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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希尔·罗夫莱斯开始采取行动。由他发布的一份公报宣称，鉴于当前内阁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所表现出的“软弱”，就算不计后果，也必须组成一个有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参加的强有力的政府。在10月1日于国会进行的一场演讲中，他迂回地表露自己的意图，宣称自己受到了维系国家稳定之愿望的驱使，并发出了明显的威胁之意：“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所拥有的力量。”在内阁成员因形势所迫而辞职以后，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委托莱尔罗克斯组织政府。尽管意识到右翼党团联盟的入阁已不可避免，但他还是希望只提供给对方1个部长席位。希尔·罗夫莱斯坚持要3个部长席位，他很清楚这将激怒社会党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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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罗夫莱斯的挑衅计划经过了精心的安排。他于10月4日公布了3位内阁成员的人选，他们是何塞·奥里奥尔·安格拉·德·索霍（劳工部长）、拉斐尔·艾斯蓬（司法部长）和曼努埃尔·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农业部长）。安格拉·德·索霍是一位整合派天主教徒（当时梵蒂冈正考虑将他过世的母亲封为圣徒），他同时也是教会法规专家和蒙特塞拉特本笃会修道院的律师。他曾经作为公诉人，负责对《社会主义者报》进行大规模查抄，并课以高额罚金。而且，作为加泰罗尼亚右翼人士的他，还是当地执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的死敌。在1931年担任巴塞罗那地方长官期间，他的毫不妥协的破坏罢工之政策，加快了全国劳工联盟迈向武装暴动的步伐。几乎没有什么能比选择安格拉·德·索霍更让左翼人士怒不可遏的了。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甚至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去面见阿尔卡拉·萨莫拉，并恳请将此人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希尔·罗夫莱斯断然拒绝了总统的建议。 81 来自潘普洛纳的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国会议员艾斯蓬，则同卡洛斯派分子关系密切。于是可以猜测，来自巴达霍斯的国会议员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必然是该省那些气焰嚣张的地主的忠实代理人，就像萨拉萨尔·阿隆索那样；而且作为农业部长，他很可能会加大针对收获季节罢工的恐怖镇压的力度。然而关于这位部长的猜测却是错误的，因为他是一位属于稳健派的基督教民主人士，但是关于巴达霍斯省地主阶级的猜测却是对的。在1936年的大选中，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因为其相对开明的政策而未能成为巴达霍斯省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因此他不得不在塞哥维亚省参加竞选。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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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新一届内阁会贯彻执行萨拉萨尔·阿隆索推行反动统治的决心。毕竟，到7月底为止，在激进党执政的315天里，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时间共计达222天，这意味着宪法保障实际处于中止状态。在宪法正常生效的93天里，又有60天处于1933年末的选举期间。实施新闻审查、对报社课以罚金甚至查封报社、限制结社自由、将几乎所有罢工宣布为非法、为法西斯主义者和君主制拥护者的活动提供保护、削减工资和取缔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社会党占多数的市镇议会，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构筑“白色恐怖政权”之举。这些就是在10月1日的演讲中被希尔·罗夫莱斯斥为“软弱”的政策。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他企图施行的必然是更加具有压迫性的政策。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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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份的最后几天，仍然寄希望于说服总统通过提前举行大选的方式解除危机的社会党，在报纸上发出了孤注一掷但却空洞的威胁。《社会主义者报》暗示革命行动之准备工作在顺利推进中：“我们的武装力量正在等待战斗动员，我们的国际计划与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也正待完成。” 