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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钢铁纵队的成员经常会不负责任地离开前线，前往巴伦西亚和该地区的其他市镇制造恐怖。省长办公厅中的犯罪记录被烧毁。警察遭到谋杀。钢铁纵队在巴伦西亚后方所犯下的抢劫与破坏罪行的规模，使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将它视为如同“第五纵队”般可怕的敌人。在与其中的好斗分子的冲突中，西班牙共产党和劳工总会方面多位有影响力的激进派人士遭到暗杀。9月下旬，该纵队成员以筹集资金为前线购买武器为借口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并在卡斯特利翁、巴伦西亚和甘迪亚等地实施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在省会城市，西班牙银行、警察总部、“正义宫”和财政部代表团驻地遭到洗劫，大量档案文件被烧毁。商店，特别是珠宝商店遭到抢劫。各种各样的客栈和酒馆中，酒和香烟被搜刮一空，它们的客人也遭抢劫。巴伦西亚的劳工总会书记何塞普·帕尔多·阿拉西尔于9月23日被谋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凶手是该纵队中相当著名的一位领袖人物，绰号为“智利佬”的蒂武西奥·阿里萨·冈萨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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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卡斯特利翁市的省立监狱遭到钢铁纵队的袭击，至少有53名在押人员被害。当里卡多·萨瓦尔萨于10月初作为巴伦西亚省长抵达巴伦西亚城时，重新建立秩序的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共和国当局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创建了所谓的“反法西斯人民卫队”（Guardia Popular Antifascista），并开始严厉镇压暴力活动。在一场血腥的冲突中，蒂武西奥·阿里萨被杀。阿里萨曾因进行毒品交易、敲诈勒索、强奸、盗窃和组织卖淫等罪名而入狱服刑。当反法西斯人民卫队中的劳工总会成员因为帕尔多·阿拉西尔遇害案件而试图逮捕他时，双方之间爆发了一场枪战，蒂武西奥·阿里萨在枪战中被打死。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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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30日为阿里萨举行葬礼时，巴伦西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最终向对方摊牌。钢铁纵队的领导人呼吁他们的民兵以及全国劳工联盟其他纵队中的武装人员，离开特鲁埃尔的前沿阵线，回来参加他们同志的葬礼，并且让那些肇事者为他的死亡付出代价。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当局决定改变公共葬礼通常的行经路线，安排送葬队伍沿着狭窄的得土安广场路下行，而那里恰恰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党部和当地共和国军事总部的所在地。一场血腥战斗随后爆发。共产党人声称，游行队伍领头的一辆武装卡车率先开火射击。接着，共产党党部大楼中的武装分子和军事总部中的士兵开火还击。钢铁纵队在稍后发表的一则声明中辩称，敌人在那里设置了陷阱，当时是他们首先遭到攻击，布置于上述两栋建筑物中的机枪向他们交叉开火。的确，在场的目击者中有位名叫卡洛斯·略伦斯的共产党员，他在回忆录里表示，当时是反法西斯人民卫队准备了一场伏击行动。钢铁纵队的成员开始逃散，他们扔下了横幅及蒂武西奥·阿里萨的尸体。约有30人丧生，其中有人死于枪弹之下，还有人在企图游泳渡过特鲁维亚河逃跑时被淹死。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血腥报复，但是即将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全国劳工联盟领导层说服了各武装纵队返回特鲁埃尔前线，于是进一步的暴力被阻止了。1936年10月在巴伦西亚发生的这场“小插曲”，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作1937年5月巴塞罗那冲突事件的预演。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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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利坎特，城中的叛乱遭遇失败之后，围捕当地右翼分子的行动迅速展开。很多被捕的军方人员被转移到监狱船“锡尔河”号上，这艘船上的犯人于8月中旬在卡塔赫纳遇害。尸体开始出现在海滩和田野上。很多时候，房屋搜查只是抢劫的借口。各个民兵团体中的成员有不少是新近释放的罪犯，他们需要对层出不穷的杀戮及其他暴行负主要责任。然而，针对数位知名共和党人士的谋杀行动表明，长枪党方面的杀手也在动乱中趁机有所动作。早在7月28日，省长就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人，无论是否属于某一政治实体，只要有任何危害生命或财产安全的行为，都将面临立即被处以极刑的威胁，因为此类罪犯将被当成为共和国之敌服务的叛乱分子。”而且，对于那些以窃取、绑架和谋杀为目的，源自个人嫉恨的“丑恶”抄家行动，到8月底，即便是全国劳工联盟的喉舌《战士报》（El Luchador），也认为有责任采取一种“专制集权”的立场，表达终止此类暴行的决心。然而这几乎没有什么用。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事件发生于1936年11月29日，当时，为了报复一次轰炸行动，有49名右翼分子被枪毙在公墓围墙的墙根下。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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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南边的穆尔西亚省，死亡人数远低于巴伦西亚或加泰罗尼亚。这反映了此地伊无联影响力较为微弱。与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暴力事件是在内战的最初几个月里发生的。在城市遇难者的总共740名右翼人士中，有84%的遇难者（622人）死于1936年7月18日到12月31日之间。然而，不同寻常的是，在政变发生之后不久的时间里，死者人数相当少——死于7月底之前的只有18人，其中在省内的第二大城市，海军港口卡塔赫纳遇害的只有两人。