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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ABC, 1 April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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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Francisco Franco, Discursos y mensajes del Jefe del Estado 1964–1967 (Madrid, 1968) pp.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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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指的就是早已在各国法学界达成共识的刑法之不溯及既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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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巴伦西亚城以南一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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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西班牙的斗牛季为每年3月19日至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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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这里指维希法国控制区与法国德占区之间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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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Oberdonau为第三帝国时代的行政区划之一，主要由今天奥地利境内的上奥地利州组成，同时也包含今天捷克的南波希米亚部分地区，以及今天奥地利施蒂里亚州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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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殇：西班牙内战中的后方大屠杀 结语若干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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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中旬，墨索里尼的女婿，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对西班牙进行了正式访问。当他的向导们骄傲地带着他去参观一个由共和国囚犯组成的劳动队时，他对自己手下的官员说：“他们不是战俘，而是战奴。”回到罗马之后，他向一位密友这样描述佛朗哥：“‘元首’是个古怪的人，他坐在那里，在被他据为己有的阿耶特宫殿中，在他的摩尔人卫队中间，为堆积如山的死囚卷宗所包围。按照他的工作时间表，他每天只会看大概三份卷宗，因为那个家伙很喜欢午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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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佛朗哥曾经因为担忧他的受害者而让自己的美梦受到惊扰。事实上，佛朗哥政权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以确保他所有的合作者都享有同样的安宁。结果是，直至今天，西班牙仍然身处记忆之殇的痛苦当中。存在两套不同的历史记忆：佛朗哥政权在四十年独裁统治中强加给国民的千篇一律的记忆，以及与之迥异的近些年才得到解禁的共和国之记忆。佛朗哥当局构建的历史记忆分为内战之前、内战期间和内战之后三个阶段。其构建是基于为对抗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以及政变所必然带来的早有预谋的屠杀进行辩护，并将其合法化的需要。在第一阶段，也就是1936年7月18日之前，军方对其忠于政府之誓言的背叛，却被说成是必须从“犹太–布尔什维克–共济会阴谋”中拯救西班牙的不得已之举，反叛者严重夸大法律和秩序的崩坏，并将之归咎于这些阴谋集团。随着战争的进行，在第二阶段我们看到的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反叛方媒体和天主教会合作，公然宣传并夸大共和国控制区发生的左翼暴行。由此，反叛方在人们心中植入了对“赤色恐怖”的深度恐惧，宣称这一“赤色恐怖”是由莫斯科策划的，是以摧毁西班牙及其天主教传统为目的的无法无天的暴力浪潮。与此同时，叛军及其长枪党和卡洛斯派盟友的暴行受到鼓励，它既被视为先前制定的灭绝计划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让暴行参与者在彼此之间立下血盟。这样一来，那些施暴者因为担心遭到受害者的报复，就绝不会有任何与战败者进行和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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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进入了第三阶段，同时也是历时最久的阶段。通过对教育体系以及包括新闻、广播与出版业等手段在内的公共传播行业的极权主义控制，佛朗哥政权持续有力地展开了针对人民的洗脑工作。有关内战的短期与长期起因的解释，由官方强加给了西班牙人民且完全不容置喙。通过新闻媒体、学校教学、儿童教科书以及教堂讲坛的无休止重复，单一的历史记忆被构建并在接下来的35年中流传。历史的重写，以及对胜利者和受害者的经验与回忆的否定，实际上免除了军事叛乱者的罪行，并且对政权的国际形象进行了粉饰。这个过程对西班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长期破坏。到目前为止，其残存的强大影响力，仍在使当代主流社会难以通过开诚布公的方式来看待他们过去的暴力一页，进而促进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做出必要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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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裁统治的岁月中，战败者在西班牙没有任何参与历史记忆之构建及讨论的公共权利，他们身在国内，却过着放逐者的生活。只有在佛朗哥死后，民主得以缓慢重建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抢救并恢复自己的历史记忆。当然，战败的共和国支持者及其后代的许多历史记忆，根据他们所属的政治派别——自由共和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是有一些共同的元素，它们源于佛朗哥分子的镇压（不论是处决、囚禁还是流亡）所造成的创伤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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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佛朗哥政权受害者的孙辈最终在2000年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复原历史记忆的运动时，他们遭遇了一场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对浪潮，反对者公开指责他们的探寻工作只不过是想“翻旧账”而已。