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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罗尼亚与在叛军控制区，处理法外暴力遇难者尸体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巴塞罗那，受害者的亲属能够确定其亲人的命运。红十字会、市政卫生服务机构或司法人员会将街上发现的尸体带回医院进行拍照和编号。为了避免这种调查，伊无联巡逻队建立了火化场来处理受害者的尸体。有时他们会用汽油烧掉尸体，或者用石灰毁尸灭迹。有时，尸体会被藏入井中或埋在偏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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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治安巡逻队”成为巴塞罗那街道上的统治者时，像在其他地方那样，被认定为神父、修士、天主教激进分子甚至是教会成员的人，都将面临死亡或监禁的危险——因为教会在传统上被等同于右翼势力。1934年10月起义期间，在巴塞罗那，有神职人员遭遇人身攻击的个案。在更南面的比利亚努埃瓦–赫尔特鲁，当地的天主教圣母无原罪教堂遭到洗劫和破坏。在佩内德斯自由镇，只有两座教堂免于遭到纵火。在1936年春，街道上行走的神父遭到石块袭击，教区司铎的住所遭到袭击，宗教仪式受到暴力干扰。 33 在战争期间的加泰罗尼亚，伊无联针对宗教人士的迫害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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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遭到洗劫并被夷为平地。最开始，身着教士长袍的神父在街上遭到杀害。后来，神父和那些协助履行教会职能的人士——教堂司事和教区管理人员，以及当地闻名的虔诚天主教徒被逮捕，实施逮捕的主力是伊无联组织。这些人被带到“契卡”审讯，之后遭到处决。许多神父逃跑或躲藏了起来。巴塞罗那主教辖区战后的一份报告确定了，尽管很多针对神职人员和教堂的暴行是由地方极端分子组织的，但实际执行者却是外来的武装分子。在很多地方，当地信众反对袭击教堂的行为，但有时候，为了拯救神职人员，他们不得不接受甚至与暴徒们合作，对教堂实施纵火。同样，在很多情况下，当地的人民阵线委员会阻止了对神职人员的谋杀，并且协助他们脱逃。在塔拉戈纳的小城巴尔斯，大多数教堂的圣餐台均被毁，教堂建筑则被用作车库和农产品仓库。有一个特别有价值的17世纪的圣餐台由当地伊无联组织的成员保留了下来，他们是制造这一圣餐台的雕塑家的后裔。尽管如此，该城仍有12名神父遇害。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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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所提到的教区报告，在许多城镇，如格拉诺列尔斯或锡切斯，反对教会的过激行动均由当地委员会组织。在比利亚努埃瓦–赫尔特鲁的案例中，由于地方右翼分子并未参与军事政变并且他们被捕的时候对此毫不知情，所以相比其他地方，来自左翼的报复也就没有那么凶猛。尽管如此，仍有卡车载着武装人员从巴塞罗那抵达这里，他们强迫宗教人士离开教堂和修道院。宗教建筑遭到洗劫，但是并无建筑被焚毁。然而，所有公开的礼拜仪式均遭限制。当地产权登记处遭到洗劫，文档资料被焚毁。该镇处于一个属于全国劳工联盟的民兵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还有其他一些失控分子驾驶另一辆“幽灵汽车”四处游荡，实施入室抢劫和未经授权的逮捕。很多谋杀行动是由与当地左派有联系的外来分子完成的。在被比利亚努埃瓦–赫尔特鲁的巡逻队所杀害的人员中，只有4位是神职人员。相比之下，在军事叛乱爆发后的5周以内，在莱里达的遇难者中有一半以上是神职人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在莱里达省的各主教教区内，共有65.8%的神职人员死于非命。在左翼人士看来，教宗所发布的有关“法西斯主义是击败无产阶级革命和维护基督教文明之最佳武器”的声明，显然是教会与法西斯主义进行联合的有力佐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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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用烈火进行净化和清理旧西班牙历史残留遗产的观念，促使理想派无政府主义者犯下了很多暴力罪行。然而，那些被释放出狱并加入全劳联–伊无联的巡逻队及“契卡”机构的普通刑事犯，他们的活动也被用相同的理由予以辩护。因武装抢劫和谋杀而被判入狱的个人可能只是罪犯，甚至是精神错乱的疯子，但有许多自诩为人道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称颂他们为社会斗争中的英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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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那些最近被释放的囚犯的存在，在社会解禁的大前提下，曾被长期压制的高涨的反教权主义情绪也无法完全被压制。在除巴斯克地区以外的其他共和国控制区，到处都有教堂和修道院遭到洗劫和焚烧。许多宗教场所被用来充当监狱、车库或仓库，失去了其神圣的功能。