这反映了7月21日人民阵线委员会所发布的一则宣言，宣言声称：“那些能够体会和理解人民阵线是什么，以及它在此时此刻代表什么的人，必须严格尊重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针对极端民兵群体搜查住所和实施逮捕的控诉，这导致卡塔赫纳的人民阵线委员会于8月13日颁布了一条法令，严禁未经授权的房屋搜查、没收财物和逮捕行为。它宣布任何违反法令的人将被枪决。由于民兵群体仍然我行我素，所以9月12日委员会又颁布了一条法令，扬言一旦发现继续违令搜查住所之人，不经审讯立即处决。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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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的谋杀事件数量飙升，并造成超过300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先前驻扎在卡塔赫纳的军人。在卡塔赫纳参加叛乱的陆海军军官被关在一艘名叫“西班牙3号”的监狱船上。另一艘名叫“锡尔河”号的监狱船关押着在阿尔瓦塞特参与叛乱并失败的国民卫队人员。南方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局势愈发紧张，大批民兵和左翼支持者每天都聚集在码头边要求“伸张正义”，即处决被羁押者。有10名国民卫队人员在8月14日上午被转移到市政监狱时向围观群众挑衅并企图逃跑，之后他们便被杀掉了。为了防止出现更多的杀戮行径，两艘监狱船离港出海。然而，血腥事件最终还是发生了。下午1点左右，“海梅一世”号战列舰抵达卡塔赫纳港口，人们得知战列舰在马拉加附近海域遭到叛军空袭，有3名舰员死亡，8名舰员受伤，复仇的情绪再也难以遏制。军舰上由无政府主义者掌控的革命委员会与港口中的无政府主义派民兵取得联系，并要求实施报复。那天晚上，“锡尔河”号上的船员将船上关押的近400名国民卫队成员中的52人扔到了海里。在“西班牙3号”上，包括94名海军军官和53名陆军、国民卫队及边防警察部队军官在内的共计147名囚犯遭到枪杀，然后尸体被抛入海中。另有5人在第二天早晨被枪杀。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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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所谓“人民法庭”（Tribunales Populares）的创建和运作，逐渐压缩了处决的规模。在内战期间情况最糟糕的一个月，即1936年8月，有接近70%的被处决者是卷入政变的军方人员。事实上，在情况最坏的1936年，有40%以上的死者是陆海军军官。在整场内战期间，军人占穆尔西亚后方被处决者总人数的31%，而在卡塔赫纳，这一比例为66%。遇难人数第二多的群体是神父、修士和修女，约占总人数的9%，其次是数量相当的产业主、工业家和形形色色的右派人士。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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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的空袭常常导致共和国控制区的民众进行报复。在马拉加，作为对叛军方的水上飞机投掷炸弹的回应，这样的情景频繁发生。该市主要由全劳联–伊无联所主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所控制。根据委员会的指令，有大约500名右翼人士被各种民兵团体拘留，并被关押在该市的“新监狱”（Cárcel Nueva）中。 这些名为“死亡巡逻队”“黎明巡逻队”“闪电巡逻队”和“潘乔·比利亚⑤战队”的团体，其主要成员是无政府主义者，此外也有在叛乱开始之后被释放的普通刑事犯。8月22日，叛军方面的一次轰炸导致30名妇女、儿童和老人丧生，且另有多人受伤，愤怒的人们开始聚集起来。为了安抚暴民，委员会列出了一份包括65名囚犯的黑名单，并将名单上的人带出去枪毙。8月30日，在水上飞机再度“光临”之后，另有53名囚犯被挑选出来枪决；9月20日另有43人遇害；第二天则有17人；9月24日则有97人。事实上，在马拉加市尚属于共和国控制区时，遇害的右派分子（共1,110人）中有25%（275人）死于共和派针对叛军轰炸所进行的报复。 92 同样，在瓜达拉哈拉和桑坦德的屠杀，大多也是源于叛军针对这两座城市所进行的轰炸。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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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70岁的贝尼托·奥尔特加·穆尼奥斯是在马拉加的遇害者之一。伊无联民兵在四处寻找他，因为他们想报复这位在1934年10月起义之后被强行安插到市长职位上的人。由于他本人已经躲藏了起来，所以他们逮捕了他的大儿子贝尔纳多，后者在拒绝透露其父亲的藏身之处时遭到枪杀。最后，贝尼托被一名家仆告发，并于8月11日被伊无联巡逻队逮捕。尽管他作为市长曾经努力公平行事，但他仍在8月30日与其他人一起被枪毙。当时的市长，一直在致力于制止各种杀戮行动的共和派同盟党党员欧亨尼奥·恩特兰巴萨瓜斯曾努力挽救他的生命，但是没有成功。而恩特兰巴萨瓜斯本人，在马拉加落入佛朗哥分子之手时，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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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叛乱分子手中的遇害者不可避免地包括了那些在30年代上半叶不断恶化的社会斗争中的表现突出者，另外还包括他们许多无辜的家庭成员，以及那些除了作为工会成员或曾投票支持人民阵线再无其他罪过的人。在像马拉加等政变遭遇失败的安达卢西亚部分地区，左派复仇的目标是神职人员、地主及其代理人、工头和守卫，以及国民卫队、右翼激进分子和军官。在政变被当地农民击败的哈恩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夺占土地的行为，以及针对前些年无休止的暴虐对待而进行的复仇行动。像在许多地方一样，大部分的杀戮发生于内战爆发的头五个月，并在1936年8月和9月达到高峰。尽管连续两任省长，路易斯·鲁伊斯·苏农和何塞·皮克拉斯·穆尼奥斯均发表公开声明，指出侵犯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社会仇恨所导致的野蛮暴力难以控制。在9月和10月，在省府西部靠近叛军控制区的马尔托斯城，有159名右派分子被谋杀，其中包括9名神父和12名妇女。遇害妇女中有3名是修女，这就是在整个省份中所有被杀害的修女人数了。有证据表明一些尸体遭到肢解和斩首。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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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达卢西亚乡村地区，在莱万特和加泰罗尼亚，以及在这些大区内部的不同区域，社会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尽管如此，镇压的起源和实践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所有地方，1936年前阶级斗争的惨烈程度是决定暴力规模的关键因素。