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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的主要协调者莫拉将军于3月份被派往纳瓦拉。政府希望借此压制他，但是莫拉对摩洛哥最有影响力的军官团体和他的警察队伍抱有莫大的信心，他仍然掌握着叛乱的关键环节。人们以为莫拉不会同极端保守的当地卡洛斯派分子有过多往来。然而事实上，在莫拉于3月14日抵达潘普洛纳后的3天之内，当地官员就为他介绍了一位36岁的当地商人B. 费利克斯·马伊斯，后者将成为他与卡洛斯派之间的联络人。对《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共同热衷让他俩一拍即合。令马伊斯兴奋不已的是，莫拉仍在接收来自巴黎白俄分子的充满偏见的反共报告，并告诉他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非西班牙人’”。将《锡安长老会纪要》所述视为真实的马伊斯相信，一场基督徒与犹太人（“从邪恶之泽中涌出的群聚而成的巨兽”）傀儡之间的生死之战即将爆发。他对政治局势的看法更令人不安：“在西班牙各地，大群被注入狂犬病毒的可怕生物正在寻找基督徒，渴望将利齿插入他们的血肉之身。”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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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斯的狂想只是一本旨在证明军事政变与后续镇压行动之合理性的、经过精心筹划的暗黑版小说而已。编造的“秘密档案”也开始出现，并被用来“证明”苏联势力接管西班牙的日子就要来临。这些“档案”相当于一种西班牙语版本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其目的就是为了激起恐惧和义愤，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档案”中包含了一份黑名单，据说一旦共产分子接管政权，名单上的右翼人士就会被谋杀。 96 这些捏造之辞将军事政变塑造为拯救西班牙免遭犹太黑手的爱国行动。既然对敌人有了这样的看法，莫拉很快就在4月份向其密谋集团成员下达了第一批秘密指示。他写道：“必须牢记，行动必须采取极端暴力的形式，以尽快征服强大和组织严密的敌人。没有参与‘运动’⑥的各政党、社团与工会的所有领导人都将被监禁，而且应该对他们施以警示性质的惩戒，以遏制任何叛乱或罢工。这些都是不必说的。” 97 作为一个强硬的非洲军团老兵，莫拉高度认可使对手瘫痪的恐怖行为的价值。然而，这不仅关系到夺取权力的问题，而且也是“净化”西班牙左翼毒素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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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安东尼奥于6月5日晚间被转移到阿利坎特的监狱，他立即派遣了使者前往潘普洛纳，向莫拉保证他仍然会为政变效力，并将在叛乱开始阶段提供4,000名长枪党人员作为突击力量使用。 98 6月14日，君主主义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代表长枪党、西班牙复兴党和（卡洛斯主义）正统派联盟写信给意大利政府，请求对方为他们的恐怖主义小分队提供资助。在谈及军事政变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推进时，他提到“营造暴力气氛是不可避免的需要”，这进一步证明了军方与街头暴力活动之间存在联系。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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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乡村的暴力事件激增，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仍设法维持住了其成员的纪律——哪怕在5月底的时候，在阿尔瓦塞特南部的耶斯特镇附近发生过一起血腥暴力事件。在那里，地方豪强对村社公地的欺诈性圈占已经使农民陷入赤贫状态。1931年在那附近又修建了一座水库，原本肥沃的土地无法生产农作物，当地伐木工也无法利用图斯河与塞古拉河运输木材，有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计。1936年春，重新掌权的共和派–社会主义者的地方议会在乡村庄园中安置劳工的努力遭到了激烈抵制。5月28日，来自拉格拉亚村的一群劳工及其家属前往一个名为“拉乌姆布里亚”庄园伐木烧炭，然后开始进行耕作。拉乌姆布里亚曾经是村镇公地，但事发时属于当地最有势力的豪强地主安东尼奥·阿尔法罗。