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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名本地地主迭戈·马丁·贝洛斯同样在积极地寻求军事援助。之前他曾尝试说服萨拉曼卡驻军的军官团加入1932年8月的圣胡尔霍政变。马丁·贝洛斯于1875年出生在古巴，他肤色黝黑，总爱携带手枪招摇过市。他曾在菲律宾和古巴当兵，其间常因暴力违纪被捕。被迫退役之后，身无分文的他来到了萨拉曼卡东部被称作“拉穆尼亚”的地区。在萨拉曼卡城，他曾在街头贩卖各种商品来维持生计，经手的货物里既有走私手表，也有绵羊。他还干过赌场保镖，直到在一次打斗中将一名赌客杀死为止。在他发现了自己的赌博天赋后，他开始转运。他在蒙特卡洛发了财，之后回到萨拉曼卡购置土地和房产。在赌博与卖淫业中的投资使他成了萨拉曼卡、巴利亚多利德、萨莫拉和帕伦西亚的各家妓院、娱乐场和赌档的关键人物。他用获取的利润继续投资赚钱，最后成了萨拉曼卡最富有的人物之一。他在省城拥有大片地产，因而以“萨拉曼卡大佬（el amo）”的名号为人所知。他的反常之举有时颇为幼稚，例如有一次他把一队驴子赶进基督圣体节的游行队伍中，把游行队伍冲得七零八落；但另一些时候却不那么好笑，比如他也在枪战中让数人丧命。有一次，他看到一位穷困的军官在街上踟蹰，于是他冲进一家赌档，用手里的枪为这位不幸的军官进行了一次“募捐”。还有一次，他因为被一家俱乐部拒之门外而在其门口燃放爆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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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桑坦德还是后来在萨拉曼卡，他都是声名狼藉的恶棍。他曾在桑坦德因谋杀罪受审，但是由于有许多军方高层人物替他说话，最后他被无罪开释。这个身躯也很庞大的大人物，以他对美食与性的贪婪欲望而闻名。一度极为富有且出手阔绰的马丁·贝洛斯在军中结交了不少朋友，他邀请他们前往其位于拉穆尼亚的庄园参加各种狂欢派对，并为他们偿还债务。他的暴脾气和他对朋友的慷慨同样有名。他的死党包括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凯波·德·利亚诺将军、戈代德将军和贡萨洛·德·阿吉莱拉。当政府开始关闭他的娱乐场所时，他建立了一个政治基地，买下了《卡斯蒂利亚之声》（La Voz de Castilla）这份报纸，并创建“农牧业主联盟”，该联盟是在全省受到广泛支持的一个党团。为他处理政治方面杂务的是坎迪多·卡萨努埃瓦，这位公证人也是他与希尔·罗夫莱斯之间的联络员。据称马丁·贝洛斯曾为卡萨努埃瓦收买选票，正如后来卡萨努埃瓦被控为希尔·罗夫莱斯收买选票一样。马丁·贝洛斯自己的权力中心位于萨拉曼卡东部的佩尼亚兰达–德布拉卡蒙特。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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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强有力的地方权势人物，他于1919年在国会中获得了一个席位，并参与了国会中的许多暴力事件。他威胁过包括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内的多位议员，并曾拔枪指向同样来自萨拉曼卡的一个政治对手。在独裁者普里莫·德·里韦拉下令关闭大型赌场和其他聚赌场所之后，马丁·贝洛斯遇到了财务困难，并在第二共和国成立之际面临破产的命运。然而，他仍然与军方的朋友保持联系，在圣胡尔霍叛乱中他还妄图促成萨拉曼卡驻军随之起事，但未获成功。1936年春，他和坎迪多·卡萨努埃瓦同当地军方密谋准备起事。特别是，马丁·贝洛斯竭尽全力说服他的朋友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加入其中。他于1936年5月底邀请凯波·德·利亚诺前往他的庄园，向后者发表关于发动政变之必要性的长篇大论。此外，当战争开始时，马丁·贝洛斯像萨拉曼卡的其他地主一样，花费大量精力招募当地农民参加叛军。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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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莱多省，暴力行动受到了当地省长的严格控制，他命令国民卫队除非遭遇攻击，否则不允许开枪。他还下令收缴所有火器，并收上来1万支猎枪。这一用意良好的措施却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因为他们需要使用猎枪狩猎并以此维生。当军事政变发生时，存放在国民卫队哨所中的枪支不是被毁坏，就是被分发到右翼分子手中。 53 3月9日，在托莱多西北部的埃斯卡洛纳，当地长枪党分子枪杀了4名隶属社会党组织的农业工人，还打伤了另外12人。3月5日，在该省南部的金塔纳尔–德拉奥登，由当地豪强出钱雇佣的暴徒袭击了当地社会党市长的住所，并用手枪枪柄殴打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后来他们甚至把他的大女儿扔到井里，妄图谋害她的性命。