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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达霍斯东北部一片被称为“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西伯利亚”的地区，阿尔科塞尔镇的土地登记员巴尔多梅罗·迪亚斯·德·恩特雷索托斯深深感受到了当时的这种悲恨交织的气氛。对法西斯主义极为支持的迪亚斯·德·恩特雷索托斯，因为卡斯图埃拉的一家出租车公司使用二手车以合理的价格搭载当地工人阶级而深感冒犯。有一个地主这样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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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和宽容都是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以前，这些东西是相当不错的，那是因为权力都掌握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中，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抑或是其他什么人上台掌权，其实都无关紧要。但是如今，在法律和秩序受到革命威胁的紧要关头，我们不需要这些关于议会和民主的胡言乱语。这里的答案，就是采取一切手段迫使暴民屈服，如果需要的话，就先砍掉他们的脑袋，否则他们可能也会对我们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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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德·恩特雷索托斯的死党之一是阿隆索·穆尼奥斯·洛萨诺·德·索萨，他是一个地主，同时还是服役于突击卫队的一名步兵中尉。在2月16日选举的那一天，他携带一支冲锋枪来到阿尔科塞尔镇。当天造访该镇的还有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他是由社会党提名的巴达霍斯省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当萨瓦尔萨独自一人在本地小酒馆里低头吃东西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中产阶级顾客的敌意。当时，迪亚斯·德·恩特雷索托斯也在那里与穆尼奥斯中尉一起吃午饭，后来他在自己的笔下表达了内心中对萨瓦尔萨的憎恨（然而判断依据只是这一面之缘，实际他与萨瓦尔萨并不相识）。作为教师的萨瓦尔萨总是衣着整洁。可是，迪亚斯·德·恩特雷索托斯对左翼的偏执狂般的仇视蒙蔽了他的双眼，于是他看到的唯有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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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外表就能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蓬头垢面，令人反感，与他所从事的破坏活动倒是挺搭配。他走遍了小镇，鼓动闹事和抢劫。据说在1934年的农民罢工期间，他曾在铁道上放置炸弹。我不知道这一事实［原文如此］真实与否，但看着这个冷酷肮脏的男人，这似乎完全有可能。那天我反复盯着穆尼奥斯的冲锋枪不知看了有多少次，我一直忍不住在想，如果我能开火把他打个稀巴烂，那会是一件多么痛快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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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举结果开始陆续揭晓时，穆尼奥斯给出了不详的评语：“这必须要用子弹来解决。” 31 他们想要让萨瓦尔萨死的心愿将会实现：4年之后，萨瓦尔萨在佛朗哥当局的监狱中被行刑队处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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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在大选中的险胜反映了西班牙社会的两极分化。在经历了1933年至1935年的“黑色两年”期间右翼政府的反攻倒算之后，劳工大众已经无意妥协，在乡村地区尤其如此。城市和乡村的劳工阶级都要求对1934年10月后的镇压行动进行赔偿，同时还要求将人民阵线选举联盟的领袖精心制定的改革方案尽快付诸实施。当群众聚集在阿斯图里亚斯与其他地方的监狱外面，要求释放那些在1934年10月之后被关押的政治犯时；当大量劳工出现在大庄园旁要求获得工作时，严重的恐慌情绪在中产阶级中间蔓延。在乡村地带的很多市镇中，出现了针对富人俱乐部的袭击。