84 在当月月底，该报在社论中发出了言辞激烈的反问：“任何倒退之举、任何企图恢复过时政策的做法，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社会主义者的反抗，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反而还要我们提醒吗？” 85 然而很明显，担任《社会主义者报》社长的思虑周全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运动团体对于进行一场与国家机器对抗的革命完全没有准备。如果他的上述社论不是缺乏理智的不负责任之举——苏加萨戈伊蒂亚是普列托的忠实支持者而非极端分子——那么它们就是向总统发出的孤注一掷的最后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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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革命委员会对于夺取政权毫无准备，而且“革命民兵”既没有全国性的领导，也没有地区性的组织。他将希望寄托于虚张声势的革命恫吓，以期阻止阿尔卡拉·萨莫拉邀请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加入政府。当委员会于10月3日接近零时许接到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参与组阁的消息时，拉尔戈·卡瓦列罗拒绝相信，并且命令各地的社会党组织按兵不动。只有当消息的真实性已经不容忽视时，他才极其不情愿地承认现在已经别无选择，而之前口头的革命威胁必须付诸行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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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34年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领袖们卷入了一场运动战。在萨拉萨尔·阿隆索的支持下，希尔·罗夫莱斯属于更为强势的一方，同时他借助手腕与耐心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社会主义者由于实力相对较弱而被迫诉诸各种空洞的革命威胁，最终他们落入了这一境地，即他们必须实现这种威胁。结果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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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1934年前9个月里接二连三的罢工失败之后，社会主义者在始于1934年10月4日早晨的一系列事件中，必然也是所图有限。他们的目标是保卫在1931年至1933年间发展起来的共和国之理念，使其免遭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专制主义野心的侵袭。在独立右翼党团联盟进入内阁之后不久，左翼便行动了起来：加泰罗尼亚地区成立了存续仅10个小时的独立共和国；马德里发生了乱哄哄的总罢工；阿斯图里亚斯的一个无产阶级公社宣布成立。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者面对正规军的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坚持了两周之久，他们的“成功”要归功于当地山区的地形和矿工们的特殊技能。然而，除此之外，在那个10月里，整个西班牙的基调是散漫杂乱的。发生于当月的那些事件，甚至包括阿斯图里亚斯的激烈冲突在内，都无法证明左翼方面为革命暴动进行了充分准备。事实上，在危机期间，社会党领导人自始至终都在压制其追随者的革命热情。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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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总统有时间改变主意，劳工总会领导层于10月4日提前24小时通知政府他们将在马德里举行和平总罢工。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主动提出可以帮助发起一场革命暴动，该提议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样一来，新政府要想逮捕劳工领袖和拘押军警队伍中的可疑分子就轻而易举。在未接到进一步指示以前，马德里的社会党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成员只能选择离开工作岗位，而不是走上街头展示自己的力量。军方接管了公共基础服务——士兵根据他们参军之前的职业加以分类——面包店、右翼报纸和公共交通的运作也基本维持正常。那些设法逃脱逮捕的社会党领导人不是像拉尔戈·卡瓦列罗那样躲了起来，就是像普列托那样被迫流亡国外。他们的追随者则留在大街上等待指示，罢工在一周之内渐渐消失。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最终烟消云散。与军中同情者合作的希望也未能实现，少数携带武器的激进分子察觉局势不妙，很快就将罢工者抛弃。在首都地区，零星的狙击火力与大规模逮捕行动就是所谓革命战争之暴风骤雨的全部。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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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罗尼亚，在“劳工同盟”（Workers’Alliance）的大旗下，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团体同社会党人并肩作战，事态发展也就更激动人心。