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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的制度化暴力尤为严重。在波拉–德莱纳，有200多人被杀，许多人在被害前被迫挖掘自己的坟墓。之后，杀人凶手举办了一次有酒助兴的庆祝活动。当叛军进入萨马–德兰格雷奥镇时，受伤的民兵被装上卡车，然后被运到奥维耶多围城期间所用的壕沟处活埋。在位于萨马–德兰格雷奥镇以东的图龙山谷的矿业小镇圣马丁–德尔雷伊奥雷利奥，至少有261人遇害。在图龙山谷附近，有超过200具尸体被装上卡车，然后被运往一个被称为“波索–德林孔”（Pozo del Rincón）的矿井。 59 他们的工会组织被瓦解，那些未被处死或监禁的工人随后被迫在矿区的惩戒营中充当奴工。有些人躲藏了起来，或者加入了游击队，他们不成规模地四处打着游击战，并经常与来自加利西亚的逃亡者保持联系。在好多年里，国民卫队和长枪党巡逻队不停地在追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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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捕的游击队员中，有一个人是来自拉科鲁尼亚省索夫拉多–多斯蒙赫斯的帕斯夸尔·洛佩斯，从内战之初他逃跑时起，他的妻子和6个孩子就失去了他的任何消息。1939年6月，有一个在佛朗哥部队服役的人返回了村庄，并说他曾在奥维耶多附近的一个集中营中看到过帕斯夸尔。帕斯夸尔的妻子包了一些食物和衣服，并派她13岁的儿子帕斯夸林去找他。后者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步行前往奥维耶多，然后又花了两周时间才在当地的许多集中营中找到了他父亲所在的那座集中营。虽然他的父亲让他回家，但是帕斯夸林还是留了下来。他白天偷窃食物维生，晚上则偷偷溜进营地，在他父亲身边露天席地而眠。10月初，一群长枪党分子抵达并挑出了来自加利西亚的俘虏，将他们押赴希洪处决。长枪党分子骑在马上，囚犯则步行前往。帕斯夸林违背了他父亲的命令，远远地在队伍后面跟随了十二天。途中，那些因年老体弱而无法跟上队伍的人均被杀害。当他们抵达埃尔–穆塞尔时，剩下的囚犯被排成一排，然后在充当海堤的一排岩石上面被枪杀。其中年纪最小的长枪党分子看到有几个人还活着，问为什么要求他们瞄准囚犯的腿开枪。他们那位久经刑场的头目称他为“菜鸟”，并告诉他说：“因为这样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流血而亡。”帕斯夸尔并没有死，他的儿子设法把他从水中拉出来，带着他进入山里，并用一把小刀将子弹从他腿里取出来。在他伤愈后，他让帕斯夸林返回加利西亚，同时他重新加入游击队，但在不久之后遇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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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维耶多，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期间，长枪党分子实施了许多法外处决，与此同时，还有共742人被判处死刑。仅在1938年5月，便有654人受到审判，其中260人被判死刑。当军事法庭为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展开镇压行动而于1939年1月离开阿斯图里亚斯时，高级法官对奥维耶多的警察执行死刑的速度大加赞扬。总共有1,339人被判死刑，他们中间除有15人被施以绞刑外，其余全部被枪决。为了能被埋葬在墓地，囚犯必须在神父面前忏悔，并与教会和解。只有200人进行了忏悔，但另外有102名死者因为其家人缴纳了一项特别费用而得到安葬。除了在审判后被处决的人，由于遭受虐待或营养不良，另有257人在关押期间死亡。遇难者中约1/3是矿工。许多妇女遭到强奸和殴打，行刑者意图从这些被剃光头发并遭到监禁的女人口中得到其家中男人的下落。至少有9名女性被处决。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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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和国政府、工会与政治领导人以及军队指挥层就在希洪，所以那里的镇压也最为严重。仅能容纳200名囚犯的埃尔–科托监狱被塞进了近2,500人。在从1937年11月9日起的12个月里，共有903名囚犯受审并遭枪杀。在其他很多未被记录的案例中，囚犯被长枪党团伙带走并被私下处死。殴打和折磨是常见的景象。当地斗牛场、一座旧玻璃厂和一座纺织厂被当作临时监狱使用。任何形式的政治或工会团体的责任人都将被消灭。