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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镇的炮击与空袭始于8月7日晚。当滨河洛拉镇于次日被布伊萨纵队占领时，实际上并没有遇到来自镇子中的任何抵抗。大批平民逃离此地。用《ABC》报的话来说，“镇子的军人救主，用杀一儆百的手段伸张正义”。一位卡洛斯派的骑兵上尉卡洛斯·门科斯·洛佩斯留下来负责“绥靖行动”。住宅遭到有计划的洗劫——这是系统性地没收镇上共和派分子的物资与财产的前奏。那一天，人们被泛泛地加以指控，然后遭到枪杀——这是对来自孔斯坦蒂纳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所犯罪行的报复。当天晚上还举行了一场大型狂欢，那些对叛军感恩戴德的葡萄酒酿造商为其提供了酒水。一位目击者报告说，“在这场由保守的地主少爷们发起的狂欢活动中，那个清一色由男性组成的集体［指外籍军团］的纵欲需求”，在许多新近丧偶的妇女身上得到了满足。然后，一场场由受害者亲属担任证人的“审判”闹剧不断上演。8月10日，拉蒙·德·卡兰萨率领其纵队抵达。又有300名包括若干女性在内的劳工在没有得到辩护的情况下“受审”。他们被控的“罪行”从持有共和国旗帜到曾对罗斯福总统表示仰慕不一而足。家仆被指控曾非议他们的雇主。所有人都被认定有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被押上该镇仅有的一辆卡车，带到近郊的公墓中执行枪决，被害者中甚至还包括两位怀孕的年轻妇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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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曼努埃尔·洛萨诺·涅托是一个当时被反叛者杀害的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并未参与左翼暴行，但还是不幸遇害。在滨河洛拉镇的屠杀事件发生70年之后，现在已是一位天主教神父的洛萨诺·涅托就该主题完成了一部深思熟虑的作品。在他的书中，他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没有亲属遇害并因此不具备复仇动机的人也参与了针对左派的杀戮。有些人只是想设法自救。其他一些出身中下层阶级的人，迫不及待地想要与无地劳工区分开来。还有些人意在攫取遇害者的财产。有一些单纯是为了窃取财物的案例，在其中，那些被处决的较为富裕的共和派人士的商店或牲畜，以及家境一般的人家中的衣物和家居用品被加害者据为己有。然后还有些道德败坏者纯粹是因为想要获取金钱或有酒可喝而杀人，也有人加入其中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性欲望。 101 按照他的客观理性的叙述，共计有600名至1,000名分布于各个年龄段的成年男性以及妇女和儿童在滨河洛拉镇的镇压中遭到屠杀。有的家庭惨遭灭门，有的则只留下了无所依靠的老弱病残。父母被抓走，留下来的孩子只能自生自灭。妇女受到虐待与侮辱，按照反叛分子的惯常做法，她们的脑袋被剃光，只留下一绺头发用来绑与君主主义者旗帜同色的丝带。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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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5日到12日，卡兰萨和布伊萨的部队夺取了埃尔佩德罗索村，以及孔斯坦蒂纳镇与卡萨利亚–德拉谢拉镇。在孔斯坦蒂纳，当地无政府主义者制造的暴行遭到了三倍于此的报复。300名居民遭到处决，另有3,000人逃往外地。 103 在卡萨利亚–德拉谢拉，在无政府主义者掌控的革命委员会的管制之下，教区教堂遭到洗劫和纵火，国民卫队官兵遭到拘押，食品被强制征收并分发给群众，大量右翼分子被捕。在8月5日和6日之间的那个夜里，为了报复布伊萨对该镇发动的第一轮进攻，有41名平民和23名国民卫队士兵遭到枪决。 104 当一周后布伊萨第二次发动进攻夺取该镇时，他成立了一个由其手下军官和当地右翼分子组成的法庭，以审判那些被认为需要对之前暴行负责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包括数名妇女在内的76人被枪杀。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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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土地所有者对其手下农民近乎种族主义般的蔑视，在殖民军军官团中找到了共鸣。这些军官团精英相信自己有着凌驾于摩洛哥各部落之上的专断强权，这与地主少爷感觉自己享有近乎封建特权的权益相类似。这样一个一拍即合的利益共同体，很容易将无产阶级当成一个被征服的殖民种族。在1936年之前，西班牙南部的劳工阶级已经被直接与里夫部落民相提并论。现在，赤色分子在抵御军事叛乱中的“罪行”，被视为等同于非洲部落武装在1921年安努瓦尔战役中屠杀西班牙军队并几乎攻占梅利利亚的“罪行”。而在1936年内战中出力的非洲军团各纵队，则被看成是为梅利利亚解围的外籍军团。