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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悔罪案例之一发生在诗人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的身上，他是塞拉诺·苏涅尔和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的朋友，同时也是长枪党的创始人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开始对腐败的佛朗哥政权不抱幻想，并且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在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著文对内战中的事进行批评。后来他组建了一个政治协会，并开始小心翼翼地反抗现政权。曾经的同志，欧亨尼奥·蒙特斯对里德鲁埃霍说：“如果有人像你一样，在造成数百名同胞死亡后，又得出结论说这场斗争是一个错误，那么仅仅创立一个政党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是信徒，那么他该去修道院；如果是不可知论者，则应举枪自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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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图斯克茨神父之想法的改变，甚至要比里德鲁埃霍来得更快。1938年秋，在叛军对加泰罗尼亚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前夕，佛朗哥和苏涅尔要求图斯克茨给占领军当局准备设立的各个机构提供相应的负责人选名单。他的建议促成了米克尔·马特乌后来被任命为巴塞罗那市长，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任命。 4 尽管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然而在内战结束后，图斯克茨却令人惊讶地退出了邀功求赏的行列：他谢绝了苏涅尔提供的新闻宣传总局局长的职位，也谢绝了佛朗哥提出的担任科学研究高级理事会之宗教顾问的邀请。 5 由于过去几年以来，图斯克茨不但沉迷于自己与权力中枢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还不知羞耻地不断要求增加工资，所以，他对两个如此重要且报酬丰厚的岗位的拒绝，就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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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怀疑，佛朗哥分子占领加泰罗尼亚的野蛮行径让图斯克茨感到有些懊悔，因为他本人在煽动仇恨、促使暴行发生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开始构建一个经过着力粉饰的有关他在战争中所扮角色的叙事，并声称他曾试图解救被关入集中营的那些他所熟识的人。这可能是真的，但并无有力证据证实这一点。此外，图斯克茨还坚称，他保护了诸如阿拉贡王家档案馆和加泰罗尼亚图书馆等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重要财富，避免它们像加泰罗尼亚的许多政府及文化机构那样，遭遇书籍、文件和档案资料被夺走并被送往萨拉曼卡的厄运——然而转移资料这项活动正是在他的怂恿下才展开的。 6 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他声称执迷于反共济会事业的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工作伙伴华金·吉乌。 7 他否认曾参与任何镇压运动，并谎称他曾拒绝将他所持有的人员名单交给军事当局。图斯克茨谴责其战时合作者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是一个“狂热纳粹分子”，他的那些报告都是捏造的。 8 鉴于已有的这些谎言，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图斯克茨本人因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的实际后果而感到羞耻和恐惧。他没有接受佛朗哥政权对他的“厚爱”，而是回归到宗教教育领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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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间接证据表明，加害者因为压抑其负罪感而罹患各种心身性疾病，或者遭受了其他的痛苦。例如，洛尔卡遇害案件中的一位参与者，他之后所遭受的某种折磨，就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他的悔恨与内疚。胡安·路易斯·特雷斯卡斯特罗·梅迪纳也因为自己曾参与的暴行而经年累月地遭受过往回忆的可怕折磨，最终于1954年因酗酒而死。 9 在滨河洛拉城的三个影响最为恶劣的杀人凶手中，有一人因为其邻居集体表示出的敌意而不得不离开家乡。有一人死亡时，城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抬棺。还有一人，他常常狂笑着向旁人讲述，自己是如何朝那些被害者的肚子上开枪，而他们又是如何先猛地跳起来，然后又弯腰蜷伏在地上痛苦死去的。他本人死于胃癌，临死前也因为剧痛而蜷成一团。当时城里有很多市民坚持认为，这就是上帝降下的惩罚。同样，市民们也如此看待下面的案例：有一个以开枪杀人为乐的凶手，后来在一次工业事故中失去了他的拇指和扣动扳机的食指。也有流传的说法称，有的作恶之人在临终之时失声尖叫：“他们来找我了！”据说，在萨拉戈萨省的温卡斯蒂略，曾肢解前镇长安东尼奥·普拉诺之尸体的长枪党分子也生活在同样的折磨中，他害怕自己会遭到报复并被杀死在床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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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证明犯罪者有悔意的贫乏证据中，有些是否源自大众之臆想，我们不得而知。镇压运动的受害者之所以构建这些广为流传的记忆/神话，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渴望将加害者后来遭遇的厄运，视作加害者“罪有应得”的报应和惩罚。