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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卫队的撤离成为阿苏阿加的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的开端。在米兰达撤离之后，一个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该城在其控制下维持了两个星期的和平。事态随着列雷纳在8月5日陷落而发生了变化。抵达阿苏阿加的许多难民带来了有关在列雷纳发生的镇压的恐怖故事。然后，就像难民从其他地方抵达列雷纳、阿尔门德拉莱霍和丰特–德坎托斯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一波怒潮席卷整个城镇。革命委员会下令逮捕叛军同情者。8月8日凌晨，有28人被带到郊外的坟场枪杀。其中包括3名神父、3名退役的前国民卫队成员、3名律师以及该城的大部分地主和商人。8月10日又有2人被枪杀。导致杀戮的要素之一为不断从其他城镇涌入阿苏阿加的难民和民兵，他们可能来自塞维利亚省的卡萨利亚–德拉谢拉和瓜达尔卡纳尔，巴达霍斯省的格兰哈–德托雷埃尔莫萨，以及科尔多瓦省的佩尼亚罗亚。这些外来者在向陌生人泄愤时毫不心慈手软。就这样，来自佩尼亚罗亚的一群矿工在8月20日抵达此地，成了另外9起死亡事件的前奏，而其中8人（包括4名年龄在2至5岁之间的儿童）来自彼此关系密切的巴斯克斯与德尔加多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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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31日的另一场暴行中，肇事者则是一小群满怀怒火的民兵。他们在企图重新夺回列雷纳却遭遇失败之后，满怀怨气地撤回了阿苏阿加。他们的纵队遭到德国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几乎被消灭殆尽。一支长枪党小分队将伤员全部杀害。死者并未得到埋葬，而且，尸体的腹部被用刺刀剖开，然后被灌上汽油点燃。幸存下来的少数人处决了33名地主和商人来泄愤。9月8日，又有1名神父遭到杀害。在共和国控制下的阿苏阿加所发生的最后一次杀戮事件，则是列雷纳市长拉斐尔·马特拉纳所领导的民兵组织的杰作。他控制了阿苏阿加和丰特奥韦胡纳（科尔多瓦省）之间的一片区域，9月22日，他的小分队用7辆卡车装载了包括5名神父和7名方济各会修士在内的57名男性。在阿苏阿加以东6英里（约9.7千米）处，前6辆卡车停下来，包括5名神父在内的43名囚犯被枪杀。第7辆卡车载着包括7名修士在内的14名囚犯前往阿苏阿加，在那里他们被马特拉纳手下的民兵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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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后，在持续的炮轰之下，阿苏阿加被2个土著正规军纵队轻而易举地占领。纵队指挥官为阿方索·戈麦斯·科维安少校，他在不久之前刚刚“战胜”了一支由8,000名难民组成的纵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阿苏阿加，镇压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对镇压行动进行辩护，戈麦斯·科维安报告说，已有175名右翼人士被斧头砍死。这当然是夸大其词，先前在阿苏阿加及其周边地区被枪杀的总人数为87人。然而，方济各会神父安东尼奥·阿拉西尔提供了有关神职人员遭受可怕折磨的文件。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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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非洲军团纵队所经道路以西的丰特–德尔马埃斯特雷，当地防卫委员会设法对左派分子进行约束，被关押的囚犯中只有2人死亡。在洛斯桑托斯–德迈莫纳于8月5日沦陷后，随着非洲纵队的逼近，防卫委员会的成员纷纷逃离，囚犯被释放。然而，有数百名左翼武装分子抵达并接管了丰特–德尔马埃斯特雷，获释的右派分子被重新关押，并有11人被杀。再后来，弗朗西斯科·德尔加多·塞拉诺中校指挥下的一支摩洛哥常备军纵队出现在这里，大规模的镇压运动爆发。有超过300人被枪杀，其中包括近20名妇女。大多数男性遇难者都是农业劳工。很多被视为左翼分子的妇女遭到强奸，几乎所有女性都被剃了光头并被强灌蓖麻油。 66 在只有1名右翼分子遇害的巴卡罗塔，8月25日该镇被占领以后有一批人被处决，其中包括了所有未成功逃离的重要社会党人士和市政官员。社会党国会议员何塞·索萨·奥米戈的两个兄弟，华金和胡安·索萨·奥米戈也在其中。华金于1936年10月24日被枪杀，而胡安在1937年1月10日遇害，后者生前曾遭受过可怕的酷刑。当胡安的尸体多年后被发掘出来时，人们发现尸体的四肢已与躯干脱离。