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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亚圭甚至用手枪威胁洛佩斯·奥乔亚。 103 几个月之后，洛佩斯·奥乔亚将军跟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见面，谈起了他在约束外籍军团之谋杀行径时遇到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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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外籍军团士兵从位于萨马的监狱中提走了27名被关押的工人。他们只射杀了其中三四个人，因为枪声在山间回荡，他们害怕游击队会突然出现。于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他们极其残忍地将俘虏斩首或绞死。他们砍下了俘虏的手脚、耳朵、舌头，甚至生殖器！几天以后，我非常信任的一位军官告诉我，有军团士兵戴着用卡瓦因遇害者的耳朵穿成的“项链”。我立即命令将他们关押并处决。那就是我与亚圭爆发冲突的根源。我命令他将他的人从河谷地带的采矿区撤出，并要求他约束手下不得离开首府奥维耶多。我要求他承诺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人员丧生事件负责。对叛乱分子的审理工作由各地法院进行。我还得处理那个来自休达的摩洛哥正规军步兵营（tabor）犯下的罪行：强奸、谋杀、抢劫。我下令处决6名摩尔士兵。这给我带来了麻烦。情绪极其激动的国防部长要求我做出解释：“你怎么胆敢未经军事法庭审判就枪毙我手下的士兵？”我回答说：“我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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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34年10月的事件，让左翼民众与治安部队，尤其是与国民卫队和部分陆军单位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者明白，要控制矿区河谷地带，他们必须击败国民卫队。于是，在对首府奥维耶多发动进攻之前，他们率先袭击了地方上的多个兵营，以期消除这一威胁。这些小型的战斗，其过程非常激烈，而且未能速战速决。最为血腥的冲突发生在奥维耶多以东17英里（约27千米）的萨马–德兰格雷奥和以南50英里（约80千米）的坎波马内斯。在萨马，作战持续了36个小时，有38名国民卫队官兵被杀。在坎波马内斯的战斗中，国民卫队中有12人丧生，7人受伤。 105 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期间，国民卫队中共有86人丧生，77人受伤。突击卫队中有58人丧生，54人受伤。陆军方面的伤亡数字为88死，475伤。其他安全部队的损失为24死，33伤。可以将这些数字与民众方面的损失相对比：有近2,000名平民丧生，其中大多数均来自工人阶级。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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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在西班牙其他地区只有零星冲突发生。然而，在阿尔瓦塞特省的比利亚罗夫莱多和塔拉索纳–德拉曼查，在对当地市政厅和其他公共建筑的攻击中却出现了一些伤亡。在比利亚罗夫莱多，当秩序由国民卫队恢复之时，有4人被杀；国民卫队并未蒙受任何伤亡。当年夏天早些时候，在塔拉索纳，来自社会党的市长被阿尔瓦塞特省的省长撤职，后者是隶属激进党的何塞·阿帕里西奥·阿尔维尼亚纳。此时，前者的右翼继任者在冲突中身负重伤。阿帕里西奥·阿尔维尼亚纳对此的回应就是派遣国民卫队前去增援。在保卫市政厅期间，有1名国民卫队士兵和数名当地警察被杀。该省其他地方几乎未受革命运动的波及。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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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戈萨省，发动总罢工的号召被全国劳工联盟无视，于是失败也就理所当然。然而，在被称作“山谷五镇”地区的马连、埃赫亚–德洛斯卡瓦列罗斯、陶斯特和温卡斯蒂略发生了流血对抗事件，这里也是阿拉贡在共和国时代中社会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这里是一个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谷物产区，为数不多的地主占有大量产业。在19世纪，这里的传统公地被以法律名义、通过各种欺诈手段由私人圈占，如今当地的临时雇工只有获得地主的准许，才能在公地上耕作以维持生计。1933年11月残酷暴力的选战与1934年6月收获季节的罢工导致该地区阶级仇恨加剧，而这在10月5日和6日的冲突中有所反映。 108 在马连镇，1名国民卫队士兵被杀，另有1人受伤，还有1位镇民遭枪击身亡。在埃赫亚，有1名国民卫队士兵和1名平民受伤。在陶斯特，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了该镇，当地国民卫队兵营遭到攻击。革命分子被一个团的正规军部队击溃，后者用机枪和1门大炮朝他们开火。有6名平民被杀。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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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谷五镇”地区，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于温卡斯蒂略，这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仅有3,000名居民的小镇。10月5日（星期五）清晨，来自劳工总会萨拉戈萨支部的使者带着举行革命总罢工的指示抵达那里。温卡斯蒂略的镇长，温和派社会党人安东尼奥·普拉诺·阿斯纳雷斯告诉他们这无疑是疯狂之举。他并非狂热的革命分子，而是一个少有的温文尔雅之士，他擅长对农业改革中复杂的官僚机构的运作加以引导。由于他在推行工作机会平等分配、确立合理工作之条件、恢复上个世纪从村落集体手中巧取豪夺的部分公地的公有使用权，以及改善当地学校状况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他已经招致了本地地主们的仇恨。然而，与其建议相反的是，来自萨拉戈萨的鼓动者的敦促却得到了当地劳工的热情响应，他们中有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他们的家人正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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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6点，当罢工者要求当地国民卫队兵营缴枪投降时，国民卫队指挥官维多利诺·基尼奥内斯中士对此予以拒绝。普拉诺前去同基尼奥内斯中士谈话，后者说他的手下都忠于共和国，但是他们不会投降。他们的态度都非常恳切，而且，尽管未抱多大希望，普拉诺还是设法劝阻他的伙伴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事实上，他刚一离开兵营，包围这座建筑物的罢工者就开了火，在接下来的枪战中，7名国民卫队人员中有2人被杀，基尼奥内斯中士和另外1人身负重伤，还有1人被打瞎了眼睛。其余2名士兵则坚持战斗至增援部队抵达。安东尼奥·普拉诺打着白旗走出住所，试图与增援部队进行对话，但是后者开了枪，他只得逃到附近的田野中。在战斗期间，一位当地极有权势的地主，安东尼奥·莫拉的家也遭到攻击，因为他拒绝向罢工者交出武器。在接下来的冲突中，莫拉的侄女受伤，而他本人则开枪打死了一个烧毁其车库并破坏其小汽车的罢工者。当国民卫队赶到现场驱散罢工者时，他们正企图放火把他从屋内逼出来。在众多受伤的罢工人员中，有一人伤重不治，于10月8日身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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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全境，国民卫队在1934年10月起义中的战斗损失为111死和182伤，其中绝大部分伤亡发生于阿斯图里亚斯地区。 111 这一记忆将会影响内战期间国民卫队所扮演的角色。