例如，在巴达霍斯省的丰特–德坎托斯，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有两个在镇压行动中作恶多端的人，他们在自己良心的不断谴责以及镇上居民对他们的仇恨中死去。其中一人恶名远扬的原因是，他所进行的告密活动导致多人被杀。很明显，他在佛朗哥统治的整个时期都过得很滋润，但是当独裁者行将就木时，他由于害怕来自左派的复仇而选择自杀。另一个凶手则是长枪党的当地负责人西斯托·卡斯蒂利翁，该男子曾拘捕了市长何塞·洛伦萨纳，并在不久之后将其仪式性地杀害于市镇广场。大众记忆中的卡斯蒂利翁是一个禽兽，他杀害了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许多人。战后他死于塞维利亚。根据广为流行的说法，他沉浸在悔恨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因为害怕遭到报复，而且时常看到遇难者的幽灵，卡斯蒂利翁备受折磨，有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呼唤洛伦萨纳的名字，他还因为总是听到那个被他杀死的孩子的哭泣而无法入眠。总之，他在担惊受怕中死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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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的斯省的乌夫里克，有一个更为戏剧化的案例。当地流传着一个特别恐怖的传说，而在故事情节中所反映的，显然是因为负罪感而导致的心身性恶疾。在军事政变爆发数日之后，一群长枪党分子在该城郊外射杀了一大批被俘的共和国支持者。首批遇难者中有一位名叫迭戈·弗洛雷斯的吉普赛人的年仅12岁的儿子。弗洛雷斯被迫目睹他儿子被杀的场景，而当时有个凶手嘲弄他说：“现在你怎么办？你会把吉普赛人的诅咒施加在我们身上吗？”弗洛雷斯回答说：“是的，你们这些混蛋。你们的皮肉会从身体上一片片脱落下来，你们会被活活疼死。”这个凶手因偷窃遇害者的财产而变得富有，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他死于麻风病带来的难以忍受的剧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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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萨拉曼卡东北25英里（约40千米）的村庄坎塔尔皮诺，那里战前并未发生任何暴力事件，然而右派分子还是杀害了22名男子和1位名叫埃拉迪亚·佩雷斯的妇女，并强奸了其他一些年轻女性。当他们要埋葬埃拉迪亚时，在地上挖的墓穴不够大，然而那个枪杀她的人不是多挖一点空间，而是拿起铲子砍掉了她的头颅。按照村民们的说法，此人就是绰号为“屎蛋”的阿纳斯塔西奥·冈萨雷斯，多年后，他在濒死时胡言乱语，尖叫着说埃拉迪亚要把他拖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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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曼卡的另一个悔过案例由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的朋友之一弗朗西斯科·布拉沃在无意中引发。某日，他在萨拉曼卡的《地方日报》（La Gaceta Regional）上撰写了一篇文章以庆祝1936年7月18日的政变。几天后，该报社收到了一匿名信。它来自布拉沃在镇压运动中的一个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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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会记得我。我曾经是你的同志之一，一个曾经吞下杀戮之毒饵的人。我只杀过五个人，我无法继续参与任何恐怖行动。直到今天，那五位兄弟仍然留在我的心中。是的，我将他们称为兄弟，哪怕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他们是上帝的神圣造物，我杀害了他们，但是现在我仍然想要相信自己并不知晓这样做的目的。我去杀人，并非是为了上帝或者为了西班牙。至于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把它留给你来决定，如果你能够判断，如果你还有良知，如果你还是上帝的信徒，那么请你为那些受害者选择正确的形容词……你应该在你的文章中多说说，在你从前担任长枪党民兵头目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也许你已经忘记了所有那一切。你可能会在平静中不带任何遗憾地咽下最后一口气，就像那些一辈子行善积德、不知仇恨或报复为何物的人那样。你能告诉我你是这样一个人吗？同志，我只求速死。连续二十七年来，我如同行尸走肉般地活着，那些无法被擦除的恐怖回忆一直伴随着我。宽恕？我很难想象受害者会宽恕我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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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尔多瓦省的波索夫兰科城，镇压行动极为酷烈。有三个参与镇压的人后来自杀。绰号为“鸽子”的胡安·费利克斯从行驶中的火车上跳车自杀。第二个是名叫胡安·卡莱罗·鲁维奥的律师，他显然是因为在恐怖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负罪自杀。卡莱罗担任军事法庭的法官，他要对来自几个城镇的囚犯的数百起死刑判决负责。他还曾下令对许多囚犯施以严刑拷打，并经常亲自动手。在1940年，当已被判处死刑的科尔多瓦新镇之邮政所长得到减刑时，他下令立即实施处决，然后对外宣称减刑书到达得太迟了。安排此次死刑赦免的陆军军官是受害人的亲属，他对此提出了正式指控，在等待审判期间，卡莱罗于1940年8月28日服毒自杀，时年53岁。参加多起处决行动的另一名男子是被称为“小黄瓜”的国民卫队中尉，他在附近的埃斯彼尔村举行的一次内战爆发纪念日舞会上举枪自杀。 15 在据称因内疚而自杀的另一个案例中，主角是需要为加的斯省圣费尔南多的镇压行动负重要责任的名为奥尔蒂斯的一个人。奥尔蒂斯后来上吊自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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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加的斯省的多起暴行负责的臭名昭著的长枪党团伙“罗塔之狮”，其头目费尔南多·萨马科拉的兄弟曾在20世纪50年代与精神科医生卡洛斯·卡斯蒂利亚·德尔·皮诺进行过一场谈话。