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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内西莫·雷东多的追随者以及由佛朗哥之友，臭名昭著的国民卫队指挥官利萨尔多·多瓦尔领导的一支部队抵达后，事态急剧恶化。7月23日，一群长枪党分子在前线聆听奥内西莫的长篇演讲之后，士气高涨地开赴萨拉曼卡。市政厅升起了长枪党的旗帜，后者要来了所有被关押的左派人士的名字。不久后，所谓的“提人”（saca）⑦行动开始，人们被从监狱里拖走，并在附近的乡间遭到枪决。事实上，在1936年春，当地右翼势力已经准备好了左翼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的黑名单，并伺机要消灭他们。当地市长卡斯托·普列托·卡拉斯科医生和安德烈斯·曼索两人都为温和派。普列托·卡拉斯科是医学院一位放射学教授，他非常友好，有些不谙世故，他更倾向于道德重建运动，而不是武装斗争。1931年，他在被任命为过渡时期的省长之后，曾邀请其支持君主主义的前任共进晚餐。尽管如此，他仍然遭到萨拉曼卡天主教右翼分子的憎恶。在1933年，作为市长的他下达了对圣三一天主教医院的征收令，理由是后者无法为病患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但是，普列托·卡拉斯科自始至终都恪守公正平等的原则。 53 安德烈斯·曼索是一位督学和师范学院教授，他拥有法律学位，是一个以诚实和正直而闻名的人。那并没有什么用。他曾是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萨拉曼卡发行的报纸《土地与劳工报》的主编。在反叛者的眼中，他像市长一样也是颠覆分子，所以必须将其杀掉。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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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之所以仍留在萨拉曼卡，是因为他们坚信，只要他们没有犯罪，那么就没什么可怕的。然而事实却是，他们两人于1936年7月19日被捕，并被关押在省立监狱中。在他们刚来时，里面只关了65人，但是一周以后，在押人员数量就超过了400名。 55 7月29日，普列托·卡拉斯科和安德烈斯·曼索被从监狱中带走，提人的是当地长枪党领袖弗朗西斯科·布拉沃，随他一同前往的是来自巴利亚多利德的那些想为奥内西莫·雷东多之死寻求报复的右翼分子。这两个人的尸体在劳尔瓦达的一条排水沟里被发现，该地距离萨拉曼卡23英里（约37千米），在通往巴利亚多利德的公路沿线。传言大多是，他们是在一个模拟斗牛表演的仪式化场景中遭到杀害的。 56 新教牧师阿蒂拉诺·科科于12月9日遭到枪杀，因为新教徒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人民阵线的支持者，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其他那些遭到拘押、拷打和枪决的牧师身上。9月10日，在加的斯的圣费尔南多，另一位新教牧师米格尔·布兰科·费雷尔因为拒绝接受天主教的洗礼而被枪杀。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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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对自己最初曾支持军事反叛感到非常愤怒。1936年12月1日，他在写信给他的朋友金廷·德·托雷时提到了萨拉曼卡的生活：“这是一个愚蠢的恐怖政权。在这里，人们会在没有受到审判，甚至没有得到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遭到枪杀。据说有些人因为其共济会会员的身份而遇害，除了那些以此作为杀人理由的人正在行禽兽之事，我不知道这到底还能意味着什么。没有什么比军营与圣器保藏室中发生的两种精神错乱（dementality）之间的结合更糟的事了。在西班牙的精神堕落之外，怨恨、嫉妒以及对智者的仇视也接连出现。”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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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星期后，乌纳穆诺在给托雷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我是多么幼稚，多么不可靠啊……你说萨拉曼卡因为‘元首’在这里而更宁静。可是，宁静？绝对没有。这里没有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和捕捉战俘的场面，取而代之的却是最为凶暴的迫害和无端的谋杀。关于‘元首’——我想你指的是可怜的佛朗哥将军——他对于这一镇压行动，这种发生在后方的恐怖行径，丝毫没有控制力。他眼睁睁看着它发生。后方的镇压行动是在那个变态、恶毒和不可理喻的怪物，莫拉将军的一手掌控之下。”他继续以厌恶的语气写道：“显然，那些如恶犬甚或有些如鬣狗一般的暴民，根本就对共济会或者其他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他们关押人民，施加‘罚款’——而这只是盗窃的代名词，他们甚至没收财产，并说他们是在执行判决结果。