在他的指令下，有22名国民卫队士兵抵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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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村民逃散，但有6人仍留在那里。国民卫队在殴打滞留者之后又把他们带到拉格拉亚村，并在那里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虐待。第二天黎明时分，当这几名劳工被押往附近的耶斯特镇时，一群来自周围村庄的劳动者紧随其后，以确保被拘押者不会因为被诬称“企图逃跑”而遭到射杀。尾随的劳工队伍不断壮大，当他们抵达耶斯特时，被拘押的劳工已获准释放并交由当地镇长看管。当人群蜂拥上前问候那几名被拘禁的劳工时，有个国民卫队士兵在慌乱中开了一枪。在接下来的混战中，有一名士兵被杀。他的其他同伴向人群开火，接下来继续追杀逃散到附近山地中的农民。包括当地副镇长在内的17人被杀，还有更多的人受伤。由于担心国民卫队返回拉格拉亚烧村子，当地很多村民逃往附近村庄避难。包括耶斯特的社会党镇长在内的50名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成员被逮捕。 100 在耶斯特与其他地方发生的冲突本来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杀戮。然而，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领导层约束其基层成员不要生事，并且力劝他们对政府加速农业改革的承诺保持信心。面对着人民阵线坚定不移的重新加固的决心，大地主开始寻求军队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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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达霍斯省，全国乡村土地所有者联合会的省支部在大肆串联其成员破坏收割，并对参加工会的劳工进行联合抵制。当省长于5月20日采取特别措施关闭这一反动据点时，地主们表现出了与上述冲突发生地的豪强类似的好斗性。 101 政府的行动徒劳无功。许多地主为了迫使劳工听话，宁愿任由可以收割的谷物烂在地里。让他们怒不可遏的是，省长下令说劳工应当收割庄稼，并保留部分收成以代替其应得的工资。 102 在卡塞雷斯省，武装到位的长枪党分子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其挑衅策略。在1936年春夏因破坏公共秩序被捕的右翼分子中，有数名人民行动青年团的成员。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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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愤怒的饥饿劳工推入失控的境地是很容易的。1936年发生在西班牙乡村的饥荒，其严重程度是今日难以想象的。4月21日，马德里地区民政长官得知，该地区农民唯一的蛋白质来源是蜥蜴，儿童在学校中因营养不良而晕倒。雷阿尔城省长报告说，该省南部地区的农民依靠煮熟的杂草维生。在托莱多的金塔纳尔–德拉奥登，有人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倒在街上。在许多村庄（不只是在南部地区）中，在饥饿的驱使下，出现了大量入侵庄园以盗取作物或牲畜的行为。食品店经常遭到袭击。1936年5月，在巴达霍斯的丰特–德坎托斯，当地社会党领导人发起了一场讨论当地失业问题的集会。在场的男女听众与儿童流露出的痛苦神色让他震惊不已，于是他呼吁大家随其前往能让所有人都得到食物的地方。他带领他们来到该地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拉科尔特伯爵的一处庄园。该庄园主要被用作猪和羊的牧场。饥饿的镇民四处捉猪，并用棍棒和刀子杀死它们，然后费力地扛起被屠宰的猪只，满身血污，步履蹒跚地返回丰特–德坎托斯。在巴达霍斯更北边的金塔纳–德拉塞雷纳，短工们进入一座庄园，从那里偷窃绵羊来喂食家人。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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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况大相径庭的保守的旧卡斯蒂利亚，想要挑起动乱更为困难。塞哥维亚是一个农业大省，在那里，有组织的工人力量相对弱小，且主要集中在铁路工人方面。 105 3月8日，在省会城市，在人民行动青年团的成员与几名长枪党分子袭击了参加周日舞会的工人之后，一场冲突随之爆发。一场抗议游行中的工人遭到人民行动青年团成员的狙击。这激怒了左翼，他们对人民行动党总部发起了一场攻击。虽然人民行动青年团参与了涉枪的暴力案件，但多数冲突仍然没有超出言语攻击的范围。在该省北部的库埃利亚尔镇，由于劳工总会成员的阻挠，那些拒绝加入工会的建筑工人无法获得工作。在南面的奥特罗–德洛斯埃雷罗斯，从示威现场返回的劳工迫使一名长枪党徒亲吻他们的红旗。