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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佩斯·奥乔亚被害的当天,一场更大规模的暴行发生了。在哈恩省,当省立监狱已人满为患时,其他被捕的右翼分子被关在当地主教座堂里。教堂礼拜厅和各种附属建筑里塞进了约八百名囚犯。这些囚犯的膳食供应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且运送食物的卡车经常遭到攻击。囚犯们自然很担忧自己的性命。早在7月30日晚,就有武装团伙袭击了乌韦达的监狱,并屠杀了其中关押的48名右翼人士。省长路易斯·鲁伊斯·苏农急切地想要避免类似的流血事件在哈恩再度发生。鲁伊斯·苏农获得了哈恩省出身的马德里监狱系统总监佩德罗·比利亚尔·戈麦斯的许可,准备将数百名囚犯转移到位于埃纳雷斯堡的监狱中。不过,共和国保安总长曼努埃尔·穆尼奥斯·马丁内斯在1942年受审时供称,他没有被告知这一计划,因此也就无法提供适当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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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黎明时分,省立监狱计划转移的第一批共322名被拘押者被押上了卡车,他们先要被运往位于省府以北的埃斯佩卢伊的铁路枢纽站,然后再乘火车前往目的地。看起来,哈恩当地有人向北面的极端分子透露了火车将至的消息。在沿途的每个火车站,都有暴民向搭载被拘押者的车厢投掷石块,并对他们大肆辱骂。当火车抵达位于首都的阿托查车站时,已有11名囚犯遭到杀害,其中有大地主和包括两位神父在内的知名右翼人士。其余311人(其中有1/3需要医疗救助)最终抵达埃纳雷斯堡。第二天清晨,来自哈恩主教座堂和新近被占领的阿达穆斯镇(位于科尔多瓦东北部)的第二批共245名被拘押者动身前往此地。他们中间有67岁的哈恩省主教曼努埃尔·巴苏尔托·希门尼斯、他的姊妹特雷莎,以及主教座堂的教长费利克斯·佩雷斯·波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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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车抵达马德里南部的圣卡塔利娜–巴列卡斯车站时,它被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武装拦了下来,他们摘下了火车头与车厢的挂钩。火车站的站长和护送囚犯的国民卫队指挥官打电话给保安总长曼努埃尔·穆尼奥斯,告诉他说,无政府主义者在车站上架设了3挺机关枪,并扬言说,假如国民卫队不撤退的话,就要向国民卫队开火。穆尼奥斯同意撤离国民卫队,他后来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治安部队在与武装民众的冲突中被击败,那么本来就徒有其名的政府权威将彻底崩溃。在国民卫队撤离之后,有193名囚犯以25人为一组接受枪决。在大屠杀的过程中,主教跪地祷告。他的姊妹特雷莎·巴苏尔托朝一名民兵喊道:“这是骇人听闻的暴行。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不要紧,”民兵回答说,“我们会派一个女人干掉你。”于是她被一位名叫何塞法·科索的无政府主义者枪杀。路易斯·鲁伊斯·苏农看到本来为避免流血而采取的举措落得这样的结局而彻底垮掉,两天之后,他辞去了省长职务。 42 在1937年4月2日至7日间,为了对叛军所发动的一系列空袭行动进行报复,另有128名囚犯被从哈恩省立监狱提出来执行枪决。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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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洛佩斯·奥乔亚以及来自哈恩的囚犯的谋杀行动,显示出共和国当局所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作为一位温和的共和派人士,监狱系统总监佩德罗·比利亚尔·戈麦斯也受到了“死亡列车”事件的影响。那些释放与武装普通刑事犯,以及绑架右翼人士的民兵组织在马德里各监狱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令他手足无措,他于9月份宣布辞职。作为哈恩东部克萨达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之一,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产业被没收。而且,他的儿子,炮兵上尉贝尔纳多·比利亚尔加入了科尔多瓦的军事叛乱者行列。意识到自己招致了交战双方的憎恶,比利亚尔·戈麦斯选择流亡法国。不过,他的离开只是接下来首都各监狱暴力行动升级的又一个因素。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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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1936年11月担任司法部长的无政府主义者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为暴行进行辩护的理由是,“军事叛乱摧毁了所有的社会制约因素,因为发动军事叛乱的,正是那些平时维持社会秩序的阶层。