各地的革命委员会接管了多个村镇，然后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来自巴塞罗那的指示。 89 在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孔帕尼斯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勉强宣布加泰罗尼亚为“西班牙共和主义联邦之内”的一独立国家，这么说是为了抗议右翼背叛共和国的种种行为。隐藏在其英雄般的姿态背后的动机却是复杂而矛盾的。想到马德里的局势发展，他当然会感到担忧。但是，他也面对着来自加泰罗尼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他需要迎合公众的要求，采取行动反抗中央政府。与此同时，他还想预先采取行动以阻止革命的爆发。因此，他并未动员地方政府自己的力量去对付加泰罗尼亚武装部队指挥官多明戈·巴泰特将军。他也拒绝向工人阶级提供武器。于是，在将大炮推入市区狭窄的街巷之后，巴泰特将军得以在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的短短10小时后，也就是10月7日凌晨，与走投无路的地方政府商讨其投降条款。 90 右翼整体，特别是佛朗哥，因巴泰特将军未能给予加泰罗尼亚人以“血的教训”而耿耿于怀。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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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图里亚斯的情况有所不同。当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进入政府的消息于10月4日下午晚些时候抵达矿区之后，普通工人群众立即带头行动起来。在那里，矿工们终于战胜了党派间的分歧而团结起来；劳工总会（社会党劳工组织）和全国劳工联盟（无政府主义者组织）都汇聚在“劳工同盟”的大旗下，西班牙共产党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进来。事实证明，社会党领导层从未真正对革命行动详加考虑，因为即便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暴动也并非始于作为该党大本营之一的奥维耶多，而是首先在米耶雷斯、萨马–德兰格雷奥和波拉–德莱纳等外围地区爆发。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巴斯克地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情况只发生在埃瓦尔和蒙德拉贡等较小的市镇。除了蒙德拉贡，在毕尔巴鄂和巴斯克的其他地区，工人武装只是在徒劳地等待来自领导层的指示。在起义期间，阿斯图里亚斯矿业工会主席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一直留在马德里；10月14日，不明普通工人群众眼下状况的他正试图寻求和平，并与当局协商投降条款。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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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领导层的举棋不定与希尔·罗夫莱斯的坚决果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正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无论在十月革命期间还是随后，他一直在蓄意向左派进行挑衅。10月5日，当社会党还在犹豫着希望寻求妥协时，新组成的激进党–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政府丝毫没有表现出和解的意愿，他们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镇压左翼分子。在与3位部长举行的一次会议中，希尔·罗夫莱斯明确表示他并不信任总参谋长卡洛斯·马斯克莱特将军，他将后者视为危险的自由主义分子；同时他也不信任负责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恢复秩序的爱德华多·洛佩斯·奥乔亚将军。然而，在10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他们提出的有关派遣佛朗哥接管阿斯图里亚斯地区之军事行动指挥权的议案遭到否决，阿尔卡拉·萨莫拉、莱尔罗克斯及其他较为倾向自由主义的内阁成员的观点占据了上风。 93 然而，佛朗哥最终还是参与了镇压行动，并将他手中的残酷手段施加在反叛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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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罗夫莱斯主张用最严厉的手段对付叛乱分子。10月9日，他在国会发言中表达了对政府的支持，并且极力建议关闭议会直至镇压行动结束。这样一来，镇压革命的行动将不声不响地完成。没有谁会在国会中提出质疑，新闻审查也只针对左翼报纸——尽管右翼报纸充斥着根本不存在的记载左派分子之野蛮暴行的恐怖故事。作为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内部为数不多的一名真诚的社会天主教徒，新任农业部长曼努埃尔·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在10月12日给农业部的幕僚人员讲话时以一种持不同政见者的口吻说道：“这场反对国家政权的动乱，其始作俑者不是街头的反叛分子而是我们。我们的国家因为持续不断地忽视其对全体国民的责任，已经给自己制造出了很多敌人。” 