在这两起案件中，并没有任何肇事者被逮捕。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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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压力下，鲁伊斯–富内斯于3月3日颁布法令，允许埃斯特雷马杜拉的短租佃农重占他们在被驱逐之前所租种的土地。法律实施过程比较复杂，显然需要一定时间。佃农们眼下却十分绝望，因为春耕已迫在眉睫。在新一届国会即将召开之际，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号召在3月15日（星期日）对农民阶级进行大规模动员，以提醒人民阵线代表勿忘他们选举时的承诺。示威者的诉求是立即移交农民通过集体信贷承租的土地，收回传统的村社公地，为失业者提供工作，要求资方严格遵守经过协商确定的工资、工作条件与收益分成，释放其余在押政治犯以及解除极右分子的武装。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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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蒂利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北方大部和南方各地均响应了这一号召。劳工游行队伍在红旗和展示其诉求的条幅的引领下前进，他们握紧拳头致以革命的敬礼，并且高呼阿斯图里亚斯矿工的战斗口号：“无产阶级兄弟！联合起来！”迪亚斯·德·恩特雷索托斯在梅里达亲眼见到了多次示威活动，后来局势逆转时，他得以表露自己的苦痛和悲哀：“那些正派人士，眼中充满凄凉，心中无限痛苦，在人行道两旁，注视着示威者的通过。我被绝望压抑的愤怒所吞没。我的大脑中充满了各种杀戮的想法。那些人渣的存在本身，便是对我们的侮辱和挑战，而为了消灭他们，我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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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塞雷斯、莱昂、萨莫拉和萨拉曼卡，甚至是在纳瓦拉、巴利亚多利德和布尔戈斯的众多村镇中，3月15日的示威活动都取得了成功。在萨拉曼卡的很多小镇上都爆发了游行。在大多数地区，尽管当地右翼对此愤怒不已，但是并没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在靠近马丁·贝洛斯之权力中心佩尼亚兰达–德布拉卡蒙特的下曼塞拉村，示威者却遭到右翼暴徒的袭击。1位年轻共产党人和1名儿童被枪弹击中身亡，在接下来的骚乱中，有1名地主被人用刀捅死。在该省省会城市举行的上述遇难共产党人的葬礼上，来自阿萨尼亚之左翼共和党（Izquierda Republicana）的萨拉曼卡市长卡斯托·普列托·卡拉斯科领导了一场左翼人士的大游行。当新任省长安东尼奥·塞帕斯·洛佩斯（同样也是左翼共和党人）由于担心发生进一步的动乱而对安排在“圣周”的宗教游行下达禁令时，地方上右翼分子的愤怒情绪再次被点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长枪党分子和左派分子之间爆发了大量冲突，冲突中有无辜旁观者被殃及。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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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冲突在1936年3月25日黎明时分发生了大幅升级。在暴雨中，有超过6万名失地农民占据了巴达霍斯省的1,934个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庄园，并在占领的庄园中进行象征性的耕作。这一先发制人的行动由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精心组织，工会官员为每家农户指定了占领的目标庄园。工会意图将这些庄园开辟为集体农场。 58 为了防止暴力行动，农业部迅速将占地行动合法化，并安置了5万户家庭。在加的斯、托莱多、萨拉曼卡和科尔多瓦山区，也有劳工入侵庄园的行动，但是规模相对较小。托莱多省被没收私有土地的比例最高，而在被公有化的土地上获得安置的农民的比例则排第三位，仅次于巴达霍斯省和卡塞雷斯省。在内战早期，长枪党武装纵队抵达这些地方后对当地农民施加残酷报复，也反映出这些地方占地运动的极大成效。农业部在宣称将被占地产用于“公共事业”的同时，也向地主保证他们可以从可能产生的土地租金中获得补偿。然而，这种强制推行土地改革的自发性举动激怒了当地的大佬，他们派遣其武装随从重新进占庄园。当混合评审团将劳工派往休耕的庄园时，地主拒绝为他们支付工资。许多较小的农场主并不需要这些派来的劳工，他们在为其支付工资方面确有困难，这也让情况变得复杂。不可避免地，偷窃庄稼的行为增多。当收获在即时，雇主们拒绝与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当地分支机构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谈判。