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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远离前线共和国阵线后方的镇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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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叛乱导致众多政府机构垮台以后，在未被叛军征服的各座城市，曾经为击败叛军做出贡献的工人武装成了街头权力的执掌者。各个劳工联盟和政党组织了自己的委员会，委员会又进一步创建了被称为契卡（checa，这实际上是对苏联早期安全机构cheka之名称的不当使用）的自治执法力量和拘留中心。在因大部分法律与秩序的传统结构消失而产生的混乱中，也有一些纯粹是行犯罪之举的人在浑水摸鱼。这些混乱反映出多年的社会不公所形成的难以化解的怨恨，但同时也有一些混乱，是那些一有机会摆脱社会约束便释放出自己最糟糕的本能的人造成的。这一问题因监狱大门被打开，数以千计的普通刑事犯被释放出狱而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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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几个月里，司法行使权被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所篡夺，一度不再是一项国家机能。此外，还出现了一波有着各种不同动机的杀戮行动。工人委员会针对政变支持者的“审判”，非工会组织的劳工针对先前极其严苛的劳动关系的报复，以及普通的犯罪活动，所有这一切构成的动荡进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看来，俨然是一场暴力狂欢。而这些杀戮行动的目标包括：参加叛乱的军官和神职人员、旧政权下的显要人物、地主和商人，以及那些曾经在1934年10月事件之后参与镇压的人。在针对政变责任者的“公审”的保护伞之下，无政治动机的抢劫、绑架、勒索、强奸和谋杀等犯罪也时有发生。尽管这些混乱逐渐得到控制，敌军的空袭，以及难民口中有关叛军所犯暴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传闻，又导致其他报复行动的出现。后来，也出现了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旨在打击“内部敌人”的合法暴力行动。而所谓“内部敌人”，就是指从事破坏与间谍活动的军事叛乱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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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当局从未被一个包揽一切事务的革命新政权所取代。然而，在内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地方自治机构）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表面上维系社会制度的连续性而已。他们的命令常常遭到无视。而当务之急是说服左翼政党与工会中的温和派协助政府结束失控的暴力局面——在无政府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任务。与此同时，还有必要建立一个法律框架，用以约束各工会委员会和“契卡”组织所自发进行的，且常常互相抵触的行动。最终，很多左翼人士将会认识到，进行一场现代战争需要中央政府的存在——虽然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这种观点。内部暴力将永无终结，除非共和国政权得以重建，然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与此同时，共和国当局对于有损其从英法两国获得外交与物资支援的不利局面也颇感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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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会的攻击构成了暴力活动中最具破坏性的一部分，这一点为海外的反叛支持者所充分利用。反教权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盟”与反斯大林主义的马统工党之明确主张。马统工党领导人安德鲁·宁于8月初在巴塞罗那的一次会议讲话中说，工人阶级已经通过不留一座教堂的方式彻底解决了宗教问题。 1 无政府主义者则没有那么自信，他们仍将教会视为一个强大的敌人。神职人员所受的指控，最好的是涉嫌游说堂区女教友给右翼投票，而最糟的指控则是利用告解之机对她们进行诱奸。人们已然意识到教士的这种性权力，并对其深怀恨意，其憎恶之情可见于如下陈述：“教会必须永远消失。教堂将不再是用来拉皮条的藏污纳垢之地。” 2 有产阶级对天主教信仰的大肆宣扬是反教权主义的又一触发器。从资本家对待工人或者地主对待佃户和短工的态度中，很难发现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不可避免地，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产生了一致的怀疑，即天主教会之所以能够吸引富人，是因为它在向那些为获取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斗争的人宣讲忍耐和顺从。因此，刺杀神职人员与焚烧教堂被无政府主义者当成是建设新世界所必需的预先净化之过程，从而被披上了理想主义的外衣，消灭宗教在他们看来好像就是这般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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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24日，加拿大记者皮埃尔·范·帕森在设于巴塞罗那的全国劳工联盟下属的五金工人工会总部，采访了无政府主义领袖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当范·帕森评论说，“即使你们取得胜利，你们也将栖身于废墟之上”时，杜鲁蒂的回答是，“我们的栖身之所一直都是千疮百孔的贫民窟……我们丝毫也不害怕废墟。