94 十月动乱期间双方的暴力行径和紧随左翼失败之后爆发的残酷迫害，致使现存的社会仇恨加深到以往无法想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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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由于佛朗哥在非洲殖民战争期间的残暴表现，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拒绝正式委任其为阿斯图里亚斯地区部队的总指挥官。然而，来自激进党的国防部长迭戈·伊达尔戈坚持己见，任命佛朗哥为自己的“个人技术顾问”，以非正式的手段给予后者此次行动的控制权。他把自己的参谋部边缘化，同时却毫无保留地认可并签署由佛朗哥起草的命令。 95 国防部长的决定非常不合常规，但也可以理解。佛朗哥对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地形、交通情况和军事组织都知之甚详。佛朗哥曾经随部队在那里驻扎，并且参加了对1917年总罢工的镇压行动。由于他的妻子卡门·波洛就是阿斯图里亚斯人，所以他在结婚之后也是那里的常客。正如阿尔卡拉·萨莫拉所担心的那样，佛朗哥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当成桀骜不驯的摩洛哥部落民来对待，这让西班牙右翼感到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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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在阿斯图里亚斯事件中的处置手段深受其信仰之影响。在来自日内瓦的《反共产国际联盟通讯》的不断灌输下，他坚持认为工人起义得到了“其莫斯科代理人的精心安排”，而社会主义者“在赤色分子的专门指导下，幻想着他们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96 佛朗哥与其他很多极右翼分子相信这一点，所以动用军队对付足可称之为外敌的西班牙平民完全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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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在马德里国防部电报房设立的一个小型指挥所，佛朗哥可以利用船舶与铁路大肆调兵遣将，对革命进行镇压。 97 有很多较为开明的高级官员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对投入正规军且不遗余力地打击平民群体感到犹豫不决，但是佛朗哥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为他在历次殖民战争中奠定成功基础的那种冷酷无情，再次被他拿来解决当前的危机。在他一开始下达的那些命令中，有一条就是轰炸与炮击矿区市镇中的工人阶级聚居区。他无视西班牙右翼价值观的核心象征，也就是西班牙摆脱摩尔人统治的再征服运动，相反，他将整船的摩洛哥雇佣兵运往阿斯图里亚斯，而那里是伊斯兰新月旗帜从未飘扬过的地方。佛朗哥对派遣他们上阵并无抵触之感，因为他将西班牙本土左派劳工视为等同于摩尔人的劣等种族，就像他在摩洛哥使用当地招募的佣兵，即“土著正规军”，来对付里夫部落民那样。起义被镇压之后，他曾前往奥维耶多访问，其间在同某新闻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再次重复了奥内西莫·雷东多的观点：“这是一场边境战争，而前线上的敌人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任何攻击文明并企图用野蛮取而代之的东西。” 98 尽管佛朗哥在北部镇压行动中使用了殖民地部队，右翼报纸仍然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描绘成“犹太–布尔什维克之外来阴谋”的傀儡并且在使用这一表述时丝毫没有反讽的意味。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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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摩洛哥的情况一样，殖民地部队的行动目标就是通过恐怖手段威吓起义民众。西班牙非洲军团掀起了一波恐怖风潮，他们所使用的手段更像是要进入摩洛哥村庄进行扫荡，而非是要对付穷途末路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者。部队将捕获的左翼分子作为人盾掩护其推进。在佛朗哥的死党胡安·亚圭·布兰科中校的指挥下，摩洛哥作战分队随意射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让武器很差的革命者士气低落。超过50名男女俘虏（其中有不少还是伤员）经过刑讯后立即在奥维耶多总医院的空场上被枪决，他们的尸体则被扔进焚尸炉烧毁。另有数人未经审判就在佩拉约兵营被处决。其他被关押的俘虏遭到折磨，女性俘虏则遭到强奸。在采矿小镇卡瓦因，20具尸体被焚毁，以消除被捕者遭到拷打的证据。住宅和商店遭到洗劫，手表、首饰和衣物被扫荡一空，无法随身携带的物品则被毁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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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部队的所作所为导致洛佩斯·奥乔亚将军与佛朗哥及亚圭之间出现了严重对立。严于律己的洛佩斯·奥乔亚曾担任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指挥官。