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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19日当天，一些教堂被焚毁，通常的原因是叛乱支持者用早已存放在那里的武器，从教堂钟楼上向聚集的工人射击。另一些教堂则完整保留了下来，因为在这些教堂中，教区司铎打开了大门并邀请民兵入内检查，以证实里面没有法西斯分子。因此，这些教堂内的大量艺术珍品被成功保留下来。 5 在最初几天里，所有被指控为右派的人都要接受自发的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公审”。然而，就像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一样，在马德里，几乎每一个左派政党和工会组织都于不久后建立了自己的小分队，即“契卡”，以消灭任何可疑的法西斯分子。他们会在被征用的建筑物中设立总部，并且常会拥有用于拘押和审讯嫌疑犯的秘密监狱。处决通常在市郊进行。在马德里，如果将最近被释放的普通刑事犯所建立的武装小分队包含在内，此类组织的数量共计有近200个。在由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运作的众多“契卡”中，较为重要的约有25个。 6 无政府主义者的后方民兵武装往往会接纳犯罪分子，因为他们视后者为社会战争中的斗士。尽管无政府主义者远远没有垄断所有最恶劣的暴行，然而在马德里的杀戮中，他们扮演了最为突出的角色。全国劳工联盟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契卡”机构经常会用各自地区总部及监狱的名称——无政府主义者使用“自由者文艺社”（Libertarian Atheneum），共产党人则使用“电台”（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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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部队控制各“契卡”的能力受到了严重限制。许多支持军事叛乱的警务人员，即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成员，不是已经逃到了战线另一边，就是已经被逮捕。警察队伍中的其他一些人时常受到怀疑，而那些仍旧保持忠诚的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人员又不得不赶往前线。接下来的针对各种警察力量的大规模清洗，也为后方民兵组织的活动提供了便利。然而，为制止某些“契卡”行动队犯下的盗窃、勒索和谋杀行径，政府几乎从第一时间起就开始了艰难的努力，但直到5个月后，局面才完全得到控制。在7月19日前曾担任国民卫队总监的新任内政部长塞瓦斯蒂安·波萨斯·佩雷亚将军，曾一度极为卖力地阻止叛乱在军队内部的蔓延，但是徒劳无功。 7 现在他同样努力地阻止“契卡”实施逮捕与房屋搜查行动，然而同样也没能成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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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封的“契卡”机构以及民兵团体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政变的积极支持者。许多完全无辜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些遭到杀害，正如一名曾被拘捕的中产阶级人士后来所写到的那样，他们之所以遭到捕杀，有时仅仅是因为拥有产业、曾反对罢工、曾对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表示支持、拥有教会人员的身份，甚至是“因为对年轻女仆的男友或笨手笨脚的门童有过无礼表现”。公寓楼的门房如果发现有不速之客或不寻常的包裹，或者发现楼内有住户从来不出门，那么他们就会给“契卡”打报告。只要有嫌疑就足够了。 9 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是共和国的热情支持者，但他本人也于内战之初在位于钱贝里环岛的一间咖啡厅里被逮捕，因为有个民兵误把他当成了神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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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叛乱方的挪威领事，德裔人士费利克斯·施莱尔也整理了一份死于“契卡”之手的或为无辜者的遇难人员名单，他的名单里还有那些被来自其乡间庄园的劳工所杀害的、常年居住于马德里的土地所有者，以及那些年事已高根本无法在叛乱中发挥任何作用的孤僻贵族。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亨利·赫尔凡特认为施莱尔是亲纳粹分子。 11 尽管施莱尔曾与第五纵队合作，向围困首都的叛军传递有关部队调动情况的消息，并且在离开共和国控制区后前往萨拉曼卡，但他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击证人。出现在他的名单上的其中一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最后一位后裔贝拉瓜公爵①，他被一个未知的“契卡”组织杀害，这在拉美各国驻西班牙使馆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像在叛军控制区一样，告发的动机往往只是希望避免还债或是争风吃醋。盗窃和谋杀的罪行经常会被冠以革命正义之名。