而更为直接的影响，则体现在对革命分子的处置上。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中的矿工宣布投降以后，接下来的镇压行动由时年44岁的国民卫队少校利萨尔多·多瓦尔·布拉沃监管，此人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对左派的极端敌视是有案可查的。其实，在国民卫队的圈子中，他已被普遍看作对付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左翼颠覆行动的专家。他曾于1917年至1922年间在奥维耶多服役，升任上尉后，从1926年直到1931年，他负责指挥希洪的卫戍部队。他因为在处理罢工和骚乱时的凶狠表现而恶名昭著。1930年12月15日，在那场旨在终结贝伦格尔将军之独裁统治却最终失败的总罢工中，他卷入了在希洪发生的一次流血事件。罢工者试图拆除在一座耶稣会教堂外壁上的、为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歌功颂德的牌匾。耶稣会方面向示威者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各一人。于是暴民纵火焚烧教堂，国民卫队则在接报后出动。多瓦尔指挥骑兵冲击罢工人群。之后，他授意对罢工人士进行野蛮殴打，以强迫他们指认暴动的领头者。在1931年4月，他曾计划用多挺机枪击退侵袭其兵营的工人。担任希洪当地报纸《西北报》（El Noroeste）主编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安东尼奥·奥利韦罗斯对多瓦尔非常了解，他曾这样写道：“在我看来，多瓦尔在为国效力方面拥有罕见的天赋。他胆大包天，他对于‘职责’的独特理解导致他犯下了恶劣之极的罪行，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在获取证据时会经常对嫌疑人施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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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多瓦尔卷入了1932年8月于塞维利亚爆发的那场失败的“圣胡尔霍政变”。尽管多瓦尔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遭受停职处分，但是1934年4月24日通过的大赦令让他获得了赦免。在被派到得土安之后，他暂时负责训练人民行动青年团的民兵部队，一直到同年9月19日。11月1日，多瓦尔被任命为“国防部于阿斯图里亚斯暨莱昂诸省恢复公共秩序之特派员”。迭戈·伊达尔戈在佛朗哥的特别推荐下做出了此项任命，后者非常清楚多瓦尔的手段，以及他在刑讯方面的本事。他们俩自小相识，他们不但是费罗尔海军预备学校的同学，还是托莱多步兵学院的同学，到1917年又同在阿斯图里亚斯服役。 113 经伊达尔戈本人的书面授权，多瓦尔获准可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自由行事，而不受任何司法、行政和军事方面的约束。以“抗击左翼的十字军战士”而闻名的他，在该地区中上层阶级中间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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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深知多瓦尔会以血腥与残忍的手段来执行任务，不出他所料，多瓦尔所营造的恐怖令国际舆论感到震惊。 114 很快就出现了有关多瓦尔滥用其权力的报告。11月15日，顽固的保守派人士，国家保安总长何塞·巴尔迪维亚·加尔西–博龙不得不派出他的下属，身为督察官的阿德罗韦尔前去调查。阿德罗韦尔被多瓦尔以武力逐出阿斯图里亚斯。基于上述情况和大量有关多瓦尔之暴行的情报，巴尔迪维亚上尉向新任内政部长埃洛伊·巴克罗（激进党人）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将多瓦尔免职。12月8日，赋予多瓦尔的特别权力被废除。5天之后，他被调回了得土安。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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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萨拉戈萨的温卡斯蒂略，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逃亡的镇长安东尼奥·普拉诺被抓住，并遭到国民卫队士兵的痛殴。在镇子上有110人被捕，他们在被国民卫队解往省城接受审判之前遭到酷刑的折磨。 116 普拉诺任职期间取得的成果被推翻。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温卡斯蒂略的国民卫队展开报复行动。许多民众因为无足轻重的理由而遭到关押与殴打，新任右翼镇长甚至为此提出了正式投诉。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官方调查显示，没有制止这些行为的理由。在1935年2月和3月里，有110名被控参与10月5日和6日之暴动的镇民接受审讯。案件之审理严重偏向国民卫队与当地豪强人物安东尼奥·莫拉。起诉人的目标是将一切相关责任都锁定在镇长身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深受民众尊敬且持和解立场的普拉诺，被丑化成一个受仇恨驱使的共和国叛徒。他的辩护律师指出，如果连国民卫队都无法阻止革命暴动，那么指望普拉诺单枪匹马就能搞定此事显然非常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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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法庭还是于1935年3月29日认定普拉诺为暴乱领导者并犯有武装叛乱罪。于是他被判处死刑。包括副镇长在内的14位平民被判处终身监禁。另有48名镇民被判处12年到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在这些判决宣布以后，当地民众与国民卫队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在左倾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民阵线联盟于1936年2月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安东尼奥·普拉诺与其他人一起获得赦免，他官复原职并恢复了之前的各项改革举措。 117 当地豪强地主对此怒不可遏，内战开始后，他们将实施极为可怕的报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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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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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ncisco Cobo Romero, Labradores, campesinos y jornaleros: protesta social y diferenciación interna del campesinado jiennense en los orígenes de la Guerra Civil (1931–1936) (Cordoba: Publicaciones del Ayuntamiento de Córdoba, 1992) pp. 