因此,重新建立法制平衡的努力使正义之精神回归到其最久远与最纯粹的形式:人民的呼声就是最高法律(vox populi, suprema lex)。而人民,在异常状态持续的同时,创造和运用了他们自己的法律和程序,即‘兜风’执法”。 45 人们针对那些真实或想象中的攻击疯狂展开报复,受害者不只是洛佩斯·奥乔亚或者来自哈恩的火车上的乘客等遭遇令人瞩目之暴行的人。黎明时被发现倒在路边的尸体正是午夜“兜风”的可怖产物,而凶手既可能是民兵巡逻队,也有可能是私自行事的恶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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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瓦斯蒂安·波萨斯·佩雷亚将军和曼努埃尔·布拉斯科·加尔松将军于7月19日分别成为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他们被他们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7月底,保安总长何塞·阿隆索·马略洛,因为国家机器无力遏制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以及将法律视为己有的民兵团体而黯然辞职。 46 为了找人替代阿隆索·马略洛,波萨斯将目光转向了时年48岁的曼努埃尔·穆尼奥斯·马丁内斯,一位来自加的斯附近的奇克拉纳的退役陆军少校。穆尼奥斯曾经担任加的斯的左翼共和派国会议员。 47 根据智利外交官卡洛斯·莫拉·林奇的描述,他“身材高大,看起来精明强悍,肤色黝黑,极为固执”,在多数人看来,他并非才能出众之辈。 48 他因为担心身在加的斯的家人的安危而常常心烦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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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穆尼奥斯第一次前往保安总局时,他发现这座建筑完全处于荒废状态。试图重建法制体系的穆尼奥斯,面对着的是可靠性值得怀疑的警队力量——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而那些可以依赖的人也为前线所亟需。 49 作为其软弱无能的表现之一,他在一则毫无可行性的通告中宣称,如果有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员在楼房中开展搜查和逮捕行动,那么该楼房的看门人需被追究责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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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恢复其部门在维持公共秩序中的核心角色时,穆尼奥斯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每个政党和工会组织都有自己独立实施搜查、逮捕与处决行动的小分队。其中数量最多和最无组织的即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武装团体。社会党马德里支部负责运作的小分队效率更高,很快就获得了正式的官方地位。它被称为CIEP,因为它使用了社会党“常设选情委员会”(Comisión de Información Electoral Permanente)所建立的档案卡系统。该分队的主要领导人是胡利奥·德·莫拉·马丁内斯,以及两位具有社会党党员身份的职业警务人员安塞尔莫·布尔戈斯·希尔和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这几人之后的角色也十分重要。胡利奥·德·莫拉后来成为国家特别情报局(DEDIDE)的负责人。布尔戈斯·希尔后来负责领导苏联大使的贴身卫队。1937年6月,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成了马德里的警务总长。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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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夺取部分残留控制权的首轮孤注一掷的尝试中,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波萨斯将军和穆尼奥斯一致认为,有必要让左派政党和工会组织出面为保安总局提供支持。结果是在8月4日创建了所谓的省公共调查委员会(CPIP)②。穆尼奥斯宣称其目标是,“在马德里遏制由于缺乏权威和对武装群众控制不力而导致的杀人和过火行为”。4天之后,纪律最严明的民兵部队,即共产党第五团的指挥官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被迫宣布,第五团的任何成员,如被发现进行任何未经许可的逮捕或房屋搜查行动,都将被逐出队伍;这一情况也从侧面揭示了该问题的严重程度。 