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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Quoted by De la Cierva,Carrillo miente, pp.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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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Antonio Elorza and Marta Bizcarrondo, Queridos camaradas: la Internacional Comunista y España, 1919–1939 (Barcelona: Planeta, 1999) p. 379; Ronald Radosh, Mary R. Habeck and Grigory Sevostianov, eds, Spain Betraye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23. 关于该报告的完整版本，见Spain Betrayed pp. 219–33。然而书中颇为荒唐地将该报告当成是季米特洛夫的杰作,而后者当时还在莫斯科。在p. 529，该书还把圣地亚哥·卡里略和他的父亲文塞斯劳弄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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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Stoyán Mínev (Stepanov), Las causas de la derrot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ed. Ángel L. Encinas Moral (Madrid: Miraguano Ediciones, 2003) pp. 93, 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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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卡索拉之妻对此之叙述，见Aurora Arnaiz, Retrato hablado de Luisa Julián (Madrid: Compañía Literaria, 1996)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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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Ibárruri et al., Guerra y revolución en España, II, 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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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殇：西班牙内战中的后方大屠杀 第五部两种战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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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抵御共和国的内部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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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6年底，内战最初几个月里的自发性大规模暴力事件已经不再出现，然而，直到1937年2月初，阿萨尼亚总统注意到，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仍然怀有对暴行的厌恶情绪。他暗示，那些悲剧让内格林以身为西班牙人为耻。 1 内格林致力于结束不受控制的暴力事件，这一点得到了其朋友马里亚诺·安索的证实。根据后者的讲述，有一次在巴伦西亚的街头，内格林走上前去，与一群拘押了一名男子的武装民兵搭话，因为他看到，那些民兵很明显打算将此人当作法西斯分子枪毙。他冒着巨大的风险，纯粹凭借其人格的力量，迫使他们将此人释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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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1月起，共和国战线后方的镇压暴力不再像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那样不受控制和为仇恨所驱使。自此以后，镇压主要是关乎共和国国家重建的问题，当然也是其自卫所需。因此，它采取了两种偶尔互相重叠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安全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打击第五纵队的破坏分子、冷枪手和间谍等内部敌人上来。另一方面，在战争努力之性质方面却存在着激烈的对抗。那些对建立一个能够集中力量进行战争的强大国家持抵制态度的自由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人士，被共产党人、很多社会党人以及共和派人士视为颠覆分子。左翼无政府主义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关注革命目标的实现，并与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展开了积极的对抗。颇有影响力的少数人直接卷入了犯罪活动当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此外，俄国安全顾问将西班牙本国和外籍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视为必须被清洗的托派分子，这导致了本就不容乐观的局面进一步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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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巴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马德里的保卫委员会和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均采取坚决的行动，对警察和安全部队施以集中控制并解除各种后方民兵团体的武装，它们便进入了一个与无政府主义者冲突不断的阶段。对于收缴其武器，以及关闭由其控制的、位于出入首都之道路上的和位于加泰罗尼亚–法国边界之道路上的哨所的做法，无政府主义民兵表示强烈反对。有很多纠纷随之发生，比如在1936年11月，保卫委员会中的作战委员安东尼奥·米赫在一次执行公务时受阻而无法出城。 3 西班牙共产党和全国劳工联盟长期处于严重敌对状态，而这一状态又为无政府主义者针对重要的共产党联盟领袖人物的暗杀活动所大大激化——他们在6月份于马拉加杀害了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冈萨雷斯，并在7月31日于巴塞罗那杀害了德西德里奥·特里利亚斯·迈内。