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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行为的后果就是生活困难和阶级仇恨的加剧。在巴达霍斯省，饥饿的劳工在市镇街道上乞讨。佝偻病与结核病非常普遍。按照拥护君主制的农业问题专家比斯孔德·德·埃萨的说法，在1934年5月，有超过15万个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严重不足。拒绝撕毁其工会成员证明的工人也会被雇主拒之门外。雇主阶层对工会成员的联合抵制，其目的是重申前第二共和国时代的社会控制模式，并且确保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对该体系的挑战不会重现。在类似奥纳乔斯那样的村镇中，这一决心通过当地“人民之家”遭受的暴力袭击显现出来。一个典型事件发生于格拉纳达省韦斯卡尔附近的唐法德里克镇。该镇原来的社会党镇长被一位退役陆军军官替代，后者决定结束劳工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他派出一支国民卫队小分队包围了当地的“人民之家”，当劳工们鱼贯而出时，他们遭到了国民卫队士兵和当地乡绅的狗腿子的殴打。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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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对此的回应，是新近革命化的社会主义者如何反抗来自雇主不断增加的挑衅行动的一个清晰的范例。在行事较为稳健的工会执行机构于1934年1月28日解散以后，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报纸《农业工人报》开始采取革命路线。该报声称改变乡村无产阶级悲惨状况的唯一方案就是将土地公有化。然而，实际上，新的执行机构仍然采用与其前任几乎完全相同的和解方针。就强制耕种、劳资协商、强制轮班制和职业介绍所等法律的实施情况，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分别向劳工部长、农业部长和内政部长提交了一系列合情合理的申诉，同时也针对有计划地关闭“人民之家”的行动提起抗议。那是在3月份的第3周。在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并且左翼劳工在收获时节开始前遭受的迫害愈发严重的情况下，又有一份语气恭敬的申诉书被递交给阿尔卡拉·萨莫拉，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回应。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宣称有数千人正逐渐因饥饿而死，同时它还印制了一份详细清单，其上所列的众多村镇均发生过工会成员被雇主拒之门外并遭到暴力攻击的事件。在巴达霍斯省，据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统计，失业人数达到2万之多，饥饿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挣扎在死亡线上。有500名工会成员被捕入狱。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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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基层民众的愤怒情绪已无法抑制的情况下，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不情愿地宣布举行罢工。伴随着第一个罢工预备宣言而提出的，是要求当局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以及尊重有关劳资协议和均分工作机会之法令的呼吁。 48 劳工总会执委会建议，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不要在农业领域举行总罢工，理由主要有三。第一，在不同地区，收获季节到来的时间是不同的，所以制定统一的罢工日期会导致出现无法协调的情况。第二，与仅仅反对大型庄园的罢工所不同的是，举行总罢工将导致那些租种土地且需要雇佣少量劳动力的佃农遇到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第三，他们担忧地主和国民卫队的挑衅行为可能会使贫苦农民与之发生暴力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一方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在整个3月和4月的一系列联合会议中，劳工总会执行机构试图说服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领导层转而采取收缩策略，错时进行一系列局部性罢工。劳工总会指出，全国性的农业工人罢工将被政府视为革命行动而受到公开谴责，并且有遭到残酷镇压的风险。而且，拉尔戈·卡瓦列罗阐明产业工人将不会为此进行声援。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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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人联合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萨瓦尔萨和他的战友们充分意识到了可能的危险，但是他们面临着来自正在挨饿的基层群众的极大压力，而地方豪强与国民卫队持续不断的挑衅已经超出了民众忍耐的限度。例如，在巴达霍斯省的丰特–德尔马埃斯特雷，从五一节庆祝活动现场返家的工会成员在田野中唱起了《国际歌》并高呼革命口号。当有人向财主的豪宅扔石头时，国民卫队士兵开枪射击，打死了4名劳工，还打伤了其他几人。另有40人被捕入狱。 50 在托莱多省，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几乎无法找到任何工作。那些找到工作的人也必须接受最恶劣的工作条件。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法令规定实施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日工资需要达到4.5比塞塔。实际上，老板们只会为从日出干到日落的工人支付2.5比塞塔。在萨拉曼卡的部分地区，日工资只有3/4比塞塔。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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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铁石心肠的地主们的狂妄自大，导致绝望的劳工进行一些小型的破坏行动。