他们也会不经审判就进行枪决。” 59 他特别指出图斯克茨神父是为暴力行径进行过最多辩护的人士之一。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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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各地，左翼人士遭到其左邻右舍的检举，并遭到长枪党分子的追捕。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长枪党团体由好战的地主，退役陆军军官迭戈·马丁·贝洛斯领导，他的住宅中有一个大型军火库。 61 马丁·贝洛斯不知疲倦地为反叛事业出力。他是最为军方所信赖的平民人士之一。事实上，当他走在街上或出现在大饭店里时，就连军官也向他敬礼。在战争的头几天，他似乎短暂加入过由利萨尔多·多瓦尔少校领导的进入阿维拉的武装纵队。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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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贝洛斯在阿维拉的活动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快他又回到了萨拉曼卡。他于1936年7月28日被他的朋友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任命为萨拉曼卡省议会的议长。他宣称“他不准备担任此职，因为他要执行军事任务”，并于4天后辞职，此后则致力于领导一支由地主阶级政党“农业联盟”成员、人民行动党和长枪党当地成员组成的武装纵队。他们在萨拉曼卡东部的拉穆尼亚地区横行肆虐，为叛军招兵买马并清洗共和派分子。毫无疑问，马丁·贝洛斯在前者上取得的成功与他在后者上的冷酷无情是彼此关联的。他率领多个长枪党群体在拉穆尼亚发动了一场激烈的镇压运动，许多刚刚加入长枪党不久的成员也参与其中，这场镇压之规模则使人想起在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大庄园经济区所发生的事情。在像埃尔佩德罗索、劳尔瓦达、坎塔尔皮诺和比略里亚这样的村庄，尽管在军事政变前没有发生明显的暴力事件，但还是有男人被枪杀，妇女遭到强奸。那些遇害者的妻子和姊妹，在剃光头发后被押着在村里游街示众。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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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贝洛斯可以毫无障碍地在对众人的冷酷手段和对朋友的仁慈善举之间转换，这是其善变个性的典型体现。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尔佩德罗索村卫生站的医生，共和派分子何塞·德尔加多·罗梅罗，他被马丁·贝洛斯救出，从而免于被长枪党分子枪决。其他获救者包括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菲利韦托·比利亚洛沃斯和社会党人曼努埃尔·弗鲁托斯。 64 据说他还让一些熟人乔装打扮成妇女，并帮助他们越过西葡边境或抵达共和国控制区。还有人被他藏在自己的庄园里。他甚至与他的终生宿敌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达成了和解，据称，他曾为哲学家的3次到访支付费用，并在对方来访期间对哲学家针对该省发生的诸多暴行的谴责表示赞同。也有人声称，他阻止了当地长枪党分子的一个恶毒计划，即将何塞·安德烈斯·曼索的遗骸埋在萨拉曼卡公墓的入口处，以便所有进入公墓的人都能践踏他的葬身之地。 65 然而，安德烈斯·曼索的遗孀说，贝洛斯“与他手下的长枪党暴徒一道，将萨拉曼卡乡村的穷苦人家夷为平地”。他的纵队参加了在坎塔尔皮诺和埃尔佩德罗索的残暴镇压。8月24日，在坎塔尔皮诺有22名男子和1名妇女遭到杀害，许多妇女被强奸，并有近百名女性在被剃光头发后游街示众。 66 马丁·贝洛斯于1938年3月12日在萨拉曼卡因病去世。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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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枪党人安赫尔·阿尔卡萨·德·贝拉斯科震惊于那些将农产品带到萨拉曼卡市场来的农民的可怕沉默。“你可以看到他们既没有面包也没有正义。在那些头戴扁贝雷帽的村民中间，几乎所有人都在服丧，然而他们穿着的黑色丧服所哀悼的亲人，没有一个是死于前线的。”他们把他们的农产品用驴子驮着，或者直接扛在肩上，来到了一个肮脏的后街市场。在这里，他们可以避开在广场咖啡馆的露台上与陆军军官坐在一起的地主们幸灾乐祸的目光：“他们将商品放置在一个类似中世纪露天集市的狭小区域内，然后在恐怖的沉默中，沉默地工作。工作中的人们提心吊胆，恐惧攫取了他们的整个心灵，他们唯恐对耀武扬威的胜利者造成哪怕一点点的冒犯，因为被冒犯者可能以此指控他们反对军政府（人人皆知，一旦遭到指控，就必须得去坐牢，而且有时牢期相当之长）。”