被发现的尸体的衣服上常会别着写有“人民之正义”（Justicia del Pueblo）字样的便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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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中的大部分领导者须对暴力事件承担一定责任。7月底，马德里首屈一指的无政府主义日报《全国劳工联盟报》（CNT）上刊出了横栏大标题“公众审判！打倒法西斯凶手”。接下来，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表达了罢免共和国当局的意愿，仿佛他们是与叛乱分子同样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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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充满腐败气息的，其精神与行事法则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的司法制度与法院，人民必须将正义牢固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共和国都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都是极为保守和专制的。在从我们刚刚经历的事变中幸存下来之后，大批民众走上了街道，他们手中紧握着可以自由使用的武器，现在除了人民的法律和权力，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法律和权力存在。这就是正义：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命令，人民的必须被实现的意旨。西班牙人民必须痛击敌人，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我们必须摧毁隐藏在政府机构内部，隐藏在国家法律之中，以及隐藏在银行和企业管理层里的千年之敌。打倒谋杀人民的凶手！工商业界、政治领域以及法院里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地方是法西斯主义的藏身之地……必须用烈火加以净化。没错。我们得放一把更大的火，一把更大的火，来净化一切不洁之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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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巴塞罗那一样，对于首都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破坏教堂，暗杀包括神职人员、警察和产业主在内的所谓“旧秩序之代表”，都是为创建一个新世界而采取的手段。在马德里，对前线民兵与后方“契卡”组织等全劳联团体实施全面控制的是全劳联–伊无联防卫委员会。其书记和决策者是来自韦斯卡省哈卡的年轻侍者，时年28岁的爱德华多·巴尔·贝斯科斯，他拥有对民兵和“契卡”的完全控制权。反复无常的阿莫尔·努尼奥·佩雷斯是全国劳工联盟马德里地区联合会的书记，他负责“契卡”的日常运作事务。曼努埃尔·萨尔加多·莫雷拉则负责侦查部门。西普里亚诺·梅拉所指挥的前线民兵部队从“欧罗巴影院”出发展开行动，这里也是最为闻名的一个“契卡”机构的总部所在地。控制出入马德里市的道路的全国劳工联盟民兵部队由爱德华多·巴尔直接指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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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爆发之前，聪明且令人难以捉摸的巴尔——他的一位同志说他“就像影子一样沉默”——负责领导马德里的全劳联–伊无联“行动组”。这一事实并不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所知。事实上，根据杜鲁蒂的两位密友，里卡多·桑斯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地区组织的领导人格雷戈里奥·加列戈的说法，甚至直到战争结束时，巴尔的名字仍然像1936年之前那样鲜为人知。对于沉默寡言的爱德华多·巴尔，加列戈有过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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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角度来说，他是一位举止优雅的侍者，面带微笑而且很友善。当他身着礼服，在丽兹酒店和皇宫酒店举行的大型政治宴会中侍立桌旁时，没有人会想到，隐藏在他那温和的，间或略带嘲讽意味的微笑背后的真实面目，竟然是恐怖主义团伙的幕后操纵者。就其天性而言，他是神秘和难以捉摸的，他将一切都掩盖得滴水不漏。许多激进分子指责他是一个变色龙，有些人则因为其时髦的着装方式和精致的礼仪而认为他渴慕资产阶级。然而，当战争开始时，他给自己套上了工作服，这个原本举止文雅的家伙变成了一个寒酸的落魄鬼。难道这仅仅是掩人耳目的另一个伪装？我想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他经历了整场战争，却没有人真正了解他……卡斯蒂利亚全国劳工联盟组织的安危，系于他一人之身，仰仗着他的隐秘手段和守口如瓶，以及他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暴力和胆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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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对所谓的“兜风”处决（人们被“带出去兜一圈”并以被杀害而告终）感到惊骇，但其他许多人赞同消除敌方支持者，认为这既是建立新世界的一个机会，也是赢得战争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对于人民阵线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消灭内部敌人是战时的核心任务之一。