此外，为了报复天主教神父粉饰镇压行动，以及大选期间利用布道的机会为右翼宣传造势，也有教堂遭到纵火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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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怨沸腾如此，新总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大为震惊，于是他迅速着手执行和解方案。1936年2月20日，在他的首次内阁会议上，即通过了恢复之前经选举产生的各市镇议会，以及对1934年10月起义后被捕的在押人员实施大赦的决议。第2天，阿萨尼亚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许诺要“治愈近年来造成的创伤”，同时也表示，他保证新政府将不会为过去两年的种种不公寻机报复。他相信大众的骚动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只不过是伴随着选举胜利而产生的极度兴奋带来的结果。为了平复动荡不安的局势，阿萨尼亚内阁于2月29日颁布法令，规定雇主必须重新接纳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或因在1934年1月1日以后参加罢工而遭其解雇的工人，并为他们额外支付至少39天、至多不超过6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很多雇主组织对此的直接反应就是发表声明，宣称这将会造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经济灾难”。从短期来看，总体上右翼对阿萨尼亚的期望，就像西班牙剧作家拉蒙·德尔·巴列·因克兰所表达的那样，如同“病人对鱼肝油的期望”。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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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阿萨尼亚仍面临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虽然他已向全国发表讲话，但是乡村地区的骚乱仍在继续。在穆尔西亚北部的耶克拉所发生的事件令阿萨尼亚深感沮丧，当地的产权登记处、7座教堂与6所房屋遭到暴力纵火。 34 由于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拒绝让社会党人参加内阁，阿萨尼亚对局势的掌控能力被大大削弱。基于对共和派之温和立场的不信任，拉尔戈·卡瓦列罗为支持选举联盟所做的准备工作，只是为了确保镇压的受害者获得政治上的赦免。对1931年至1933年间右翼阻碍改革之行径记忆犹新的他，坚持认为只有成立社会党一党独大的内阁才能改造西班牙社会。他过于自信地认为，左翼共和派会继续他们的改革计划，并且会在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将自己的实力消耗殆尽。然后，他们将为社会党内阁让位，或者被法西斯主义叛乱吞没，而后者本身就会引发一场成功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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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3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在接受美国记者路易斯·费希尔采访时颇为自得地对他说：“反动分子除了发动政变再不可能重新掌权了。” 35 尽管他只是在重复有关革命的陈词滥调，但不幸的是，中上层阶级人士并不认为他的革命言论仅仅是虚张声势。一方面，右翼的宣传加剧了他们对革命的恐惧；另一方面，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策却阻止了革命的爆发与强有力的政府的诞生。结果就是，当针对左翼的军事阴谋酝酿成熟之时，掌权的却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共和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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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紧张的局势让阿萨尼亚感到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他在给他连襟的信中写道：“每天夜里，左翼人士都在担心发生一场旨在阻止共产主义来临的军事政变。右翼人士则为可能到来的苏维埃政权感到忧心忡忡。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恐慌或者如此愚蠢的情况。社会主义者组建了一个以看门人、清洁工和专职司机为基干力量的情报系统，他们搜集各种小道消息。”在股市下跌与街市萧条的背景之下，4月3日，阿萨尼亚在新一届国会中发表了他的演讲（阿萨尼亚在国会发表的两次重要演讲中的第一次）。