希洪的军事检察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提起如此多的死刑指控，以至于他被称为“机关枪”。在1937年的最后两个月有98人被处死，在1938年则有849人。此外，还有若干起私刑处决发生。埃尔–苏库公墓（位于希洪市塞阿雷斯区）的负责人声称，在很多天里，有70到80具尸体被弃置于此。埃尔–苏库公墓中有一座最近落成的纪念碑，上面列出了从1931年10月21日到1951年期间埋在集体墓穴中的1,882名男性和52名女性的名字。他们包括来自埃尔–科托监狱的、经军事法庭审判后被枪杀的至少1,245人；因遭受殴打，刑讯或者由于营养不良、过度拥挤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所导致的疾病而死亡的84人；其他则为在玻璃厂中遭处决，以及其他姓名可确认的遇难者。有70%的遇难者是工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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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1日，在北方地区被征服之后，西班牙各地都庆祝了佛朗哥升任国家首脑的周年纪念日，并将其奉为“元首日”。在索里亚省的圣莱昂纳多，当穿着长枪党蓝色衬衫的亚圭将军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工人阶级时，他下面的话引起了狂热的掌声：“他们并不算太坏。真正邪恶的是他们的领导者，那些用看似美好的承诺欺骗他们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不断进攻直到他们被彻底消灭。”然后他描述了长枪党的新秩序，当他做出如下宣言时，现场立即响起了笑声和鼓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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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你们中间的那些负隅顽抗者，你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或者是被关进监狱，或者面对行刑队的枪口；没有第三种可能。我们已经决定对你们进行救赎，而且不管你们愿意与否，这是我们必将做的事。我们有什么需要你们的吗？不，再也不会有任何选举，所以我们为什么还会需要你们的选票？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敌人的救赎。我们要把我们的文明强加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会打败他们，通过武力强迫他们接受；就像击败那些不想要我们的公路，我们的医生和我们的防疫接种技术，总之就是不想要我们的文明的摩尔人那样。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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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圭的讲话可以提醒那些不明状况的人，如果有更多的领土陷入叛军之手将会发生什么。共和国最高指挥部判断佛朗哥下一步将对马德里展开进攻，所以他们决定针对阿拉贡诸省中最为凄冷的省会城市特鲁埃尔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那里的叛军防线薄弱，而且该城实际上已经被共和国部队包围。在滴水成冰的严冬里，在20世纪以来气温达至最低的极寒天气下，共和国军队经过野蛮的逐屋争夺战，终于在1938年1月8日迫使叛军守备部队投降。拥有巨大物质优势的佛朗哥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在力不从心的防御战之后，共和国方面不得不在2月21日特鲁埃尔将遭到合围之际实施撤退。佛朗哥在3月初向东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攻势作战。到4月中旬，他的部队已经到达地中海沿岸，并将共和国控制区一分为二。阿拉贡全境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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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阿拉贡的大部分地区早已落入叛军之手，并经历了一场野蛮的镇压。除了在韦斯卡和特鲁埃尔之间的突出部分，萨拉戈萨省大部地区的军事政变都取得了成功。在1938年3月的叛军攻势将其余部分征服之前，该省的镇压行动已经展现出极端暴力的性质。 