他谈到佛朗哥时代西班牙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时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得不杀人。因为我已经杀了人。我在‘大地之门’①旁边的沟渠中留下了不止一具尸体，实际上我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但是我杀了他们，我亲眼看到他们死去，现在那些孩子已经要把我逼疯了。他们常常在我的噩梦中出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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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贡多·比洛里亚被安帕罗·巴拉扬的家人视为实际杀害她的那个人，他同时也被皮拉尔·菲达尔戈指控对被监禁的妇女犯有多项性犯罪。按照萨莫拉的官方编年史作者米格尔·安赫尔·马特奥斯的说法，比洛里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他的案例值得精神病学界进行研究。巴拉扬家族声称比洛里亚“在精神病院中发疯而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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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案例，其主角是萨拉曼卡的土地所有者，阿尔瓦–德埃尔特斯的伯爵贡萨洛·德·阿吉莱拉，他曾吹嘘自己枪杀了手下的六名劳工。内战结束后，他以中校军衔从陆军退役，并返回他的庄园中与藏书为伴。虽然他成了萨拉曼卡的一个知名“人物”，但是他难以适应平民生活。他以中坚会员的身份待在一个主要由医生组成的沙龙里，他们经常在马约尔广场的新咖啡馆聚会。他的谈话相当具有吸引力，哪怕是他急躁易怒的脾气往往无法让人与之建立友好或亲密的关系。 19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粗鲁，脾气也越来越坏。他对自己的庄园和房舍疏于照料，从而导致其产业严重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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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了被迫害妄想症。他的妻子玛格达莱娜·阿尔瓦雷斯非常害怕他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径。在1963年底，时年72岁的她为了自己的安全，请求她的两个儿子回家，到位于萨拉曼卡省马蒂利亚–德洛斯卡尼奥斯附近的庄园中居住。时年47岁的长子贡萨洛是一位退役的骑兵上尉，他曾在内战中受过重伤。在卢戈的军医院住院期间，他爱上了医院里的一位护士康塞普西奥·洛代罗·洛佩斯。阿吉莱拉对自己的儿子竟然与下等阶级的女人有亲密关系一事感到怒不可遏，他禁止他们俩结婚。然而他们并未服从，而是搬到卢戈生活，并有了一个女儿玛丽亚内拉。时年39岁的小儿子阿古斯丁是一个农场主，他与其父的关系也很差。他离家之后先是在萨莫拉定居，在那里他与安赫利内斯·努涅斯结婚。最近，他们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以及年幼的儿子搬到了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鉴于老太太的请求会给他们自己的家庭带来麻烦，并且意识到他们父亲愈演愈烈的暴躁脾气，两个儿子不情愿地同意会花尽可能多的时间在庄园里照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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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事情并没有任何改善。其家人不得不认真考虑是否应声明贡萨洛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以及安排他接受精神病方面的治疗。由于对此种丑闻的惧怕，以及对一家之主发疯的消息被公之于众的天然恐惧，他们并未马上做出决定。最后，他们将这件事情交由萨拉曼卡的一位律师处理。由于现在贡萨洛因支气管问题而很少在马约尔广场的咖啡馆聚会上露面，所以他的两位医学界的朋友可以假借探访的名义为其进行诊疗。其中一位是精神科医生，另一位则是普通医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贡萨洛已患有妄想症。于是，他的家人开始着手安排将其送往精神病院。然而，法律程序却是漫长而繁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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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萨洛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处，于是他的两个儿子给他安排了住所，让他和他的电视机以及他的书籍一起待在一个单独的公寓单元中。贡萨洛作为一名勤勉的猎手拥有大量枪支和刀具，这些大多都被他的儿子们藏了起来。他相信自己遭到家人的绑架和囚禁，甚至为此在1964年8月初向萨拉曼卡的司法机关写了一封信。他的怒火已经无法抑制，他常常在他孤身一人居住的单元房里大喊大叫，发出威胁和谩骂。他偶尔也会找到武器，比如8月中旬，他的儿子就从他那里没收了一把弹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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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之前，贡萨洛已完全失去了理智。1964年8月28日，星期五，一个闷热的午后。在午餐结束后的下午四点，他的小儿子阿古斯丁进入伯爵的房间找一些文件。当他的父亲抱怨脚痛时，阿古斯丁跪下来开始按摩他父亲的双脚。唐·贡萨洛开始殴打他的儿子，随后抽出一把他之前藏起来的生锈的柯尔特左轮手枪，没有任何警告就朝阿古斯丁开枪。胸部受重伤的阿古斯丁踉踉跄跄地逃出房间。他的哥哥贡萨洛听到枪声后冲进房间，伯爵把剩下的子弹全射在他的胸部和胳膊上。然后他迈过了他大儿子的尸体，开始四处搜索阿古斯丁，企图将他彻底干掉。他发现他的小儿子躺在厨房门口，已经死去。随后他的妻子也从她的房间里出来了。当看到她的丈夫一边瞪着她，一边平静地在他儿子尸体旁边重新给手枪装子弹时，她把自己锁在了另一个房间里。庄园里的劳工因为看到贡萨洛挥舞着左轮手枪而不敢上前，所以她被迫跳窗逃离。