亵渎行为——朝耶稣像和圣徒像开枪，破坏艺术作品，或是为了讽刺宗教仪式而身着神父的圣衣——通常具有象征意义，并且往往是戏剧性的。关于内战期间的宗教迫害，安东尼奥·蒙特罗·莫雷诺蒙席所做的研究最为可信，据他统计，共有6,832名教士和修会成员被谋杀或处决。另有很多人逃往国外。民众对教会的普遍仇恨，一是来自教会与右翼的传统关联，再则是教士阶级公然将军事叛乱正当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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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针对神职人员的谋杀行动中有近300名女性遇难，然而，有关裸体修女被迫在公共场合跳舞并遭到共和国民兵轮奸的宣传却完全是夸大其词。有一部以弗雷·胡斯托·佩雷斯·德·乌韦尔（此人是“逝者之谷”修道院的院长，并且拥有主教头衔）之名于战后出版的所谓纪实作品，其内容完全是由其捉刀人，笔名“坎迪多”的新闻记者卡洛斯·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编造的。 37 1936年，在西班牙只有略多于11.5万名神职人员，其中约有4.5万名是修女，1.5万名修士，其余则为在俗的司铎。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内战中共有296名修女丧生，占当时共和国控制区女性神职人员总数的1.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有包括2,365名修士和4,184名在俗司铎在内的男性神职人员遇害——分别超过了共和国控制区修士总人数的30%和在俗司铎总人数的1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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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确认遭猥亵者的比例也极低——虽然其数量仍然令人震惊，甚至在将受害者不愿声张的因素考虑在内之后也是如此。经过详尽的研究，蒙特罗·莫雷诺得出结论：即使在遭到威胁的情况下，修女通常也可以免受性虐待，哪怕她们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诸如“安贫小姊妹会”等致力于社会工作的宗教团体中的修女，最有可能避开各种形式的迫害。巴塞罗那主教区的档案管理员何塞·萨纳布雷·桑罗马神父汇集了所有修女的遇害细节。在她们中间，几乎所有人都在政变爆发后的头几天里遇害。萨纳布雷·桑罗马并未提及在巴塞罗那主教区的性犯罪。那样的事确有发生，例如9月22日至25日在赫罗纳省留达雷内斯村5位修女遭性虐和谋杀的惨案，然而那些也只是个例而已。修女没有遭到大规模虐待，人们最常提到的原因是，男性普遍认为年轻女性进入女修道院只有可能是遭受胁迫或欺骗的结果。相反，男性宗教人士则被挑选出来，并被施以具有象征意味的野蛮折磨，当中不乏性羞辱的手段。这反映了人们对教会的压倒性特权，以及对教会严密控制民众（尤其是妇女）日常生活的强烈憎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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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会招致巨大的风险，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关键人物仍然同反教权主义暴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在一批批的司铎和修士等待离开加泰罗尼亚期间，豪梅·米拉维特列斯将他们藏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更衣室里。内政部长何塞普·马里亚·埃斯帕尼亚、曾担任地方政府总理并于9月下旬担任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议长的霍安·卡萨诺瓦斯，以及文化部长本图拉·加索尔，都曾进行过非凡的努力。阿萨尼亚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加索尔曾经救过很多司铎。大主教也是他救下来的。” 40 在这里，他指的是塔拉戈纳大主教，拥有红衣主教头衔的弗兰塞斯克·比达尔·巴拉克尔。赫罗纳的主教被护送出城并被安排前往意大利，托尔托萨、拉塞乌–杜尔赫利与比克的主教也都分别被救出。意大利领事卡洛·博西于8月24日的报告中指出，何塞普·马里亚·埃斯帕尼亚为包括蒙特塞拉特修道院的修士在内的许多宗教社团的疏散提供了便利。他还指出，当地警察局长（一个统社党分子）在护照发放方面设置了若干障碍。不过，9月11日的报告显示，仍然有另外996名宗教人士乘坐意大利船只撤出了加泰罗尼亚。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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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地方政府驻塔拉戈纳的代表敦促红衣主教弗兰塞斯克·比达尔·巴拉克尔离开主教宫，但他拒绝了这一建议。然而，随着城市中的教堂一座接一座被烈火焚毁，他同意将主教宫和近旁的神学院改造成一所军医院。7月21日下午，一大批全副武装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巴塞罗那抵达这里。他们释放了市监狱里的所有普通犯，接着，他们洗劫并焚烧了圣克拉拉修道院，然后毗邻的由赤足加尔默罗会运营的修道院和孤儿院也遭遇同样的命运。