那些拒付工资的雇主首先会被罚款，如果他们仍然拖欠，有时也会遭到逮捕。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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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土地改革将面临暴力对抗，在表明这一事实的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响应了萨瓦尔萨有关建立人民武装的呼吁，同时抱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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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解除所有公民武装的政策简直是个笑话。事实上，这意味着让我们任由敌人宰割。在过去两年中，国民卫队已经解除了我们的武装，但与此同时，法西斯分子的军火库却完好无损——当我们谈论“法西斯分子”时，我们指的不仅是长枪党，而且也包括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我们非常清楚，右翼党团联盟的成员和其他地主分子都在为法西斯武装组织提供资金。因此，我们面对着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地主阶级、他们的走狗与他们雇佣的打手，以及背负猎枪的教士；还有支持他们的国民卫队、资产阶级司法机构和御用农业专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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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春，加剧社会紧张程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反教权主义运动。在那些神职人员公开对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与“后1934年”镇压行动表示支持的城镇和村庄中，宗教因素引发的仇恨尤为剧烈。新近官复原职的市镇长官有时会实施报复行动，比如禁止天主教的葬礼、洗礼和婚礼，或者对教堂敲钟的行为进行征税。在科尔多瓦南部的鲁特，教区司铎未向市镇当局申请许可证即自行穿过街道运送临终圣餐，他被当地社会党市长课以罚款。在某些地方，宗教雕像与室外的大型十字架遭到毁坏。在安达卢西亚和莱万特（the Levante，西班牙东部沿海地区），情况尤其严重，那里发生了一连串的教堂纵火事件和教士坟墓遭到亵渎的事件。在拉曼查的几个村庄，宗教游行被打断，信众在离开弥撒现场时遭到青年工人的骚扰。3月中旬，在雷阿尔城省南部的圣克鲁斯–德穆德拉，国民卫队制止了一次企图在教区教堂纵火的行动。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当地镇长关闭了两所天主教学校，禁止举行天主教葬礼，不允许儿童在镇上穿着他们第一次参加领圣体仪式时的礼服，甚至还把圣牌④挂在狗的项圈上，然后松开狗绳让它们冲向周日弥撒结束后走出教堂的人群。6月份，在格拉纳达的库利亚尔–德巴萨，据说当地镇长在夜间闯入教堂，把最近去世的教区司铎的尸体挖掘出来，想要将其埋葬在公共墓地中。当然这些只是极端案例。在大多数地方，圣周游行照常进行，而反教权主义的现象也在5月底后逐渐减少。然而，那些确实已经发生的宗教冲突是政治两极分化和暴力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地都有一些好战的神职人员。在塞埃欣（穆尔西亚省），当教区司铎的住所被包围时，他向示威者开枪射击并导致一人死亡。在皮涅雷斯（桑坦德省），1位神父向村民开枪，致使1人受伤。在弗雷霍（奥伦塞省），当地教区司铎拥有1支温彻斯特步枪、1把毛瑟手枪和1把雷明顿转轮手枪。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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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关工作条件的谈判于4月份展开时，双方的对抗愈演愈烈。由人民阵线主导的各市镇议会，打算对公然藐视由“混合评审团”达成之协议的个人，课以高额罚金，这令地主阶级感到愤怒。 62 在巴达霍斯、科尔多瓦、雷阿尔城、马拉加和托莱多，这些协议多半遭到忽视。在巴达霍斯省各地，老板们拒绝雇佣失业劳工，并趁夜使用机械进行收割。在该省南部的阿尔门德拉莱霍，一个产业繁荣兴旺的地区，却有超过两千人没有工作，因为当地雇主拒绝雇佣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更有甚者，地主阶级的联合抵制是通过暴力威胁维系的，地主中有任何人与工会谈判都将遭到杀害。尽管如此，省长还是下令逮捕了4个最富有的地主。镇上的紧张局势将在内战爆发时演化为血腥的暴力。 63 在萨夫拉，官复原职的市长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主持了一个有土地所有者和劳工参加的混合委员会，以在该地区安置失业的劳动者。