52 西共最重要的“契卡”机构“八号电台”的所在地,同时也是第五团两个营的据点,这或许并非巧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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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建省公共调查委员会,穆尼奥斯将首都的法律和秩序置于该委员会的30名来自左翼党派和工会的代表手中。该委员会由全劳联–伊无联主导,后者的代表是贝尼尼奥·曼塞沃·马丁和曼努埃尔·拉斯孔·拉米雷斯。后来,他们因在“提人”行动——即将犯人从监狱中提出并秘密处决——中扮演的角色而臭名昭著。在该行动中大施拳脚的还有阿图罗·加西亚·德·拉·罗萨,他是来自共产党掌控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JSU,简称“统一社青团”)的代表。起初,这些终于可以“合法”行动的人在位于马德里市阿尔卡拉大街42号的美术中心办公。在该委员会召开的首次会议中,穆尼奥斯就声称他根本不信任保安总局中的人,一旦叛军支持者被清理完毕,他将安排省公共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充当“临时警官”以填补留下来的空缺。然而,当他指出,所有逮捕行动都必须在警方配合下进行时,部分代表当即予以反对。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将保留自行处决那些他们所认定的“毋庸置疑的法西斯分子和危险分子”的权力。据称穆尼奥斯当时笑着说,有些东西并不需要讲得那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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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指定了六个法庭,并且按照三班倒、每班八小时(即每班次有两个法庭开庭)的方式全天候运转。在贝尼尼奥·曼塞沃的整体监督下,这些由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或司法经验之人(其中甚至还包括罪犯)组成的法庭,开始对嫌疑犯实施抓捕、审讯和宣判。负责逮捕嫌疑犯的人员,凭保安总局提供的证件即可进入任何场所,没收他们认为可能属于敌对分子的财产,逮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任何人。曼塞沃会根据被捕者的雇员或家庭佣工的陈述做出决定。那些得到其雇工好评的被捕者,他会予以仁慈的对待。被法庭宣判有罪的人将被关进监狱。来自委员会或是某些独立“契卡”机构的民兵,经常会拿着用保安总局的信纸写就的释放令前去监狱。经常是在下半夜,某人被释放出狱,然后民兵会再次逮住他,用车拉走枪毙。在设法弄到保安总局徽章与证件的人员中间,也有像臭名昭著的费利佩·埃米利奥·桑多瓦尔·卡夫雷里索那样的普通刑事犯,他是一名时年50岁、绰号为“穆尼斯医生”的无政府主义者。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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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公共调查委员会建立后不久,穆尼奥斯对仍在发生的一波又一波的“兜风”处决感到非常担忧,于是他转而向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层寻求帮助。在位于城市西南方向的人流量很大的圣伊西德罗公园,每天早晨都有大量尸体出现,这种场景令他深感震惊。穆尼奥斯了解到,当地全国劳工联盟组织的书记戴维·安东纳对“兜风”处决的做法持反对态度。通过安东纳的引荐,他见到了包括格雷戈里奥·加列戈在内的一些全国劳工联盟的青年领袖,他希望借助他们的帮助,彻底终结“兜风”处决。他被告知此事绝无可能,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会不可避免地与省公共调查委员会以及其他“契卡”机构中的同志为敌。当加列戈与爱德华多·巴尔,以及负责无政府主义者之“契卡”机构运作的阿莫尔·努尼奥讨论上述会晤事宜时,巴尔对不受控制的暴力持批评态度,但是他当时有可能对失控的暴力行动和受控的暴力行动进行了区分。努尼奥对“兜风”表示赞同,他说:“即决审判提升了人民的革命士气,人民又将这股士气投入这场我们涉身其中的生死攸关的斗争之中。”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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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尼奥斯有时会往美术中心打电话,下令逮捕某个特定的人,然而无政府主义者的答复唯有拒绝。鉴于曼努埃尔·穆尼奥斯有充足的理由不去信任省公共调查委员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于是他为保安总局分派了两支更为可靠的武装单位,他们几乎完全听命于他本人。