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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雷斯城当时所处的氛围，可以从7月24日君主主义派知识分子何塞·马里亚·佩曼在赫雷斯广播电台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感受到。他演唱了一曲赞歌，颂扬这场抵抗所谓“蛮族入侵”的战争。他还在当时的讲话中宣称：“战火的闪光已经让我们睁开了眼睛。政权轮替的理念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根除和驱逐，这是对抗当前敌人的唯一有效的反应，因为这种敌人对西班牙的破坏比任何外敌曾造成的破坏都大。” 20 这种表述暗中点出左翼工人阶级与公元771年的柏柏尔侵略者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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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经验丰富的非洲殖民军军官马里亚诺·戈麦斯·德·萨马略亚上尉从休达城赶赴赫雷斯，他负责全权指挥各地主的骑乘武装纵队。 21 收回周边地区由左派分子占领的庄园的任务，落到了卡萨–阿里松侯爵率领的武装纵队的手中。何塞·莫拉–菲格罗亚的兄弟曼努埃尔则组建了另一支纵队，他还有其他一些身为贵族地主家族后裔和雪利酒巨头家族子弟的同伙，如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②和埃斯塔尼斯劳·多梅克·冈萨雷斯。这个自封为莫拉–菲格罗亚军团（Tercio Mora-Figueroa）的队伍最初由300名青年右翼分子、长枪党分子、地主之子和天主教工会的劳工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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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菲格罗拉带领他的人，就像是参加狩猎聚会般，在国民卫队和卡洛斯派义勇军的随同下，一路向东前往阿尔科斯–德拉弗龙特拉——他的家族在那里拥有土地。尽管拿下阿尔科斯的过程中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他们还是发动了一场可怕的镇压，其中有86名共和派人士遇害。 22 这支纵队对加的斯东北部仍在人民阵线手中的村庄展开进攻，并重新夺回了左翼劳工占据的庄园。从阿尔科斯出发，戈麦斯·德·萨马略亚的土著正规军部队与莫拉–菲格罗拉手下的武装分子纵队一路推进至阿尔戈多纳莱斯和奥尔韦拉，在这些地方的镇压行动非常激烈。 21 8月13日，莫拉–菲格罗拉纵队抵达了自7月19日起就一直由国民卫队控制的比利亚马丁。这里发生过一些局部的左翼暴力事件，然而与之相比，镇压行动的严重程度却完全不成比例。比利亚马丁的地主阶级决定铲除所有工会成员、所有社会党和共和党成员，以及曾经担任过民选公职的共和国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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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区司铎反复抗议，当地男女平民还是遭到酷刑折磨，并在没有接受审判的情况下被枪决。他们被处决的理由相当随意，比如有人是因为倡导改善工作条件，有人则是因为参加过一次狂欢会，人们在会上为希尔·罗夫莱斯举办了一场恶搞 “葬礼”，并演唱嘲讽右翼的歌曲。有一个17岁的少年因为他父亲是社会党人而被枪毙，还有一个16岁的孩子因为他那逃走的父亲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遭到杀害。总共有4名十几岁的孩子被杀害。一对年龄分别为73岁和63岁的老夫妇被枪杀——他们那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儿子也逃走了。已婚夫妇遭到射杀，他们年幼的孩子则被留下来活活饿死。在另一个案例中，克里斯托瓦尔·阿尔萨与他的妻子双双被捕，他们的头发被剃光，还被灌服了蓖麻油。在这之后，他们觉得已经安全了，所以他们俩仍然留在镇上，却再次遭到逮捕。克里斯托瓦尔的兄弟弗朗西斯科向当地国民卫队的队长请求饶过他们俩的性命，后者答复说他只能放过一个人，而弗朗西斯科必须从中二选一。他选择了他的兄弟。从1936年7月到1937年2月，在比利亚马丁共有102名男性和9名女性被处决。 24 在博尔诺斯有3名女性遇害，在埃斯佩拉有2名，在普埃尔托塞拉诺有1名，在阿尔科斯–德拉弗龙特拉有1名，在乌夫里克至少有10名，在奥尔韦拉则有5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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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这些杀戮行动都是在宣布戒严（Bando de Guerra）的保护伞下进行的，这些戒严令均基于凯波·德·利亚诺在7月18日颁发的法令。