当长枪党武装纵队于8月7日进入萨夫拉之后，委员会5位劳工代表中的4人被杀害。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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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恩省的谷物收割季节，老板们从加利西亚与其他地方引进了不属于工会组织的劳动力。这些破坏统一战线的劳动力受到国民卫队的保护，当雇主组织其庄园的私人武装时，国民卫队人员也参与共谋。当巴达霍斯的产业主从葡萄牙引进廉价劳动力,或者使用机械化设备来绕过地方工会时，外籍劳工遭到袭击，设备也遭到蓄意破坏。眼看着成熟的庄稼就要烂在地里，地方当局安排没有加入工会的劳工在警察保护下前去收割。地主阶级却将此举视为对其财产权的侵犯，他们不但拒绝支付合理要求的工资，而且还授意武装护卫将劳工从田地里赶走。有时，地主会毁坏庄稼，以破坏劳工的计划。全国乡村土地所有者联合会宣称，摆在地主面前的只有被杀和自杀两条路。在帕伦西亚以北的卡里翁–德洛斯孔德斯，“人民之家”的负责人被当地的地主们吊死。在科尔多瓦省的很多地区，劳工组织尝试对安排在庄园中工作的劳工采取严格的轮班制。在滨河帕尔马镇，当本地的大地主费利克斯·莫雷诺·阿达努伊拒绝向安置在自己庄园中的工人支付工资时，双方爆发了严重的冲突。他被投入监狱并勒令支付欠下的121,500比塞塔的债务。在他表示拒绝之后，镇议会没收了他名下的2,450头包括猪、牛、马在内的牲畜。他的儿子和本地的长枪党分子在镇上聚众闹事。在叛军后来夺取该镇后，他展开了极其残暴的报复。在科尔多瓦南部的帕伦西亚纳，有一名国民卫队士兵闯入“人民之家”的会议现场并试图逮捕演讲者。双方扭打起来，结果这名士兵被捅死。随后他的同伴开枪射击，导致劳工1死3伤。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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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维利亚省，省长何塞·马里亚·巴雷拉·伦杜埃莱斯注意到，只有在侵入庄园的劳动者完成收割以后，地主才会召唤国民卫队前来驱逐他们。这样一来，当国民卫队完成任务之时，地主就能免费得到收割并且堆放好的农产品。 66 以态度强硬且步步紧逼的劳工阶级为一方，以地主阶级为另一方的冲突，在塞维利亚省尤为严重。居民少于1万人的小镇由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统治，而较大的市镇则在全国劳工联盟手中。4月23日，在后者控制下的莱夫里哈，无政府主义劳工在抗议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时，正面遭遇当地国民卫队指挥官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佩罗中尉的对抗。这名军官被扔来的石块击倒，然后被拥上来的暴民活活打死。这只是暴乱的前奏，接下来，有2座教堂、3个修道院、数栋地主宅邸和当地人民行动党支部被焚毁。 67 乡村地区的冲突毫无组织，也缺乏任何可以用来夺取权力的协调一致的革命计划。可是，那并未减轻乡村中上层阶级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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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事件并不只发生在乡村地区。事实上，单靠乡村局势不可能赢得对一场军事政变的足够支持。密谋者需要发动面向城市民众的舆论攻势，这就需要挑起街头暴力，尤其是在马德里。在外交官与新闻记者云集的西班牙首都的暴乱将被用于说服国际舆论，使其相信整个西班牙都是不受控制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长枪党将负责进行各种挑衅，其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在暴力对待左派这件事情上总是毫不犹豫的。马德里工人欢庆人民阵线在马德里取得胜利的热情场面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他曾对朋友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表示：“只要派几个狙击兵过去，就能让这样一场示威在10分钟内消失。”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长枪党人会愿意成为“其他那些更狡猾的政党的游击队员或者轻骑兵”，这让何塞·安东尼奥深感不满。正像他对里德鲁埃霍所说的那样，“我们希望他们总有一天能看明白。我们准备承担风险了，不是吗？那好，至少，让他们出钱吧”。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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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通过引发街头暴力来破坏政府权威与策划军事政变这两项活动在同步发展，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合法性。