其中有一个主要由突击卫队成员组成的小分队,队长是胡安·托马斯·德·埃斯特尔里奇上尉。通过《马德里先驱报》(Heraldo de Madrid)一位富有想象力的新闻记者之笔,这支小分队很快就以“共和国山猫”的绰号而闻名。他们利用以前的王宫作为据点四处行动,根据保安总局的具体命令,抓捕知名人士和没收值钱的物品。其中有很多行动发生在马德里以外、位于托莱多省和阿维拉省境内的小镇和村庄里,他们在那些地方射杀当地的右翼分子。该单位在1936年12月被解散。内战结束后,队伍中几名成员被控以谋杀被捕人员的罪名。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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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支队伍被称为“黎明行动队”(Escuadrilla del Amanecer),因为他们惯于在凌晨一点到拂晓的这段时间里进行逮捕和搜查。与“共和国山猫”队一样,它也主要是由突击卫队中的人员组成,不过它更直接对穆尼奥斯负责,并在保安总局大楼中运作。 57 这个小分队实施过一些重要的逮捕行动,比如他们曾抓捕自由派政治家梅尔基亚德斯·阿尔瓦雷斯,以及于1930年创立了袖珍政党“西班牙国民党”的何塞·马里亚·阿尔维尼亚纳医生。它以冷酷无情而闻名,并经常与省公共调查委员会以及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的“契卡”机构合作,其中也包括了由臭名昭著的杀手费利佩·桑多瓦尔领导的以欧罗巴影院为据点的小分队。 58 战争结束后,“黎明行动队”的成员因盗窃、谋杀和性犯罪等罪名受到审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案例,是对某卡洛斯派分子19岁的女儿玛丽亚·多洛雷丝·奇查罗·拉马米耶·德·克莱拉克实施的暴行。多洛雷丝唯一的罪名恐怕不是她的家庭出身,而是她的美貌。她于1937年4月被捕,在遭到轮奸后被杀害于“田园之家”公园。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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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正规警察机构与并行的治安组织之间的角色重叠,为寻租行为和法外暴力提供了大量机会。省公共调查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工资,是用搜查房屋行动中收缴的钱款进行支付的。在成立3周之后,省公共调查委员会被迫发表声明,明令禁止任何未经许可的房屋搜查行动,并且,没收范围仅限于供战争使用的武器、泄密文件和贵重物品,而所有收缴物均须上交。 60 因此,所有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联合宣布,拘捕或者房屋搜查只能由来自保安总局或省公共调查委员会的探员或民兵执行,且执行人员需携带相关文件。市民要向当局告发任何未经授权的此类行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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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可以预见到的那样,这并没有能够制止一部分表面上承担安全职能的组织,甚至是那些与省公共调查委员会有联系的群体继续沿袭之前的做法。波萨斯将军于8月5日下令重新组建警局的刑事侦查科(Cuerpo de Investigación y Vigilancia),这么做的部分原因,就是要抗衡无政府主义者在省公共调查委员会中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结果,有大约100名男性(其中大多数为社会主义者)宣誓成为临时警官。根据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执委会的推荐,阿加皮托·加西亚·阿塔德利被指派领导一个单位,并且据称受到作为职业警务人员的刑侦队长安东尼奥·利诺的监管。加西亚·阿塔德利是一位来自加利西亚的34岁排字工人,后来他声称自己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密友。然而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而且也并非他被推荐从事此项工作的原因。他当然认识普列托,但那只是因为,在2月份大选期间他曾是普列托武装护卫队中的一员。到后来,他背叛了上级对他的信任,而他所从事的罪恶活动,使他成为普通人在权力诱惑之下变成罪犯的一个经典案例。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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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阿塔德利侦缉队,与同时成立的由职业警务人员哈维尔·门德斯负责指挥的一支警队,实际上都是自主发起行动。它们的监管者安东尼奥·利诺只不过拥有名义上的权力。加西亚·阿塔德利在位于马德里卡斯蒂利亚大道的被征用的林孔伯爵宫中安排了他手下的48个人。 