普通市民对他们焚烧教会图书馆的行动予以阻止。红衣主教仍然拒绝逃走。最后，当他被告知，如果他继续拖延，那么把他弄出塔拉戈纳需要付出相当大的流血代价之时，他终于同意离开。7月21日，他在位于通往莱里达之道路中途的波夫莱特修道院避难。这时出现了来自巴塞罗那南部奥斯皮塔莱特的一支无政府主义者巡逻队，在枪口威逼下，主教被迫和他们一起走。然后他们驱车前往奥斯皮塔莱特，希望能在那里对主教进行审判，但他们的车辆在路上耗尽汽油停了下来。一个突击卫队分队抵达并将他释放。随后他被带到巴塞罗那，在那里，地方政府和卡洛·博西一起，安排他逃往意大利。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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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红衣主教比达尔·巴拉克尔被成功救出，但是在7月23日至12月22日期间，有86名神职人员（包括58名在俗司铎和28名修会成员）在省会城市塔拉戈纳遭到谋杀。其中有1/3在前10天被杀，在接下来8月份的3周中又有1/3遇害，其他人的遇害时间则分布于接下来的4个月中。在全省各地，有136名神职人员被害。 43 比达尔·巴拉克尔所任命的副主教萨尔瓦多·里亚尔·略韦拉斯于8月21日被一群隶属于全国劳工联盟的铁路工人所逮捕，并在他们私设的法庭上受审。该铁路工人组织的主席宣称，既然“无产阶级同意消灭所有神职人员”，里亚尔就自动被判处死刑。如果他透露教区储备资金的藏匿地点，那么他还可以活命。在他表示拒绝后，他被关到了停泊在塔拉戈纳港的监狱船 “塞格雷河”号的小型储藏室中，其饮食供应也被断绝。他始终拒绝透露资金的存放地点，在8月24日司法权从当地民兵组织那里转移到新设立的“人民法庭”（jurats populars）手中时，距离他原定的行刑时间已经不远了。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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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戈纳神职人员的遭遇是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典型代表。总体来说，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绝大部分遇害宗教人士死于从1936年7月19日到9月底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此后，哪怕只是人民法庭的存在本身所带来的最微不足道的司法保障，也意味着神职人员所面临的命运通常是监禁而非死刑。巴塞罗那的保守派主教曼努埃尔·伊鲁里塔·阿尔曼多斯博士就没有红衣主教比达尔·巴拉克尔那么幸运了。当巡逻队于7月21日搜查主教宫时，他已经躲到了虔诚的天主教珠宝商安东尼·托尔特的家里，后者也为4位修女提供了避难所。12月1日，来自巴塞罗那新城的一支巡逻队搜查了珠宝商的工厂并发现了伊鲁里塔博士。虽然伊鲁里塔声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巴斯克神父，但民兵们却认定他是一个重要人物。据信在12月4日，他与安东尼·托尔特一起被枪杀于蒙卡达。不过，有传言说他已被救出。在巴斯克神父阿尔贝托·德·奥纳因迪亚于1937年进行的一次交换俘虏的谈判中，他的名字也在交换名单当中。也有很多人宣称他曾在1939年出现在巴塞罗那。在2000年进行的DNA检测并未解决此疑问，所以关于他的命运仍无定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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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在革命正义的花言巧语背后，暴力事件在不断发生，而且暴力的对象不仅限于神职人员。暴力反映出公众对军事政变以及破坏共和国进步事业之企图所怀有的义愤。人们对军方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展开报复。这样，他们就在谋杀或侮辱那些为它辩护的教区司铎、捍卫它的国民卫队与警察、受益于它的富人和作为具体执行者的代理人时，发泄了自己对一个压迫性社会制度的刻骨仇恨。某些行动，诸如在乡村地区焚烧产权记录和土地登记册，以及在大城市占领富人住宅，确实具有革命性的一面。虽然行动中也会有谋杀、强奸、盗窃和公报私仇等不法行为，但是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对旧统治阶级的清算可以被视为一种新道德体系下的革命行动，就像在法国、墨西哥和俄国曾经发生过的情况一样。“革命正义”的打击对象是“经过证实的法西斯主义者”，这就包括任何可能被认为是政变支持者的右派分子。因此，土地所有者、银行家、工厂主、店主以及工厂中的高级职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甚至被认为与老板太过接近的工人，都有可能受到指控，并在城镇的工厂或社区委员会以及乡村的村社委员会所设立的临时法庭上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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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事反叛分子的原始愤怒，以及想要惩罚这些大肆屠杀之人的强烈愿望，很快就与某种决心合为一体，即要消灭所有眼中的敌人以巩固革命。