其中他提到了在农村地区发生的骚乱与暴力事件，并表示他的内阁不得不处理这场“全国性的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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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政府执政头六周中发生的过激行动，他提出了这样的质问：“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民群众，那些两年以来一直在忍饥挨饿的人，那些刚刚从政治迫害的监狱里走出的人，我们能否让他们像我们所努力要去做的那样，抛开仍然历历在目的种种不公之举，不计前嫌地进行思考和行动呢？我们必须得看到，政府确实也预料到……民众怒火的第一轮爆发所引发的种种过激之举将会有损政府，并削弱政治权威。”在谴责各种暴力侵犯行为的同时，他也谴责了那些企图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的人。他认识到西班牙人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造就了一种“大灾将至的假说”。他声称：“许多人都在沮丧中徘徊，想象着觉醒后的西班牙将成为另一个苏联。”对于政治门外汉来说，怀有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具备政治意识且别有用心的人借此煽动恐慌情绪，进而为政变造势，这就让他不能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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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尼亚将这一动乱的前因后果解释清楚，并继续声称，他的政府正是以治疗西班牙社会核心中的失衡为目标。他承认，这可能意味着损害那些从“这种可怕的不平衡”中获利的人的利益，并补充说，“我们将打破任何可能存在的无节制的财富集中”。他呼吁富人们做出一些牺牲（没有想过要让整个富人阶层自杀），而不是面对由社会不公引发的绝望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在演讲结束时，他宣称这将是共和国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如果他倡导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像1931年至1933年的改革那样再次遭到反对，那么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就走到了尽头——当时的阿萨尼亚没想到自己如此未卜先知。令人惊讶的是，从共产主义者到极右翼分子，普遍都对这一最后通牒感到很欣慰。股市再次开始上涨，而阿萨尼亚被视为国家英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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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缺乏社会党的参与，阿萨尼亚的新政府仍然决心迅速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变革。到1936年2月底，西班牙全国失业人口已达843,872人（占全国劳动力总人口的17%），因此改革工作的推进更为艰难。 37 新任农业部长马里亚诺·鲁伊斯–富内斯宣布了有关迅速实施农业改革的承诺，复苏中的农业工人同盟则决意促使他信守诺言。在过去两年乡村地区的严酷镇压之后，1936年，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开始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扩张，其好斗的领导层并不愿意容忍政府的拖延和来自大地主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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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过后，里卡多·萨瓦尔萨立即写信给鲁伊斯–富内斯，敦促他抓紧时间将土地归还给1935年被地主驱逐的佃农，并且恢复混合评审团（仲裁委员会）和强制耕种法。在致劳工部长恩里克·拉莫斯的一封信中，萨瓦尔萨请求对方实行一项为失业劳工在土地所有者处安排工作的计划。在第三封写给内政部长阿莫斯·萨尔瓦多的信中，他要求解除地方豪强的武装。地主与其家仆所保有的大量武器，以及国民卫队对他们的大力支持给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敲响了警钟，于是该组织开始迅速呼吁其成员组建民兵武装，以防止1934年和1935年的迫害重演。在西班牙国会于3月中旬召开以前，西班牙各地的农民纷纷举行示威活动以支持萨瓦尔萨的要求。 38 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诉求并不是革命性的，但它们仍然对农村经济权力的平衡构成了重大挑战。此外，过去两年中发生的诸多事件导致农村的阶级仇恨进一步加剧，以至于和平推行被寄予厚望的社会保障立法已经基本不可能。当时的经济形势决定了，这些在减轻失地农民苦难方面至关重要的改革举措，在农村财富未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情况下，不可能为雇主所接受。1935年12月至1936年3月期间的连续降雨严重影响了谷物收成，并降低了大小种植业主的利润率。