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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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各地的叛军控制区，还是有些杀人凶手会感到内疚，但他们的这种内疚会在高级神职人员的辩护中得到缓解。8月中旬，萨拉曼卡主教座堂的高级教士阿尼塞托·德·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在国家广播电台上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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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当一个人心中确知，杀戮与死亡均是依主之所愿行事时，他用手枪和步枪射击时双手就不会颤抖，他在面对死亡时就会神色自若。它是神的意旨吗？是神的意旨，让我在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吗？是神的意旨，让我在需要的时候，杀戮他人吗？这是神圣的战争，还是可悲的军事政变？那些在今天以反叛者身份行动的勇士，他们拥有最深刻的宗教精神，是对上帝和祖国抱有坚定信念的士兵，是每天都领取圣餐的青年人。我们的战斗口号，就是十字军的口号：它是神的意旨。天主教西班牙万岁！崛起吧，伊莎贝拉一世的西班牙！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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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拉主教在向教区司铎发出的训令中，暗示要协助掩盖未经审判即处决囚犯的做法：“如果在乡间意外发现一具看似是革命同情者的尸体，但并无官方记录确认其被合法当局正式处以死刑，那么，在处理此类频繁发生的可悲案件时，应简单地记录‘在乡间发现的尸体……由教会予以埋葬’。但是，教区司铎必须确保避免留下任何有可能暴露肇事者身份或者有关这起不幸死亡事件之原因的痕迹。” 70 神父发出的“品行良好证明”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如果神父拒绝证明某人是一个积极履行信仰之义务的天主教徒，那么就相当于是在告发此人。那些签署证明以拯救某位教区居民免于死亡或监禁之命运的神父遭到了其上级的严厉责罚。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大主教指出，这种基督徒的仁慈之举会带来耻辱。他命令其主教辖区中的神职人员不要为属于“反基督的马克思主义社团”的任何人签发证明。而在考虑是否为所有其他人签发证明时，也不应该有“基于人道主义动机而产生的胆怯或犹豫”。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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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曼卡主教恩里克·普拉·丹尼尔蒙席在一份著名的牧函中宣称，军事反叛是一场宗教战争。这封牧函于9月28日发出，基于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魔鬼之城”的概念取名“双城”。在其中，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该隐的子孙，他们残杀手足，因嫉恨而杀人，他们挥动手中的屠刀，只因那些殉难者在培育良知与美德。”1942年初，恩里克·普拉·丹尼尔成为托莱多的大主教。在萨拉曼卡主教座堂的告别布道中，他对于这座他即将离开的城市从未遭到出自“赤色分子”之手的任何暴力而表示感谢。而相应地，正如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仅仅因为是共和派分子或社会党员而丢掉性命。当地报纸《前进报》（El Adelanto）的斗牛表演评论员，深受欢迎的何塞·桑切斯·戈麦斯也遭到处决，因为他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朋友。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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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方一样，萨拉曼卡的首批受害者也是那些反对军事政变的当地知名左翼政治家或工会领袖。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也是右翼分子中意的目标。镇压波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很快那些通过散发传单或充当会议服务员等方式帮助人民阵线的普通人也成为迫害对象。在某些情况下，支持中间派团体的人也被送上审判席，并被控以导致右派选票流失的罪名。