同时，军事上的失利和被运回的死者尸体也刺激了大量复仇式处决行动的出现。 46 在各左翼政党与民兵团体之间发生的对抗——有时是基于意识形态分歧，有时纯粹是基于个人原因——引发了另外一种不同形式的暴力。一方面，孔帕尼斯的左翼共和党和统社党寻求重建司法体系，从而为被捕的政治对手提供宪法保障；而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则力求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前提下对敌人进行肉体消灭，并将其作为新的乌托邦革命秩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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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大多数地方委员会花费极大精力去没收机动车辆、收音机和打字机，征用右翼组织的总部和富人的豪宅，并在城镇内外的道路上设置巡逻队。后一种活动导致旅行（无论距离长短）变得十分漫长，因为路上的人时不时就会被要求出示证明文件。房屋搜查过程中的盗窃和破坏行为并不罕见。 47 尽管大多数地方委员会关心的是农业集体化和根除叛乱分子，但也有一些是不折不扣的犯罪组织。此类组织在赫罗纳省的典型代表有所谓的奥里奥尔斯委员会，其成员犯有特别暴力的盗匪行径；此外还有留达雷纳斯的委员会。在边境线上的波尔特沃、拉洪克拉和普奇塞达，伊无联武装分子对企图越境进入法国的人进行了有组织的敲诈勒索。很多人在交出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后仍遭杀害。这些边防巡逻队也为巴塞罗那的伊无联“治安巡逻队”所偷窃的财物提供走私出境的便利，而走私所得有时为私人占有，有时则用于购买武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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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优先考虑的事项之一，是争取从1936年7月18日之前的一些判决中获得赔偿，他们认为这些由君主主义者和共和国法院所通过的判决毫无公理可言。他们所要进行的第一步，毫无疑问是销毁司法记录。包括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民兵领袖之一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在内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认为，人民的正义不需要律师或法官的干预。因此，在8月11日，他们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企图控制巴塞罗那的“正义宫”③。他们进入大楼的借口是前来搜查武器。无政府主义激进派律师兼新闻记者安赫尔·桑布兰卡特目睹了保卫正义宫的国民卫队与无政府主义者巡逻队之间的对峙，后者的领头人宣称他们是来逮捕“那些以卷宗和起诉书作为掩护而与革命对抗的恶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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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桑布兰卡特前去向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全国劳工联盟代表通报了此事。他们解释说第一支巡逻队就是他们派出的， 因为“无论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毒蛇的巢穴必须被清洗”。接下来，他们建议由他接管正义宫，并指示他带着大量增援人手重返现场，清除仍在那里的“流氓”。于是他遵命行事，将专业法律人士赶出大楼。当时报纸上的官方声明称，桑布兰卡特被派去，是为了防止失控分子摧毁那里存档的原始资料。由于这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图相去甚远，所以合理的假设是，它只是用来确保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批准此行动的障眼法。 49 有几位法官被杀害。这一系列进程于1936年8月17日被合法化，当时，地方政府遣散了所有司法人员并建立了一个名为“司法办公室”（Oficina Jurídica）的革命机构，并且先由桑布兰卡特短暂管理了一段时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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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布兰卡特于8月28日辞职，无政府主义律师爱德华多·巴里奥韦罗接替了他的职位。巴里奥韦罗宣称，所有犯罪从根本上说都是社会造成的，并且吹嘘说他销毁了数百吨1936年7月19日以前的司法记录。大量文件被堆放在圣霍安大道的人行道上进行焚烧。巴里奥韦罗声明放弃领取薪水，但是后来却被指控利用自己的职位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他雇用了伊无联囚犯援助委员会中的两名成员，何塞·巴特列·萨尔瓦特和安东尼奥·德韦萨·巴约纳，来担任他的助手。两人均有入狱的经历，曾因武装抢劫罪而分别被判12年和14年有期徒刑。大量由司法办公室暂为保管的涉案钱款直接不知去向。“反法西斯可靠人士证明”开始出售。有60名无政府主义民兵从司法办公室领取工资。他们胁迫被捕者的家庭出钱换取他们亲人的自由。