在若干村庄发生了向地主们吃喝玩乐的富人俱乐部（casino）扔石头的事情，这无疑暗示了劳工阶级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痛苦之情。于是，当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执行机构告知劳工总会，无法继续阻止基层民众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吁，也不可能任由他们面对无法维持温饱的工资、政治迫害及禁止进入劳作场地的打击而无动于衷时，也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正如《农业工人报》所宣称的那样，“全西班牙都在变成卡萨斯别哈斯”。4月28日，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恳请劳工部长切实执行现有法律以改善局势。在这一诉求被置之不理后，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国家委员会于5月12日决定将开展罢工行动，罢工将从6月5日开始。罢工声明严格遵照有关法律规定，提前10天进行了通知。宣言中指出，“这一极端措施”是无望情绪累积之结果，因为之前为说服相关内阁部长确保仍然有效的社会保障法律之实施而进行的一系列谈判均徒劳无功。数百封有关去年收获季节工资支付情况的控诉书被堆在劳工部长的案头。在西班牙各地，由“混合评审团”认可的有关工作条件的条款被直接无视，抗议活动则遭到国民卫队的镇压。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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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准备工作是合法且公开的，声明中提出的10点诉求也很难说具有多少革命性质。罢工有两个基本目标：确保乡村劳工所面临的恶劣处境得到改善；防止工会成员遭受决意摧毁乡村劳工组织的雇主阶层的伤害。10点诉求包括：（1）贯彻执行劳资协定；（2）工作机会在（无论隶属于何种政治组织的）劳工中强制轮转；（3）限制农业机械和外来劳工的使用，确保各省劳工最少40天的工作时间；（4）立即采取措施应对高失业率；（5）临时接管土地改革协会（负责贯彻实施1932年土地改革法的专门机构）计划征收的土地，以便将其租给失业人员耕种；（6）实施集体承租法；（7）承认强制耕种法中劳工耕作荒地的权利；（8）在秋季到来之前为部分农民分配土地改革协会手中已有的土地；（9）为土地的集体承租建立信贷基金；（10）恢复在19世纪通过法律上的诈骗手段变为私人所有的传统公地。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领袖里卡多·萨瓦尔萨希望这一威胁罢工之举将足以迫使政府采取必要举措，以缓解南方乡村地带所遭受的大规模饥荒。当然，罢工的可能性促使劳工部长做出象征性的姿态，他要求各混合评审团认真审订劳资合同，并且要求政府劳工代表上报雇主的违法行为。谈判工作也在有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开始启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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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萨拉萨尔·阿隆索决定抓住此机会，给劳工总会旗下的这个规模最大的机构以致命一击。他与国民卫队首脑塞西略·贝迪亚和国家保安总长巴尔迪维亚上尉碰头，开始制订专门计划来镇压这样一场罢工。 54 于是，就在萨瓦尔萨希望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与农业部及劳工部进行谈判并达成妥协的同时，萨拉萨尔·阿隆索颁布法令，宣称农业收割是全国性公共事业，而罢工则是“革命暴动”，从而将农业工人联合会的行动非法化。所有与罢工相关的会议、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都被宣布为非法。官方强制实施严苛的新闻审查。《农业工人报》被勒令停刊，它要等到1936年才能复刊。在国会辩论中，萨拉萨尔·阿隆索的强硬路线获得了来自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以及激进党和君主主义者的赞成票，这保证了内政部长的提案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尽管如此，议会辩论还是阐明了若干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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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阿利坎特的社会党国会议员何塞·普拉特·加西亚通过严谨的分析与论证，在一次议会演讲中指出了萨拉萨尔·阿隆索之举措的违宪本质。他反复重申，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宣布罢工期间遵循了必需的法律程序。普拉特声称，将现行法律付诸实施便足以解决冲突，但是萨拉萨尔·阿隆索选择诉诸镇压手段而拒绝和平解决冲突。部长的回答很不客气，他说因为农业工人联合会的目标就是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所以罢工就具有颠覆性。他谎称，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对付那些强行压低工资导致雇工无法维持温饱的老板们。何塞·普拉特的答复是，恰恰相反，部长大人通过推翻农业工人联合会与劳工部及内政部之间的协商结果，对各种和解的尝试予以阻挠。普拉特在他的总结性陈述中指出，罢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护乡村劳工，并结束类似在瓜迪克斯（格拉纳达省）所发生的劳工被迫食草维生的悲惨情形。来自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ERC）的何塞·安东尼奥·特拉瓦尔·桑斯宣称，似乎萨拉萨尔·阿隆索将“财阀们的愿望”和“国家利益”视为同义词。来自马拉加的共产党议员卡耶塔诺·博利瓦尔断言，政府的蓄意挑衅正在关闭合法解决问题的大门，并在将工人推向革命。当博利瓦尔提到工人们正在挨饿时，一位右翼议员大叫他和其他多数派议员现在也很饿，于是辩论结束。