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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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主阶级与其军人救主之间的关系，可以给出的一个例证是凯波·德·利亚诺安排拉蒙·德·卡兰萨的朋友拉斐尔·德·梅迪纳为反叛事业筹款一事。也许会有这种猜测，即梅迪纳的筹款工作恐怕要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产业主们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一直对共和国的改革进行痛苦的控诉，抱怨这些改革工作导致了农业凋敝的状况。然而，在梅迪纳第一天筹款时，瓜代拉堡的3位橄榄出口商就向其提供了100万比塞塔。当天晚些时候，在两姊妹镇，有一位地主询问这些钱将作何用。当他被告知希望用捐款购买飞机时，他询问买一架飞机需要花多少钱。梅迪纳回答“大概需要100万比塞塔”，这位大庄园主毫不犹豫地为他填写了一张全额支票。 107 地主们常常会出资组织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比如由卡兰萨和莫拉–菲格罗亚兄弟指挥的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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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由志愿者组成的一些武装渐渐正规化，成为一种通常以“志愿骑警”的名号为人所知的地主骑兵部队。这些单位中既有地主，也有他们手下专于马匹育种和训练的雇工。马球比赛用的小型马也会和役马一样得到使用。他们针对南方左翼分子展开了持续的作战运动，仿佛是在参加体育运动或长途狩猎。在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大多数地区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群体。在科尔多瓦的卢塞纳，当地土地所有者出资组织了一支由专业骑手组成的小分队来“保卫财产”，并追捕逃往乡间的左派。该组织因其种种残忍与掠夺行径以及大量性犯罪而臭名昭著，它在当地被称为“死亡小队”。例如，在1936年9月，他们通过赫尼尔河上的铁桥，进入了马拉加的库埃瓦斯–德圣马科斯。有很多只是单纯因为恐惧而逃到乡下的当地居民被围捕并遭到处决。在这样的远征过后，死亡小队将同载有家具、床上用品、缝纫机、书籍、钟表和其他家用物品的卡车一道返回卢塞纳。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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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地方豪强和军队的号召，为其镇压活动提供支持的社会群体十分庞大。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提供了金钱和武器，但也不乏乐意干“脏活”的志愿者。这些人出外搜寻左派分子，犯下谋杀和强奸的罪行，他们进行拷打和刑讯，指控其邻居是异类群体。其中一些是地主和商人，也有一些是他们的儿子。还有一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他们希望通过展示对杀戮的热情来拯救自己，避免自己可疑的过去受到过度关注。另有一些人沉浸在可以为所欲为地杀人与强奸中不能自拔。还有人，对于有机会窃取或低价得到其邻居令人垂涎的财产一事拍手欢迎。同样也有很多沉默的帮凶，他们或是充满恐惧地，或是兴致勃勃地旁观。尽管神职人员在布道中不断努力对种种镇压行径进行合法化，令人窒息的恐慌气氛仍在不断加剧，而这种恐慌气氛的基础，正是四处蔓延的道德沦丧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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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时候，镇压之强度在凯波·德·利亚诺看来尚显不够。在当地国民卫队的协助下，科尔多瓦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落入该城军事指挥官，炮兵上校西里亚科·卡斯卡霍·鲁伊斯之手。 109 由于科尔多瓦市孤悬于一个仍效忠共和国的省份当中，于是一群长枪党分子前往塞维利亚寻求武器支援。凯波问他们的领头者在科尔多瓦已经枪毙了多少人。当后者回答说“零人”时，凯波突然暴怒并大声叫道：“好吧，除非你们杀上几百人，否则休想从我这边拿走一支枪！”凯波对卡斯卡霍当时每天“仅仅”下令处决5人感到不满。那些曾经前往省长办公厅避难的市政当局官员和共和派领袖遭到杀害。其他遇害者有：4位代表安达卢西亚大区的国会议员；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侄子格雷戈里奥·阿萨尼亚·奎瓦斯，一位政府律师；曾于1931年至1933年担任该市国会议员的社会党人、记者与共济会员华金·加西亚·伊达尔戈·比利亚努埃瓦。后两人曾经一同前往参加过一次拟议安达卢西亚自治法规的会议。身患糖尿病的加西亚·伊达尔戈被关入监狱。在那里他遭到拷打，并被强迫大量吃糖。