后来这个“受害者”在当地领导了一场镇压活动，并组织人员把支持左派的年轻女性的头发剃光，以示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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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发生过一些较轻微的反教会事件，比如有人在加尔默罗神父女修道院大门口放置爆竹，然而，在塞哥维亚城的大多数教堂，4月份第一周的圣周庆祝活动仍照常进行。塞哥维亚右翼报纸《前进报》（El Adelantado）甚至还评论了非天主教徒对参加宗教仪式与履行宗教义务之人士的尊重。然而，在6月份，教会暂停了传统的基督圣体游行，而在大教堂内举行一场正式的庆祝活动。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左翼分子张贴海报，并组织红旗飘扬与口号声此起彼伏的示威活动，这些“肆无忌惮”的举动让他们感到愤怒。尽管形势相对平静，但是当时的紧张局面仍在后来被用于为镇压行动辩护。 106 事实上，早在4月份，塞哥维亚为数不多的军事密谋者就呼吁当地长枪党领导人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带领他手下人数同样不多的党徒，做好参加政变的准备。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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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层面，6月15日，希尔·罗夫莱斯在国会中以呼吁“迅速采取措施结束西班牙当前的混乱状态”为幌子对现政府横加指责，并借此加剧紧张局势。他的演讲表面上看是一种温和的呼吁，然而就根本而言，是向中产阶级公然声称，已经无法指望民主制能解决任何问题。他知道军方的政变准备工作进展顺利，于是他宣读了一份据说自大选以来曾经发生的动乱事件之目录。他将当中列出的269起谋杀、伤害、抢劫、焚烧教堂和罢工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政府——在7月15日，他会在这一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再增加61名死者。其中有一些是真实的，有一些则是捏造的，而所有这一切都用让人血液凝结的惊悚措辞大肆渲染。他并未指出右翼在其所述诸事中扮演的角色，也未指出许多死者是死在国民卫队或其他治安部队手中的劳工。相反，他抗议对长枪党与人民行动青年团的恐怖分子的监禁，以及对拒不服从法令的雇主的强制罚款。希尔·罗夫莱斯怒吼道，只要政府还在依靠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选票，西班牙就不可能会有哪怕一分钟的和平。他最后宣布：“今天，我们正在目睹民主制的葬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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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尔·罗夫莱斯口中数字的准确性，仍有很多争论。在最近的一项由爱德华多·冈萨雷斯·卡列哈所做的最详尽的研究中，死亡人数达到了351。值得一提的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在马德里有67人，在塞维利亚有34人——恰恰是长枪党枪手最为活跃的城市。排名紧随其后的是桑坦德（23人）和马拉加（20人）。其他南方省份也有大量的死者，比如格拉纳达为14人，穆尔西亚为13人，科尔多瓦为11人，卡塞雷斯为10人，韦尔瓦有8人。其他冲突激烈之省份的死亡人数却出人意料地少，如哈恩为1人，巴达霍斯和加的斯各4人，阿尔梅里亚为3人。然而，将注意力放在遇难者人数上（虽然这很重要），就会忽视由欺压穷人与社会虐待所构成的寻常暴力这一更为普遍的问题。另外一项由拉斐尔·克鲁斯所做的研究声称，有43%的遇难者死于治安部队之手。这是在镇压和平示威时滥用武力的结果，其受害者几乎全部是左翼人士。尽管在3月之后，死亡人数已从它的最大值在慢慢回落，然而上面提到的那些参与镇压的秩序部队仍在将来参与了军事叛乱。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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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此起彼伏，但都分散在各地，没有得到更大范围的组织。在新闻媒体以及希尔·罗夫莱斯与其他人的演说中，他们企图将大大小小的争吵、武斗与罢工行动简单地归为“社会动乱”，以向大众呈现一幅全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画面。事态被夸大，统计数据也有水分。在马德里，美国大使克劳德·鲍尔斯听到有传闻说，完全失控的暴民在屠杀君主制的支持者，并把他们的尸体拿来喂猪。 