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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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萨尔·阿隆索伙同贝迪亚与巴尔迪维亚所做的早期准备工作显示出，在他心里，调解工作并未占据最优先的位置。现在，他的种种手段将在冲突爆发前迅速而无情地削弱左翼的力量。劳工领袖在罢工开始前就遭到围捕。农村地区的其他自由派与左翼人士也遭到大规模逮捕。5月31日，新近被撤销萨夫拉市长职务的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因捏造的指控而被捕。同样还是在巴达霍斯省，奥利文萨与列雷纳的市长也分别遭到逮捕，另外被捕的还有大量工会官员、教师和律师，其中还有人遭到殴打或折磨。萨拉萨尔·阿隆索所宣称的“农业收割是全国性公共事业”，迅速将农业劳工群体定义为军事团体。因此罢工者就成了叛乱分子，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甚至有4位社会党国会议员，在前往哈恩探望被关押的左翼人士时，也因“违反宪法”而被拘留。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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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霍斯省一个正常只能容纳80名囚犯的监狱里却被塞进了600人，他们的处境极为糟糕。在阿尔门德拉莱霍、唐贝尼托和该省其他市镇的监狱中，也存在这种严重超员的情况。除了那些遭到逮捕的人士，还有数千名农民在枪口威逼下被押上了装牲口的卡车，卡车开到离他们家乡数百公里远的地方，然后他们被抛下车，身无分文的人们只能设法步行返乡。7月4日，有200名曾关押在布尔戈斯的来自巴达霍斯的饥民抵达马德里，他们在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聚集，却遭到当地警察武力驱逐。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为他们支付返乡费用，很多人在回到家乡后再次被逮捕。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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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活动中心被关闭，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巴达霍斯省和卡塞雷斯省，市镇议会被强制解散，原来的市长和地方议员被政府指定者取代。在哈恩、格拉纳达、雷阿尔城、巴达霍斯和卡塞雷斯各省，这场罢工几乎是完全且彻底的；在南方其他省份，罢工力度也不容小觑。在哈恩省和巴达霍斯省的很多村庄，罢工者与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长期雇工、大庄园主的武装护卫以及国民卫队发生了暴力冲突。然而，无论是在这些地方，还是在其他冲突不太激烈的省份，罢工者均未能阻止地主在国民卫队的保护之下，从葡萄牙、加利西亚或者其他外部地区招用劳工。军方也派遣部队人员操作机器为谷物脱粒，农业采摘与收割工作并未受到严重干扰。全国劳工联盟并未参加此次罢工，所以在塞维利亚与科尔多瓦省，罢工行动的影响力有限，然而属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劳工并未因此而躲过接下来的镇压。尽管大多数因煽动叛乱的指控而被捕的劳工于8月底获释，但是紧急法庭还是判处包括冈萨雷斯·巴雷罗在内的各主要劳工领袖4年或4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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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以前，各地的“人民之家”一直未能开放，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实质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在这场对战双方实力不等的对抗中，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遭遇了惨重的失败。在若干省份中，那些残存的社会党仍占据多数的市镇议会也被推翻，并为当地豪强所举荐的保守派人士组成的议事机构所取代。格拉纳达省的省长，由于在此次罢工之后仍然致力于促进仅存的社会保障法律的贯彻实施，而在当地的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强烈要求下遭到罢免。 59 在西班牙乡村地区，时钟仿佛又被萨拉萨尔·阿隆索拨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没有任何村镇工会组织、社会保障立法或者市政当局能够挑战地方豪强的支配性地位。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为此欢欣鼓舞。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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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局限于物质目标的罢工视为革命行动，萨拉萨尔·阿隆索将他对社会党占据多数的各地方议会的攻击合法化。正如前文所述，他声称，到冲突结束时，总共有193个社会党占据多数的地方议会被解散。然而，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在激进党掌权的这一时期中，仅在格拉纳达一省，就有127个市镇议会遭到解散。在巴达霍斯省，这一数字接近150。 61 通过在农民罢工期间所采取的毫不留情的镇压手段，内政部长对劳工总会内部最大的工会组织造成了沉重打击，并在南方地区遗留下了不断升级的仇恨。地方上的土地所有者或多或少恢复了他们的封建地位，劳工被他们当作农奴来对待。工资被大幅削减，工作机会只提供给那些被视为“忠实可靠之人”的未参加工会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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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内政部后不久，萨拉萨尔·阿隆索即以“具有政治企图”为理由，对五金业、建筑业和报业的若干罢工行动予以镇压。尽管劳工领袖在请愿中绝望地声称，所有这些抗争都源于社会及经济问题，完全没有任何革命意图，然而他还是选择进行镇压。 62 他已设法在1934年夏使收获季节举行的罢工不断升级，并瓦解了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力量。