7月28日，他死于糖尿病引起的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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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5日凯波视察此地后，行刑处决的速度明显加快。一名残忍的国民卫队少校布鲁诺·伊瓦涅斯被安排负责恐怖行动。在第一周里，他按照当地地主和神父提供的名单逮捕了109人。被捕者被射杀于路边和橄榄园中。8月7日黎明时分，社会党市长曼努埃尔·桑切斯·巴达霍斯、许多市政议会议员，以及一位深受爱戴的国会议员比森特·马丁·罗梅拉医生被带到公墓中，在汽车头灯的照射下，与其他7人一同被枪决。几天之内，由于盛夏季节的高温，大规模枪杀后遗留的大量尸体导致了一场小规模的伤寒流行。据统计，在1936年至1945年间，科尔多瓦省有超过11,500人遇害。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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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属于长枪党的年轻律师回忆道：“每天下午，长枪党总部的地下室里都关满了人，第二天早上，里面却空空如也。每一天，在公墓中，在通往城外的道路上，都有人遭到处决。”他还能记得有一次在斗牛比赛中看到布鲁诺·伊瓦涅斯时的情景：“当他步出赛场时，人们纷纷后退。为了给他让路，人们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薄片贴在墙上——假如他们可以的话。恐怖和畏惧让每一个人战栗不已。唐·布鲁诺可以枪毙科尔多瓦的所有人，在这里他拥有完全的自由行动权。据说，在拉曼查的某个城镇，他的全家都被赤色分子杀害。无论真实与否，总之他是一个心存偏见与怨恨的人。”他组织焚烧书籍，并在当地电影院强制推行宗教题材的电影与纳粹纪录片的放映计划。 111 布鲁诺·伊瓦涅斯在1936年10月1日发布的一则通知中指出，“逃跑，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罪责”。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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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省更广大的地区，镇压也同样残忍。在小城卢塞纳，有118个男人和5个女人被枪杀。 113 叛军最主要的暴行之一发生在巴埃纳，这是位于科尔多瓦东南并且在通往格拉纳达的道路上的一个山顶小镇。在1936年春天，确切来说是在这之前，该镇的无地劳工与土地所有者之间就已经形成了相当深的社会仇恨。当地老板们有组织地无视共和国的劳动立法，从外部引进廉价劳动力，并且支付不足以维持温饱的极低工资。镇上的国民卫队分遣队指挥官、曾在外籍军团服役的帕斯夸尔·桑切斯·拉米雷斯中尉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武器库，他武装了当地的土地所有者，并赋予当地长枪党分子官方身份，称其为“特别宣誓加入的（国民）卫队成员”（guardias jurados）。7月18日夜，他夺取了“人民之家”的控制权。第二天上午，他颁布了一道戒严令。同时，他率领宣誓加入国民卫队的长枪党分子夺取了镇公所、电话交换局与其他重要建筑，并在其中劫持了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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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当地全国劳工联盟的乡村劳工开始向城镇进军，但是他们的武器只有斧头、镰刀、棍棒以及很少几支猎枪。在城郊爆发的冲突中，有1名国民卫队士兵和11名劳工死亡，之后劳工队伍被国民卫队与右翼民众逐退。第2天，也就是7月20日，卷土重来的劳工队伍发现，城镇中心已由国民卫队、长枪党分子和地主武装据守，守卫者远不止二百人，他们分布在可以控制全镇的几个战略性建筑物中。反叛者威胁说要处决被他们关押在镇公所中的、包含一位临产女性在内的大量人质。劳工切断了他们的水电以及食物供给。在事实上已经控制这座城镇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宣布推行自由共产主义，他们废除了货币并征集食品与珠宝，作为实现财产公有化的第一步。他们发放票证用于领取食物。革命委员会在附近的一所老年公寓中拘留了部分知名的中产阶级人士，同时下令不允许对他们进行任何伤害。叛军用作抵抗据点的一所教堂和一个修道院在战斗中遭到严重破坏，教区司铎也被打死。此外，在基于私人恩怨而展开的报复行动中，有11名右翼分子在叛军夺取该镇之前遭到杀害。桑切斯·拉米雷斯拒绝了有关停战的提议，他担心一旦投降，他和他手下的士兵就会被杀。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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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就在被围困的国民卫队即将放弃之时，一支规模较大的叛军纵队在爱德华多·萨恩斯·德·布鲁阿加上校的率领下，从科尔多瓦出发前去解围。