在2月份的选举中，长枪党只获得了0.4%的选票（约4.5万张），很明显，并没有多少民众支持它。何塞·安东尼奥已决定要为武装夺权贡献全力，正如他在与里德鲁埃霍的谈话中所表达的那样，他准备要为那个更有力的政治图谋出力，布置长枪党分子实施紧张战略。 69 在大选过后的一个月中，在马德里发生了针对左翼与自由派政治家的武装攻击。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此起彼伏，长枪党分子和左翼人士在首都的大街小巷进行武斗。3月11日，属于长枪党的法学院学生胡安·何塞·奥拉诺遭到射杀。第二天，几乎可以肯定是在何塞·安东尼奥知情的情况下，由3名长枪党分子组成的一个刺客小分队为此展开报复，企图谋杀来自社会党的法学教授路易斯·希门尼斯·阿苏亚。希门尼斯·阿苏亚死里逃生，但是他的警察保镖却不幸身亡。在后者葬礼的当天，左翼分子纵火焚烧了两座教堂以及西班牙复兴党报纸《民族报》（La Nación）的报社，该报为长枪党支持者曼努埃尔·德尔加多·巴雷托所有。结果，在3月14日，国家保安总长何塞·阿隆索·马略洛以非法持有武器为由下令逮捕何塞·安东尼奥与“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之长枪党”的其他重要领导层成员。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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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阿萨尼亚感到震惊的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对希门尼斯·阿苏亚的遭遇并未表示担忧——这是社会党分裂的一个明显迹象。尽管如此，3月16日，一支长枪党恐怖小分队跑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住所纵火，以报复何塞·安东尼奥的被捕。这件事后，在3月17日，希尔·罗夫莱斯反应迅速地跑到内政部长阿莫斯·萨尔瓦多面前，上演了一出狡诈的伪善戏码。他引述拉尔戈·卡瓦列罗住所遭遇攻击的事件，向对方表达了对当前动乱局势的不满。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将此议题正式提交国会讨论，并将其归咎于政府和左派。 71 由于知道军方尚未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并且意识到处处与阿萨尼亚政府作对只能导致他们被彻底赶出政府，于是希尔·罗夫莱斯将精力转移到营造恐慌气氛上来。其目的就是让受到动乱之幽灵恐吓的中产阶级，最终会转而将军队作为他们唯一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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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安东尼奥是因为程序问题遭到拘留的，因为他是否参与谋杀希门尼斯·阿苏亚未遂案件一事无法被证明。然而几乎可以肯定，此次谋杀行动经过了他的授意。长枪党恐怖行动小队的前领导人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前往马德里“模范监狱”（Cárcel Modelo）与何塞·安东尼奥会面，并讨论了让这3名行刺失败者离开西班牙的计划。安萨尔多把他们弄到了法国，但他们被逮捕并引渡回西班牙。4月8日，他们因谋杀上文所述的保镖以及谋杀希门尼斯·阿苏亚未遂而受审。主犯阿尔韦托·奥尔特加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两名从犯则各判处6年有期徒刑。长枪党的最高层——即已经被监禁的领导层——做出的反应则是下令对法官曼努埃尔·佩德雷加尔实施报复行动，后者于4月13日被枪杀，这是对任何未来可能会审判长枪党分子的法官的致命警告。 72 4月12日，何塞·安东尼奥取消了长枪党恐怖行动小队所精心策划的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暗杀计划。暗杀行动地点定在卡瓦列罗身患绝症的妻子所住的医院，由于他去探望他妻子时不会带警卫，长枪党分子认为，伪装成医务人员在病房外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将其杀害简直易如反掌。何塞·安东尼奥向他的一位朋友解释了他谨慎从事的原因，他相信随之而来的左翼民众之强力反击将会彻底摧毁长枪党组织。一位66岁的老人在探望他临终的妻子时被谋杀，这种事情在公众中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样也让他本人深感不安。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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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以后，发生了一次正中长枪党和西班牙军事同盟下怀的暴力事件。