63 门德斯在位于马德里格兰大道旁、萨阿拉餐馆以北处设立了总部,媒体经常登载他的手下逮捕间谍、破坏分子、狙击手、长枪党分子和其他叛乱支持者的报道。加西亚·阿塔德利费了一些力气,才最终使更多有关其手下人战果的谄媚报道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在履行这些后方安全保障方面的合法职责时,搜查者经常能发现武器弹药、大量资金以及其他贵重物品,这些往往是上层阶级居住区的看门人和清洁工进行告发的结果。有相当多的钱款和贵重物品由加西亚·阿塔德利交给了当局,但是仍有部分“战利品”在他本人和他的两个密友路易斯·奥图尼奥和佩德罗·佩纳瓦德手中。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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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叛军秘密支持者的安东尼奥·利诺后来指称,加西亚·阿塔德利和门德斯所引入的民兵人员中有“普通盗贼、歹徒和谋杀犯”。他声称,他和其他职业警务人员除非携带武器,否则根本不敢离开办公室。按照利诺的说法,门德斯腐化堕落,而且要对很多警员的死亡负责,虽然他很可能是在处置警队内部的叛军支持者。利诺由于害怕自己叛军同情者的身份总有一天会暴露,最终选择前往墨西哥大使馆避难。 65 当加西亚·阿塔德利落入叛军之手时,为使自己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他声称自己曾帮助利诺解除来自门德斯的威胁,因为后者经常向省公共调查委员会暗中告发可疑的警务人员。他还自称曾安排利诺的家人前往墨西哥大使馆避难。这一点完全有可能,因为他曾与该使馆的一位随员勾结,被其手下人逮捕的右翼分子可以出钱在那里获得庇护。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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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犯罪分子混入共和国控制区后方安全部队中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的确有一些抢劫行为及其他恶行是出自煽风点火的右翼特务之手。在履行合法职责的过程中,阿塔德利侦缉队发现了一个组织,该组织会为其成员提供共和国制服,得到制服的成员可以在夜间实施枪决而不受惩罚。加西亚·阿塔德利感觉自己有义务发表声明:只有携带他亲笔签署的身份证件之人才是其队伍中的正式成员。 67 阿塔德利侦缉队的行动中既有履行官方职责的成分,也有滥用自身权力的成分,这使得评估其所犯下的罪行之规模变得非常困难。当阿塔德利自己于1936年11月身陷叛军之手时,他夸大了抢劫和谋杀行动的数量,并且声称它们全部得到了共和国当局的批准,以此来迎合审讯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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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该队在收到来自某个“宣判委员会”的夜间判决书后,自行实施了多起处决行动。上述“宣判委员会”中有一个负责整体运作的所谓“管制委员会”,该机构中有一个位置留给了基层民兵的成员,而这个位置每天都会安排不同的人。囚犯被判处死刑或监禁,或者直接释放。如果案件存在争议,阿塔德利拥有最终决定权。在阿塔德利供述的版本中,约有上百人在被判死刑后立即被用卡车拉到马德里郊外执行枪决。委员会的其中一名成员,后来在共和国安全部门中升至高位的安赫尔·佩德雷罗,在内战结束后遭受刑讯期间,以及在1940年2月20日的法庭审理中,均否认自己对这些处决行动知情。尽管如此,他仍因参与阿塔德利侦缉队的至少15起杀人事件,以及于1937年至1939年间供职于共和国的军事反间谍组织而被判处绞刑。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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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队所逮捕的大部分囚犯及其被没收的贵重物品和武器,均被移交给保安总局。然而,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囚犯被他们作为人质关押在治安队的驻地林孔伯爵宫中。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会被一直关押,直到有人为他们支付了赎金,或者购买了可供他们逃往叛军控制区的护照。在其他时候,收押者会杀掉他们,以掩饰他们财物被盗的事实。也有少数人获救,其中包括莱尔马公爵夫人。出于感激之情,公爵夫人后来从圣塞瓦斯蒂安赶赴塞维利亚,并在阿塔德利的庭审中为他作证。阿塔德利同样也向来自其家乡——卢戈省比韦罗镇——的人“慷慨地伸出了保护之手”。加西亚·阿塔德利在伯爵宅邸中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洞察其怪异心态的机会。他对部分贵族囚犯的精心招待也许反映出了他暴发户般的炫耀欲望,而宅邸本身的俗气布置也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印象。他经常身着晨衣接见访客。