阿萨尼亚的中产阶级政党“左翼共和党”日报《政治报》（Política），对右派分子因为某些共和派人士的干预而获释表示愤慨。报上坚决主张，亲友之间的联系纽带不应妨碍后方的清洗行动，并扬言会在以后公开为案犯说情的左翼人士名单。 16 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想要无情铲除内部敌人。然而最终，共产党人会将无政府主义者视为破坏战争努力的因素，并在巴塞罗那冲突事件过后调转枪口对准他们，从而开启镇压运动的一个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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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暴力行动的更直接的事件，是叛军的空袭以及传来的有关叛军所犯暴行的消息。轰炸和难民之传言的有害影响在四处扩散，并造成了共和国当局通常无法遏制的大规模愤怒情绪的爆发。8月7日晚，为了报复对马德里的首次轰炸，许多右派囚犯被杀害。为了回应普遍存在的暴力以及这些具体的谋杀事件，温和派社会党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进行了一次备受公众关注的广播讲话。普列托在7月20日至9月4日之间所实际扮演的角色为影子内阁总理，但表面上，他只是在自由派共和分子何塞·希拉尔教授所领导的内阁里担任顾问。普列托在海军部的一个大办公室中办公，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为摇摆不定的希拉尔政府指明方向。他在8月8日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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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关于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于敌方控制区的可怕悲剧的报告确实可信，即使我们日复一日地收到有关我们同志和挚友的噩耗——他们为理想献身而死于叛徒之手——然而，在此，我还是要请你们，恳求你们，不要仿效敌人的所作所为。对他们的残酷报以你们的怜悯，对他们的野蛮报以你们的宽恕，对他们的暴行报以你们的慷慨善举。不要仿效他们！不要仿效他们！用你们的道德准则战胜他们！用你们的宽容战胜他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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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普列托在智利的一次演讲中提及了此次广播讲话：“请你们告诉我，叛乱者是否曾经讲过哪怕一个有关‘宽恕’的字眼。请你们告诉我，如果军方叛乱者没有讲过这些，那么支持叛乱的平民，是否有说过‘宽恕’。最后一个更有理由问的问题，请你们告诉我，因为我并不知道，在佛朗哥控制区，是否有任何天主教会之代表，曾经提到过我之前在嗜血的暴民面前所说的‘宽恕’。” 18 费利克斯·施莱尔后来证实了普列托为阻止暴力而做出的努力。 19 共和国方面设法拯救生命的方式之一就是对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的容忍，有数个使馆（包括施莱尔的挪威领事馆在内）租用房舍给叛乱支持者，后者可以在这些房舍内避难——有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同样，共和国方面努力让那些受威胁的人离开西班牙，反叛方则没有任何类似的举动。 20 在内战结束后，唯一为落败的共和国人士提供庇护的是巴拿马大使馆。然而使馆遭到长枪党分子的突击搜查，在里面寻求庇护的人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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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在8月8日的呼吁得到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与共和派人士的支持，他们也对极端主义民兵的围捕行动正在将正派市民纳入罗网中的做法表示关切。然而，大部分左翼分子对此充耳不闻。 21 和共产党越走越近的社会党青年组织尤其如此。他们自1934年以来就一直在攻击普列托。现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最著名的成年追随者之一，社会党左派的日报《明析报》主编卡洛斯·巴赖瓦尔在普列托讲话两天后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题为“关于一则讲话。既非兄弟也非同胞”。在社论中，他对普列托的宽容和诚恳表示认可，但同时又辩称，那些拿起武器反对共和国的人，那些杀害工人以建立奴役人民之独裁统治的人，不可能被视为兄弟。在这里，他指的是“封建地主、好战成性和反基督的神职人员、领导反叛运动的残暴军人、为他们进行辩护的伪知识分子和为他们提供资助的银行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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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多洛雷丝·伊巴露丽在共产党的日报上用类似的措辞对普列托进行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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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消灭他们！