我们将要接管整个地球。资产阶级在离开历史舞台之前可能会破坏和摧毁他们自己的世界。然而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新世界”。 3 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其中一步是要释放那些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之牺牲品的普通刑事犯。这些人进入了公共秩序已经荡然无存的城市，他们和其他人一起，假革命正义之名从事犯罪活动。新闻记者何塞普·马里亚·普拉内斯遇害的案例突出显示了无政府主义与犯罪活动之间的暧昧关联。在由他撰写的一系列以“巴塞罗那的匪帮”为题的文章中，他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激进派别“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与有组织犯罪联系起来，对此恼羞成怒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于8月24日将他杀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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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地方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拒绝发放武器，而工人群体对此的回应是直接夺取武器库。超过5万支枪落到无政府主义民兵手中。在7月19日的战斗中，叛乱部队被一支古怪的联军击败，构成该联军的势力主要是无政府主义劳工和决意对共和国保持忠诚的国民卫队。当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搭乘水上飞机从巴利阿里群岛抵达那里以图领导叛乱部队时，加泰罗尼亚的政变早已宣告失败。他遭到逮捕，并被迫在广播中呼吁其追随者放下武器。这种联合瓦解叛乱的方式让共和国各政府机构与已经掌握权力的全劳联–伊无联陷入了一种难以理清的复杂关系当中。直接后果就是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在作为港口城市的巴塞罗那，存在着一个由码头工人和外国侨民组成的流氓无产者阶级。这些人无依无靠，以打零工为生，因而危机感严重。毫无疑问，有许多人打着革命理想的旗号肆无忌惮地从事盗窃、破坏等一般的犯罪活动，但其规模并未达到同情反叛方的外国记者与外交官口中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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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巴塞罗那的葡萄牙领事在报告中声称，“那些为所欲为的匪帮，无视各自的政治老板的命令，四处掠夺并犯下种种野蛮暴行”。他还提到“那些真正的食人族在男女圣职人员身上犯下的难以描述的极端暴行”，声称修女遭到强奸和肢解，在整个地区没有一座教堂或修道院屹立如初。 5 尽管该报告中的那些世界末日般的措辞不可尽信，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巴塞罗那的商店，尤其是珠宝店和咖啡馆被洗劫一空，商人遭到勒索，富有者的住宅被肆意破坏，教堂也遭毁坏与亵渎。宗教人士和军方人员是怒气冲冲的左翼的首要目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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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政变爆发之初，在加泰罗尼亚发生的事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云集此地。在他们最开始发出的报道中，有一些只是毫无根据的惊悚故事。路透社的一则快讯声称，尸体堆积在地铁站台上，而且“由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民兵力量已取得胜利，他们实际上已烧毁并洗劫了巴塞罗那的每座教堂和修道院”。报道继续写道：“之后，陶醉于胜利当中的暴民，穿着教士的长袍在城市街道上游行。” 7 在接下来的几天，故事变得更为血腥暴力。有人用这样一则子标题来描述这一恐怖统治：“神父于祈祷中死去。暴民失控，阶级仇恨支配一切”。正文中称：“正在进行祷告的神父被从修道院里拖走，行刑队从背后将他们枪决。有些死者的头颅和手臂被砍掉，这是一种终极的报复行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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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对西班牙的情况较为熟悉的新闻记者，下笔时更为冷静克制。在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两家报社任职的资深新闻记者劳伦斯·芬斯沃思接受了当时的一个流行观点：即反教权主义的怒火之所以被激发，是因为军方叛乱分子及其平民支持者被允许在教堂钟楼上架设机枪向工人射击。地方政府的保安总长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阿尔西纳对此予以否认，但巴塞罗那街头的许多受访者认为的确存在此事。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的关键人物之一霍安·庞斯·加兰迪当然是声称，偶尔是有狙击手从教堂塔楼向外开枪的事情发生。7月23日和24日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报纸《人类报》（La Humanitat）声称，有机枪从教堂向外射击。