同样，由来自“欧罗巴影院契卡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于9月份发动的那场针对维托里奥·维达利和恩里克·利斯特的未遂暗杀行动，只会进一步坚定共产党方面进行“以牙还牙”之报复的决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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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初，当塞拉诺·庞塞拉离开保安总局时，其行政职责由卡里略的副手何塞·卡索拉承担。卡索拉任命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为警察总长。后者的任务之一是扩充由卡里略和格里古列维奇创建的别动队。另有两个别动队成立，并分别由统一社青团激进分子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圣地亚哥和何塞·科内萨·阿特亚加领导。从1937年初开始，在费尔南多·巴伦蒂·费尔南德斯的指挥下，全部3支别动队将专于针对可疑分子的拘留与讯问，有时还会对其进行肉体消灭。可疑分子不仅指佛朗哥分子，同时也包括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盟成员。卡索拉相信，后者已经失去控制并且遭到第五纵队的渗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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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有卡索拉认为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充斥着第五纵队分子。拉尔戈·卡瓦列罗告诉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伊无联已经被数目众多的敌特分子和警方告密者渗透，他们根本无法应付。” 6 他们两人都没有完全说错。全国劳工联盟的会员证可以轻松弄到，借此第五纵队分子可以获取情报，同时这也方便他们活动和采取各种挑衅行为。借助全国劳工联盟方面的授权，第五纵队分子也可以获得共和国安全部门的身份证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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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爆发了冲突，而在穆尔西亚发生的事件则是苦涩的一例。于1936年10月中旬至1937年1月初担任该省省长的共和派人士路易斯·卡沃·希奥拉一直在对第五纵队分子大力实施追捕，其中一些目标人物早在战争爆发前即拥有全国劳工联盟颁发的证件。无政府主义者的“钢铁纵队”于巴伦西亚遭遇失败之后，其成员已移至穆尔西亚，并对抵制他们的农民进行掠夺和施暴。在12月份，卡沃·希奥拉委派在帕拉库埃略斯屠杀事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拉蒙·托雷西利亚·吉哈罗担任该省的保安总局特派员。当卡沃·希奥拉的职位被安东尼奥·普雷特尔取代之后，托雷西利亚展开了冷酷无情的行动，其行动是基于一个概括性的假设，即任何非共产党员都有可能是第五纵队分子。被捕者遭到折磨、殴打，并在仿制的处决现场被处死。最终，在1937年4月，全国劳工联盟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支持下发起了一场抗议运动，随后官方介入调查，托雷西利亚和他的同伙遭逮捕，普雷特尔则被迫去职。托雷西利亚在监狱中度过了6个月，获释后加入了已成为阿尔瓦塞特省省长的卡索拉手下的安全部门。在那里，他那必须清洗后方的执念招来了更多人民阵线中非共产党人士的控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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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方面对全国劳工联盟的怀疑在阿莫尔·努尼奥的一则声明中得到了证实：在1936年12月23日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的会议上，明显可以胜任当前工作的他，却因“健康原因”而宣布辞职。有证据表明，几天之前，在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激进派高层分子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曾考虑将他从无政府主义运动中逐出，甚至直接将他枪毙。按照格雷戈里奥·加列戈的说法，全国劳工联盟的前线军事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曾经揪住努尼奥的脖子使劲摇晃，并用力把他推到墙上，说他应该被毙掉。努尼奥的罪行源于他同一名叛军军官之女的性关系。他曾任命此女担任他的秘书，并带她去参加重要会议，于是她得以听到各种机密的讨论。努尼奥的战友怀疑她是叛军的一名间谍，并且对他进行了洗脑。他们饶过了他一命，但是，因为他已被视为不可靠分子，所以他们要求他向保卫委员会递交辞呈。他被安排在全国劳工联盟运输行业工会的书记处担任一个较低等的职务，然后前往巴塞罗那，后来他因为参与了1937年5月的冲突而在巴塞罗那被逮捕。战争结束时，努尼奥于阿利坎特被俘，并在马德里被警察殴打致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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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尔·努尼奥并非是在1936年12月23日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辞职的唯一成员。一同辞职的还有圣地亚哥·卡里略，他于圣诞节那天由他之前的副手何塞·卡索拉·毛尔取代。卡里略宣布，他将全力以赴准备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以促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紧密联合。这可能确实是他的真实动机，但是他被替换也与两天前发生的一次事件有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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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下午3点，保卫委员会的供给委员巴勃罗·亚圭·埃斯特韦拉，在因公事出城的途中受阻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控制站。自从卡里略的11月9日法令颁布以来，在公安委员部的整体协调下，出入首都之道路已处于警方、突击卫队和民兵后卫安全部队的控制下。因此，阻止亚圭前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并无这样做的权力。当他们拒绝认可亚圭所携带的供给委员之身份证明时，后者强行闯关，于是他们开枪并致其重伤。然后他们前往本塔斯区的“自由者文艺社”避难。卡里略下令逮捕他们，但是派往“自由者文艺社”的警察却被告知他们处于全国劳工联盟地区委员会的保护之下。随后卡里略派出一个连的突击卫队前去实施抓捕。