拥有宗教文物的人被课以高额罚金，这些钱也都落入了巴里奥韦罗手下人的口袋。根据庞斯·加兰迪的观点，巴里奥韦罗同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埃斯科尔萨和埃罗莱斯等人沆瀣一气。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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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里奥韦罗与其全国劳工联盟的伙伴执掌司法系统期间，地方政府在维持公共秩序方面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作为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唯一有助于阻止自发性“审判”行动的积极举措，8月24日，它在加泰罗尼亚的全部四个省份中设立了由3名治安法官和12名来自工会及左翼政党的陪审员组成的人民法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在回应马德里中央政府于8月23日和25日所颁布的有关推动建立人民法庭的法令，此法令诞生的背景则是马德里模范监狱的犯人遭屠杀的事件。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这一司法机构（人民法庭）为全国劳工联盟所接受。 52 法庭的使命最初是镇压法西斯，但参与叛乱和煽动叛乱的人也很快成为审判的对象。一般而言，法庭成员缺乏相应的法律培训，这意味着诉讼程序往往是一团糟。陪审员、目击证人、被告人甚至是旁听席上的群众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长篇大论，于是很多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法庭判决的总趋势倾向于从宽处理。判决通常是极端化的，不是免罪就是死刑，然而死刑往往会减刑为入狱监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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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月中旬，地方政府主席孔帕尼斯面对这种低效的双重权力体系，决意解散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治安巡逻队”制造的恐惧以及它的不得人心让该决定的实现变得稍微容易了一点。孔帕尼斯认为，应由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自己主动发起此事，于是他首先向包括杜鲁蒂、加西亚·奥利韦尔和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在内的一个全劳联–伊无联代表团提出了这一想法。他们对此表示同意。9月26日，加泰罗尼亚成立了一个由何塞普·塔拉德利亚斯领导的新联合政府，由来自全国劳工联盟的人担任部长（加泰罗尼亚语为conseller）。这并没有立即杜绝无政府主义巡逻队的暴行。事实上，由于新入阁的全国劳工联盟的部长们所表现出来的傲慢自大和宗派主义，他们很快就激起了其他左翼团体的敌意。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防务部长想方设法让地方政府采购的大部分武器最终落入无政府主义者之手。同样，来自全国劳工联盟的供给部长何塞普·霍安·多梅内奇在组织食品征集工作时所采用的方式，不但在加泰罗尼亚乡村地区引起了冲突，而且也导致了与统社党方面的敌对。这些情况不断恶化至1937年5月，终于在加泰罗尼亚地方爆发了一场“迷你内战”。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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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德利亚斯的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爱德华多·巴里奥韦罗的操守越来越受到怀疑。9月中旬，有7名长枪党分子被发现藏在他位于马德里的家中。据称他的妻子为此而收受了贿赂。当巴里奥韦罗本人在巴塞罗那接受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 55 新任司法部长，马统工党领袖安德鲁·宁揭露了巴里奥韦罗滥用职权的行为，并于11月20日将“司法办公室”解散，从而使问题得到解决。安德鲁·宁是被塔拉德利亚斯选中的唯一一位有可能挑战全国劳工联盟之权力的人物，他将巴里奥韦罗、巴特列和德韦萨逮捕并以盗窃罪对他们进行审讯。有证据显示他们曾越境前往法国银行进行存款。安德鲁·宁所取得的成就则是恢复传统的司法秩序，终止全劳联–伊无联的专横“执法”。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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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反对失控暴力行动的进一步表现是，在1937年4月启动了针对内战爆发头几个月里的暗杀行动以及遇难者的秘密埋葬地点的大规模调查。巴塞罗那高等法院院长何塞普·安德鲁·阿韦略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它在加泰罗尼亚各地展开调查，许多失踪人员的尸体都被找到，杀害他们的凶手也被确认。