在安达卢西亚西部各省份与城镇中，尽管戒严令的措辞可能会略有不同，但是其用词均极为宽泛，实际上规定了可以对任何反对军事叛乱的人执行枪决。 26 那些进行杀戮的凶手事后可以轻描淡写地声称他们正在“执行戒严令”。在没有任何司法依据的前提下，人们遭到枪杀，而他们的尸首则被弃置在路边直至腐烂。事实上，凯波·德·利亚诺根本无权颁布这样一项法令。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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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于8月4日致函洛佩斯–平托，敦促他加快清洗加的斯左派分子的进程。随着首批非洲军团纵队在8月2日和3日离开塞维利亚向马德里推进，他写道：“这一切应尽快结束！从现在起不能超过10天。到那时，你必须消灭你省内所有（左派）武装分子与共产党员，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当一名新上任的法官打听有关在加的斯被捕的那些著名共和派人士的审判进展时，他被告知，审判已被搁置，而原因是“通过援引1936年7月18日的戒严法令，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处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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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的信反映出的是镇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加的斯、韦尔瓦和塞维利亚的城镇和村庄，以及科尔多瓦和格拉纳达的大部分地区均已落入叛乱分子之手。在这个地区的人口中，共和派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党人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则是其支持者。为了防止右翼武装纵队向北移动时在其后方出现任何异动，镇压力度将予以加强。在押人员将被杀掉。在发出这封信两天以后，凯波·德·利亚诺任命退役中校爱德华多·巴莱拉·巴尔韦德担任加的斯省的省长，可见他心中相当急迫。巴莱拉得到指示要“用更大的力量继续推进”。在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占领军从8月8日起开始了更为系统化的行刑处决。在靠近省会城市的雷亚尔港，当地市长在7月18日晚阻止了反对教会的骚乱以及焚烧一所女修道院的企图。尽管如此，他还是于次日被捕。他是一位书商，同时也是阿萨尼亚的左翼共和党中一位温和共和派人士。尽管修道院院长代他向右翼方面请求宽恕，但他还是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的情况下于8月21日被害。两个月后，他那已经被长枪党分子洗劫一空的书店也被查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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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位于比利亚马丁与乌夫里克之间的，像贝纳马奥马那样的村镇中，莫拉–菲格罗拉纵队逮捕当地镇长，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强行组织了新的地方委员会。他们以奥尔韦拉为基地，跨过省界进入塞维利亚，在8月18日征服了塞维利亚省的普鲁纳镇，4天之后又占领了圣胡安新镇和阿尔加米塔斯。遭到人民阵线当局保护性拘留的当地地主和右翼分子声称，幸好右翼武装纵队及时赶到，否则他们将遭遇可怕的暴行。但是为什么左派会在考虑实施这样的暴行之前等待如此之久，却没有得到解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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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贝纳马奥马镇压行动的是一个被称为“罗塔之狮”的臭名昭著的团伙，该团伙的成员自称是长枪党徒，其领导人费尔南多·萨马科拉来自加利西亚，有施暴和武装抢劫的前科。战后对萨马科拉罪行的调查发现，有包括数名妇女在内的超过50人被处决。镇上的邮递员和他15岁的儿子一同被枪杀。“罗塔之狮”的成员作证说，当地国民卫队指挥官胡安·巴迪略命令射杀被捕人士，以掩盖他们遭到残酷殴打的痕迹。除了谋杀犯罪，还有相当多的盗窃被羁押者财物的行为，以及对逃亡者或遇难者妻子的性侵犯。这些妇女不得不奉命去打扫国民卫队的兵营与长枪党的办公室，并被强迫在萨马科拉手下组织的派对上跳舞。除了被剃光脑袋和强灌蓖麻油，在数个案例中，还有女性遭到巴迪略和萨马科拉的强奸。 