来自空中的打击，以及从叛军控制区逃出的恐慌难民所带来的形形色色的传闻，也都在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这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案例发生在阿利坎特附近的埃尔切。这是一个有约4.6万居民的大型市镇。在那里，第一起杀戮事件发生于1936年8月18日，当地人听闻巴达霍斯大屠杀的消息之时。最后两起杀戮事件则是针对1936年11月28日夜间该地遭到持续轰炸的报复行动。全国劳工联盟在该城只有不到400名好战分子，这可能解释了为何在埃尔切只有62人遭法外处决，就城市的人口规模而言该数字相当之低。被杀的神职人员数量也相对较少——只有4名神父遇害。大部分的谋杀事件都是共产党人所为。 96 在阿利坎特城，1936年11月28日至29日该城遭到持续轰炸之后，省立监狱遭到攻击。此次事件中有36人死亡，这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暴行。此次轰炸有过事先的公告，它是针对8天前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被处决而进行的蓄意报复。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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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劳联–伊无联的力量强弱与法外镇压的性质之间的相互关联尚不清楚。阿利坎特省另外两座人口均约为4.5万的市镇奥里韦拉和阿尔科伊，其遇难情况的对比令人费解。阿尔科伊位于该省北部，全国劳工联盟在那里占主导地位，当地有100人死亡，其中20人是神职人员。当地最重要的教堂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教权主义而遭破坏，但它没有消失于大火之中，而是一点一点被拆毁，拆下来的建筑材料被用来建造一个奥运会规模的游泳池。而在由社会党支配的该省南部的奥里韦拉城，遇害总人数只有46名。然而，尽管这里与埃尔切的情况一样，全国劳工联盟只是一个边缘化的存在，但是遇难者中仍有25人是神职人员。被认定为凶手的是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一些年轻人，但是也存在一个貌似合理的猜测，即他们是按社会党委员会的指令行事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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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势力强大的地方，反教权主义冲突往往更加尖锐，但在奥里韦拉、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和阿斯图里亚斯，一些社会党占据支配地位的地方也出现了反教会的重大暴力活动。位于卡斯蒂利亚–拉曼查的托莱多东南部地区是人均法外死亡人数比例最高的地区。与之相比，在该省北部的100个村庄中，暴力清算行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中有47个村庄无人死亡，另有53个村庄的死亡人数在1到5人之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该省南部地区的高文盲率，以及在大庄园经济背景下所存在的激烈的社会冲突。从萨拉戈萨南部，经由特鲁埃尔，然后深入塔拉戈纳的铁拉阿尔塔和普里奥拉特地区，这片由无政府主义者所掌控的更广阔的土地上，有着同样令人震惊的遇难者人数。 99 然而，无论有怎样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如果社会共存的基本准则没有被军事政变破坏，那么根本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共和国后方的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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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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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 Vanguardia, 2 August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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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lidaridad Obrera, 15 August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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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ronto Daily Star, 18 August 1936，其报道之副本原封不动地收录于Carlos García Santa Cecilia, ed., Corresponsales en la guerra deEspaña (Madrid: 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Instituto Cervantes, 2006) pp. 104–5。Ibid., pp. 170–1，有相应的西班牙语版本。关于此次采访的时间和地点，见Abel Paz, Durruti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Madrid: Fundación Anselmo Lorenzo, 1996) pp. 5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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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avier Diez, Venjança de classe: causes profundes de la violència revolucionaria a Catalunya el 1936 (Barcelona: Virus Editorial, 2010) pp.