64 在1936年7月的头两周，已有约80名共和国官员和工会及政党领导人遭捕杀。此后，在8月份的恐怖浪潮中有730人被处决。长枪党人和卡洛斯派分子组成的“保安巡逻队”组织夜间“兜风”行动，协助当地警察，清除“不受欢迎的人”。9月军事法庭建立之后，杀戮行动的规模并未缩减，截至1936年底，共有2,578人被射杀。来势凶猛的镇压是先前定下的灭绝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无政府主义纵队向该省东部地区推进所引发的恐惧使其进一步加剧。然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萨拉戈萨地区，平民参与杀戮的动机也多种多样，有人只是嗜血，有人是希望隐藏自己曾经身处左翼阵营的历史并向新政权献媚，有人则是出于嫉妒或者长期以来日益加深的怨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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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纵队的逼近，可能是10月初发生于萨拉戈萨的一场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处决行动的原因之一。8月下旬，萨拉戈萨的叛军电台宣布，以圣胡尔霍将军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外籍军团新单位已开始招募兵员。在纳瓦拉，国民卫队各哨所接到命令，要求涉嫌同情左派阵营的男性前往征兵办公室报到。被召至军营后，他们被要求在“去（外籍）军团或者下地狱”之间做出选择。在拉里奥哈，当地报纸上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只是，为了满足所需的征兵人数，年轻男性被要求在被枪毙或加入圣胡尔霍部队之间进行选择。从9月2日至10日，有数百名年轻男子被送往萨拉戈萨进行训练。他们在9月27日进行宣誓，并于10月1日被派往位于韦斯卡南部的阿尔穆德瓦尔的前线。然而，在他们投入对抗来自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纵队的作战行动之前，他们奉命返回萨拉戈萨，在那里他们被解除武装，因为军方当局怀疑他们中许多人在策划逃跑。在10月2日至10日之间，他们被一小组一小组带到萨拉戈萨军事学院后面的一片空地上，并在那里遭到枪杀。尸体被送往托雷罗公墓，并被埋进一个巨大的集体坟冢。在总计超过300名遇难者中，有218人来自纳瓦拉。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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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戈萨省最北边，位于潘普洛纳到韦斯卡道路中途的偏远小村温卡斯蒂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挟私报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得多的作用。因1934年10月诸事件而进行的报复行动导致180人丧生。像由叛军控制的其他阿拉贡乡村地区一样，长枪党和卡洛斯派义勇军小分队在国民卫队成员的随同下破门而入，带走值钱的东西并拘留左翼组织和工会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这些逮捕行动是基于缴获的文件资料展开的，而这些文件中所记录的，纯粹是来自当地右翼分子因经济利益冲突或男女关系纠纷而炮制的谣言和诽谤。男人、女人和青少年被逮捕，紧接着遭到野蛮的殴打，他们经常的结局是死亡。因为曾经绣过一面共和国旗帜，24岁的罗萨里奥·马龙·普埃约和20岁的洛德斯·马龙·普埃约“获罪”并遭到强奸和杀害，其尸体被焚毁。此事是在离村子较远的地方完成的，但是有很多处决行动是公开进行的，村子里的所有人都被迫前去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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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在教区司铎的“建议”下，逮捕和谋杀才得以进行。在一位怀有双胞胎的19岁年轻妇女的案例中，村中医生认为她应该得到宽恕，国民卫队方面接受了他的陈情。当地长枪党团伙也不情愿地表示同意，但是一位在场的神父叫道，“只有牲畜死掉，才不会有更多的狂犬病发生”，于是她被枪杀。 67 而最为著名的受害者是镇长安东尼奥·普拉诺·阿斯纳雷斯。