这支队伍由国民卫队、外籍军团和土著正规军单位组成，并且配备有火炮和机枪。对于实际并无枪支可用的劳工队伍来说，他们无法进行多少抵抗，因此叛军纵队在一条街一条街地占领巴埃纳的过程中，只有4人负伤。土著正规军带领进攻，并展开了不加区别的杀戮和劫掠。沿途街道上或房屋中的幸存者一被发现就遭到围捕，然后被带往镇公所的广场。国民卫队关于巴埃纳事件的官方报告承认，“最轻微的指控也会导致被告被处决”。萨恩斯·德·布鲁阿加带着他的一个手下，来自滨河帕尔马镇一个富裕地主家庭的费利克斯·莫雷诺·德·拉·科韦，到一个酒馆中喝东西。与此同时，桑切斯·拉米雷斯在愤怒的驱使之下盲目组织了一次大屠杀，这与他在摩洛哥的经历遥相呼应。首先他杀害了被关押在镇公所中的5名男性人质。然后，他让被捕者一排排地面朝下趴在广场上——他们当中很多人与全国劳工联盟这一工会组织毫无瓜葛，也根本不曾参与前一周发生的事件。已经完全陷入疯狂状态中的他，坚持由他本人枪毙其中大部分俘虏。占领军在地方右翼分子的协助下带来了更多的囚犯，以填补遇害者腾出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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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报将这些法外处决行动称为对“所有带头分子”实施的“警示性惩戒”和对任何被发现持有武器的人所采取的“依法从严处置”。报纸最后的评语是，“在那里犯下的众多谋杀罪行所制造的恐怖以及解放者的活动，巴埃纳镇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了”。尽管《ABC》报做出了如上评论，但是萨恩斯·德·布鲁阿加的部队既没有抓获工会领导人，也没有抓获任何武装人员。几乎所有这些人员都已经撤回到拘押右翼囚犯的老年公寓处。“众多谋杀罪行”主要是桑切斯·拉米雷斯在萨恩斯·德·布鲁阿加不负责任地饮酒作乐时发动大屠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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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逃跑的左翼分子涌入公寓并用里面的右翼人质作掩护，企图以此阻止萨恩斯·德·布鲁阿加的追击部队。然而这并没有奏效，很多人被发现死在窗户边上，而射杀他们的枪弹只有进攻者才会拥有。大多数在那里避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逃离了现场，但仍有少数几人在那里坚持至最后一刻，他们杀害了很多余下的人质，作为对发生在广场上的处决行动的报复。共有81名人质被害。许多当地人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桑切斯·拉米雷斯组织的屠杀行动，人质本可以幸存。然而，人质死掉了，他们的尸体被发现，并进一步引发了一场狂欢般的复仇盛宴。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行动中，甚至有几个右翼分子也被殃及池鱼。大批左翼俘虏被枪决，其中还包括1名8岁男孩。 115 8月5日，在萨恩斯·德·布鲁阿加的纵队离开此地并前往科尔多瓦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对巴埃纳发起了进攻，但是并未取得成功。这反而加快了城镇中处决行动的节奏。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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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夜，凯波·德·利亚诺认为有必要在广播中为巴埃纳的镇压行动进行辩护，他提到了“那些不可讲述、唯恐使我们的人民受辱的真正的恐怖行径和可怕的罪行。巴埃纳被攻陷后，我军部队在种种罪行引起的愤怒情绪支配之下所施加的惩罚，因此变得理所当然”。 117 两个月后，巴埃纳的中产阶级主办了一次庆祝活动，在仍然血迹斑斑的广场上，萨恩斯·德·布鲁阿加向桑切斯·拉米雷斯颁发了军事奖章。由桑切斯·拉米雷斯、萨恩斯·德·布鲁阿加，以及在接下来5个月里，由被指定为军法官的那个人下令或者亲手杀害的，共有近700人。这位法官名叫曼努埃尔·库维略·希门尼斯，他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他的妻子与3个年轻的儿子也在老年公寓中丧身于萨恩斯·德·布鲁阿加部队的火力之下。他的复仇渴望无法抑制。有很多镇民向东逃往共和国控制下的哈恩省，留下来的妇女遭到各种形式的性虐待和侮辱——从强奸到被剃光脑袋和强灌蓖麻油。超过600名儿童成了孤儿，甚至在有的情况下，蹒跚学步的幼童也被孤独地留在了世上。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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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埃纳事件非常符合军事叛乱背后的整体思维。何塞·马里亚·佩曼对此进行了形象的表述，他宣称，“这场令整个西班牙为之流血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在一个超自然与奇妙的层面上发生。