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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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letín del Ministerio de Trabajo, January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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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nrique Montañés, Anarcosindicalismo y cambio político: Zaragoza, 1930–1936 (Zaragoza: 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 1989) pp. 98–100; José María Azpíroz Pascual, Poder político y conflictividad social en Huesca durante la II República (Huesca: Ayuntamiento de Huesca, 1993) pp. 161–9; Enrique Pradas Martínez, La segunda República y La Rioja (1931–1936) (Logroño: Cuadernos Riojanos, 1982) pp. 139–54; Enrique Pradas Martínez, ed., 8 de diciembre de 1933: insurrección anarquista en La Rioja (Logroño: Cuadernos Riojanos, 1983) passim; Salvador Forner Muñoz, Industrialización y movimiento obrero: Alicante 1923–1936) (Valencia: Edicions Alfons el Magnànim, 1982) pp. 354–7; José Manuel Macarro Vera, La utopía revolucionaria: Sevilla en la segunda República (Seville: Monte de Piedad y Caja de Ahorros de Seville, 1985) p. 368; Joaquín Arrarás, Histori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 4 vols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56–68) II, pp. 251–7; José Peirats, La CNT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2nd edn, 3 vols (Paris: Ediciones Ruedo Ibérico, 1971) I, pp. 77–80; César M. Lorenzo, Les Anarchistes espagnols et le pouvoir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9) pp. 79–80; Roberto Villa, ‘La CNT frente a la República: la insurrección revolucionaria de diciembre de 1933’, Historia y Política, No. 2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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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ancisco Moreno Gómez, La República y la guerra civil en Córdoba (Córdoba: Ayuntamiento de Córdoba, 1982) pp. 244–8; Manuel Pérez Yruela, La conflictividad campesina en la provincia de Córdoba 1931–1936 (Madrid: Servicio de Publicaciones Agrarias, 1979) pp. 1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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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ancisco Moreno Gómez, La guerra civil en Córdoba (1936–1939) (Madrid: Editorial Alpuerto, 1985)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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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ernando Ayala Vicente, La violencia política en la provincia de Cáceres durante la Segunda República (1931–1936) (Brenes: Muñoz Moya Editores Extremeños, 2003) pp.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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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uan-Simeón Vidarte, El bienio negro y la insurrección de Asturias (Barcelona: Grijalbo, 1978) pp. 58–9, 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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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rio López Martínez, Órden publico y luchas agrarias en Andalucia (Madrid: Ediciones Libertarias/Ayuntamiento de Córdoba, 1995) pp. 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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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 Discursos a los trabajadores (Madrid: Gráfica Socialista, 1934) pp.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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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 Mis recuerdos: cartas a un amigo (Mexico City: Editores Unidos, 1953) pp.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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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ctas de la Comisión Ejecutiva del PSOE, 22 November 1933, 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 [henceforth FPI], AH 20–2; 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 Escritos de la República, ed. Santos Juliá (Madrid: 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 1985) pp.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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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l Socialista, 26, 28, 30 November, 1, 2, 8, 19, 21 december 1933, 13, 14 January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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