为纪念共和国成立5周年，人们在马德里宽阔的卡斯蒂利亚大道上举行了一次阅兵仪式。突然，在总统检阅台附近，一声响亮的爆炸声和随后的“机枪扫射”声惊动了群集的政要和担任保卫的警察。事实上，噪音来自长枪党分子施放的大型爆竹。然后，当国民卫队的检阅队伍经过时，人群中传来了嘲笑与呼喊声。其中有人高呼“打倒国民卫队！”和“无产阶级兄弟，联合起来！”⑤，这使人们又回想起了发生在阿斯图里亚斯的残酷镇压。有人开枪射击，在接下来的混乱中，有一名身着便装的国民卫队中尉，阿纳斯塔西奥·德·洛斯·雷耶斯·洛佩斯，遭到不明人员袭击以致伤重不治。随后，左翼报纸宣称，该中尉被枪击身亡是“法西斯分子挑衅”的结果。无论谁是罪魁祸首，右翼成功地从这起事件中榨取了最大的收益。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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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试图尽可能谨慎低调地对雷耶斯进行安葬，但是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弗洛伦蒂诺·冈萨雷斯·巴列斯中校，却将葬礼变成了一场反对共和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何塞·安东尼奥的弟弟费尔南多·普里莫·德·里韦拉同西班牙军事同盟的代表会面，讨论长枪党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对方说希望他们能携带枪支。冈萨雷斯·巴列斯完全无视政府的命令，相反，本身就支持长枪党的他，要求送葬队伍沿着4月14日阅兵仪式的路线行进，以表示对共和国的反抗。希尔·罗夫莱斯和卡尔沃·索特洛领导了这次非法的送葬游行。当他们沿着卡斯蒂利亚大道前进时，有几发子弹射向游行队伍。无人知晓肇事者到底是左翼分子，还是蓄意激化事态的右翼密探。当长枪党分子试图将游行变成对国会的攻击时，他们同突击卫队发生了冲突，何塞·安东尼奥的一个表亲安德烈斯·萨恩斯·德·埃雷迪亚在冲突中被杀。后来，此次行动的突击卫队指挥官何塞·德尔·卡斯蒂略·萨恩斯·德·特哈达中尉不止一次收到死亡威胁。 75 西班牙军事同盟将4月16日的事件视为他们招兵买马的助推器。普列托评论道：“昨天的事件表明，法西斯主义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我国的军事组织。”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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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春季，动乱无疑是有所加剧，但是右翼报纸和希尔·罗夫莱斯与卡尔沃·索特洛的国会发言夸大了动乱的规模，并且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左翼。然而，哪怕是在理论上，也只有两个群体能从这种充斥着无法无天之举的动乱局势中获利，他们就是支持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极左翼和支持军事密谋的那些坚持认为“大难将至”的右派人士。听从莫斯科建议的人民阵线所采取的战术意味着共产党人并没有破坏公共秩序和夺取权力的计划。在社会党中，无论是普列托一派的报纸《社会主义者报》，还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明析报》（Claridad），均告诫其读者不要理睬右派分子的挑衅。 77 没有哪个人民阵线政党需要通过挑起暴力的方式来掌权。另一方面，营造动荡与混乱的气氛却为右翼使用暴力来建立独裁政权提供了理由。在以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为一方，以长枪党分子或希尔·罗夫莱斯的人民行动青年团为另一方的大量街头武斗事件中，我们很难分清谁是挑衅者，而谁又是复仇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何塞·安东尼奥的密友费利佩·希梅内斯·德·桑多瓦尔吹嘘道，在雷耶斯的葬礼游行之后发生的暴力事件中，“停尸房每收到1个我们的人，就会收到10个他们的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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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以前通过资助希尔·罗夫莱斯来保卫自己利益的富裕保守派，现在开始将资金提供给长枪党与性质为黄色工会的“自由工会”。3月份，《ABC》报为当时的一个不知名组织“西班牙劳工联合会”（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Trabajadores）发起了一次募捐活动，该组织背后可以见到拉蒙·萨莱斯的影子，此人自封为潜伏于左翼分子中的法西斯密探，曾因1919年至1923年间的政治犯罪行为而恶名远扬。到4月底，募集款项已达35万比塞塔，捐款人士包括形形色色的贵族、土地所有者、工业家，以及许多匿名的“法西斯主义者”与长枪党分子。