接待大厅里坐着的都是些妩媚性感的打字员,她们身着色调柔和的半透明低胸裙装,其他服务人员的打扮活像身着花边围裙的法国女仆。在通往花园的小径上有一个装饰着彩色灯泡的拱门,这组彩色灯泡组成了“加西亚·阿塔德利队”(Brigada García Atadell)的字样。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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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24日,阿塔德利实施了最著名的逮捕行动,其目标是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的妹妹,43岁的寡妇罗萨里奥。几乎整个共和国报界都刊登了那个故事:罗萨里奥在其中说“杀了我但不要让我遭受痛苦”,阿塔德利的回答是,“夫人,我们既不会进行谋杀也不会执行处决。我们要比那些大批屠杀工人的刽子手更有人性”。《马德里先驱报》用很大的版面报道了此次逮捕行动,大标题为“战争的人性化”,并附有阿塔德利和罗萨里奥的合影。文章将“人民之民兵侦查组织领袖的正直、高尚和骑士精神”与“叛乱分子的卑鄙和不人道行径,以及极不光彩的作战方式”进行了对比。据说罗萨里奥对“他的善意和周到考虑”表示感谢。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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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的说法是,发现罗萨里奥这一成就源自阿塔德利杰出的刑侦工作——“凭借着该队一贯表现出的勤勉精神,阿塔德利亲自完成了这场让此人藏身处重见天日的侦查行动”。然而这一说法与战后安赫尔·佩德雷罗在接受刑讯时的供词相矛盾,后者透露说,当时是罗萨里奥通过一位朋友与该队联系上的,她希望对方能够保护自己。这得到了罗萨里奥本人战后描述的证实,她因为厌倦了不见天日的生活,并且担心自己可能被无政府主义“失控分子”抓获,因此她主动向阿塔德利自首。她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可以在那里得到照顾,因为对方可以用自己交换人质。 71 根据报纸上的说法,她被移交给保安总局,在经过诉讼程序以后,她被送入一所女子监狱。然而,在战后于塞维利亚受审期间,加西亚·阿塔德利告诉审讯者,他当时将罗萨里奥安置在林孔伯爵宫中,并为她提供了最为舒适的生活条件,直到10月20日,曼努埃尔·穆尼奥斯——他有3个儿子在凯波·德·利亚诺将军手中——要求将她转移到他的看管之下为止。 72 罗萨里奥·凯波·德·利亚诺是为避免落入伊无联手中面临更为悲惨之命运而向阿塔德利自首的,而她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女性。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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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右翼整体,尤其是天主教会所拥有的财富是催生镇压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共和国战争进程提供资金支持的需要,导致了查抄财产这一官方制裁手段的出现。最重要的是,有关巨额财富之存在的报告引发了许多阶级仇恨。8月底,“黎明行动队”搜查了银行家曼努埃尔·穆吉罗的家,并发现了价值高达8,500万比塞塔的债券、现金和珠宝。来自欧罗巴影院的费利佩·桑多瓦尔领导的“契卡”组织参加了此次行动。穆吉罗在他的辩护词中声称,那些贵重物品都是各个宗教团体委托他代为保管的。在对某宗教团体之司库的住所进行突击搜查时,搜查者发现了数量相对少一些的180万比塞塔的资产。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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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发现拥有巨量财富的不仅仅是宗教团体。几天前,“黎明行动队”在另一位银行家的家中发现了价值超过1亿比塞塔的金币、外国钞票与珠宝。所得收入被存入了西班牙银行。“共和国山猫”搜查了律师塞萨尔·德·拉·莫拉的住所,发现了钟表、手表、马尼拉披肩、300千克的银块、价值300万比塞塔的股票、总价值达2.5万比塞塔的金首饰,甚至还有一个令人称羡的酒窖。塞萨尔是后来担任共和国新闻部门负责人的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的叔叔。9月中旬,安全部队搜查了圣尼古拉斯–德莫拉侯爵的宅邸,查获了价值1亿比塞塔的现金、珠宝和债券。有关在贵族宅邸或银行保险箱中发现大量财产的新闻时不时就会冒出来,而且毫无疑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镇压行动提供了理由。这些报道通常伴随有一项声明,即搜查所得已交给当局。偶尔会有伪装成民兵从事普通盗窃活动的犯罪分子遭到逮捕。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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