伊伦、格尔尼卡、莱克蒂奥、马拉加和巴埃纳的烈火，烧掉了田野里的硬茬，留下肥沃的土地，等待着来年的丰收。我们会让我的同胞，西班牙人，在平整洁净的土地上，铺设帝国的基石”。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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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安达卢西亚每个省份的叛军纵队都专注于占领附近的城镇和村庄，其作战目标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地主们从左翼占领者的手中夺回其庄园的强烈要求，而非基于军事原则。在8月初，为了实施战略性的行动构想，各叛军纵队受到了更为集中的控制。科尔多瓦的许多城镇和村庄仍在共和派手中，巴雷拉将军被派去发起征服行动。虽然从此之后任何纵队都不得自由行事，但是它们的活动仍继续反映了地主们的意图和偏见。巴雷拉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救援格拉纳达，该地仍与其他叛军控制区分离，并处于政府军的重重包围之下。这一目标于8月18日达成。第二个目标是在进攻马拉加之前，对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地区实施完全占领。因此，美丽的山顶小城龙达③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中间目标。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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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巴雷拉的参谋部中还可以见到：具有长枪党徒身份的斗牛士和土地所有者“来自阿尔加瓦的佩佩”、大庄园主爱德华多·索托马约尔以及著名的“马背斗牛士”（rejoneador）安东尼奥·卡涅罗。饲养斗牛的地产主们非常厌恶那些想要在草场上耕种庄稼的贫苦农民。在他们中间，还有若干在斗牛场上取得成功的退役斗牛士，他们用赚得的钱购买土地，成了养牛业主。 121 然而，大庄园主热衷于野蛮镇压无地劳工的做法最终将反过来损害大型庄园的生产能力。军事当局充分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呼吁留下足够的劳工来确保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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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月18日，加的斯省的城镇与乡村已基本全部被征服。即使是在对数字进行竭力夸大之后，佛朗哥当局也只能声称，自从7月18日军事政变爆发以来，在共和国控制的地区有98人遇害，而其中大多数还是在听到其他村镇右翼暴行之消息后做出的回应。 123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该省有3,071人被叛军处决。在加的斯的每个村镇中都有处决发生，不管那里是否有人死于共和国方面之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在共和国机构、共和派政党或工会中扮演过任何角色的人。所有被发现曾参与过去十年间的任何罢工行动，或者支持共和派理念的人，比如说那些学校教师或是共济会员，都有可能成为目标。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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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的斯完全落入佛朗哥分子手中时，何塞·莫拉–菲格罗亚的部队与其兄弟曼努埃尔的部队合流，随后这支力量得到扩充的纵队开始侵入马拉加省。在向着俯瞰周边山区的历史名城龙达艰难跋涉的途中，他们征服了许多村庄。龙达镇坐落于峡谷边缘，在下方超过300英尺（约91米）深的谷底，则是奔腾而过的高达莱温河。它以其罗马式与阿拉伯式的桥梁，以及精致的18世纪斗牛场而闻名。一位被称为“吉普赛人”（El Gitano）的人物领导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在此地开展了一场无情的镇压运动。最初，尽管当地教堂遭到洗劫，圣像被毁，但全国劳工联盟委员会尚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秩序，然而很快，来自马拉加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当地居民展开了杀戮行动。关于有大量囚犯被抛入峡谷中活活摔死的说法，尽管首先曾由凯波在其8月18日的广播讲话中提出，随后又通过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而广为人知，但实际上并没有事实根据。很多右翼受害者是在墓地中被枪决的。来自佛朗哥分子方面的资料称，在龙达以及附近村镇高辛与阿里亚特，超过600人在红色恐怖中遇难。