前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因为在改善农业短工的工作条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而招致了该地区土地所有者的憎恨。同时他也被不公正地追究在1935年10月5日至6日之革命暴动中的责任。一开始他被关押在萨拉戈萨，1936年10月初，安东尼奥·普拉诺被带到了温卡斯蒂略，并与他的妻子贝妮塔以及他的孩子安东尼奥和玛丽亚一起被囚禁在国民卫队的兵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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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计划在1934年10月事件两周年之际将其杀害。这不仅是对过去的报复，也是对未来的警示。普拉诺代表了共和国为该地区所提供的社会正义和教育方面的一切。他不仅遭到杀害，而且在死亡之前和之后经历了极其残酷的侮辱。在遭到暴打之后，他一身是血地被带出了国民卫队的兵营。国民卫队和长枪党分子逼迫村里民众前往广场观看。普拉诺之前还被强灌了一瓶蓖麻油。浑身是血、污秽不堪的他，被放在一块木板上抬走了。他在教堂前面被枪杀，在场的右翼分子兴高采烈，鼓掌欢呼。然后，他的尸体遭到踢打和摧残，并由一名长枪党分子用斧头肢解。在他被杀一年后，他被课以超过2.5万比塞塔的罚款，另外还有对他妻子的1,000比塞塔罚款。为了支付这些罚款，他们家的房屋和里面的东西都被没收。在很多类似案例中，“罚金”成为窃取被害者财产的一个借口。共有140名左派人士在温卡斯蒂略被谋杀。在曾因1934年事件而受审的110人中，很多逃跑了，但留下来的44人均被处决。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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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最少的西班牙省份特鲁埃尔，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后，其西部地区立即被一支规模很小的叛军部队占领。尽管该地区并不存在多少社会冲突，但拘留行动立即开始。像其他地方一样，首批遇难者是工会和共和国政治领导人，以及政府官员。第二波暴力始于1938年3月，此时叛军部队进入共和国控制下的城镇和村庄。第二波镇压浪潮中最恶劣的事件之一发生于小镇卡兰达，在那里有大约50人遇害，一名怀孕的妇女被殴打致死，还有多人遭到强奸。在战争结束时，那些曾在佛朗哥分子占领特鲁埃尔省时逃离家乡的人，面临着流亡或重返家园的抉择。因为寄希望于未曾犯罪的自己不应遇到任何麻烦，所以许多人返回了家乡。在卡兰达，当他们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时突然遭到袭击。当地长枪党首领和市镇议会秘书组织了针对上述返乡者的酷刑、殴打、谋杀和性侵犯。这些事件构成了严重的丑闻，以致省长就此向军事当局进行了告发。结果凶手们接受审判并被判入狱八年。 69 在这些爆发的镇压事件中，所有遇难者都被正式进行死亡登记的情况一次也不存在。尽管如此，在特鲁埃尔，姓名可确认的被处决者数目为1,030人，其中有889人死于战争期间，141人死于战后。另外，还有258人被带到萨拉戈萨处决。还有更多的名字未进行民事登记或尸体未被埋在公墓中的遇难者。杀人凶手们不愿意看到更多的谋杀内幕被揭露出来，接下来，佛朗哥当局安排各方协同运作，对特鲁埃尔之暴行的巨大规模进行百般遮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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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埃尔的镇压行动之规模，一方面是叛乱分子的基本灭绝计划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叛军认为该省易受共和国攻击。从1936年7月20日起被捕的第一批人中有市长、社会党省支部书记、当地中学校长和师范学院校长。逃往共和国控制区的男人，其妻子和家属遭到拘留。例如，一位社会党市镇议员的妻子及其17岁的女儿被捕，并最终被枪杀。所有在押人士均被送入当地的神学院，他们在遇害前置身于极端恶劣的过度拥挤的环境中。直到8月13日处决行动开始前，在押人员还参与修补道路等强制劳动。他们在黎明时被送上卡车带走，这些开赴刑场的卡车有着“黎明卡车”“死亡卡车”或“单程卡车”等多种不同的称谓。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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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目的地是距离省会约2.5英里（约4千米）的孔库村。