这场自然灾害简直是火上烧油，它进一步增强了雇主与劳工双方抗拒和解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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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工人联合会之诉求早有预料的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在其宣传攻势中预言，左翼大选胜利将会成为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灾难的前奏。因此，2月16日的失败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教会的利益均无法在法律框架内获得保护，于是暴力就成了唯一选项。总参谋长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相信，左翼的选举胜利是共产国际计划接管西班牙的第一阶段。他之前就对从日内瓦反共产国际联盟那里寄来的小报中的内容深信不疑，这些小报来自莫拉之密友——腐化的警察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炮制的大量夸大其词的报告。从2月17日凌晨起，希尔·罗夫莱斯就同佛朗哥进行密谋，企图通过宣布戒严令来推翻大选结果。他们设法说服了几支卫戍部队如此行事，但是因为国民卫队总监塞瓦斯蒂安·波萨斯·佩雷亚仍然效忠共和国，所以他们的努力也就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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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佛朗哥和其他高级将领在马德里会晤，并着手启动最极端的暴力手段——军事政变。他们同意让埃米利奥·莫拉将军担任政变首脑，并由巴伦廷·加拉尔萨·莫兰特上校担任其联络处主任。 39 这不足为奇。1935年5月，在希尔·罗夫莱斯成为国防部长之后，他任命佛朗哥为总参谋长，他们悄无声息地在国防部里为莫拉安排了一间隐蔽的办公室，以便他准备使用殖民地军队对抗西班牙本土左翼势力的作战计划。 40 接下来，莫拉被任命为梅利利亚的总指挥官，此后不久，他担任了负责整个摩洛哥保护国的军事总指挥官。佛朗哥则确保将可靠的保守派分子安插到驻摩洛哥与西班牙各军事单位的指挥层中。后来他吹嘘说，这些军官是政变的关键棋子。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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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面临着激烈的冲突，因为当地地主曾经公然藐视有关工资与工作条件的协议，并将短租佃农驱逐出他们的庄园。大选结束之后，在怨气冲天的右翼分子的注视下，欢欣鼓舞的农民带着红旗和工会的条幅在城填中游行。民众欢庆的场景和对富人俱乐部的攻击令乡村地区的中产阶级惊骇不已。劳动立法开始得到加强，在南方地区，劳工被“安置”在未开垦的私人土地上。在1934年的收获季节罢工和同年10月的事件之后遭到监禁的民众被释放，并陆续返回他们原来的城镇和村庄，这让之前逮捕他们的国民卫队人员恼怒不已。在安达卢西亚的市镇中，示威者袭击右翼活动中心和富人俱乐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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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尼亚的各项法令在1936年2月20日正式宣布时受到了谨慎的欢迎，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巴达霍斯省的各市镇议会中，1934年由萨拉萨尔·阿隆索强行安排的各右翼市镇长官被毫不留情地赶下台，之前遭到罢免的社会党人士则纷纷复职。而且，萨拉萨尔·阿隆索这位从前的巴达霍斯省首屈一指的大庄园主，现在也已经身败名裂。在1934年，他深入参与了一起赌博欺诈事件，这最终导致激进党名誉扫地。他与其他涉案的激进党要员收受贿赂，协助一种可以暗中操纵结果的轮盘赌博机获得在西班牙赌场的使用许可。于1935年被揭露的这起丑闻被称为“Estraperlo”，它源自该机器发明人施特劳斯（Strauss）和佩洛维茨（Perlowitz）的名字。③萨拉萨尔·阿隆索得到了1块金表和10万比塞塔（相当于今天的3.5万英镑），而内政部副部长爱德华多·本索和国家保安总长何塞·巴尔迪维亚则分别得到了5万比塞塔。虽说轮盘赌博机已获准使用，但是萨拉萨尔·阿隆索对所得的贿赂并不满意，于是他在圣塞瓦斯蒂安赌场举行轮盘赌开幕式时安排了一次警方临检。为了对此进行报复，该机器的发明者向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泄露了关于该案的一些文件。接下来在1935年10月的国会辩论中，由于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支持，萨拉萨尔·阿隆索以140票对137票的结果被免除了相关责任。当这一决议宣布时，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高呼“Estraperlo万岁！” 