然而，埃斯科费特的说法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没有任何神父或修士因为被指控从教堂设施内部向外开枪而遭到审判。相反，据称无政府主义者会进入教堂朝天开枪，然后贼喊捉贼，说有人瞄准他们射击，从而以此为借口寻机逮捕神职人员并捣毁教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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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针对教堂的纵火袭击案件发生——虽然纵火者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报复狙击手开枪的行为。但是，就像芬斯沃思同时指出的那样，加泰罗尼亚政府也尽一切努力挽救了当地主教座堂以及其他部分宗教建筑。嘉布遣会修士教堂位于城市主要干道“格拉西亚大道”上，该教堂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方济各会的托钵修士以其与穷人的密切关系而著称。在描述这些恐怖行动时，芬斯沃思强调，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无须对此负责，而且它在不断努力拯救财产和生命：“拥有官方职务的人员，冒着触怒极端分子以致丢掉性命的危险，将神父、修女、主教与其他某些西班牙国民送上外国船只或是协助其越过边境线，使他们能够安全活下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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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傍晚，作为最后一支反叛力量，弗朗西斯科·拉卡萨上校指挥下的第9骑兵团前往自西向东将城市分为两部分的对角线大道上的赤足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避难。叛军方面以拉卡萨手下的伤员迫切需要照料为由说服了修道院院长，后者同意将修道院作为医院使用，然而上校却把它变成一座堡垒，并在各战略要点架设了机枪。当地方政府的保安总长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派遣的使者赶到时，拉卡萨说他只会向国民卫队投降。埃斯科费特接受了这一条件，但是，由于接下来的延误，这座建筑物被大批群众包围，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手里都拿着前一天夺取的武器。情绪越来越紧张的防守者向人群开火。当国民卫队指挥官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韦尔塔上校赶到时，反叛分子才开始列队走出修道院。埃斯科瓦尔试图组织人手拘押叛乱分子，却被围攻群众中的一伙人控制住，因此，当叛乱方的军官与4位修士被杀害时，他无法进行干预。尽管埃斯科瓦尔为保护天主教修士和军人进行了非凡的努力，但他仍于1940年被佛朗哥分子处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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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科瓦尔后来写道，游荡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数千名武装人员带来了难以克服的治安困难。 12 这清楚地表现出了镇压行动在两个不同战区的差异——在共和国控制区，镇压源自底层；而在叛军控制区，镇压则源于上层。埃斯科瓦尔也提到了这样的事实：在针对富人住所和教会产业的查抄行动中，盗窃仅仅是个别现象，他对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主动上交收缴财物时所表现出的诚实与浪漫主义精神表示赞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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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力量的胜利给孔帕尼斯主席这位资产阶级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领袖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凭借相当巧妙的手段予以应对。7月20日，在叛乱失败后，他立即在政府官邸接见了包括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和里卡多·桑斯在内的全劳联–伊无联代表团。根据加西亚·奥利韦尔的说法，当时孔帕尼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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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们是这座城市和整个加泰罗尼亚的主宰者，因为你们凭借着你们的力量击败了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我希望你们不介意我提醒你们，我所属的政党、国民卫队和地方警察部队中的那些或多或少的忠实成员，从未拒绝为你们提供协助……你们已经取胜，一切都在你们手中。如果你们不需要，或者不想让我继续担任加泰罗尼亚主席，那么现在就告诉我，我将作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名普通士兵而拿起武器。反之，如果你们仍然相信我，相信我在现在的职位上，在我党众多党员的协助下，拥有一定声望的我，在这场今天已于这座城市结束，但我们却不知道将于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在西班牙其他地方结束的斗争中，仍然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你们可以信赖我，以及我作为一个男人和政治家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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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对加西亚·奥利韦尔上述说法的准确性表示怀疑。