被捕者中有迪奥尼斯·埃罗莱斯，他被指控与萨尔达尼奥拉的一个秘密埋尸点有关，然而他获得了保释。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也被逮捕，虽然他的罪名并不是谋杀，而是对巡逻队手中的被捕人员进行敲诈勒索。针对谋杀与抢劫案件的审判数目众多。当乔治·奥威尔所亲历的1937年5月的巴塞罗那“迷你内战”结束后，全国劳工联盟将这些审判视为共产党对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报复行动，然而它们的启动其实是在事变发生一个月前。而且，那一年的8月2日，伊无联枪手曾对安德鲁·阿韦略发动过一次未获成功的暗杀。随后的调查显示，幕后黑手可能是埃罗莱斯，虽然并无确凿的证据。然而，事实的确是，受审的统社党与孔帕尼斯之左翼共和党成员所受到的追究不及无政府主义者严厉。当指控来自遭遇征收之房产或土地的所有者时，被告会获释。然而，那些被以谋杀和抢劫定罪的被告还是受到了惩罚。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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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德利亚斯政府成立不久之后，有一些重大问题在内安部中迅速显现出来。来自加泰尼罗亚左翼共和党的新任部长阿特米·艾瓜德尔·米罗接管了旧有的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中的大部分成员，其中包括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迪奥尼斯·埃罗莱斯、曼努埃尔·埃斯科尔萨和何塞普·阿森斯。不可避免地，当艾瓜德尔的首任警务总长，属于加泰尼罗亚左翼共和党的安德鲁·雷韦特斯·略帕特试图限制巡逻队的活动时，部内局势一度紧张，差点酿成暴力冲突。1936年11月下旬，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和埃罗莱斯诬告他密谋反对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他被捕入狱并在后来遭到杀害。然后，艾瓜德尔选择了绰号为“独臂人”的统社党党员欧塞维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担任他的警务总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与其前任一样热衷于对伊无联施加控制。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曾在艾瓜德尔的办公室里对他实施殴打，部长本人不得不掏出手枪进行干预，以阻止一场严重暴力犯罪的发生。伊无联巡逻队从埃罗莱斯处获得的自由行动权还导致了他们与国民卫队之间的冲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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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以外，只在很短一段时间内频繁发生过这种不受控制的恐怖事件。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武装纵队搭乘被征用的卡车从城市中蜂拥而出，并在身后留下了一连串屠杀的印记。在向阿拉贡推进的途中，当行经城镇与乡村时，他们处决了所有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即神职人员与虔诚的天主教徒、土地所有者以及商人。在莱里达省，一开始，陆军军官、国民卫队和当地右翼团体控制着城市。然而，在一场总罢工造成的压力之下，听闻巴塞罗那起事失败而士气低落的反叛分子于7月20日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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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统工党是莱里达省的主导力量，它与全国劳工联盟及劳工总会合作建立了公安委员会，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以阻止城中大多数教堂遭焚毁或者遏制大规模的私刑处决。7月25日晚间，有26名来自陆军和国民卫队的军官被从当地监狱中拉出来枪毙，当地主教座堂遭到纵火。遇害者还包括1位天主教圣母圣心爱子会的神父、14名圣母圣心爱子会讲习班的学员以及十几名平民。有人认为，当天杜鲁蒂领导的武装纵队的抵达触发了这一暴行。作为城市主导力量的马统工党任命了一位名叫何塞普·罗德斯·布莱的鞋匠担任治安人民委员。当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派遣一位使者前来组织“治安巡逻队”时，二人合作在这座城市实施了大规模的犯罪行动。8月5日，包括莱里达主教萨尔维·维克斯·米拉尔佩克斯博士在内的21名在押人士被装上一辆卡车送往巴塞罗那。卡车在途中遭到伏击，这些人被带到墓地枪杀。据说，埋伏者是来自巴塞罗那的另一支纵队“伊无联雄鹰”，该纵队由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率领。如果要说他们跟杜鲁蒂的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更为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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