当天晚上，这一事件在保卫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卡里略要求将他们枪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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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方面的报纸谴责肇事者是为法西斯效力的不可控分子，“人民和革命真正的敌人，他们像残暴无情的强盗一般，残忍地谋杀人民最优秀的保卫者”。西共呼吁对其进行惩处，以儆效尤，而且为避免此类犯罪再次发生，要求将马德里外围的民兵组织解除武装。它声称“某些组织”被第五纵队严重渗透，这里明显指的就是全国劳工联盟。该指控其实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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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层的最初反应是进行安抚。有人提出，有关枪击亚圭之凶手是第五纵队分子的指控，将使左翼联盟岌岌可危。接下来，在12月25日，有3名全国劳工联盟成员的尸体被发现，他们的工会证件被塞到了他们的嘴巴里。爱德华多·巴尔所领导的防卫委员会展开报复行动，有3名共产党人被杀，死者的嘴里也被塞上了他们的党证。在新一轮报复中，又有2名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被杀害，同时西共报纸上也加强了清洗全国劳工联盟的宣传攻势。被激怒的全国劳工联盟公布了在一些地区被共产党杀害的左翼激进分子的名单，这些地点是：马拉加、拉塞拉纳（巴达霍斯东部地区）的卡韦萨–德尔武埃、拉斯埃伦西亚斯（雷阿尔城省）、米格尔–埃斯特万和拉瓜尔迪亚（托莱多省），以及塔胡尼亚河畔佩拉莱斯和马德里地区的其他市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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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略未能让保卫马德里委员会遵照其要求将亚圭遇袭事件的责任者判处死刑，这已经超出了委员会的管辖权。当案件被提交给国家法庭时，公诉方拒绝主张对被告处以死刑，因为据说亚圭并未在全国劳工联盟的检查站出示其身份证件，对此卡里略非常愤怒。在西共报纸叫嚣血债血偿的同时，《全国劳工联盟报》的主编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发表了一则声明，要求释放那些肇事者，并扬言如果有关方面不照做的话，全国劳工联盟的武装力量将撤离前线，并回来解救他们。这种充满煽动性的言论让很多人相信，即便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彻头彻尾的颠覆分子，那么至少可以认为他们是很不负责任的。《全国劳工联盟报》是无政府主义者之防卫委员会的喉舌，该报由爱德华多·巴尔、曼努埃尔·萨尔加多·莫雷拉和加西亚·普拉达斯三人负责运作，而他们全都是极度反共之人士。米亚哈命令《全国劳工联盟报》停刊，但加西亚·普拉达斯拒绝服从。新一期的报纸已经完成印刷并即将开始发行，此时米亚哈派出突击卫队包围报馆，并宣称，在为保卫马德里付出如此之多的牺牲后，如果因为这样一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之间的无关紧要的争吵而导致其陷落，显然非常荒谬。如果不是米亚哈及时干预，一场严重的流血冲突可能会爆发。结果，令西共方面感觉恼怒的是，法庭认定枪击亚圭的那些被告，其行为并非是“出于恶意”。对此，两个组织的直接反应是达成一项共识，不让双方的敌对情绪破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是这一共识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14 这场不同党派之间的战争既标志着国家政权一如既往地处于弱势，也反映出全国劳工联盟对于共和国的忠诚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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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略的继任者何塞·卡索拉决心终结形形色色的民兵执法力量并行的现状。令他感到不可容忍的是，在1936年7月份由民兵组织缉获的许多右翼分子的相关档案尚未被移交给保安总局。结果，人民法庭由于没有关于其政治关系的记录，而释放了许多第五纵队分子。当卡索拉在12月份从塞拉诺·庞塞拉那里接手首都的保安总局时，他开始着手将文件档案和组织架构加以集中化。他认为这是迈向其主要目标，即侦查并惩处参与破坏与颠覆活动的叛乱支持者的第一步。因为此种热忱，他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持不同政见的反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人产生了激烈冲突。共产党人相信，反对为战争计而进行的高度集权化之努力足以构成破坏和颠覆的罪名。此外，他们几乎可以肯定，后方发生的部分暴力事件是打入全国劳工联盟内部进行煽风点火的敌特分子所为，其目的就是在国际上抹黑共和国的形象，并削弱共和国军民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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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全国劳工联盟与共产党方面关系恶化的另一个因素是梅尔乔·罗德里格斯，他每天都会安排释放100多名囚犯，因此被认为身份可疑。在经他出面安排获释的囚犯中，有若干人转身就投靠了叛军一方，其中包括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上校和具有长枪党身份的广播名人博比·德格拉内。于是，人们越发怀疑他与第五纵队有瓜葛。在1937年1月8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卡索拉抱怨梅尔乔·罗德里格斯允许囚犯在狱中举行支持反叛方的示威活动，并与外交使团成员进行私人会晤。他称梅尔乔为“囚徒的保护者”，因为后者将右翼在押人员与之前来自全国劳工联盟的囚犯同等对待。2月19日，卡索拉指责梅尔乔反对他的治安政策。之后，卡索拉进一步激怒了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层。他开始在自己所发动的反破坏与反间谍运动中，将目标转向由全国劳工联盟成员曼努埃尔·萨尔加多负责运作但效率低下的国防部下属的情报机构，调查该机构遭第五纵队分子渗透的情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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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调查工作，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圣地亚哥率领下的别动队于2月中旬捕获了超过30名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士。全国劳工联盟的报纸抗议说，被打上“国家公敌”之标签的无政府主义激进派，正作为卡索拉之公安委员部所进行的肮脏战争的一部分而遭到关押。 16 在2月23日一名西共警察人员遭到枪击之后，卡索拉重申道，全国劳工联盟方面正在庇护第五纵队分子，而且，他手下的密探们开始重新逮捕那些已被法庭宣布释放的囚犯，甚至在他们刚刚获得自由离开法院大楼时就将他们抓回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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