在那里，数百具尸体被扔进了一个被称为“洛斯帕索斯–德科代”（Los Pozos de Caudé）的6英尺（约2米）宽、250英尺（约73米）深的坑里，其中甚至包括年仅十几岁的男孩和女孩。被害者很少是政治激进分子。他们仅仅因为被认定对军事政变有所批评、与逃亡者有牵连、拥有收音机，或者曾经在战前阅读过自由派报纸而被定罪。在整个独裁年代中，人们出于恐惧，甚至都不敢靠近这个坑。但是，偶尔在晚上，会有一束鲜花被悄悄留在附近。1959年，在未经任何遇难者亲属许可的情况下，整整一卡车遗骨被运往位于“逝者之谷”的佛朗哥陵墓处④。当社会党在1982年执掌大权后，人们开始公开在此处献花。接下来，在1983年，有一位当地农场主站出来说，在他保留着的一本笔记本中，记录着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每天晚上听到的枪响的次数。他记录的总数是1,005。在未登记的死者中，既有被捕的共和派人士，也有从小村镇带来的人员。2005年，在一次敷设主燃气管道的工程中有部分遗骨出土，随后的发掘行动让15具尸骸重见天日。洛斯帕索斯–德科代仅仅是该省的刽子手们弃尸的几个地点之一。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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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鲁埃尔省，至少有两名神父被反叛方军事当局处决。何塞·胡尔韦·埃尔南德斯是托拉尔瓦－德洛斯锡索内斯的教区司铎。胡尔韦神父于1936年7月25日被捕，他被带到特鲁埃尔的监狱枪决，因为他的一个亲戚担任人民阵线政府的某市镇长官。第二个案例的当事人是弗朗西斯科·海梅–坎廷，他是卡拉莫查的教区司铎，并且还是卡洛斯派的支持者。尽管拥有这样的背景，在1936年8月，一些长枪党分子和国民卫队士兵还是逮捕了他的兄弟卡斯特罗·佩德罗，后者于9月27日被枪杀。海梅–坎廷神父获悉后，前往国民卫队兵营打听消息，但是他本人也遭逮捕并被带到特鲁埃尔，并于12月12日被枪杀。在这两个案例中，均有寻报私仇的因素存在。在战前，地主卡斯特罗·佩德罗曾因尝试驱逐其佃户而与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本地委员会发生过纠纷。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他输掉了官司。当军事政变发生时，当时判案的法官被两兄弟诬告为“危险的赤色分子”，并在9月12日遭枪杀。然而，遇害法官有一个兄弟在叛军中担任军官。他前往卡拉莫查，并成功确认了捏造不利于法官的证据的，就是地主和神父两兄弟。所以他设法让两人均被处决。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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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相信，神职人员会在没有得到特鲁埃尔–阿尔瓦拉辛主教安塞尔莫·波朗科之默许的前提下遭到处决。安塞尔莫·波朗科是一位虔诚、不苟言笑和保守的教士，他经常施舍穷人。战争开始之前，他就已经与右翼站在了同一阵线。在1936年2月大选之前，他向全体教区司铎发布了一则公告，其中指出，这是一场“宗教、财产和家庭的捍卫者”对抗“渎神、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性爱的宣扬者”的斗争，以及一场在“在圣奥古斯丁所述的两个敌对的城池之间、在善恶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斗争。 74 这样一则信息不可能让“全世界受苦的人”喜欢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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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开始时，波朗科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叛军的支持。1936年7月31日，他在一份牧函中称这场战争为“我们光荣的国民军拯救西班牙的起义”。1937年3月14日，他用激烈的言辞谴责了反教权主义暴力，并提到“马克思主义匪帮犯下了各种失控的暴行，而神圣的人和事物是他们怒火的首要目标”。接下来他又谴责“无神论革命分子的撒旦式的仇恨，它让大地满目疮痍，在各处制造废墟与毁灭”，简而言之，他称之为“苏维埃式的恶意毁坏之举（vandalismo）”。