然而，很明显，孔帕尼斯以看似坦率且具有一定欺骗性的夸大手段，取得了代表团成员的信任。由于他们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而且他们实际并无任何可行之计划，于是只能同意孔帕尼斯留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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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官邸的另一个厅里中，加泰罗尼亚所有其他人民阵线党派的代表正在等待会议结果。当孔帕尼斯将全劳联–伊无联代表团引入会场时，他们都被说服参与创建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CCMA）。从表面上看，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发动社会革命和创建军事防御体系。委员会秘书长豪梅·米拉维特列斯负责拟订一套界定各部门权责的规章制度，然而他从未这样做，而这一失败导致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经历了一连串的混乱与彼此冲突，并最终导致了地方政府重新行使权力。事实上，在事变发生后的几天之内，孔帕尼斯已经命令内政部长（Conseller de Governació）何塞普·马里亚·埃斯帕尼亚·西拉斯在加泰罗尼亚的城镇和乡村重建公共秩序。8月2日，孔帕尼斯委托加泰罗尼亚议会议长霍安·卡萨诺瓦斯组织政府。不幸的是，卡萨诺瓦斯未能如孔帕尼斯所愿，集中起足够的力量或掌握住必要的实权，以早日终结这一双重权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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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在巴塞罗那被捕的那些发动军事叛乱的首要分子被国民卫队和全国劳工联盟的武装分子押往蒙特惠奇城堡。6天之后，他们被转移到废弃的远洋邮轮“乌拉圭”号上，这艘邮轮的锈迹斑斑的船体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座浮动监狱。起初，他们的待遇不错，他们获准可以坐在甲板上阅读船上图书馆里的小说。然而，由于他们的意气之举，这一宽松待遇被剥夺。他们坚持在意大利海军的船只经过时起身立正，并向对方行法西斯式敬礼。而面对那些搭乘拥挤的小船前来围观并对他们进行威胁的左翼分子，他们则用吐舌头和其他更具表现力的肢体语言做出回应。虽然后来他们被禁止登上甲板，但他们仍可正常接收来自家人与朋友那里的食物包裹。8月11日，叛乱领导人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和阿尔瓦罗·费尔南德斯·布列尔将军在船上的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有一位具有律师身份的退役军官为他们提供辩护。两人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第二天他们在蒙特惠奇城堡被行刑队枪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其他叛乱分子也遭到审判和处决。尽管如此，包括戈代德之子曼努埃尔在内的许多人仍然存活了下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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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蒂、桑斯和加西亚·奥利韦尔自发做出了参与组建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全国劳工联盟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也接受了这一决定。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行事风格方面，他们在临时组织能同时进行一场革命与一场战争的诸多国家机构这件事情上仍然缺乏准备。从根本上来说，孔帕尼斯为其保全面子提供了极便利的路径。目前看来，工人已经处于可控状态。一开始，地方政府会为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意愿赋予合法的外观，但是，由于全国劳工联盟内部缺乏政治方面的专家，委员会逐渐沦为了地方政府的小组委员会，然后彻底解散。孔帕尼斯有效保证了国家权力的连续性，并且从长远来看，通过诱导全国劳工联盟转化为肩负政治责任但又不拥有长期制度化权力的组织，孔帕尼斯最终得以驾驭革命的走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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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短时间内，全国劳工联盟被用来为建立新世界清理地基。它的喉舌《劳工团结报》为针对神职人员和资本家的暴力行为进行辩护。吞噬巴塞罗那的犯罪浪潮被予以认可并得到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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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可以像硝烟的味道那样释放出潜伏在人心中的所有本能。与此同时，动荡局面已升级到了一个阶段：那些只想去满足自私与复仇之本能的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需要对本周在巴塞罗那所实施的种种恶行（它们没有声称的那么多）负责的正是他们，而且也只是他们；全国劳工联盟和参与革命的所有其他组织，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发生。