31 萨马科拉被授予西班牙最高军事荣誉，圣费尔南多大十字勋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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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莫拉–菲格罗亚纵队跟在正规部队之后执行日常扫荡任务，后者征服了该省北部地区较小的市镇，如乌夫里克、巴列堡和塞特尼尔。很多当地共和派与工会分子担心遭到报复而逃往乌夫里克周围的山区。然而，有一架轻型飞机在7月24日飞临此地空投传单，传单中宣称只要手上没有血债就无须害怕报复，于是许多人返回城中。然而，包括市长在内的轻信这一许诺的大多数左派人士，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遭到枪杀。乌夫里克市长是左翼共和党成员，他拥有一个生意兴隆的面包房和榨橄榄油的工厂。之前他因为向穷人低价提供面包而遭到地方寡头的敌视。于是他遭到拷打，被迫交出了一大笔钱，并在这之后被射杀。至少有149人在乌夫里克被处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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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近的巴列堡，左翼迅速组建了一个防卫委员会，当地国民卫队的枪支被移交到他们手中。当地右翼分子的武器均被收缴，还有几人遭到监禁，但是没有人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当地教区教堂被征用作委员会总部，教堂里的祭坛、雕像和宗教绘画被毁坏。该市镇曾在8月25日被一支由20名国民卫队士兵与曼努埃尔·莫拉–菲格罗亚的长枪党人员组成的作战分队短暂占领。在他们被赶走之后，一群无政府主义民兵从邻省马拉加省的龙达赶到此地，并开始洗劫当地右翼的住所，直到他们被当地的防卫委员会阻止为止。9月18日，该市被包括莫拉–菲格罗亚纵队在内的叛军部队最终占领。在巴列堡的镇压行动波及范围很广，其目标是根除左翼人士、组织及其政治理念。得知叛军纵队在邻近市镇的所作所为之后，巴列堡的很多居民已经提前逃走。他们中间也包括曾在共和派政党、工会及政府机构中任职的人士。因此，遇难者就是那些相信自己没有犯罪或没有其他任何不当行为，所以不用惧怕报复而留在此地的人。叛乱方甚至都没有组织任何走过场的审判。有26个男人和4个女人从街上或者从他们的住所中被带走，在遭到拷打后被枪决。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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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形色色的准军事组织在加的斯省大肆清洗异己的同时，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塞维利亚省。在那里，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将右翼所取得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胆识。在事变发生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宣称，在敌人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他仅靠130名士兵与15名平民就夺取了这座城市。在1938年2月1日的一次广播电台的讲话中，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夸大，宣称他用十四五人就拿下了该城。 35 而按照他的说法，对手是一支有着10万名“共产主义分子”的装备精良的军队。事实上，被击败的工人阶级一方只有80支步枪与少量弹药，而且如果他们真的有“装备”，也只是狩猎用的霰弹枪、古旧过时的手枪和各种刀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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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上述事件远非自发的英雄主义行动，而是由驻塞维利亚的总参谋部中的一位少校何塞·奎斯塔·莫内雷奥精心策划，并以4,000人的力量付诸实施的一场大规模政变。塞维利亚军区司令何塞·德·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阿夫里列将军与他的高级幕僚其实知道下面的人正在秘密策划些什么。然而，他们对省长何塞·马里亚·巴雷拉·伦杜埃莱斯阻止军事密谋的恳求无动于衷。 37 尽管如此，凯波仍将他们逮捕并以“军事叛乱罪”对其进行审判。塞维利亚驻军中的大多数人都参与了政变，其中包括炮兵、骑兵、通讯及运输单位，以及当地的国民卫队。