43 尽管萨拉萨尔·阿隆索仍旧是马德里市长，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完结。1936年2月竞选期间，他在巴达霍斯发表讲话时，经常被围观群众的各种关于轮盘赌和金表的俏皮话打断。败选后，他立即宣称选举结果是伪造的。他告诉莱尔罗克斯，自己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虽然他像其他前任部长一样，领取着全额的部长薪金）。1936年4月，他成了右翼报纸《消息报》（Informaciones）的社长。 44 他在内战爆发之初躲藏了起来，但最终还是被逮捕，人民法庭草草审判过后将其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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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那些最富有的地主对自身安全非常担忧，他们离弃了他们豪华的宅邸迁往别处。在南方各地，共和国的农业立法正在逐步恢复。混合评审团再度回归，强制耕种休耕土地的法令也重新开始实施。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市镇边界法开始施行，以防止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从外部引进廉价劳力来破坏工会行动。在很多村镇中，恢复行使职权的地方议会规定，应为市政雇员支付自他们被免职时算起的全部积欠工资。劳工被分配到庄园中工作，庄园主人应为他们支付报酬。不用说，有产阶级因那些他们自认为不公正的举措，以及那些他们认为理应保持恭敬驯服的下等人的粗鲁无礼而感到愤怒不已。还有某些村镇的民政长官禁止传统宗教游行，这导致局势进一步紧张。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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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因为农民不再对其卑躬屈膝而怨恨不已，而这种怨恨常常表现为针对工会领导人的暴力攻击。在卡塞雷斯省，从2月份到6月份，共有9人死于当地长枪党分子或国民卫队之手。 46 右翼暴力行动针对的是那些本应逆来顺受，但现在却下定决心不让改革进程受阻的劳动者。在萨拉曼卡，历史上社会冲突就连绵不断，因为当地占据主导的畜牧业活动并不需要多少人力。大量耕地被辟作猎场又导致失业率进一步增加。虽然在该省西部与南部，尤其是在莱德斯马和罗德里戈城附近存在小农耕作区，然而该省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都在大庄园主的手中。1936年春重新推动对大地产进行分割的政策前景，导致大地主阶级开始不择手段地拼命阻碍改革进行。很快他们转而寻求武力解决问题，并与军方密谋集团建立了联系。贡萨洛·德·阿吉莱拉不分青红皂白地枪杀其庄园劳工便是一例。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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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份的大选中，萨拉曼卡选区胜出的6位右翼候选人是来自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希尔·罗夫莱斯、坎迪多·卡萨努埃瓦、埃内斯托·卡斯塔尼奥、何塞·西马斯·莱亚尔，以及卡洛斯派分子何塞·马里亚·拉马米耶·德·克莱拉克和拉蒙·奥列罗斯，其中有3人曾经向该省小麦种植者许诺买下其全部积压农产品以获取选票。在对选举结果进行严格审查之后，负责对选举有效性进行认定的委员会（Comisión de Actas）取消了卡斯塔尼奥、拉马米耶·德·克莱拉克和奥列罗斯3人的议员资格，并将空出来的国会席位授予得票数仅次于他们的其他3名候选人。因为选举中极为明显的舞弊行为，格拉纳达省的右翼也丢掉了一些国会席位。来自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国会代表声称他们现在成了被迫害的目标，他们全体退出国会以示抗议——尽管国会作为宣传讲坛的重要价值迫使他们迅速返回。西班牙国会议长，保守派共和党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认为，右翼在失去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席位之后的反应预示着他们开始转向暴力。卡斯塔尼奥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地主，他前往萨拉曼卡所属的第7军区的总部所在地巴利亚多利德，鼓动军方发起反对共和国的叛乱。 48 希尔·罗夫莱斯与莫拉将军直接进行联系，而他忠实的副手坎迪多·卡萨努埃瓦则担任了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与戈代德将军和凡胡尔将军之间的联络人。 49 贡萨洛·德·阿吉莱拉可能是一个极端个例，然而他在萨拉曼卡的地主阶级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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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名本地地主迭戈·马丁·贝洛斯同样在积极地寻求军事援助。