就像在许多地方一样，遇害者被那些觊觎其财产或妻女的人告发。对于那些拥有产业的人士来说尤其是如此。在此类审判常态化以后，有钱的受害者经常遭到那些所谓“辩护人”的勒索。事实上，“辩护人”往往只是法庭的传声筒而已。尽管如此，马西亚诺·迭斯·索利斯中尉的勒索之举仍然一度得逞。被告得知自己将会面临严厉的判决，但是如果付出一定代价，迭斯·索利斯就能帮助自己减轻处罚。迭斯·索利斯的行径最终被叫停，不是因为敲诈勒索，而是因为他被发现是一个同性恋者，并且曾经试图胁迫他的一些受害者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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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7日，新近上任的省长马塞利诺·加维兰·阿尔穆萨拉中校与倒戈的共和派律师华金·德尔·莫拉尔在莫拉将军位于布尔戈斯的司令部中进行了一次交谈，谈话透露了叛军当局的普遍心态。德尔·莫拉尔声称：“在西班牙，懦夫却穿着最为光鲜的衣服。在西班牙，恐惧被装扮成正在消解的冲突、对于不同群体之间差异的容忍，并为追求共识的老套话术所遮掩。无人敢于面对祖国的根本问题。”加维兰表示同意：“我们必须摆脱有关人权、人道主义和博爱的瞎话，以及其他共济会式的陈词滥调。”接下来又是一场热烈的交谈，他们提到了在马德里消灭“电车工人、警察、报务员和看门人”的需要。当时有一个在场者建议，在公寓楼门口的布告上写着的“进入前与看门人打招呼”应改为“进入前将看门人干掉”。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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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试图通过展示对左派的极端仇恨来掩盖自己短暂的共和派历史的人中，华金·德尔·莫拉尔可能是一个典型代表。作为一个曾经加入过共济会的律师，德尔·莫拉尔在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独裁统治结束后加入了某共和派政党。他撰写文章激烈反对君主制，但从未得到任何政治职务。他对此深怀怨恨，并将他的失败归咎于他自认为的选举舞弊行为，于是他转而反对共和国，并对那些比自己更成功的人展开了恶毒攻击。普列托是“财阀”，阿萨尼亚是“穴居者”，而弗兰塞斯克·马西亚则是“偏执的老家伙”。那些在政府中身兼数职的人是“目不识丁的寄生虫”。德尔·莫拉尔曾因涉嫌参与1932年圣胡尔霍政变的密谋活动而在毕尔巴鄂遭到逮捕。他被4位军事密谋者聘为辩护律师。然后，他写了一本鼓吹圣胡尔霍政变的书，他在书中将对政变头目的审判与监禁当成对他们的残酷迫害而加以谴责，并因阿萨尼亚在实施军队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而将其描绘成一个无知的懦夫。由此，德尔·莫拉尔与1936年的密谋者们建立了如胶似漆的关系。当他在马德里的公寓于同年8月遭到以“共和国山猫”（Los Linces de la República）而闻名的民兵组织的搜查时，相关的文件证据被发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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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德尔·莫拉尔正在布尔戈斯，他很容易就使自己成为莫拉将军的随从人员。由于他对共和派与社会主义运动之内幕有详细了解，他承担了选取逮捕目标的任务，同时也负责编制针对布尔戈斯监狱在押人员的死刑黑名单。他因为对处刑的变态享受而臭名昭著。每天早上，他都会带上一群朋友前往行刑现场，观看临刑者在被枪决之前乞求宽恕的情景。卡瓦内利亚斯将军针对这种令人作呕的“黎明郊游”向佛朗哥提出抗议，而后者通常只是将此事知会德尔·莫拉尔而已。后来德尔·莫拉尔给卡瓦内利亚斯写信，努力想要得到后者的支持。将军告诉自己的儿子说：“我的答复是，我很后悔与他相识，他所行的都是毁坏之事，我已经知晓他对于观看行刑的热情，以及他通过制造惨剧而获得的快感，并对此深感厌恶，我把他当成一个恶棍。”与卡瓦内利亚斯拥有相同看法的，还包括莫拉将军的私人秘书和长枪党人马克西米亚诺·加西亚·贝内罗，后者曾在写作中提及德尔·莫拉尔的“非人之邪恶”。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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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尔·莫拉尔为一些人所不齿，但是他的杀戮激情却让他得到了回报，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又得到了晋升。在佛朗哥于1936年10月1日被宣布为反叛方首脑之后，在起初被称为“技术执政团”（Junta Técnica）的政府架构下成立了7个委员会，这也就是佛朗哥政府各部的雏形。其中第2个成立的是司法委员会。在接下来的3周里，包括高级军事法院和监狱监察局在内的各个下属部门纷纷成立。华金·德尔·莫拉尔被任命为监狱督察官。