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政变的威胁，一劳永逸地结束军队的干预！已经流了太多的鲜血，我们已经无法宽恕，可怕的罪行和冷血变态的杀戮就像铅块一样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同意赦免哪怕一个凶手或是帮凶。如果有某一刻我们觉得心软，请想想我们被活活烧死的同志，想想被杀害的孩子，想想肢体被毁损的人民，让那些惨痛的记忆所激发的仇恨赋予我们力量，使我们得以继续这项清算共和国与民主制度之敌的艰苦但不可或缺的伟大事业。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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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民兵组织，也就是所谓的“第五团”，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怜悯？宽恕？绝不！”的标题下，其喉舌《大众民兵报》（Milicia Popular）宣称：“反法西斯斗争是一场灭绝战。怜悯恰恰会鼓励法西斯匪徒的所作所为。他们在所经之处播种死亡、悲伤和苦难。他们强奸我们的女性。他们点燃我们的房子……怜悯？宽恕？绝不。永远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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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社会主义者报》的主编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决定不在报纸上刊登那种常常会催生暗杀事件的个人控诉，这种控诉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上常常出现。他后来写道：“我们致力于建立民众的信心和加强政府的权威。”持温和派立场的阿萨尼亚之左翼共和党主席马塞利诺·多明戈曾接受《大众民兵报》的采访。他指出共和国的国际名声就掌握在民兵的手中，并表示他们必须要树立共和国的良好声誉，“用他们的勇气同时也用他们的公民良知；用他们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决心，同时也要用对不再是战斗员而是俘虏的对手之权利的虔诚尊重……对于民兵战士而言，凭借自己的英雄之举在胸前挂上勋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高昂起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清白的”。然而，其话语之影响力无疑被报纸其他版面上对叛军暴行细节的报道冲淡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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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叛军控制区则完全没有类似的暧昧措辞出现，那里的工人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人士不是已经被消灭，就是在极端暴力的恐惧下完全陷入任人宰割的状态。相比之下，尽管共和国当局因为军事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法行动，其作为国家权威的地位已被动摇，但是它仍在试图遏制极端分子的暴行和重建国家。大多数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的民兵决心要消灭教会、军队、上层阶级和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换句话说，他们旨在创立一个打击法西斯军政府的革命社会。然而，共和国当局以及社会党与共产党中的大多数人均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明白，共和国需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这就需要法律和秩序。因此，他们试图重建允许各阶级广泛参与的民主架构。但是，极端分子的顽固态度使得这一任务变得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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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行动在政变爆发后的最初5个月里普遍存在，但在随后4个月中逐渐减少。教会大量敛财的证据以及有神职人员加入叛军一方参战的实例，激起了人们对神职人员的仇恨。 26 在共和国方面的报纸上，常有大量报道显示，在对修道院和其他教会产业进行搜查期间发现大量钱财。据说，8月初，人们在对哈恩的主教宅邸进行搜查时，发现了多达800万比塞塔的现金。当主教的姊妹特雷莎·巴苏尔托·希门尼斯被逮捕时，据称在她的胸衣里藏有100万比塞塔。8月18日，据报道，马德里主教辖区的教会办事处中存有价值近1,700万比塞塔的政府债券，另有100万现金及珠宝。第二天，在对里昂信贷银行马德里分行的一次搜查行动中，搜查者发现了两个属于圣樊尚–德保罗仁爱姊妹会（有时也被称为“安贫小姊妹会”）的保险箱。