由于这笔钱从来没有用于与工会有关的目的，而且大量因暴力行为被捕的人是“自由工会”的成员，所以左派坚信，这项募捐基金资助的是打入劳工运动内部挑唆生事的右派暗探。右翼还招募了职业枪手，他们的行动旨在尽可能引发最为广泛的反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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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门尼斯·阿苏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袭击，显然是那些一心想要引发报复行动的右翼分子所为。最为成功的此类行动是3月9日至10日在格拉纳达发生的事件。一小队长枪党武装分子向聚集的工人与工人家属开枪射击，导致多名妇女、儿童受伤。当地的全国劳工联盟、劳工总会、共产党和工团主义党（Partido Sindicalista）等组织团结起来发动了一场总罢工，罢工期间发生了大量暴力事件。有两座教堂，还有长枪党和人民行动党的党支部遭到纵火，另外，国家天主教促进会发行的报纸 《理想报》的报社也被捣毁。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埋伏于屋顶上的长枪党狙击手都在朝左翼示威者以及消防员开枪射击，向后者射击的目的是阻止他们控制火势。在格拉纳达和其他地方，挑起事端的往往是些生面孔。他们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而暴力冲突发生后，他们就迅速消失不见。当军事叛乱分子于内战之初掌权时，格拉纳达的一些最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打入左翼内部的长枪党密探。在西班牙各地，左翼市政当局努力维持秩序。但他们显得非常无助，因为司法机构中的保守派人士支持长枪党的活动。在处理右派武装分子一事上采取强硬路线的法官则被选为攻击目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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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阿萨尼亚向国会提交了温和的政府工作方案，卡尔沃·索特洛随即宣称，任何依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之选票的内阁实际上都对俄国人言听计从。态度不那么激烈的希尔·罗夫莱斯，则进行了一场堪称杰作的伪善之表演。他用施舍般的姿态承认了阿萨尼亚的良好意图，但同时否认了农村的冲突局势与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所推行的政策有任何关联。他似乎忘记了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曾经遭受的屈辱，并声称他的政党在致力于消除社会的不公正和对财富进行公平合理的再分配。接下来，他对卡尔沃·索特洛的说法表示赞同，即政府在这场完全由左派导致的动乱面前无能为力。他将在左翼组织内部挑拨生事的右翼暗探所造成的暴力行为归咎于政府的软弱，并且表示他的追随者已经在为自卫拿起武器。他宣布，他很快就不得不告诉他们，“守法”毫无益处，并让他们加入那些散发着“复仇之诱惑”的党团。他发出了一个可怕的恐怖警告：“半数西班牙人不会认命地死去。如果一种方式行不通，那么他们就会用另一种方式保卫自己……当西班牙爆发内战时，我们要知道，为内战的武器装填弹药的，恰恰就是政府的玩忽职守，这个政府未能履行它对严格遵纪守法的群体的职责。”在演讲结束时，会场上回荡着他鼓动性的呐喊声：“你们要明白，在街头力战而死，要好过被当成懦夫任人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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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罗夫莱斯事实上是在威胁发动战争，如果人民阵线不放弃其彻底改革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承诺，那么这种威胁将会变成现实。因为在国会中发表的言论不会受到审查，所以希尔·罗夫莱斯和卡尔沃·索特洛的演讲中夹杂着对当前动乱局势的夸大之词。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的演讲全文在报纸上刊登，他们关于末日大灾难的预测将在中上层阶级各群体中间形成一种恐怖气氛，并迫使其向军方求援。希尔·罗夫莱斯在4月15日国会中的言论以及他坚持出席长枪党武装分子葬礼的做法，都在传达“左派需要对政治暴力负全部责任”这一观点。在他忧心于公共秩序的言辞背后，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正在组建配备机枪的摩托化突击队。而且，随着春季慢慢过去，因暴力行为被捕的右翼青年中，属于人民行动青年团的人越来越多。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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