尽管取得了“成功”，但是，萨拉萨尔·阿隆索距离他的长远目标——消灭所有他眼中的反动集团——仍然还有一些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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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在他7月底写给他的情人安帕罗的一封信中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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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象我正在经历着什么。可以说这是一场革命运动的开端，它远非一场无关紧要的闹剧，相反却要严重许多。意识到我所肩负的诸多责任，我将全力投入到毁灭革命的任务中去。的确，针对我的活动正在酝酿。墙上挂的标语写着：“萨拉萨尔·阿隆索与陶尔斐斯［于同年2月在维也纳镇压革命的奥地利总理］是一丘之貉。”极端分子的报纸对我展开辱骂和攻击，威胁着要将我干掉。然而，我比以往更为平静。我在不知疲倦地工作。我正在安排各项事宜。今天，我同警察系统的最高长官、国家保安总长、突击卫队负责人以及国民卫队总监见了面。我正如总参谋部中的负责军官那样，小心翼翼地准备着一切。不用说，我根本无法入睡。即便躺在床上，我仍在继续筹划着自己的反革命组织。公众舆论正在向对我有利的方面转化。人民信任我，他们转而注视着我并不高大的身影，他们看到了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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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萨尔·阿隆索把安帕罗比作他的缪斯，并且自称“元首”，而他所用的单词，就是后来佛朗哥所使用的Caudillo。在他为她所做的描画中，自己是一位即将出征抗击强敌的伟大将领。然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工人社会党–劳工总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PSOE–UGT–FJS）之联络委员会，只不过为那些有可能已做好“走上街头”之准备的人员，制作了记录其姓名的档案卡索引——所谓创建民兵组织的工作也就仅限于此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对工会运动的力量在一次接一次的灾难性罢工中不断消减的情形保持沉默，这也证实了缺乏中央调控的现状。青年社会主义者团体参加周日拉练活动，在马德里郊外的“田园之家”公园开展军事训练，他们热情高涨，枪械武装却不足，类似活动也很容易被警方控制。不熟悉军火市场的社会党分子在漫无目标地乱撞，这导致他们在毫无廉耻的军火掮客那里损失了宝贵的资金，但是获得的枪支数量却少得可怜。不管是通过密探，还是通过军火贩子本人，警方都能充分了解相关的交易情况，他们常常是在关于武器藏匿地点（假墙后面、地板下面或者水井中）的精确情报的指引下，径直前往“田园之家”或者社会党人的家中进行搜查。而一次由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亲自负责的大宗武器采购，也以可悲的失败收场。只有在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区，从当地工厂偷取的轻武器，以及从矿场中获得的炸药及起爆装置，才使工人阶级拥有了相对充分的武装。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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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农民罢工运动正在南部省份进行的同时，6月10日，安萨尔多的长枪党恐怖行动小分队卷入了马德里的暴力事件当中。他们针对社会党青年运动组织在马德里市郊的埃尔–帕尔多区举行的一场周日野营拉练活动发动袭击。在接下来的武斗中，一名年轻的长枪党分子被打死。安萨尔多并未等待来自何塞·安东尼奥的授权，直接征用了阿方索·梅里·德尔·巴尔②的小汽车，并展开了复仇行动。他们向返回马德里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开火，打死了胡安妮塔·里科，并导致其他两人重伤。 65 玛加丽塔·内尔肯就萨拉萨尔·阿隆索掩盖胡安妮塔·里科和另一位社会党人的遇害提出指控，因为她很清楚这些都是长枪党恐怖小分队的所作所为。 66 整个夏天，安萨尔多都在策划炸毁马德里的社会党总部。有50千克炸药被盗，还有一条被挖掘出的隧道从某处下水道一直通到“人民之家”的地下。安萨尔多的组织甚至还私刑处决了一位被怀疑是警方告密者的内部成员。然而，在7月10日，爆破装置尚未准备好之前，警方在长枪党总部查获了大批枪支弹药，以及炸药和各种炸弹。80名极端分子遭到拘捕，其中主要是前“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的成员和安萨尔多的准军事人员，但是他们只被关押了3周。 67 尽管何塞·安东尼奥于7月份正式将安萨尔多开除出党，但是他的攻击小队针对左翼实施报复的频率和强度并未发生变化。事实上，安萨尔多仍然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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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尔·罗夫莱斯和萨拉萨尔·阿隆索而言，长枪党的冒险主义只不过是细枝末节。社会主义者空洞的革命威胁，已经让他们有了可乘之机。他们蓄谋利用此类言论促使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右翼的方面转变，这一点已经在印刷业与农业领域的历次罢工中得到了无情的展示。希尔·罗夫莱斯明白，由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追随者控制的社会主义运动领导层，已将其宣扬的革命威胁之矛头对准了独立右翼党团联盟进入内阁这一事件。同样他也知道，萨拉萨尔·阿隆索的一系列举措已经使左翼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整个夏天，警方的持续行动粉碎了革命委员会进行的大多数缺乏协调的准备工作，并且查获了左派想尽办法才得到的大部分武器和弹药。希尔·罗夫莱斯后来承认，他能够预见到社会主义者的反应，这非但没有让他迟疑，反而使他迫切想要进入政府：“或早或晚，我们将不得不面临一场革命暴动。