首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民主不失时机的到来，并未让那些独裁统治的受益者，以及那些仅仅是受过教育并接受官方统一版本之历史记忆的人保持沉默。然而，对于复原历史记忆之追求的激烈谴责，反映了其他一些东西，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这是洗脑之进程的主要后果，在西班牙被称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佛朗哥主义”，它在今天民主化之西班牙的继续存在，正如“社会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仍存续于前苏联集团国家一样。对寻求镇压真相之运动的恶毒指责源自以下事实，许多胜利者及其后代的头脑中也存储着一些相关的历史记忆，而为了维护一种虚假的历史记忆，他们不得不对此进行压制。复原记忆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它挑战了胜利者用于自我安慰的，但终归是虚假的一元历史记忆之完整性，而这又是前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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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军事叛乱中死去的许多无辜者是罪有应得，佛朗哥当局曾做过大量的工作，但是“元首”的部分合作者在战争结束后似乎还是睡不安稳。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几乎无法获知先前发生的各种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层面的影响。了解共和国控制区的暴行实施者的心理状态尤为困难。那些没有流亡国外的人，不是在战争期间受到共和国当局的审判，就是在战争结束后在佛朗哥分子的法庭上受审。在佛朗哥当局警察的严刑逼供下所做出的供词，比如在费利佩·桑多瓦尔的案例中所显示的那样，当中会包含有悔过声明。然而，个人自愿表示悔罪的情况非常之少。考虑到镇压运动中的险恶环境——几乎所有仍然留在西班牙且可能犯有某些罪行的人（当然也有很多清白无辜者）都在被镇压之列，那么，这种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合理的假设仍然是，双方至少都有一部分对犯罪行径负有责任的人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压力综合征或者遭受内疚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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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和国一方缺乏相关证据形成对照的是，也许因为胜利者在战后数十年都在享受其“劳动”成果，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对曾经发生过的事进行反思，而有些人似乎在经历良心上的不安。在所有来自佛朗哥分子的反思中，最有分量的一份来自拉蒙·塞拉诺·苏涅尔。他曾坦承，有很多事情，从军事政变爆发前很久开始，（他们）可能就已经做错了。无论是在大量的访谈中还是在他的回忆录中，他都将内战期间在叛军控制区进行的审判，以及1939年以后在西班牙全境展开的审判称为“正反颠倒的司法实践”（la justicia al revé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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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悔罪案例之一发生在诗人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的身上，他是塞拉诺·苏涅尔和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的朋友，同时也是长枪党的创始人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开始对腐败的佛朗哥政权不抱幻想，并且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在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著文对内战中的事进行批评。后来他组建了一个政治协会，并开始小心翼翼地反抗现政权。曾经的同志，欧亨尼奥·蒙特斯对里德鲁埃霍说：“如果有人像你一样，在造成数百名同胞死亡后，又得出结论说这场斗争是一个错误，那么仅仅创立一个政党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是信徒，那么他该去修道院；如果是不可知论者，则应举枪自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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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图斯克茨神父之想法的改变，甚至要比里德鲁埃霍来得更快。1938年秋，在叛军对加泰罗尼亚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前夕，佛朗哥和苏涅尔要求图斯克茨给占领军当局准备设立的各个机构提供相应的负责人选名单。他的建议促成了米克尔·马特乌后来被任命为巴塞罗那市长，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任命。 4 尽管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然而在内战结束后，图斯克茨却令人惊讶地退出了邀功求赏的行列：他谢绝了苏涅尔提供的新闻宣传总局局长的职位，也谢绝了佛朗哥提出的担任科学研究高级理事会之宗教顾问的邀请。 5 由于过去几年以来，图斯克茨不但沉迷于自己与权力中枢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还不知羞耻地不断要求增加工资，所以，他对两个如此重要且报酬丰厚的岗位的拒绝，就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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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怀疑，佛朗哥分子占领加泰罗尼亚的野蛮行径让图斯克茨感到有些懊悔，因为他本人在煽动仇恨、促使暴行发生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开始构建一个经过着力粉饰的有关他在战争中所扮角色的叙事，并声称他曾试图解救被关入集中营的那些他所熟识的人。这可能是真的，但并无有力证据证实这一点。此外，图斯克茨还坚称，他保护了诸如阿拉贡王家档案馆和加泰罗尼亚图书馆等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重要财富，避免它们像加泰罗尼亚的许多政府及文化机构那样，遭遇书籍、文件和档案资料被夺走并被送往萨拉曼卡的厄运——然而转移资料这项活动正是在他的怂恿下才展开的。 6 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他声称执迷于反共济会事业的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工作伙伴华金·吉乌。 7 他否认曾参与任何镇压运动，并谎称他曾拒绝将他所持有的人员名单交给军事当局。图斯克茨谴责其战时合作者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是一个“狂热纳粹分子”，他的那些报告都是捏造的。 8 鉴于已有的这些谎言，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图斯克茨本人因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的实际后果而感到羞耻和恐惧。他没有接受佛朗哥政权对他的“厚爱”，而是回归到宗教教育领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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