110 对暴力与动乱的恐惧，源自人们从报刊上读到的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某些人在对法律与秩序的崩坏表示憎恶的同时，也对这种情况“幸好”尚未传播到自己的城镇而感到宽慰。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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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事情的前因后果，统计数据是毫无意义的。例如，据报道，3月初在托雷维耶哈（阿利坎特），“极端分子”烧毁了一座修道院、一家旅店、当地激进党俱乐部与市政登记处。事实真相是，当一个有铜管乐队伴随演奏的和平游行队伍途经上述旅店时，有人从旅店阳台上开枪射击，并导致一名示威者受伤。这才引发了对旅店的袭击和其他犯罪行为。在那些遭到逮捕并且被控需对枪击事件负责的嫌疑人中，包括旅店老板、教区司铎和他的两个兄弟，以及镇上天主教学校的一名教师。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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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7月1日，莫拉还抱怨说：“我们一直在努力挑起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暴力冲突，然后就可以找到继续推动（政变）的借口，但到目前为止——尽管有一些政治因素的帮助——这一目标尚未完全实现，因为仍然有白痴自认为他们可以同掌控人民阵线的工农代表和平共处。” 113 满足莫拉需要的种种理想的政变条件或许尚未达到，但是右翼枪手的暴力行为，卡尔沃·索特洛与希尔·罗夫莱斯的煽动性言论，以及右翼媒体对各种事件的添油加醋，已经狠狠将中产阶级往投入军事密谋者之怀抱的道路上推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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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罗夫莱斯的公开声明应该被视为他对军事政变的秘密支持，他将政变描述为“一种针对威胁国家当前生存的无政府主义的合法抵抗运动”。在5月底的时候，他建议美国记者爱德华·诺布拉夫在7月初休假，这样后者就能及时返回西班牙报道这场军事政变。 114 1942年2月27日，他从里斯本向佛朗哥当局发送了一份关于他在政变中所扮演角色的签名声明，他表示自己曾经“在政变中提供意见和建议，对其他人进行道义层面的激励，秘密下达协同行动指令，甚至从党的竞选基金中拿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用于经济资助”。最后提到的这笔钱足有50万比塞塔，他将其交给莫拉，并坚持认为最初的捐助者们肯定会同意他这么做。其中一部分钱用于给7月19日在潘普洛纳参加叛军的长枪党分子和卡洛斯派义勇军发饷。 115 希尔·罗夫莱斯也曾设法帮助莫拉，与卡洛斯派分子协商其参与起事的各种事项。7月初，他陪同《ABC》报的老板胡安·伊格纳西奥·卢卡·德·特纳前往法国的圣让–德吕茨，试图说服卡洛斯派领导人曼努埃尔·法尔·孔德放弃要求叛军携带王室旗帜并采用王室颂歌的主张，但未获成功。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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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和7月间，希尔·罗夫莱斯指示各省独立右翼党团联盟领导人，一旦军方起事，所有党员都应立即加入军队，党组织应予以充分合作。青年运动成员也应加入军队，而不要组织独立的民兵武装。党员不要参与针对左派的报复行动，应避免与其他右派团体争权夺利，并且向（叛方）当局提供最大限度的经济援助。只有关于勿施报复的指示未被执行。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成员在镇压行动中表现得特别积极，尤其是在格拉纳达和旧卡斯蒂利亚的各个城市中。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中首个参与叛乱的组织为巴伦西亚右翼地区党。该党领袖，稳健派基督教民主人士路易斯·卢西亚已被其秘书长何塞·马里亚·科斯塔·塞拉诺边缘化。当莫拉将军在6月份进入发动平民参加叛乱的最后阶段时，科斯塔·塞拉诺已做好准备在叛乱爆发的第一时间投入1,250人，并且承诺在5小时之内提供1万人，在5天以内提供5万人。除了长枪党、西班牙复兴党和卡洛斯派在当地的分支组织，巴伦西亚右翼地区党之激进派也在科斯塔·塞拉诺的领导下来到了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在内战开始时，卢西亚曾发表过一则谴责政变的声明。同时，作为一名右翼政治家，他四处躲避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搜捕，但最终于巴塞罗那被捕入狱。