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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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sanova to Lisbon, 3 August 1936, Dez anos de política externa (1936–1947) a nação portuguesa e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Vol. III (Lisbon: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64) pp.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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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rancisco Gutiérrez Latorre, La República del crimen: Cataluña, prisionera 1936–1939 (Barcelona: Editorial Mare Nostrum, 1989) pp.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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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ily Express, 22 July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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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aily Express, 27 July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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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he Times, 23, 24 July 1936; Albert Manent i Segimon and Josep Raventós i Giralt, L’Església clandestina a Catalunya durant la guerra civil (1936–1939) (Barcelona: Publicacions de l’Abadia de Montserrat, 1984) pp. 34–8; Joan Pons Garlandí, Un republicà enmig de Faistes (Barcelona: Edicions 62, 2008) p. 61; Luis Carreras, The Glory of Martyred Spain: Notes on the Religious Persecution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39) pp.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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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awrence A. Fernsworth, ‘Terrorism in Barcelona Today’, Washington Post, 10 June 1937; Lawrence Fernsworth, ‘Revolution on the Ramblas’, in Frank C. Hanighen, ed., Nothing But Danger (New York: National Travel Club, 1939) pp. 28–9, 34–5; Lawrence Fernsworth, Spain’s Struggle for Freedom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p. 192–20; Frederic Escofet, Al servei de Catalunya i de la República, 2 vols (Paris: Edicions Catalanes, 1973) II, p.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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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cià Irigoye’s account in Albert Manent i Segimon, De 1936 a 1975: estudis sobre la guerra civil i el franquisme (Barcelona: Publicacions de l’Abadia de Montserrat, 1999) pp. 16–22； Escofet, Al servei, II, pp. 381–4; Vicente Guarner, Cataluña en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G. del Toro, 1975) pp. 124–5; Josep M. Solé i Sabaté and Joan Villarroya i Font, La repressió a la reraguarda de Catalunya (1936–1939), 2 vols (Barcelona: Publicacions de l’Abadia de Montserrat, 1989) I, pp. 82–3; Jordi Albertí, El silencí de les campanes: de l’anticlericalisme del segle XIX a la persecució religiosa durant la guerra civil a Catalunya (Barcelona: Proa, 2007) pp. 195–6; Hilari Raguer, La pólvora y el incienso: la Iglesia y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Barcelona: Ediciones Península, 2001), p.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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