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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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随着叛军“扫荡”行动的进行，越来越多的难民陷入逃亡状态中。有些人从巴达霍斯和梅里达往南逃跑，还有人从韦尔瓦的镇压行动中逃脱，往北逃向巴达霍斯。当位于韦尔瓦北部山区的各个采矿城镇被路易斯·雷东多的卡洛斯派民兵纵队占领之后，一股大规模难民潮随之而来。随着塞维利亚–巴达霍斯道路沿线的城镇与村庄被非洲军团纵队逐一占领，许多人只能向西逃跑。结果是大量绝望的难民聚集在巴达霍斯省西部，同时这片未被敌军占领的地区还在不断缩小。他们往东和往北的退路分别被塞维利亚–梅里达公路和梅里达–巴达霍斯公路切断，南面是不断逼近的叛军纵队，西面则是葡萄牙边界。到9月中旬，包括儿童、老人和病弱者在内的数千人聚集在赫雷斯–德洛斯卡瓦列罗斯和弗雷赫纳尔–德拉谢拉之间的地域。许多人待在巴伦西亚–德尔本托索，当地居民快速组建了施粥站，尽力为他们提供食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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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雷赫纳尔于9月18日陷落时，大批难民面临着被驱赶到叛军手中的可能性，数个城镇的防卫委员会之残部在巴伦西亚–德尔本托索召开会议。组织工作由难民中的市政及工会领导人负责，其中包括巴达霍斯的社会党国会议员何塞·索萨·奥米戈，萨夫拉市长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以及在丰特–德坎托斯于8月5日陷落前的那一夜逃跑的市长莫德斯托·何塞·洛伦萨纳·马卡罗。 68 他们决定发动一场强行军返回共和国战线后方，并将这群绝望的民众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支分遣队由约2,000人组成，第二支则有约6,000人。第一支分遣队中有十几人装备步枪，另有约100人装备有打猎用的霰弹枪，第二支分遣队的武装约为前者的两倍。这些仅有的武装力量必须保护两支由马、骡子、其他家畜以及各种牲口拉的大车所组成的漫长纵队，大车上装有难民在逃亡之前尽可能从家中带走的财产。小孩子、怀抱婴儿的妇女、怀孕女性以及大量老者是构成纵队的主要人员。我们无法得知参与行动之难民的确切数量。这两支队伍被统称为“八千人纵队”，尽管它们看上去有着不同的行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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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塞·索萨·奥米戈带领的那支规模较小的纵队成功地在洛斯桑托斯–德迈莫纳和丰特–德坎托斯之间的某个地点，穿越了从塞维利亚通往梅里达的公路。然后他们向列雷纳以北的巴伦西亚–德拉斯托雷斯前进，并最终抵达位于共和国控制区的卡斯图埃拉。那支规模较大且行进速度较慢的纵队在更南面的莫内斯特里奥和丰特–德坎托斯之间的某地通过了上述主干道。该纵队的队列不可避免地拉长并分成了几部分，老年人和拖儿带女的家庭要比其他人慢得多。当时的天气特别炎热，溪水断流，水源难寻。难民在行进中扬起的尘土让叛军侦察机可以很容易锁定他们的方位。位于塞维利亚司令部的凯波·德·利亚诺对该纵队的动向、纵队的人员构成（平民）以及武器十分稀少的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而，叛军仍然准备像对付装备精良的军事队伍那样向其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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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由500名装备精良的陆军士兵、国民卫队士兵、长枪党分子和卡洛斯派民兵组成的部队，在阿方索·戈麦斯·科维安少校的指挥下，在位于主路以东约20英里（约32千米）处的雷纳和丰特–德尔阿尔科之间某地精心构筑了伏击阵地。机枪被部署于可以俯瞰难民行进路线的一座山丘上的树林中。在难民进入射程之后，他们一齐开火。许多人被密集的子弹射伤。有超过2,000人被俘并被运往列雷纳。落在大部队后面的一支规模较小的难民队伍，遇到了一些打着共和国旗帜的士兵。难民们以为他们已经脱险，然而这些士兵实际上是叛军上尉加夫列尔·塔萨拉的手下。他们被诱至丰特–德尔阿尔科，然后被关押在那里。一些试图逃跑的人被当场枪杀。其余人则被押上一辆货运列车带往列雷纳。j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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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戈麦斯·科维安发起伏击时，有数百人四散逃入周边乡村地带。