尽管如此，1939年，他还是以“参与军事叛乱”的罪名被佛朗哥当局判处死刑。他的判决后来被减为30年有期徒刑。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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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会党发动的恢复村社公地的运动得到了农业部长马里亚诺·鲁伊斯–富内斯的支持，这导致地主们对军事干预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118 地主阶级及其新闻媒体的浮夸言辞产生了一种“终极灾难”即将来临的感觉。7月10日，《ABC》报痛心疾首地宣称，80%的土地将落入市政当局的手中，并且在有些城镇中私人财产将完全消失。 119 地主家庭中的年轻成员也纷纷参加长枪党。由于预期政变将至，有许多产业主搬到省内较大的城镇中，或者搬到马德里和塞维利亚，部分非常富有的人士甚至移居法国的比亚里茨和巴黎，他们向右翼提供资金并热切期待着军事密谋的消息。而留在他们身后的，是在国民卫队的保护下袭击当地社会主义者的长枪党团伙。在唐贝尼托，国民卫队在当地长枪党分子用燃烧弹袭击“人民之家”时为其提供帮助。 120 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时常抱怨国民卫队手下的受害者总是劳工，并且公开谴责地主阶级持有大量的武器。据称，在托莱多南部的阿尔莫拉迭尔镇，当地右翼拥有200支猎枪、300把手枪和50多支步枪。 121 当劳工试图从土地所有者那里领取未支付的工资时，他们时常会遭遇国民卫队的阻挠。在右翼武装纵队于内战的最初几个月中占领这些城镇后，曾提出上述要求的劳工毫无例外地成了右翼暴力的受害者。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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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地农民与产业主及其产业管理人员之间的仇恨是南方日常生活图景的一部分。塞维利亚的一个大土地所有者拉斐尔·德·梅迪纳曾写到过“富人的不理解和穷人的妒恨”，曾经提过那些脚穿绳编便鞋的步行者与那些乘汽车出行的人之间的尖锐对立。当他与他的父亲在乡间小路上驱车经过步行的劳动者时，他俩注意到了他们“阴沉可怕的表情，当中透露出的深深的蔑视与不加掩饰的悲痛，如雷霆一般击中了我们”。梅迪纳总是携带手枪参加与工会领导人协商工作条件的会议。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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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省的省长何塞·马里亚·巴雷拉·伦杜埃莱斯对这种仇恨进行了解释。很多真正的大地主，比如那些公爵和伯爵，甚至那些非常富有的平民地主，都住在巴黎、比亚里茨或者马德里。他们只是偶尔前往庄园去打猎，并向他们的朋友炫耀其产业。在此逗留期间，他们对劳工阶级的蔑视显而易见。他们，就像地产不如他们那么多的、居住在自己庄园中的土地所有者一样，经常会肆无忌惮地欺负他们手下劳工的妻子、姊妹和女儿。负责经营庄园的管理人随意雇用和解雇劳工，根本无视法律的存在。经历了1933年至1935年的摧残之后，左翼市镇议会在1936年2月大选过后的重新掌权见证了命运的逆转。普遍流行的意识形态就是你死我活的仇恨，其中没有“和解”的容身之地。正如巴雷拉·伦杜埃莱斯所述，无地劳工想要效仿他们“前辈”的榜样：“他们只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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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拉·伦杜埃莱斯指出，乡村穷人痛恨富有者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后者“使用”甚至虐待无产阶级妇女。巴尔多梅罗·迪亚斯·德·恩特雷索托斯曾以愤愤不平的笔调描绘那些被迫沦落风尘却尝试远离卖淫生活的妇女，并在此表达出他那属于乡村中产阶级的乘人之危和以恩人自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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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依靠地主少爷的浪漫冒险过活……那些绅士曾经是你们的朋友，曾经一心想要你们，就像你们一心想要他们一样。你们觉得他们窃取了市政基金？我不那么认为，即使他们那样做了，他们后来也将人民的钱归还给了由漂亮的无产阶级妇女所代表的人民。地主少爷们不忍看到你们受苦。他们在午睡时间来到你们的妓院，穿着衬衫坐在藤蔓的阴凉下，在啤酒箱上给你们留下钞票。他们用美酒和音乐为你们的漫漫长夜注入生机。他们是真正的民主派。