9月16日，当巴雷拉占领该镇时，守卫者已经逃跑，他的部队在进攻中只伤亡了3人。他手下的士兵停止前进，并且对街上发现的所有人实施抓捕和刑讯，其中很多人遭到枪杀。城中超过半数的居民逃往马拉加。 125 在新政权的统治下，那些没有逃离的城镇守卫者遭到血腥镇压，他们的财产也被洗劫一空。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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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菲格罗亚在龙达建立了司令部。在龙达，由雪利酒制售家族子弟佩德罗·巴瓦迪略·罗德里格斯领导的一群来自桑卢卡尔的青年“社会名流”加入了他的队伍。每夺取一个村镇，都会有大量俘虏被带回龙达处决。 127 安达卢西亚西部地区的严酷镇压致使许多人因为害怕被杀而逃亡山里，并且依靠偷窃牲畜和庄稼维生。国民卫队的骑兵巡逻队和莫拉–菲格罗亚纵队的长枪党分子耗费大量的时间对其进行追捕并将他们逐一杀死，尤其是在1937年2月马拉加陷落之后。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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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将整个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镇压行动的“法律”监督权交给军法官弗朗西斯科·博奥克斯·贝西纳。1937年5月28日，加的斯省级法院检察官费利佩·罗德里格斯·佛朗哥向巴雷拉将军提交了一系列投诉，其中毫不留情地揭露出博奥克斯在诉讼程序中的独断专行。这位检察官曾经因为无视博奥克斯向即决军事法庭成员下达的非法指令而遭到撤职处分。罗德里格斯·佛朗哥声称，这些指令为，“所有曾在1936年选举中充当人民阵线方的选举干事和选票检查员的人都应受到审判，而他们是否有罪，则要根据他们在接受讯问期间留给法官们的印象而定。所有赤色组织的民兵人员，一般来说都应加以审判并枪决”。博奥克斯规定了不同种类的判决在最终通过的所有判决中所应占的百分比，他甚至还炮制了一个“先验”的证据规则，表示只要有一名目击证人，起诉方就足以做出有罪判决。巴雷拉确认收到了上述函件，但后续并未有任何动作。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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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的事态发展与加的斯、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等地显著不同。当地军事指挥官米格尔·坎平斯于7月11日才抵达格拉纳达，他并未参与密谋行动。忠于共和国的他拒绝遵循凯波有关实施戒严的命令。不过，坎平斯也给他的朋友佛朗哥将军拍发了一封电报并表示他将服从后者的命令——坎平斯在萨拉戈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曾经是佛朗哥的副手。坎平斯被叛乱军官逮捕并遭到指控，理由是他的犹豫不决导致政变在哈恩、马拉加和阿尔梅里亚遭遇失败。凯波在电台广播中宣称，如果他不是懦夫的话，早就应该选择自杀。 130 坎平斯于8月14日在塞维利亚以“叛乱罪”受审，并于两日后遭到枪决。佛朗哥曾数次写信请求对坎平斯网开一面，但是凯波把所有来信都撕成碎片。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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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抵抗运动的主要中心，也就是阿尔拜辛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在经历炮轰和空袭之后被迫投降。巴雷拉于8月18日抵达了格拉纳达以西的洛哈，并且打通了与塞维利亚的联系通道。然而此时的格拉纳达仍处于效忠共和国的部队的威胁之下。 132 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以及来自共和国方面的杀伤力不大的空袭，使新任省长发起的残酷镇压进一步加剧。新任省长——时年45岁的指挥官何塞·巴尔德斯·古斯曼是一名极其反动的殖民军军官，他同时也是长枪党的早期成员之一。摩洛哥战争的旧伤对他的长期折磨以及伴随他终生的肠胃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品性的败坏。他曾于1931年被派往格拉纳达担任当地军事指挥官。在同年3月9日至10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后，他对当地左翼心怀怨恨，当时因为长枪党武装分子向一群劳工及其家属开枪，该城各工会组织在激愤下联合发动了一场总罢工。现在，针对先前长枪党与人民行动党办公室遭遇纵火的继发暴力事件，右翼分子展开了全面的报复。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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