甚至从记者恩里克·比拉创作的一首赞美凯波的诗歌所包含的名单里，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38 炮火轰击过后，叛军大部队夺取了电话交换局、市政厅和省长的总部，他们封锁了进入市中心的主要通道，然后开始实施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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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粉碎工人阶级抵抗的任务交给了安东尼奥·卡斯特洪·埃斯皮诺萨少校。按照卡斯特洪本人所述，由50名外籍军团士兵、50名卡洛斯派义勇军、50名长枪党分子和50名国民卫队士兵组成的作战分队立即开始在特里亚纳、马卡雷纳、圣胡利安与圣马科斯等工人聚居区展开血腥镇压。卡斯特洪的炮兵部队由路易斯·阿拉尔孔·德·拉·拉斯特拉上尉负责组织，后者是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前国会议员和来自卡莫纳的土地所有者，在叛乱之初他就将自己置于凯波的指挥之下。 40 长枪党分子主要来自富有地主阶级的俱乐部“拉布拉多社团”。该社团的著名成员，比如拉蒙·德·卡兰萨、佩德罗·帕里亚斯·冈萨雷斯和斗牛士“来自阿尔加瓦的佩佩”（何塞·加西亚·卡兰萨）等人组织平民参加叛乱。凯波·德·利亚诺分别让卡兰萨和帕里亚斯担任市长和塞维利亚省的省长以资奖励。“来自阿尔加瓦的佩佩”曾是1934年3月马拉加的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暗杀的目标，现在他率领一群斗牛士，听任凯波·德·利亚诺的调遣。 41 7月19日上午，卡兰萨领导他的武装团伙来到城市周边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在这些地方降下了他所谓的“严酷惩罚”。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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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炮火轰击下，工人阶级的街区仍在顽强抵抗。最后，凯波的部队利用妇女和儿童作为人盾才得以突入街区，并迫不及待地展开了镇压行动。妇女与儿童也像男人们一样遭到杀害。征服特里亚纳区后，新任市长卡兰萨大步穿过街道，用扩音喇叭下令将所有亲共和党和反法西斯的涂鸦从墙上清除掉。他设定的期限是10分钟，只要时间一到，任何没有将住所外墙上的标语清理掉的居民都会被枪杀。幸存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开始疯狂地擦洗墙壁上的字迹，而他们已死或垂死的父兄、丈夫和儿子就倒在他们周围的街道上，获胜的叛乱分子则幸灾乐祸地在旁边观看这一幕。 43 7月22日，在对马卡雷纳区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击中，凯波投入飞机对该地区进行轰炸和扫射。他在报纸上发布警告，要求将武器扔到大街上并在门窗上覆盖白床单，以“避免空袭和陆军部队可能带来的伤害”。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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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在特里亚纳区发现了两具长枪党分子的尸体。为进行报复，周边街道上有70人被随机逮捕。两天以后，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的情况下，他们在墓地中被枪杀。 45 当演员埃德蒙多·巴韦罗在8月到达塞维利亚时，他发现这座城市以及城中的许多居民已被长枪党的标志淹没。在特里亚纳、马卡雷纳、圣胡利安与圣马科斯等街区，到处都是炮火肆虐过后的残垣断壁。那一张张惊恐万分的脸和放眼望去无处不在的身着黑衣的妇女，令巴韦罗感到惊骇不已，而当地的报纸和广播仍在用恐吓性的语气不断重复凯波关于公开哀悼行为的禁令。在其他地方，在各个村镇中，长枪党巡逻队要确保任何房屋外面都没有服丧的标志，而屋内传来的恸哭也会被其喝止。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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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屠杀过后，更为系统化的镇压行动开始了。7月23日，凯波·德·利亚诺颁布了另外一道法令，其中规定，被逮捕的罢工领导者们，将同军事当局自行选取的与之数量相同的罢工者一起被枪毙。任何不遵守其法令的人将不经审判予以枪决。第二天，凯波发布了他的第6道法令，其中指出“在任何城镇或村庄中若发现有针对个人的暴行，当地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者将会遭到枪决。如果没有找到组织领导者，那么就从这些组织中任意抓捕与领导者人数数量相同的成员并将其枪毙，而这将不会妨碍之后对有罪者的判决”。 