他坚持认为，由资历不如他的佛朗哥全权负责1934年镇压叛乱的行动是不恰当的（这一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后者的唯一仰仗就是同迭戈·伊达尔戈的私交。佛朗哥、亚圭与很多右翼分子担心，洛佩斯·奥乔亚作为一个共和派分子和共济会员，会设法用尽可能少流血的方式来平息这场起义。他们的确有理由怀疑。尽管洛佩斯·奥乔亚容忍了利用装满俘虏的卡车掩护部队推进的做法，但总体来说，他在行动中还是较为克制的。亚圭派出密使前往马德里，在佛朗哥和希尔·罗夫莱斯面前抱怨洛佩斯·奥乔亚秉承人道主义对待矿工的做法。对于洛佩斯·奥乔亚与矿工领袖贝拉米诺·托马斯达成协议，以及他要求外籍军团和土著正规军停止前进，以达成体面和不流血的投降的做法，他们3人感到暴怒不已。 101 佛朗哥有多么怀疑洛佩斯·奥乔亚，就有多信任亚圭，他允许后者在占领希洪和奥维耶多后实行即决处决。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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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亚圭甚至用手枪威胁洛佩斯·奥乔亚。 103 几个月之后，洛佩斯·奥乔亚将军跟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见面，谈起了他在约束外籍军团之谋杀行径时遇到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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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外籍军团士兵从位于萨马的监狱中提走了27名被关押的工人。他们只射杀了其中三四个人，因为枪声在山间回荡，他们害怕游击队会突然出现。于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他们极其残忍地将俘虏斩首或绞死。他们砍下了俘虏的手脚、耳朵、舌头，甚至生殖器！几天以后，我非常信任的一位军官告诉我，有军团士兵戴着用卡瓦因遇害者的耳朵穿成的“项链”。我立即命令将他们关押并处决。那就是我与亚圭爆发冲突的根源。我命令他将他的人从河谷地带的采矿区撤出，并要求他约束手下不得离开首府奥维耶多。我要求他承诺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人员丧生事件负责。对叛乱分子的审理工作由各地法院进行。我还得处理那个来自休达的摩洛哥正规军步兵营（tabor）犯下的罪行：强奸、谋杀、抢劫。我下令处决6名摩尔士兵。这给我带来了麻烦。情绪极其激动的国防部长要求我做出解释：“你怎么胆敢未经军事法庭审判就枪毙我手下的士兵？”我回答说：“我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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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34年10月的事件，让左翼民众与治安部队，尤其是与国民卫队和部分陆军单位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者明白，要控制矿区河谷地带，他们必须击败国民卫队。于是，在对首府奥维耶多发动进攻之前，他们率先袭击了地方上的多个兵营，以期消除这一威胁。这些小型的战斗，其过程非常激烈，而且未能速战速决。最为血腥的冲突发生在奥维耶多以东17英里（约27千米）的萨马–德兰格雷奥和以南50英里（约80千米）的坎波马内斯。在萨马，作战持续了36个小时，有38名国民卫队官兵被杀。在坎波马内斯的战斗中，国民卫队中有12人丧生，7人受伤。 105 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期间，国民卫队中共有86人丧生，77人受伤。突击卫队中有58人丧生，54人受伤。陆军方面的伤亡数字为88死，475伤。其他安全部队的损失为24死，33伤。可以将这些数字与民众方面的损失相对比：有近2,000名平民丧生，其中大多数均来自工人阶级。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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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在西班牙其他地区只有零星冲突发生。然而，在阿尔瓦塞特省的比利亚罗夫莱多和塔拉索纳–德拉曼查，在对当地市政厅和其他公共建筑的攻击中却出现了一些伤亡。在比利亚罗夫莱多，当秩序由国民卫队恢复之时，有4人被杀；国民卫队并未蒙受任何伤亡。当年夏天早些时候，在塔拉索纳，来自社会党的市长被阿尔瓦塞特省的省长撤职，后者是隶属激进党的何塞·阿帕里西奥·阿尔维尼亚纳。此时，前者的右翼继任者在冲突中身负重伤。阿帕里西奥·阿尔维尼亚纳对此的回应就是派遣国民卫队前去增援。在保卫市政厅期间，有1名国民卫队士兵和数名当地警察被杀。该省其他地方几乎未受革命运动的波及。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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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戈萨省，发动总罢工的号召被全国劳工联盟无视，于是失败也就理所当然。然而，在被称作“山谷五镇”地区的马连、埃赫亚–德洛斯卡瓦列罗斯、陶斯特和温卡斯蒂略发生了流血对抗事件，这里也是阿拉贡在共和国时代中社会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这里是一个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谷物产区，为数不多的地主占有大量产业。在19世纪，这里的传统公地被以法律名义、通过各种欺诈手段由私人圈占，如今当地的临时雇工只有获得地主的准许，才能在公地上耕作以维持生计。