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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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高层与高级神职人员的复仇行动给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大部分地区造成了沉重打击。该地区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更加便于叛军的快速歼灭行动。在极端保守的索里亚省，尽管其首府仅有10,098名居民，但是仍有300多名当地人与被从瓜达拉哈拉带过来的其他人一起遭到处决。索里亚在共和国时代并无暴力事件发生，对军事政变也未进行任何抵抗。7月22日，卡洛斯派义勇军的抵达触发了杀戮行动启动的按键。那些遇害者的妻子被迫签署文件，声明她们的丈夫只是“失踪”了。 78 在邻近的塞哥维亚，尽管也没有发生任何抵抗，但在内战期间还是有217次非法处决，另有175次则是执行军事法庭的死刑判决。另有195人死于狱中。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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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哥维亚的全部当地驻军长期以来一直都在筹划政变。然而，属于中间派共和政党“共和派同盟”的当地省长阿道弗·查孔·德·拉·马塔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告诉各左翼政党代表说他对当地驻军充满信心，并且拒绝向工人发放武器。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点，查孔·德·拉·马塔被驻军军官和国民卫队逮捕。半小时之后，反叛方颁布了戒严令。当地邮政总局、电话和电报局、市政厅和“人民之家”均被部队占领。对于左派来说，他们失去了领导，没有武装，而且人数也不占优势，所以除了进行零星的和平罢工行动，无法做出任何其他抵抗。 80 查孔·德·拉·马塔于10月13日在巴利亚多利德被指控参与“军事叛乱”而受审，他被判处死刑并于12月5日遭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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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省广大地区，罢工在铁路干线沿线的各城镇中展开。尽管当地工人除几支猎枪外别无其他武器，但他们还是利用国民卫队集结于省会期间所造成的地方力量真空，在各村镇中建立了人民阵线委员会。然而，当国民卫队在长枪党与人民行动青年团的随伴下返回时，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重新接管了权力。左派分子被解除武装并遭逮捕。还有包括市议员与学校教师在内的其他很多人，其中有些人既非左翼也不属于政治活跃分子，也被毫不犹豫地枪杀。对新当局未表现出足够热情的人被强灌蓖麻油。在该省南部的埃尔–埃斯皮纳尔，国民卫队与装备低劣的劳工之间爆发了力量对比悬殊的冲突。在卷入冲突的84名劳工中间，有32人随后遭到审判并被枪决。按照佛朗哥当局的说法，该省很快就基本恢复了平静。然而，针对自由主义分子和左派人士的逮捕仍在进行，而后者却一度坚持认为，他们什么都没干，所以不会有什么祸事发生。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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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案例中，恐怖行径——劫掠、酷刑、性侵犯和谋杀——都是在新任省长（一位国民卫队少校）的松散监管下由长枪党分子实施。军事当局会将其在制度上进行合理化，对此种行径故意视而不见，给予许可甚至直接下达命令，杀害那些已知的共和国支持者，或者仅仅是被怀疑支持共和国的人。就像在西班牙的所有叛军控制区一样，在塞哥维亚，军方也会从民间招募所谓的治安维持人员，派他们去做后来某位长枪党领导人所谓的“脏活”。哪怕是在一个城镇或村庄完成“清洗”之后，针对那些早先被告发入狱的人，甚至曾经“庆祝”某些周年纪念日或者其他事件的居民的杀戮行动仍在继续。 82 在塞哥维亚，反叛方已公开承认，“长枪党各机动分队，在为其提供行动路线的省长的直接命令下，正前往全省各地解除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武装”，防止公共秩序遭到破坏。当该省南部的圣拉斐尔被占领时，包括两名17岁女孩在内的俘虏遭到枪杀。在塞哥维亚城，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劳工，以及被认为拥有自由主义或进步观点的某些（自由主义分子经常从事的）特定职业的从业者。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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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城镇的“人民之家”均遭洗劫并常常被强制征用，但第一步是四处搜查左派政党或工会成员的花名册。