生存，那么就应该枪毙圣胡尔霍。”阿萨尼亚成功说服内阁支持马里亚诺·戈麦斯的建议。没有人被枪决，圣胡尔霍和其他政变领导者只是被关入监狱，最终均被释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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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很多抗议声，称存在过度监禁的情况，但这种相对无力的判罚足以让右派分子大为鼓舞，并加紧为下一次成功率更高的冒险做准备。 69 而且几乎也不可能有比那更宽松的监狱管理体制了。在加的斯，意图领导圣胡尔霍政变的是何塞·恩里克·巴雷拉上校，他是西班牙陆军中功勋最为卓著的军官。虽然他并未付诸行动，却因参与密谋而被逮捕入狱。他所在的那所监狱里，还关押着参加此次政变的卡洛斯派首脑人物，他们是曼努埃尔·德尔加多·布拉肯伯里和路易斯·雷东多·加西亚，后者是该市卡洛斯民兵组织义勇军（Requeté）的领导人。他们与经常前来探望的卡洛斯派领袖曼努埃尔·法尔·孔德一起，使巴雷拉逐渐迷上了他们那组织群众性暴力活动来反抗现政权的理念。在和雷东多一起被转移到位于瓜达拉哈拉的监狱之后，他成了彻底的卡洛斯主义之信徒。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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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左派开始变得过于自信，他们将“圣胡尔霍任务”与1920年3月发生于柏林的卡普暴动画上了等号。由于圣胡尔霍与卡普一样，都是被总罢工击败，所以很多人相信，圣胡尔霍政变的失败将会巩固第二共和国，正如卡普的失败巩固了魏玛政权那样。参与政变的军事单位并未受到任何整肃。相反，右派分子却从圣胡尔霍的惨败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一场政变，在没有得到国民卫队方面的配合，而且又未能让共和国地方政府和工会领袖立即噤声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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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对于来自民间和军方的右翼密谋者们而言，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绝对不能再犯准备不充分的错误了。1932年9月末，来自极右翼团体“西班牙行动”的欧亨尼奥·维加斯·拉塔皮和埃利塞达女侯爵⑪，以及来自总参谋部的豪尔赫·比贡上尉组成了一个阴谋团体，开始为将来成功颠覆共和国的行动做准备。反对共和国的起义在神学、道德与政治层面上的合理性，在君主主义者的期刊《西班牙行动》上得到了辩护。这个团体的办公地点在支持君主制的飞行员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此人也是个花花公子）位于法国比亚里茨的住所中。从右翼同情者那里筹集到的大量资金被用于购买武器和资助破坏政治稳定的活动，而资助对象竟然也包括了全劳联–伊无联中的某些匿名群体！还有一笔主要支出被用于每个月贿赂一个名叫圣地亚哥·马丁·巴格纳斯的警务督察。他曾与埃米利奥·莫拉将军密切合作，后者曾在君主制存续的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国家保安总长。此时马丁·巴格纳斯已受雇于密谋者为其提供内线情报，而他也顺理成章地招揽了莫拉的另一密友，一个更加腐败的警察胡利安·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新团体的另外一个首要目标是在军队内部建立进行颠覆活动的秘密小组，该任务由总参谋部的巴伦廷·加拉尔萨·莫兰特中校负责。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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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尔萨·莫兰特曾涉嫌参与圣胡尔霍政变，然而没有任何对其不利的证据证实这一点。阿萨尼亚将其视作军方密谋者中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在插手国防部事务的若干年间积累了不少知识和经验。 72 加拉尔萨将成为君主主义密谋者与陆军军官团中的秘密组织西班牙军事同盟（UME）之间联系的纽带，该组织由退役上校埃米利奥·罗德里格斯·塔杜奇于1933年底创立，此人不但是圣胡尔霍将军的密友，而且也是法西斯政党“西班牙长枪党”最早的成员之一。西班牙军事同盟中的成员将在1936年的军事叛乱中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 73 塔杜奇很快就被总参谋部的一位名叫巴托洛梅·巴尔瓦·埃尔南德斯的陆军上尉取代，巴尔瓦·埃尔南德斯上尉是佛朗哥在非洲军团的战友，并且曾被后者任命为位于萨拉戈萨的“西班牙总军事学院”中的一名教官。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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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胡尔霍的失败对缓解西班牙南部的社会仇恨没有任何作用，而国民卫队的行为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一仇恨。1932年下半年，在巴达霍斯南部丰特－德坎托斯附近，国民卫队破坏了在庄稼地里进行的一次左翼集会，参会的当地工会领袖胡利安·阿拉尔孔被抓住。为了给他一点教训，国民卫队士兵把土埋到了他的脖子处，然后把他留在原地扬长而去，直到同伴们返回现场把他挖出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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