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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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驳斥了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调停的提议，理由是唯一令人满意的战争结局，就是佛朗哥的全面胜利。不出意料的是，对于发生在自己教区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他在公开场合未置一词，尽管确有证据证明，他在私下里针对处刑表达过悲伤之情。为了拯救位于“城郊地区”（El Arrabal，即特鲁埃尔的贫苦工人聚居区）的部分教区居民，他也进行了一些不成功的尝试。这确是事实。当有一次，他代表一名囚犯前去向军事当局求情时，有一个知名的长枪党党员曾对他说：“如果你再来这里的话，那么下一回枪毙的就是你。”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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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波朗科私下的感受是什么，它并没有影响他对反叛事业的公开热情。战争期间在特鲁埃尔发生的上千次杀戮事件中，最著名的两起发生在城市中央广场，即托里科广场。第一起发生于1936年8月27日。长枪党分子驾驶两辆卡车驶入广场。从第一辆卡车上下来一群乐师，他们开始奏乐。当大群民众聚集并聆听乐队演奏时，长枪党分子关闭了广场出入口，并将13名囚犯从第二辆卡车上押下来。其中包括一位20岁的女孩和当地师范学院的校长。他们被迫绕着广场游街示众，在遭到辱骂和嘲弄后被枪杀。尸体被移走，围观群众伴随着乐队的演奏在血泊中跳舞——这种集合庆典与恐怖的场面并不罕见。 77 主教当时应该在场，因为他就后续的“舞会”向当局提出了抗议。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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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起事件有关1937年8月初外籍军团“帕拉福斯旗队”⑤的一次阅兵游行，这是以圣胡尔霍将军的姓名所命名的军团单位中的一个营。军团士兵列队经过主教宫，他们的刺刀尖上挂着人体残骸。这些残骸来自78名共和军死亡人员，他们死于为争夺特鲁埃尔以西和阿尔瓦拉辛以南的坎皮略与贝萨斯周边地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作战。该“旗队”（营）由来自萨拉戈萨的前共和派分子组成，他们为了求生加入军团，并在1936年10月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贝萨斯于8月1日陷落。 79 俘虏们被剥得精光，然后在市镇广场上被机关枪扫射，尸体随后遭到肢解。在游街示众的行列中，还有一名身背毛毯并被拴上牛笼头牵着的俘虏，仿佛一头负重的牲畜。按照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说法，此次游行的主持者正是波朗科。他可能并没有正式“主持”，但他肯定目睹了整个事件。在共和国军队占领特鲁埃尔之后，（共和国方面的）阿拉贡大区总督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与波朗科就此事进行了讨论。主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诉说了“他在主教宫阳台上的所见所闻，在‘圣胡尔霍’步兵团的武装游行中，军团战士的刺刀尖上插着共和军战俘的耳朵、鼻子和其他人体器官，而此场景仅仅被他描述为‘所有战争中都会出现的过火行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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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接受共和国军方审讯的神父声称，主教曾就托里科广场事件和军团士兵的种种恶毒行径向反叛方军事当局提出过抗议。在该城于1938年1月8日被共和国军队攻克之际，此三人在特鲁埃尔神学院被捕，当时他们所持步枪的枪管还热得发烫。审讯的过程想必并不严厉，因为他们曾坦言如下：“主教并未对在特鲁埃尔发生的其他约两千次枪决进行抗议，因为他认为这么做毫无意义，而且，毕竟，那些枪决行动，并未像在公共场合进行的杀戮那样触犯公众的良知，所以其所引发的公愤也小得多。” 81 除了在神学院抓获的三名持枪神父，还有四名教区司铎在前线服役，他们得到了波朗科的明确批准，不是作为随军神父，而是作为战斗员直接参战。主教对镇压的态度，可以从1937年8月3日他发给特鲁埃尔省各教区司铎的训示中推断出来。