如果谁的名字在花名册上出现，那么他就可能招致谋杀。同样地，长枪党团体所执行的处决，往往只是基于被害者的共和派分子、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军事政变反对者的身份。指控的有效性没有得到任何司法程序的确认。人们在村庄里被捕之后，被告知可以在司法当局面前进行陈述，但是有些人在押赴省会的途中就被杀掉了。其他人首先被带到当地的长枪党总部经受酷刑折磨，被强灌蓖麻油并遭到各种殴打。“逃跑法则”得到频繁的应用，它在当地被称为“猎狗或野兔比赛”。据传言，在押者被以转移监狱为名用卡车运走，然后在途中被放下卡车，并被告知他们可以自由离开。当他们逃离现场时，就会从背后遭到枪杀。有些杀戮事件的执行者甚至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在灭门案件中，为了增加父母的痛苦，凶手通常会首先射杀孩子。尸体一般会被留在原地，这也是一种恐怖手段。接下来，被枪杀者的家里会收到信件，信中会贼喊捉贼，要求其家人提供被害者的下落，或者会要求他们参军。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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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叛军武装纵队抵达时，地主们抓住机会对共和国的改革施加报复。被认为属于颠覆分子的劳工遭到揭发。在数个村镇，一些几乎不具备任何政治层面的重要性的个人也遭到枪杀，例如在纳瓦斯–德奥罗，长枪党分子实际上就是随机选取了5个人进行处决。在那里，有个当地豪强人物出了一大笔钱雇凶将当地左翼市长的脑袋砍了下来。豪强的儿子们身着最近得到的长枪党制服，在镇压行动中表现突出。塞哥维亚的长枪党党员数量，从7月18日起，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区区30人迅速增长至数百人。被认为以自由主义思想毒害劳工心智的乡村中小学的进步教师，在塞哥维亚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目标。在一些地方，当地居民阻止了对学校老师或其他一些深受爱戴的共和派人士的谋杀企图。在人民阵线委员会得以维持权力达数日之久的少数几个城镇中，还发生了特别残酷的镇压，然而那里并未发生过针对右翼的暴力，甚至都没有右翼分子遭到逮捕。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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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伦西亚这一同样保守且遇到很少抵抗的省份，在今天，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该省被处决者人数共计约1,500人，达总人口的0.72%。遇害者中有省长、市长、矿工以及在省会领导反抗政变之行动但未能取得成功的其他左翼人士。他们被控以军事叛乱罪。帕伦西亚北部城镇的矿工死伤最为惨重，但在更南面一些的城镇，如卡里翁–德洛斯孔德斯、阿斯图迪略和奥索尔诺，镇压同样也很酷烈。在全省各地，遭遇处决的人员数量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在1.1%到3.3%之间。莫拉的戒严令被用来证明镇压的正当性。那些未能在两小时之内上交任何一件手中武器的人遭到枪杀。而那些上交武器的人也遭到扣押并被处决。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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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邻近的莱昂省，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政变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但是镇压的力度却相当之大，特别是在北部的矿区和其他3个主要城镇：位于奥伦塞省边界附近的蓬费拉达，以及通往萨莫拉省边界的拉巴涅萨和阿斯图加。 87 尽管莱昂主教何塞·阿尔瓦雷斯·米兰达蒙席起初对政变表现出强烈的热情，然而杀戮行动的规模把他吓坏了，于是，他开始与当地军方进行交涉，试图使包括莱昂学院的文学教授曼努埃尔·圣玛丽亚·安德烈斯在内的部分被捕人士获得宽恕。圣玛丽亚于7月底被关进了臭名昭著的圣马科斯监狱，他被捕只是因为他是阿萨尼亚的左翼共和党中的知名党员。9月4日，他与省长和其他29名共和派人士一起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和家人前往布尔戈斯给他说情，成功地将判决减为有期徒刑。有关这一让步的消息先于他们抵达莱昂市，而当他们返回时，迎接他们的是一排子弹。为了回应军事当局的抗议，这一减刑决定被撤销。全部31人于1936年11月21日被枪决。主教大人因为胆敢质疑军事法庭的权威而被课以高达1万比塞塔的罚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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