保险箱中有34万比塞塔的现金，价值6,000万比塞塔的股票，位于马德里的93处不动产的契约（总价值达1亿比塞塔），一些金砖与总重达3千克的金币，其中部分极具收藏价值。次日，据报道，在位于马德里贡戈拉大街的一个加尔默罗会修道院中，搜查者发现了价值100万比塞塔的艺术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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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教会拥有巨额财产的报道，其信息来源是那些执行搜查的民兵团体。他们通过对那些老生常谈加以证实，进一步激化了大众的反教权主义情绪。还有一些人鼓吹反教权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叛乱的早期阶段，叛乱支持者会利用教会场所储存武器，同时狙击手也可以借助教堂的庇护施放冷枪。有一名属于温和派的共和国军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声称，有6名修士从蒙塔尼亚兵营中的教堂钟楼上向人群开枪射击。 28 阿尔梅里亚的省长胡安·鲁伊斯·佩纳多·巴列霍回忆道，在7月23日，有3名神父在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朝他的办公室开枪。 29 然而，总体来说，在纳瓦拉以外的其他地方，神父直接参加战斗的证据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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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媒体不断提到有修女遭受侮辱的情况发生，但是也有大量逸闻证明修女受到了保护。英国护士玛丽·宾厄姆讲述了修女们得到突击卫队照顾的事例。在民兵进入修道院后的最初几天内，有许多修女被捕。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NV）驻马德里代表团成员赫苏斯·德·加林德斯，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就使她们安全获释，并为她们找到了避难所。有些修道院接受了所谓的“社会化”，那些曾经在其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的修女，现在仍然像以前那样履行其宗教职责，但是她们的上级，除了修道院女院长，还有一个由当局指定的主管，而她们也有了缝制制服与毯子等新的工作。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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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盟的官方立场是，不应以任何方式对修女进行骚扰，但是她们所属的宗教团体必须解散。因此，“被解放”的修女应在集体化的工坊中做工，或者在军队医院充当护士。她们可以选择在监狱中接受保护性拘留，或者回归她们的家庭与其家人一起生活。有些还俗的修女与她们的“解放者”结婚。 31 当红衣主教戈马重返落入叛军之手的托莱多时，他发现自己酒窖中的酒全部被人喝光，宅邸中的耶稣受难像也遭毁坏。然而，在主教宫服务的修女向他保证，在那些嗜酒的民兵占领此地的两个月里，她们得到了很好的对待。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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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器的崩溃不可避免地为形形色色的暴力行为提供了便利，不论这些行为是为了革命的正义，还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诉求。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马德里，由各政党、工会组织和独立民兵团体自发创建的“革命”法庭绕过了正常的司法体系。由于“兜风”处决事件频繁发生，早在7月28日，葡萄牙驻共和国方面的临时代办（Chargé d’Affaires）就在报告中指出，弃于马德里街头的尸体引发了人们对疫病流行的恐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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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控制区，那些参加了未遂政变的陆军军官尤其面临着生命威胁。那是对兵变的常见惩罚。然而，他们并非身处险境的唯一群体。一个迅速创建的委员会正在调查所有军官的潜在政治立场。该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梅尔昌上尉。作为社会党人和共济会员，他对自己在54岁“高龄”却仍然只拥有上尉头衔颇有怨言。他本人也是“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该组织的主席。他于1936年春建立了一个军官档案卡系统，其中也包括了密谋分子自己列出的受其信任、不会背叛其计划的军官名单。现在，基于档案卡信息和面谈表现，该委员会将所有军官分为“A”（反法西斯）、“R”（共和派）、“I”（不关心政治）或“F”（法西斯）等类别。那些被归类为“法西斯”或“不关心政治”，并且拒绝站在共和国一边战斗的军官遭到逮捕。 34 在监狱里，他们有机会声明放弃他们的右倾主张，履行他们的效忠誓言并与叛军作战。很少有人接受这一机会，而身背哗变罪名的他们几乎可以确定会面临死刑的判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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