之前他曾尝试说服萨拉曼卡驻军的军官团加入1932年8月的圣胡尔霍政变。马丁·贝洛斯于1875年出生在古巴，他肤色黝黑，总爱携带手枪招摇过市。他曾在菲律宾和古巴当兵，其间常因暴力违纪被捕。被迫退役之后，身无分文的他来到了萨拉曼卡东部被称作“拉穆尼亚”的地区。在萨拉曼卡城，他曾在街头贩卖各种商品来维持生计，经手的货物里既有走私手表，也有绵羊。他还干过赌场保镖，直到在一次打斗中将一名赌客杀死为止。在他发现了自己的赌博天赋后，他开始转运。他在蒙特卡洛发了财，之后回到萨拉曼卡购置土地和房产。在赌博与卖淫业中的投资使他成了萨拉曼卡、巴利亚多利德、萨莫拉和帕伦西亚的各家妓院、娱乐场和赌档的关键人物。他用获取的利润继续投资赚钱，最后成了萨拉曼卡最富有的人物之一。他在省城拥有大片地产，因而以“萨拉曼卡大佬（el amo）”的名号为人所知。他的反常之举有时颇为幼稚，例如有一次他把一队驴子赶进基督圣体节的游行队伍中，把游行队伍冲得七零八落；但另一些时候却不那么好笑，比如他也在枪战中让数人丧命。有一次，他看到一位穷困的军官在街上踟蹰，于是他冲进一家赌档，用手里的枪为这位不幸的军官进行了一次“募捐”。还有一次，他因为被一家俱乐部拒之门外而在其门口燃放爆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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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桑坦德还是后来在萨拉曼卡，他都是声名狼藉的恶棍。他曾在桑坦德因谋杀罪受审，但是由于有许多军方高层人物替他说话，最后他被无罪开释。这个身躯也很庞大的大人物，以他对美食与性的贪婪欲望而闻名。一度极为富有且出手阔绰的马丁·贝洛斯在军中结交了不少朋友，他邀请他们前往其位于拉穆尼亚的庄园参加各种狂欢派对，并为他们偿还债务。他的暴脾气和他对朋友的慷慨同样有名。他的死党包括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凯波·德·利亚诺将军、戈代德将军和贡萨洛·德·阿吉莱拉。当政府开始关闭他的娱乐场所时，他建立了一个政治基地，买下了《卡斯蒂利亚之声》（La Voz de Castilla）这份报纸，并创建“农牧业主联盟”，该联盟是在全省受到广泛支持的一个党团。为他处理政治方面杂务的是坎迪多·卡萨努埃瓦，这位公证人也是他与希尔·罗夫莱斯之间的联络员。据称马丁·贝洛斯曾为卡萨努埃瓦收买选票，正如后来卡萨努埃瓦被控为希尔·罗夫莱斯收买选票一样。马丁·贝洛斯自己的权力中心位于萨拉曼卡东部的佩尼亚兰达–德布拉卡蒙特。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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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强有力的地方权势人物，他于1919年在国会中获得了一个席位，并参与了国会中的许多暴力事件。他威胁过包括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内的多位议员，并曾拔枪指向同样来自萨拉曼卡的一个政治对手。在独裁者普里莫·德·里韦拉下令关闭大型赌场和其他聚赌场所之后，马丁·贝洛斯遇到了财务困难，并在第二共和国成立之际面临破产的命运。然而，他仍然与军方的朋友保持联系，在圣胡尔霍叛乱中他还妄图促成萨拉曼卡驻军随之起事，但未获成功。1936年春，他和坎迪多·卡萨努埃瓦同当地军方密谋准备起事。特别是，马丁·贝洛斯竭尽全力说服他的朋友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加入其中。他于1936年5月底邀请凯波·德·利亚诺前往他的庄园，向后者发表关于发动政变之必要性的长篇大论。此外，当战争开始时，马丁·贝洛斯像萨拉曼卡的其他地主一样，花费大量精力招募当地农民参加叛军。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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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莱多省，暴力行动受到了当地省长的严格控制，他命令国民卫队除非遭遇攻击，否则不允许开枪。他还下令收缴所有火器，并收上来1万支猎枪。这一用意良好的措施却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因为他们需要使用猎枪狩猎并以此维生。当军事政变发生时，存放在国民卫队哨所中的枪支不是被毁坏，就是被分发到右翼分子手中。 53 3月9日，在托莱多西北部的埃斯卡洛纳，当地长枪党分子枪杀了4名隶属社会党组织的农业工人，还打伤了另外12人。3月5日，在该省南部的金塔纳尔–德拉奥登，由当地豪强出钱雇佣的暴徒袭击了当地社会党市长的住所，并用手枪枪柄殴打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后来他们甚至把他的大女儿扔到井里，妄图谋害她的性命。在这两起案件中，并没有任何肇事者被逮捕。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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