家庭成员因此失散，有些再也未能团聚。有些人在完全陌生的地带漫无目的地游荡达数周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尽最大可能利用土地上的出产维生。许多人被国民卫队和骑马的长枪党武装分子组成的搜查队杀死或俘获。其余的人，有些返回了家乡，但前途未卜，还有几百人设法抵达了共和国控制区。由戈麦斯·科维安和塔萨拉俘虏的平民被关押在列雷纳，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那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每天早晨都有俘虏在斗牛场被用机枪射杀。有些俘虏在遇难前被迫挖掘自己的坟墓。还有些人，在经过来自其家乡的右翼分子的甄别之后，被带回他们原来的居住地接受处决。许多妇女遭到强奸。由于涉案者是来自当地名门望族的已婚男子，所以他们的罪行被大力掩盖。许多来自安达卢西亚的俘虏被带到塞维利亚，然后被关在停泊于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的“卡武埃鲁角”号监狱船的底仓里。晚夏时节酷热难耐，又缺乏食物和饮水，很少有人能够幸存下来。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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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18日的夜间广播讲话中，凯波·德·利亚诺将戈麦斯·科维安伏击难民的行动描述成针对所谓“敌军部队”的一场伟大军事胜利。他大肆攻击那支实际由难民组成的“大部队”，说他们因懦弱无能而被500名叛军士兵击败。此后，他谈到俘虏中有许多伤员。他以恶毒的暗示之辞结束了讲话。“其中还包括很多妇女，有一些是教师，还有一些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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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击开始之前，当规模较大的那支难民纵队越过塞维利亚–梅里达公路约10英里（约16千米）时，一名从丰特–德坎托斯逃离的男子加入了他们的队列。他告诉市长洛伦萨纳·马卡罗说，后者的妻子和5个女儿已被占领军逮捕。洛伦萨纳无视其父亲与众多朋友的激烈反对而离开了纵队，他几近癫狂，担心因为他未能在7月19日制止城内教堂中针对右派的屠杀，而导致报复落到他的妻子和女儿们的头上。他希望如果自己向反叛方自首，对方可以释放自己的妻女。在乡间游荡数日之后，他被一支长枪党的骑马巡逻队抓获。洛伦萨纳随大量来自难民队伍的俘虏一道被带入丰特–德坎托斯。抵达城郊时，押送者将他绑在一匹马的尾巴上。他跌倒在地，并被马匹拖着围绕市镇广场转圈。遭到殴打后，他又被绑在镇公所外面的一把椅子上，当地右翼分子上前踢他，朝他吐口水，并口出秽语。接着，他背靠教堂外墙遭到枪杀。洛伦萨纳的残尸当晚就被弃于市镇广场。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放到城里运送垃圾的大车上游街示众，之后被拉到公墓埋葬。他的妻子和女儿们随后被释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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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地的镇压行动仍在持续。用于捕获左派人士的手段之一是通过广播宣读所谓的“赦免法令”，大意是主动自首者将免于遭受报复。那些轻信上述宣传且照此行事者，很少能活下来揭露此谎言。一个典型案例发生于葡萄牙边界附近的奥利文萨。当地的很多右翼分子被拘留，其中的地主分子被要求支付自1932年起拖欠雇工的工资。社会党市长伊格纳西奥·罗德里格斯·门德斯努力确保无在押人士遇害，他为避免流血而于8月17日通过谈判向反叛方和平投降。在奥利文萨被占领后，新当局发布了一项声明，承诺将劳工的工作条件恢复至1936年以前的水准，并表示“所有未受指控涉嫌参与流血事件的居民……均可返回家园，我们保证将张开双臂接纳他们”。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来自奥利文萨及周边市镇的多达130人在城中被处决。 72 在附近的巴尔韦尔德–德莱加内斯，叛军占领此地之前并无暴力事件发生，但仍有百余人由于担心遭到镇压而选择逃跑。1937年1月2日，有5名男子向一支长枪党骑马巡逻队自首，随后却被带到一座农场中枪决。长枪党分子随后前往其中3人的住所，偷走了死者遗孀和孩子赖以为生的家畜。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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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亚圭的部队早已在外国记者的随同下继续向前推进。