有什么比睡在人民女儿的怀抱中更能被称为民主的吗？真正的安达卢西亚人，慷慨的，地主少爷。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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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拉·伦杜埃莱斯在解读农村紧张局势时所表现出的洞察力和同情心实为罕见。圣胡尔霍将军在为其未完成的自传所做的笔记中，写下了颇具启发性的评语：“导致土地所有者利益与西班牙整体经济利益受损的许多错误都被冠以‘农业问题’之名，事实上‘农业问题’只存在于马德里革命演说家的煽动言论中，而他们将其作为一种刺激与操纵农民大众的方式。农业问题是像玛加丽塔·内尔肯那样的人的发明。”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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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于7月1日抱怨说，计划中通过挑衅引发报复从而将事态不断升级的做法，并没有说服公众舆论将军事政变视为合法。然而在不到两周以后，目标达成。7月12日晚，长枪党枪手杀害了突击卫队的一名中尉，何塞·德尔·卡斯蒂略·萨恩斯·德·特哈达。 127 这一犯罪行动之所以能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两个月之前的5月7日，卡斯蒂略的朋友卡洛斯·法劳多·德·米切斯上尉被一个长枪党小分队射杀。在同一天，总理兼国防部长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向他的副手，空军少校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展示了一份来自右翼的黑名单，上面列出了14名“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该组织成立于1935年底，旨在打击“西班牙军事同盟”的活动）成员。法劳多排在第一位，卡斯蒂略排在第二位，而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则排第四。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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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劳多遭到谋杀之后，要求复仇的呼声被强行压制下去。然而，当卡斯蒂略也被暗杀时，他在庞特霍斯兵营——就在位于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保安总局后面——里的突击卫队同事决定实施报复。在第二天的凌晨，他们出动了。这群人准备找个有影响力的右翼政治家进行报复。因为没有找到正在比亚里茨度假的希尔·罗夫莱斯，于是他们绑架了卡尔沃·索特洛，在后者被押上卡车后不久，有一个突击卫队成员就开枪将他打死。他的尸体随后被带到市政公墓，并于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 129 共和派和社会党领导人感到非常震惊，当局立即开始彻查。对于右翼而言，这是一个发动政变的良机，长期的筹备工作即将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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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尔沃·索特洛的葬礼上，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发誓要“效仿你的榜样，为你报仇，拯救西班牙”。7月15日，巴列利亚诺伯爵代表卡洛斯派和西班牙复兴党，在国会的常务委员会上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演说。巴列利亚诺称，“这次犯罪在我国政治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这是一种相当不准确的说法），并声称卡尔沃·索特洛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在控诉人民阵线全体代表应为此担责之后，他宣布君主主义者退出国会。希尔·罗夫莱斯对巴列利亚诺的发言表示赞成，同时对最近几个月的暴力与针对政府官员的暗杀活动表示谴责。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议会上。他很清楚即将爆发的军事叛乱的目标，于是宣称在接下来的强力反弹中，人民阵线各党团将成为第一批受害者。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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