1933年11月残酷暴力的选战与1934年6月收获季节的罢工导致该地区阶级仇恨加剧，而这在10月5日和6日的冲突中有所反映。 108 在马连镇，1名国民卫队士兵被杀，另有1人受伤，还有1位镇民遭枪击身亡。在埃赫亚，有1名国民卫队士兵和1名平民受伤。在陶斯特，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了该镇，当地国民卫队兵营遭到攻击。革命分子被一个团的正规军部队击溃，后者用机枪和1门大炮朝他们开火。有6名平民被杀。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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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谷五镇”地区，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于温卡斯蒂略，这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仅有3,000名居民的小镇。10月5日（星期五）清晨，来自劳工总会萨拉戈萨支部的使者带着举行革命总罢工的指示抵达那里。温卡斯蒂略的镇长，温和派社会党人安东尼奥·普拉诺·阿斯纳雷斯告诉他们这无疑是疯狂之举。他并非狂热的革命分子，而是一个少有的温文尔雅之士，他擅长对农业改革中复杂的官僚机构的运作加以引导。由于他在推行工作机会平等分配、确立合理工作之条件、恢复上个世纪从村落集体手中巧取豪夺的部分公地的公有使用权，以及改善当地学校状况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他已经招致了本地地主们的仇恨。然而，与其建议相反的是，来自萨拉戈萨的鼓动者的敦促却得到了当地劳工的热情响应，他们中有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他们的家人正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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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6点，当罢工者要求当地国民卫队兵营缴枪投降时，国民卫队指挥官维多利诺·基尼奥内斯中士对此予以拒绝。普拉诺前去同基尼奥内斯中士谈话，后者说他的手下都忠于共和国，但是他们不会投降。他们的态度都非常恳切，而且，尽管未抱多大希望，普拉诺还是设法劝阻他的伙伴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事实上，他刚一离开兵营，包围这座建筑物的罢工者就开了火，在接下来的枪战中，7名国民卫队人员中有2人被杀，基尼奥内斯中士和另外1人身负重伤，还有1人被打瞎了眼睛。其余2名士兵则坚持战斗至增援部队抵达。安东尼奥·普拉诺打着白旗走出住所，试图与增援部队进行对话，但是后者开了枪，他只得逃到附近的田野中。在战斗期间，一位当地极有权势的地主，安东尼奥·莫拉的家也遭到攻击，因为他拒绝向罢工者交出武器。在接下来的冲突中，莫拉的侄女受伤，而他本人则开枪打死了一个烧毁其车库并破坏其小汽车的罢工者。当国民卫队赶到现场驱散罢工者时，他们正企图放火把他从屋内逼出来。在众多受伤的罢工人员中，有一人伤重不治，于10月8日身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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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全境，国民卫队在1934年10月起义中的战斗损失为111死和182伤，其中绝大部分伤亡发生于阿斯图里亚斯地区。 111 这一记忆将会影响内战期间国民卫队所扮演的角色。而更为直接的影响，则体现在对革命分子的处置上。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中的矿工宣布投降以后，接下来的镇压行动由时年44岁的国民卫队少校利萨尔多·多瓦尔·布拉沃监管，此人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对左派的极端敌视是有案可查的。其实，在国民卫队的圈子中，他已被普遍看作对付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左翼颠覆行动的专家。他曾于1917年至1922年间在奥维耶多服役，升任上尉后，从1926年直到1931年，他负责指挥希洪的卫戍部队。他因为在处理罢工和骚乱时的凶狠表现而恶名昭著。1930年12月15日，在那场旨在终结贝伦格尔将军之独裁统治却最终失败的总罢工中，他卷入了在希洪发生的一次流血事件。罢工者试图拆除在一座耶稣会教堂外壁上的、为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歌功颂德的牌匾。耶稣会方面向示威者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各一人。于是暴民纵火焚烧教堂，国民卫队则在接报后出动。多瓦尔指挥骑兵冲击罢工人群。之后，他授意对罢工人士进行野蛮殴打，以强迫他们指认暴动的领头者。在1931年4月，他曾计划用多挺机枪击退侵袭其兵营的工人。担任希洪当地报纸《西北报》（El Noroeste）主编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安东尼奥·奥利韦罗斯对多瓦尔非常了解，他曾这样写道：“在我看来，多瓦尔在为国效力方面拥有罕见的天赋。他胆大包天，他对于‘职责’的独特理解导致他犯下了恶劣之极的罪行，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在获取证据时会经常对嫌疑人施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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