因热衷于战事而随卡斯特洪纵队行动的《每日邮报》记者哈罗德·卡多佐，报道了所有被捕民兵都将面临的命运。他们将接受“一场十分钟的审判，被送上一辆卡车，在一名神父的陪同下，前往有些偏远的兵营，在一次排枪射击后，被埋进一个洒满石灰的墓穴”。 74 为了控制经由卡塞雷斯通往马德里的道路，卡斯特洪纵队从巴达霍斯折回梅里达。到1936年8月27日，特利亚纵队已抵达了位于阿尔马拉斯的塔霍河上的桥梁，不久之后，该部抵达位于卡塞雷斯省北部的纳瓦尔莫拉尔–德拉马塔。当天晚些时候，卡斯特洪、特利亚和阿森西奥在通往马德里之路上的最后一个重镇——托莱多省的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前方合兵一处。他们在过去的两周之内推进了190英里（约306千米）。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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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过程中，凯波·德·利亚诺于8月29日发表过一次讲话。当提及在纳瓦尔莫拉尔–德拉马塔和塔拉韦拉–德拉雷纳之间地区有共和派女性被俘的情况时，他发出了比以往更恶劣的仇视女性的言论。对野蛮镇压颇为心满意足的他，大大加强了人们的此种恐惧，即被俘女性将在摩洛哥雇佣兵手中遭到轮奸。他津津有味地评论道：“大量的弹药、10辆卡车，以及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俘虏已经落入我们手中。摩洛哥正规军的士兵们会很高兴，而‘热情之花’将会非常小心谨慎。”带有性暗示的言论出现在《ABC》报上，但在塞维利亚的另一份报纸《联合报》中却遭到审查而未被刊发。 76 在这次广播讲话后不久，凯波·德·利亚诺的参谋长奎斯塔·莫内雷奥少校就向新闻界发出指令，禁止公布上述广播讲话之原文，因为“它们不宜公开刊行”。一位阅读过该广播讲话之完整抄本的新闻记者评论说：“它们令人作呕。正式刊行之版本经审查并清除了其中的粗鄙言辞。”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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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的胡言乱语常常被解释为酒后失言，然而又有人在努力暗示他是一个禁酒主义者。布卢姆斯伯里团体②的前成员，曾在马拉加附近居住的杰拉尔德·布雷南提到过他的“威士忌嗓音”。布雷南的妻子，作家加梅尔·伍尔西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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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告知他根本不喝酒，但他拥有一种柔软散漫的嗓音，以及资深酒徒才有的欢快自在的举止。他可以很放松地一连讲几个小时，有时他磕磕绊绊地说错了一个词，可是他自己纠正起来却丝毫不感到难堪。有一次，他在讲话中提到了“这些邪恶的法西斯分子”，这时，一个痛苦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并试图纠正他：“不，不，我的将军，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又有什么区别？” 将军说道，接着大大方方地继续讲。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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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埃德蒙多·巴韦罗曾回忆起这个暴露了凯波对长枪党之蔑视的声名狼藉的时刻，当时凯波说出了“法西斯渣滓”这个词，他手下的一名参谋人员紧张地低声将其纠正为“马克思主义渣滓”。奎斯塔·莫内雷奥少校在多年后透露说，凯波并非禁酒主义者，但他的确不应该喝酒：他由于长期酗酒而导致了严重的肝脏问题。奎斯塔写道：“我本人并不喝酒，但我数不清有多少次，在他举杯痛饮的时候夺过他手中的酒杯，因为我知道酒精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在托莱多被攻陷的时候，凯波·德·利亚诺为此发表讲话，结束之时，他并未意识到麦克风还开着，于是他大声叫道：“快他妈的拿酒来！”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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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各纵队于9月3日抵达塔拉韦拉–德拉雷纳。 80 与他们同行的美国记者约翰·T. 惠特克赢得了巴雷拉、亚圭、卡斯特洪与其他军官的信任。