47 叛军援引这项法令，对那些从未有过“残暴行径”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实行大规模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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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选择了非洲军团军官，步兵上尉曼努埃尔·迪亚斯·克里亚多来负责这一进程。后者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外籍军团服役，由他组织的市民自卫队在1931年塞维利亚的玛丽亚–路易莎公园杀害了4名工人；他也参与了卡拉维利亚在1936年5月对阿萨尼亚的未遂谋杀。7月25日，凯波授予迪亚斯·克里亚多“安达卢西亚暨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区军事特派员”的头衔，同时赋予其针对该地区人民的生杀予夺的大权。迪亚斯·克里亚多选择了一个与他在残忍程度方面不相上下的国民卫队成员来担任其左右手，此人就是军士长何塞·雷沃略·蒙铁尔。雷沃略负责对在押人员进行拷打和刑讯。迪亚斯·克里亚多被埃德蒙多·巴韦罗描绘成一个“残忍变态的酒鬼”。 48 在他的命令下，特里亚纳和马卡雷纳的工人阶级聚居区被剥夺了它们的男性人口。在被送入省立监狱的数百名囚犯中有儿童和老人。其中大多数人未经任何哪怕是走过场的司法程序就被带出去并遭到枪杀。其他人则被押到臭气熏天的监狱船“卡武埃鲁角”号（Cabo Carvoeiro）上自生自灭。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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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阶级领袖不知所踪之后，他们的家庭成员就会被当作人质扣押。塞维利亚码头工人领袖，共产党人萨图尼诺·巴尔内托·阿蒂恩萨东躲西藏并最终抵达了共和国控制区。他的姊妹、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还有他的岳母在内战期间被以非人道的手段羁押。他那72岁的母亲伊莎贝尔·阿蒂恩萨，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遭到逮捕和刑讯。10月8日，她先是被押到墓地目击了一次枪决，然后，精神明显失常的她被带到她家附近的一个广场上，并在此遭到枪杀。随后，她的尸体横陈于街上达一天之久。 50 8月10日晚，又有更多的人被杀害，以“纪念”圣胡尔霍将军政变四周年。遇难者中有安达卢西亚的知识分子布拉斯·因方特与共和派市长何塞·冈萨雷斯·费尔南德斯·德·拉万德拉，他们曾协助挫败了圣胡尔霍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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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赋予了迪亚斯·克里亚多不受限制的权力，并且对任何针对他的控诉充耳不闻。迪亚斯·克里亚多本人拒绝考虑其受害者清白无辜和以往品行良好的各种细节。8月12日，当地报纸发布一则通告，禁止为那些遭到逮捕的人说情。它说：“不仅是那些反对我们事业的人，任何对他们表示同情或是为他们说话的人都将被视为敌人。” 51 迪亚斯·克里亚多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堕落者，他利用自己的权势来满足杀戮的欲望，大肆敛财并纵情声色。凯波的宣传机构负责人安东尼奥·巴阿蒙德，由于憎恶其所见所闻而最终选择脱逃，他曾坦言迪亚斯·克里亚多让他感到恐惧。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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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亚多通常会在下午6点过来。他会用1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审阅各类文件，并且通常在未听取被告申辩的情况下签署死亡判决书（大约每天60份）。不知是为了麻痹自己的良知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总是醉醺醺的。每天破晓时分，人们都会看到，在他每晚都会去吃饭的“公爵小道”（Pasaje del Duque）饭店里，一群人谄媚地簇拥在他的周围。他是夜总会的常客，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他与他的狐朋狗友，弗拉明戈歌手和舞者，以及内心悲伤却强颜欢笑的女人在一起。他曾经说过，一旦镇压进程启动，签署一百份还是三百份死刑判决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整肃深受马克思主义毒害的西班牙”。我曾听他说过：“从今以后，哪怕再过几十年，也没有人胆敢越过雷池一步。”他不接见任何访客，只有年轻女人可以进入他的办公室。