在教区死亡登记册遭破坏或遗失的情况下，他指示说要重新造册，并且以后只能按照四个类别填写死亡原因：自然死亡；被革命分子谋杀；在战斗中死亡；根据军事当局之命令枪决。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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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波朗科本人在共和军克复特鲁埃尔城之后被俘时，当时的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进行了干预，以防止他被民兵枪杀。普列托给了阿尔贝托·奥纳因迪亚神父一份对主教的审讯报告。主教受到的主要指控是他曾在1937年7月1日的一封支持佛朗哥的主教团联名函上签字，而该函被认为构成了煽动军事叛乱罪，而且还企图对军事叛乱加以合法化。当被问及他是否知晓这封联名函时，波朗科回答说，既然他已经在上面签字，那么似乎无法否认他知情。当被问及他是否还要修改证词时，他说：“只需要再确认下日期。应该是在7月1日之前。”此时，审讯他的军官准备结束审讯，并说：“主教先生，你是西班牙人之典范。你的言语中蕴含着好的品质和勇气。在这里我们都是西班牙人，然而可悲的是，你和我们分处对立的阵营。”在普列托的许可下，奥纳因迪亚前往监狱探访波朗科，他看到对方精神状况良好，得到了体面的对待和总体来说良好的照顾。当奥纳因迪亚向他描述叛军在巴斯克地区实施的镇压行动，以及其中对神职人员的处刑时，波朗科不动声色地听着，但显然，他根本没听进去。 83 毕竟，在他的辖区内就有两位教区司铎被叛军枪杀，据信是得到了他的许可。几个月后，由于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和曼努埃尔·伊鲁霍两人的干预，他被允许主持每日弥撒，尽管他本人只选择在周日和宗教节日这样做。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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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军事政变在韦斯卡省三个主要城镇中的两个——即省会城市和哈卡城——取得了胜利，但叛军起初只控制了该省1/3左右的地区。他们随即判断共和国可能会发动进攻，于是镇压行动特别残酷，共有将近1,500人死亡，这一数字与该省共和国控制区内无政府主义者所进行的镇压行动中的死者人数相当。在韦斯卡市，军事指挥官格雷戈里奥·德·贝尼托将军与莫拉关系密切，在非洲服役期间，贝尼托曾为莫拉将军的属下。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他下令立即处决包括市长在内的几名共济会员，并逮捕其余的共和国民政官员。一场总罢工被迅速平定。被捕者包括共和派中产阶级人士——尤其是医生和教师，（在哈卡和韦斯卡城占据主导地位的）劳工总会的成员，以及逃亡者的妻子和家属。有74名妇女被处死，因为她们是逃亡者或被枪决者的妻子或母亲。在德·贝尼托前往萨拉戈萨指挥战斗之后，韦斯卡的镇压行动由另一位非洲殖民军军官路易斯·索兰斯–拉韦丹上校接手，他因在梅利利亚军事政变中的所作所为而早已声名狼藉。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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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会城市，逮捕、从监狱中提取犯人以及随后的谋杀，其执行者都是所谓的“死亡小队”。受害者的选取既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也与个人恩怨或嫉妒心相关。其中一位可能最知名的遇难者，是艺术家兼教师拉蒙·阿辛·阿基卢埃，他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会员，同时也以其和平主义之观点而闻名。他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和路易斯·布努埃尔的朋友，并协助后者制作了电影《无粮的土地》（Tierra sin pan）。阿辛于1936年8月6日被枪杀，他的死亡之于韦斯卡，相当于洛尔卡的死亡之于安达卢西亚。阿辛的妻子孔查·蒙拉斯于8月23日与包括一孕妇在内的其他94名共和派人士一同被枪杀。没有人顾及被处决者家中年幼的孩子。这些孤儿可以期望的最好归宿，是由其亲属或者其父母的朋友带走收养，但是这样做的亲朋好友自身却要冒着被告发的风险。 86 在较小的城镇中，针对左翼的清洗行动由新近招募的长枪党成员所组成的小分队进行，而他们手下的牺牲者往往由当地地主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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