在他们的帮助下，他不必像大多数来自民主国家的记者那样受到严格控制，后者只有在战斗结束后才会被送到前线，并且还有佛朗哥的宣传工作人员在一旁陪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新闻人员则很少受到此类限制。惠特克在塔拉韦拉的一个房间里住下，将这里作为自己访问前线的基地。在那里，他与托莱多省的长枪党首脑何塞·赛恩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赛恩斯给他展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笔记本，并对他说：“这是我匆忙记录下来的。我亲手处决了127名赤色分子。”关于在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度过的这两个月，惠特克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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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周平均只能睡两个晚上。我从来没有哪天能一觉睡到天亮，而中间没有被黎明时军营庭院里行刑队的排枪射击声惊醒。杀戮似乎永无终结。在塔拉韦拉，他们在第二个月底枪杀的人数，与我来这里的头几天里被杀的人一样多。他们平均每天处决三十人。我注视着那些被他们带入军营的男人。他们就是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卑微的可怜虫。携带工会证件、曾经是共济会员或者曾给共和派投票就足以构成其罪名。如果你因任何一项类似指控而被逮住或被告发，你将接受一场简易的审判，为时两分钟的聆讯之后就会被正式宣布处以极刑。任何曾在共和国机构中供职的人都将被立即枪决。道旁也有清洗行动发生。你会发现四个老年农妇倒在一个土坑里，会发现三十个或四十个双手被反绑的民兵在十字路口被集体枪杀。我还记得在某个市镇广场所发生的惨案。来自共和国突击卫队的两名年轻成员被用电线背靠背捆绑在一起，叛军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将他俩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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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亚圭部队夺取了圣奥拉利亚。在城镇主干道上枪杀被俘民兵的情景令惠特克惊怖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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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看到大规模处决俘虏时的场面。当七辆载满被俘民兵的卡车驶来时，我正站在圣奥拉利亚的主路上。他们被卸下车并被驱赶到一起。这些人就像那些无法承受德国飞机轮番轰炸的部队那样，垂头丧气，精疲力竭，仿佛精神已经彻底垮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手里都有一条肮脏的毛巾或衬衫，这是他们投降时的白旗。两名佛朗哥军官在他们中间散发香烟，有几个共和派人士像小孩子那样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们已经好几周没有香烟可抽了。突然间有一名军官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开，并对我说：“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在由多达六百名俘虏组成的人群边缘，摩尔兵正在架设两挺机关枪。我和俘虏们几乎同时看到了他们。整个人群仿佛猛地抽搐了一下，就像在前线的那些人一样，他们因惊吓而失语，双腿不住发抖，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睁大的双眼中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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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拉韦拉的镇压与发生在更南边的同类行动同样残酷。来自加利西亚的打工者与民兵一同遭到枪杀。有一名目击者当时还是孩子，他回忆了9月3日在“卡列–德卡尼塞里亚斯”（Calle de Carnicerías，“屠宰街”，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巧合）发生的一场屠杀。大量共和派俘虏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在殖民地正规军的押送下沿着街道下行。当有一个人试图逃跑时，摩尔兵直接向整群俘虏开火。