据我所知，确实有女性通过满足其要求从而救出了她们所爱的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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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穆尔西亚省省长的弗朗西斯科·贡萨尔韦斯·鲁伊斯也有关于迪亚斯·克里亚多的类似回忆：“凌晨时分，在狂欢过后，他仍与妓女为伴，享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变态性虐，其间他会在随意选取的卷宗中加入要命的‘X2’标记，而凡是在卷宗中标有‘X2’字样的在押人员将立即遭到处决。” 53 迪亚斯·克里亚多的密友之一是一个被称作“唐娜·马里基塔”（Doña Marquita）的妓女，在他谋杀阿萨尼亚未遂后逃亡期间，她曾为其提供藏身之处。知晓这一点之后，有很多人付钱给她，希望她能为他们被捕的亲人求情。迪亚斯·克里亚多、雷沃略军士长和唐娜·马里基塔经常会在凌晨时分凑在一起，讨论在押人员之亲属与其他关系亲近人士为在押人员安全所计而提出的金钱和性服务，埃德蒙多·巴韦罗曾出现在他们的讨论现场。一天清晨，颇感无聊的迪亚斯·克里亚多决定把当日在场的可怜女士带到黎明行刑现场。令他感到恼火的是，在行刑队的枪声散去以后，她们才到达现场。但是，当行刑队指挥官把自己的枪交给这些女人，让她们给垂死者补枪时，他的情绪便平息了下来。然后有个土著正规军的中士拿起一块石头砸烂死者的脑袋，接着就从死者口中撬取金牙。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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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阿蒙德曾看到迪亚斯·克里亚多醉醺醺地在酒馆里签署死刑判决书。在少数幸存下来得以讲述故事的人中间，有共和国最后一任塞维利亚省省长何塞·马里亚·巴雷拉·伦杜埃莱斯。迪亚斯·克里亚多在审讯时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不得不说，对于你还没有被枪毙这件事，我感到很遗憾。我希望能看到你的家庭为你戴孝。”几天以后，他对巴雷拉·伦杜埃莱斯的母亲也说了同样的话。迪亚斯·克里亚多对巴雷拉·伦杜埃莱斯提出了有关向工人分发武器的不实指控。而他能拿出的唯一“证据”就是从反抗政变的工人手中缴获的一把手枪，据了解，这把手枪曾经归巴雷拉·伦杜埃莱斯所有。这把手枪在巴雷拉·伦杜埃莱斯的办公室遭遇洗劫时被偷走。然而，只有当接替他担任省长的佩德罗·帕里亚斯证实这一点之后，迪亚斯·克里亚多才不情愿地撤回了指控。 55 迪亚斯·克里亚多的草率态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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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可信度较高的巴阿蒙德的说法，“莫拉将军的一位朋友也遭到枪杀，尽管莫拉本人对他的案子非常关注，甚至还亲自打电话给迪亚斯·克里亚多说过此事。但由于他往往只是迅速翻阅一遍卷宗过后就签署死刑判决，所以迪亚斯·克里亚多并没有注意到，在谈论此事的那天，他实际上已经签署了莫拉朋友的死刑判决书”。 56 即使如此，凯波还是容忍了迪亚斯·克里亚多的过分之举。但是在1936年11月中旬，佛朗哥本人坚持要求将他免职。导火索是迪亚斯·克里亚多指控葡萄牙驻塞维利亚副领事阿尔贝托·马尼奥·罗德里格斯从事间谍活动。考虑到葡萄牙方面对反叛事业的大力支持，以及萨拉查政府为佛朗哥获得国际承认所做出的努力，这一指控显得非常尴尬。此外，这也是非常荒谬的，因为罗德里格斯实际上是应佛朗哥兄弟尼古拉斯的请求，搜集有关德国与意大利武器交付的情报。被触怒的凯波·德·利亚诺被迫当着尼古拉斯的面向罗德里格斯道歉。此时已成为“元首”的佛朗哥亲自签署文件，将迪亚斯·克里亚多调到在马德里前线作战的外籍军团部队中，在那里，他继续用自己固有的残忍性情来折磨他手下的士兵。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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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克里亚多被国民卫队少校圣地亚哥·加里戈斯·贝纳维乌取而代之这一情况，并没有给遭受恐吓的民众带来多少宽慰。事实上，对于那些通过贿赂唐娜·马里基塔或是通过满足迪亚斯·克里亚多本人的性需求而获得拯救的人来说，这一改变是致命的。弗朗西斯科·贡萨尔韦斯·鲁伊斯评论了当时的情况：“既然有些幸运儿借由其女性朋友的‘适时介入’，或者通过支付一大笔钱的方式避免了厄运降临，那么，自然而然地，当迪亚斯·克里亚多被解职时，他的继任者会认为有必要复审这些案件。因为处置流程遭到腐败行为的侵蚀，所以那些获释者现在又被抓起来枪毙了。当然，对于成千上万已经死去的无辜者来说，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了。”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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