然而，我们不能加入那些假惺惺的流泪者一边，因为归根到底还是他们的责任，不只是这场法西斯主义叛乱，也包括迫使人民长期处于贫困无知状态的种种行径。所以说，无论如何，结果都很难有什么不同。从事剥削的资产阶级、愚弄民众的神棍和贪得无厌的店主所经历的事情，只能说是自食其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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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以后，也就是8月1日，全国劳工联盟的全国委员会发布宣言称，“只要西班牙还有一个法西斯分子存在，我们就不会放下手中的枪”。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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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没有受到控制，一个重要原因为，担任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下面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调查部”部长一职的，正是伊无联的极端分子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桑切斯。他设法让工作得力的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被免除了治安负责人的职务，因为后者决意要控制伊无联组织的行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创建了一个防御性质或革命性质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委员会的大部分职能都由全劳联或伊无联的成员把控。费尔南德斯将权力授予“治安巡逻队”（Patrulles de Control），在一周之内，有700个这样的组织成立。其人员构成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充当警察表现出排斥态度，他们更倾向于在战场上进行战斗。因此，巡逻队的武装人员是由致力于消除资产阶级旧秩序的极端分子和一些新近被释放的普通刑事犯组成的混合体。他们往往无法无天，搜查并经常洗劫住宅，逮捕被告发为右翼分子的人并经常将其杀害。结果，到8月初，在巴塞罗那有500多名平民遭到杀害。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授意对“乌拉圭”号监狱船发动攻击，这导致许多右翼囚犯被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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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当某些特定地方的防卫委员会想要实施一些犯罪行动时，他们会基于“互助”原则，安排来自其他市镇的巡逻队干这些“脏活”。所谓的“幽灵汽车”会从邻近城镇或地区抵达，车上携带的黑名单只能是来自熟悉内情的当地人。这就解释了为何外来者可以不受惩罚地焚烧教堂，以及逮捕或杀死当地居民。当时还存在许多规模大小不等的摩托化小分队，他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反映出伊无联成员对豪华轿车的钟爱。而带领他们的，往往是由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所委任的、之前有过犯罪记录——通常是武装抢劫罪——的男子。其中声名狼藉的人物有：前银行抢劫犯，绰号为“胖子”的华金·奥比，他现在驾驶巴达洛纳地区的“幽灵汽车”；绰号为“晨之拂晓”的何塞普·雷卡森斯·奥立瓦，其团伙在塔拉戈纳地区活动；来自莫拉–拉诺瓦的豪梅·马蒂·梅斯特雷斯，其团伙活跃于埃布罗河沿岸村庄；以及弗兰塞斯克·弗雷斯克内特·阿尔沃克尔斯，他掌控巴塞罗那省北部的比克城周边地区。弗雷斯克内特与他的同伙佩雷·阿古特·博雷利和比森斯·科马·克鲁埃利斯一同被称为“通往古尔布之路的瘫痪者”。弗雷斯克内特管理着由6辆“幽灵汽车”组成的车队，车辆维护工作由其家族开设的维修厂负责，费用则由市政当局支付。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神职人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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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类四处游荡的武装团伙中，由帕斯夸尔·弗雷斯克特·略皮斯领导的使用所谓“死人头汽车”展开行动的小分队，是其中最为可怕的一支。时年29岁的弗雷斯克特以其暴烈的性情而闻名。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因武装抢劫，以及按照伊无联的指示恐吓或谋杀拒不服从的实业家而被监禁。 21 在内战爆发之初，他加入了由安东尼奥·奥尔蒂斯领导的来自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武装纵队，后者是一位曾经当过木匠的富有魅力的伊无联成员。奥尔蒂斯的基地位于萨拉戈萨南部的卡斯佩，这座小城最初落入了叛乱方之手，占领者是以何塞·内格雷特上尉为首的40名国民卫队士兵。由于内格雷特上尉曾利用共和派妇女和儿童作为人盾，因此，在奥尔蒂斯纵队于7月25日占领此城之后，城中发生了惨烈的报复行动。在到月底之前的短短几天里，就有55名当地右翼分子被处决。弗雷斯克特小分队在行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奥尔蒂斯授予其“侦缉队”（brigada de investigación）的名号，并赋予其猎取法西斯分子的自由行动权。他们的“死人头汽车”实际上是一辆35座的黑色老式公共汽车，并且用死人头骨进行了“装饰”。队伍中成员的帽子上绣有骷髅头图案，胸前则别着金属的骷髅徽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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