这些尸体被弃于屠杀现场达3日之久，其中还有些未被当场打死的伤者。那些极度惊恐的周边居民被关在家中，听着垂死者的痛苦呻吟和尖叫声。最后，镇上收垃圾的大车将尸体拉走。 82 由于在塔拉韦拉–德拉雷纳的遇难者数量众多，基于卫生防疫的考虑，尸体被浇上汽油点燃。 83 佛朗哥宣传机构的负责人路易斯·博林公布了叛军在此地进行杀戮的照片，但谎称这是叛军纵队在塔拉韦拉–拉雷亚尔（位于梅里达与巴达霍斯之间）偶然发现的左翼暴行现场，借此为巴达霍斯的屠杀进行辩护。凯波的宣传部长安东尼奥·巴阿蒙德也详细讲述过阵亡者与被处决男女的尸体如何频繁遭到破坏，然后将其拍摄下来，用以虚构所谓“共和国之暴行”的证据。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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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快报》的诺埃尔·蒙克斯写道：“在塔拉韦拉，由于前方战事不多，宣传机构稳定向人们灌输敌人的暴行，也就是赤色分子在撤回马德里时的所作所为。奇怪的是，我所遇到的西班牙部队——外籍军团、卡洛斯派义勇军和长枪党武装分子——公开向我吹嘘他们从赤色分子手中接管某地时的种种行径。但那些并非‘暴行’。哦不，先生。就连把被俘的年轻女民兵和20个摩尔兵关在一个房间里的事情都不算暴行。不，先生。那只是娱乐活动。” 85 根据来自《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埃德蒙·泰勒的说法，在圣奥拉利亚附近，一名年轻的女民兵被关到一个有50名摩尔兵的大房间里。 86 在通往马德里的道路上，约翰·T. 惠特克也亲眼看见了与蒙克斯和泰勒所提及之情况类似的一个场景。他知道群体强奸事件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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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这些西班牙的“改造者”也很少否认他们有意将白人妇女交给摩尔士兵的事实。相反，他们在整个前线地带散布警告：赤色武装中的所有女性都将面临那样的命运。我在食堂与六名西班牙军官一起吃饭时，曾听过他们争论该政策是否明智。没有哪个军官否认这是佛朗哥的官方政策。但也有人坚持认为，不管怎样，女赤党也是西班牙人，也是女性。西班牙军队中唯一的摩洛哥军官埃尔–米齐安并不否认这种做法。有一天，我正和这位摩尔人少校一起站在纳瓦尔卡尔内罗城外的十字路口，这时有两名年龄不过十几岁的西班牙女孩被带到他面前。其中一个女孩曾在巴塞罗那的纺织厂工作过，士兵们在她的皮夹克里找到了一张工会证。另一个女孩来自巴伦西亚，她说自己从不过问政治。埃尔–米齐安向她们逼问军事情报，之后又将她俩带进了一座小校舍，里面有四十名摩尔士兵正在休息。当她们出现在校舍门口时，里面的摩尔人爆发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嚎叫，我惊悸不已地站在那里，充满愤怒却又无能为力。当我对此表示抗议时，埃尔–米齐安得意地笑了。“哦，我敢说她们活不过四个小时。”他这样讲道。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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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莱多爆发的叛乱最初取得了成功。曾担任国会议员和《托莱多先驱报》（El Heraldo de Toledo）主编的社会党人多明戈·阿隆索被枪杀，其妻女则被抓作人质。许多共和派人士遭到逮捕。在来自马德里的一支陆军纵队抵达后，反叛方领导人何塞·莫斯卡多上校命令他的部队撤入阿尔卡萨，那是一个可以俯瞰托莱多城和绕城而过的塔霍河的大型要塞。 88 约1,00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国民卫队官兵和长枪党成员退守至这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主要由他们的妻子与孩子组成的约600名非战斗人员也随行至此，另有数目不明的左派人质。关于人质的数量有着激烈的争论。负责围城的平民领导人路易斯·金塔尼利亚被曼努埃尔·乌利瓦里·巴鲁特利少校告知，其中被扣押的人质超过500人。而在另一种极端相反的说法中，莫斯卡多上校从未承认他手中的人质数量超过16人。在一份包括围城期间死伤者在内的对阿尔卡萨在场人员实行分类统计的数据列表中，半官方的内战军史学家曼努埃尔·阿斯纳尔在其中提到了57名“失踪人员”。这些人不属于那些在官方名单中被列出的名字，所以它很可能指的是被枪杀的人质。奥地利社会学家弗朗茨·博克瑙曾看到过在民兵食堂里贴出来的20名人质的照片，而其他几位学者估计至少有50名人质。佛朗哥分子方面的消息来源没有提到莫斯卡多口中的16名人质的命运。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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