劳工叫来了国民卫队士兵，后者命令贡萨洛放下枪高举双手走出来，此时的贡萨洛已平静下来，他照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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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民卫队投降后，他穿着睡衣坐在屋外待了3个多小时，安静地等待来自萨拉曼卡的司法调查官。他的妻子由于难以抑制的悲痛和愤怒，不断朝他尖叫：“杀人犯！凶手！”当农场里的劳工设法让她冷静下来后，她朝国民卫队士兵喊道：“请杀了他，他是一条疯狗！”贡萨洛被国民卫队逮捕并解往萨拉曼卡。他们与萨拉曼卡《地方日报》的记者乘车同行。曾对其进行采访的新闻记者回忆说，在途中，他与司机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谈到了他在不同时期所拥有的各种型号的汽车，以及法国的交通系统和糟糕的道路状况。他解释说：“我必须不停地说话，因为我要把所发生的一切排除在脑海之外。”当他被告知要被带往一家精神病诊所时，贡萨洛说精神科医生往往本身头脑就不正常，并且还补充道：“当我以前的医生朋友来看我时，我把他们称为乡村庸医，他们显然对我很生气。” 20 他被关在萨拉曼卡的省立精神病医院，他似乎以大声辱骂在里面工作的修女为消遣。 21 他的儿媳妇康塞普西奥·洛代罗和孙女玛丽亚内拉·德·阿吉莱拉·洛代罗逃过了屠杀，因为她们当时已前往卢戈筹备玛丽亚内拉的婚礼。阿古斯丁的妻子与3个孩子在西班牙南部居住。贡萨洛生前未受审判，他在大约8个月以后，于1965年5月15日死在医院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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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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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uilio Susmel, Vita sbagliata di Galeazzo Ciano (Milan: Aldo Palazzi Editore, 1962) 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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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món Serrano Suñer, Entre el silencio y la propaganda, la Historia como fue: memorias (Barcelona: Planeta, 1977) pp.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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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rlos Castillo del Pino, Casa del Olivo: autobiografía (1949–2003) (Barcelona: Tusquets, 2004) p.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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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uan Tusquets, Masones y pacifistas (Burgos: Ediciones Antisectarias, 1939) p. 257; Antoni Mora, ‘Joan Tusquets, en els 90 anys d’un home d’estudi i de combat’, Institut d’Estudis Tarraconenses Ramón Berenguer IV, Anuari 1990–1991 de la Societat d’Estudis d’Història Eclesiàstica Moderna i Contemporània de Catalunya (Tarragona: Diputació de Tarragona, 1992) pp. 238–9; Ignasi Riera, Los catalanes de Franco (Barcelona: Plaza y Janés, 1998) p. 127; Jordi Canal, ‘Las campañas antisectarias de Juan Tusquets (1927–1939): una aproximación a los orígenes del contubernio judeo-masónico-comunista en España’, in José Antonio Ferrer Benimeli, ed., La masonería en la España del siglo XX, 2 vols (Toledo: Universidad de Castilla-La Mancha, 1996) pp. 1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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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ora, ‘Joan Tusquets’, pp. 238–9; Riera, Los catalanes de Franco, p. 127; Canal, ‘Las campañas antisectarias de Juan Tusquets’, pp. 1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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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terviews with Lluís Bonada, Avui, 28 February 1990, with Mora, ‘Joan Tusquets’, p. 239, with Joan Subirà, Capellans en temps de Franco (Barcelona: Editorial Mediterrània, 1996)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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