在己方得势，而敌人还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迎来这样的暴动，总是更好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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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晚夏，作为希尔·罗夫莱斯之战略的一个相关部分，在“公民动员”之旗帜下的人民行动青年团民兵部队开始扩充。在基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即将来临的认知之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破坏罢工，并确保公共基础服务的正常运转。 69 “公民动员”行动的组织者和训练准军事分队的负责人是利萨尔多·多瓦尔，此人曾是国民卫队军官，因为参与1932年8月的圣胡尔霍政变而遭到驱逐。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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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希尔·罗夫莱斯通过故意向左派寻衅的方式，巧妙操纵了一场有关加泰罗尼亚的冲突，使得政治局势进一步紧张。右翼分子因共和国在1932年给予加泰罗尼亚地方自治权而怀恨在心。这种态度体现在宪法保障法庭于6月8日下达的一项裁决中：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的一项有关延长佃农土地租约的举措被推翻。这让加泰罗尼亚和其他地方的大地主欢欣鼓舞。6月12日，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将该法律原封不动地提交给议会，并将宪法保障法庭的这项决议描述为中央集权主义者利用“王室和君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团伙的走狗”削减地方自治权的又一次尝试。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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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萨尔·阿隆索反对那些钟爱妥协性解决方案的内阁成员。左翼共和派分子和很多社会党人都将加泰罗尼亚视作尚存的“真正的”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堡垒。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公开发表的那些反加泰罗尼亚地方主义的言论，几乎毫无疑问地表明，如果它参加政府，那么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就会遭到威胁。9月8日，在马德里举行的一场由加泰罗尼亚地产主联盟组织的集会上，希尔·罗夫莱斯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讲。与其他由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农业资本家主导的类似活动一样，这场集会也在呼吁限制工会权力，并加强政府当局的力量，而这场集会还特别指出，需要粉碎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的“叛乱行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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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天，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科瓦东加，人民行动青年团在当地的古战场遗址举行了一次法西斯式的集会。公元722年发生于此地的那场战役，被认为是西班牙摆脱摩尔人统治的漫长的再征服运动的起点。集会地点的选择，象征性地将右翼之事业同传统西班牙之价值联系在一起，并将工人阶级等同于摩尔入侵者。当地社会主义者宣布进行总罢工，并试图封锁通往科瓦东加的道路，但是国民卫队为集会能够如期进行提供了保障。作为人民行动党阿斯图里亚斯支部领导人的退役陆军军官何塞·马里亚·费尔南德斯·拉德雷达，在介绍希尔·罗夫莱斯时引述了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而后者则在讲话中以挑战般的语气提到，需要粉碎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分离主义叛乱”。 73 其实，老奸巨猾的希尔·罗夫莱斯非常明白，这种针对1931年至1933年间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所取得的关键成果的威胁，将会促使左翼分子下定决心，阻止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上台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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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尔·罗夫莱斯一样，萨拉萨尔·阿隆索知道，独立右翼党团联盟进入权力中心将会成为社会主义分子发动革命的导火索，而己方可以顺势给社会主义者决定性的一击。9月17日，在一场争执非常激烈的内阁会议上，萨拉萨尔·阿隆索提议颁布戒严令，而这一举措的目的完全就是刺激革命罢工行动在时机未成熟的状态下提早爆发。总理里卡多·桑佩尔和农业部长西里洛·德尔·里奥·罗德里格斯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轻浮行径表示抗议。国防部长迭戈·伊达尔戈要求萨拉萨尔·阿隆索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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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晚间，萨拉萨尔·阿隆索再一次给他的情人安帕罗写信讲述了日间发生的事。他明确表示，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应该加入政府，而他的目标则是刺激左派采取行动以便顺势击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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