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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西班牙共产党人写道，农民领袖“估算，土地改革法计划每年安置五万农民，这意味着安置一百万农民要二十年，分给所有农民土地要一百多年。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农民才强行占领了土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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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讨论有组织的占地和罢工并不足以弄清一九三六年春天和初夏严重影响着西班牙农村的极其紧张的社会形势，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这样说，他是内战之前农村形势研究方面的权威。“如同一九三三年中—右势力的选举胜利使社会地位既定阶层有机会以各种各样的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大都置法律于不顾——向工人进行报复一样，人民阵线的胜利也使工人得到了不受惩罚地将其意志强加于人的许可。……威胁恐吓似乎已经成为所有不属于工会的工人的流行做法。最经常制造麻烦的可能是那些成群结队的工人，他们闯进农场强迫农场经理给活儿干。偷盗牲畜和庄稼以及砍伐树木当做柴火或木料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谈到巴达霍斯省，马莱法基斯写道：“成千上万的农民在该省流浪，毫无希望地到处寻找工作；［7］农场管理人员的作用不断受到反复出现的住宿工人[被迫雇用的多余工人]的影响，而小块土地拥有者则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恐惧中，因为，当‘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这些词的定义扩大到把拥有各种规模财产的人包括在内时，他们也将成为工人入侵的受害者。”马莱法基斯注意到，《太阳报》——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那些混乱时期的一个客观的资料来源”——深切关注那些小块土地拥有者和佃户们的命运，它认为，与大地主相比，社会和经济危机对他们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伤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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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村的骚乱是使政府严重不安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么，城市里的劳动争端也是一样。从五月底到内战爆发，共和国受到几乎波及各行各业和所有省份的工人罢工的强烈震动。尽管实行了审查制度，报刊的版面上仍然充满了关于罢工的各种报道：罢工正在进行；旧的罢工结束了，新的罢工宣布开始，更多的罢工可能发生；有部分工人罢工，有总罢工，有静坐罢工，还有声援其他罢工的同情罢工。[16]工人不仅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带薪假期而罢工，并且为实施二月二十九日颁布的法令而罢工，这项法令强制雇主恢复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被解雇的所有工人的工作并对他们进行赔偿。[17]这一措施由人民阵线在其竞选纲领的第一部分作出承诺，而且引起雇主们的强烈不满。[18]“我们的工资表上有一些重新雇用的雇员，我们没有合适的工作让他们做，”英资力拓公司（5）董事长奥克兰·格迪斯爵士一九三六年四月报告说，“而且，在刚刚过去的几天，我们遭遇了一场令人烦恼的罢工，罢工者指责我们非法解雇了实际上是因为参加一九三四年十月的革命运动而被关进监狱的那些工人，在他们坐牢期间，我们当然不给他们发工资，因此，他们要求我们给予赔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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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中心困扰最为严重的罢工是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它使这座城市陷入瘫痪。尽管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UGT）接受政府仲裁委员会提出的一项解决方案，但是，更为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CNT）拒绝仲裁，反而企图将罢工转变成为与雇主和政府的革命性对抗。在尝试结束罢工——这一尝试不时被对立的工会组织成员之间的流血甚至致人死命的冲突所打断——未果后，政府逮捕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并且查封了它们的总部。给骚乱火上浇油的是长枪党党徒镇压罢工的行动和建筑承包商本身的拒不让步。用全国建筑承包商协会在内战爆发之后所发表的一项声明中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反抗为形成有利于进行光复不朽之西班牙的圣战的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为了实施这一壮举，我们在六月十日下令所有工场和工地停［8］工。”[20]七月三日，建筑承包商接受了政府的仲裁，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不顾劳动者总工会结束罢工的努力继续罢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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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骚乱蔓延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人们对一九三四年十月镇压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左派叛乱的情况记忆犹新。那场叛乱因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批准以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为首的三名天主教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成员加入由激进党领导人亚历杭德罗·勒鲁十月四日组成的内阁而引发。中—右势力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大选中获胜后，激进党政府在议会里得到了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支持，不过后者没有加入内阁。由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天主教的专制国家，最强大的反对派社会党人将其视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威胁，因此，他们决定，如果后者获准加入政府的话，他们就将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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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大选以后，因为不信任希尔·罗夫莱斯并且担心社会党人可能造反，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没有批准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加入勒鲁组建的政府，然而，由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是最大的议会党团和政治组织，因此，它在政府中拥有代表的民主权利不可能永远被否决。尽管希尔·罗夫莱斯因共和国对教会的攻击而从未正式接受过共和国，但是，他宣称自己打算尊重获取政权的民主方式并且还将法西斯主义斥为异端邪说。尽管如此，他那反复无常和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仍然让社会党人感到担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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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领导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法西斯政党，”理查德·鲁宾逊在他那部关于西班牙右派的极其客观、资料翔实的著作中写道，“但是，在社会党人看来，右派内部教义信仰的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希尔·罗夫莱斯对正宗法西斯主义的消极评价与他们毫不相干；现实的问题是：希尔·罗夫莱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共和国并且坚决主张以合法、民主的方式通过选举获取政权，寻求发展；但是，掌握了政权之后，他会怎么做呢？……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天主教社团原则为基础的国家。这个国家应当是在以宪法和民主的方式向自由—民主体制过渡的渐变过程中最终建立起来的。……然而，正如社会主义的实现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禁止天主教参政那样，只要天主教社团主义的实现仍将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末日，社会党人就无意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演变的天主教社团主义之间有什么不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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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希尔·罗夫莱斯拒绝考虑采取暴力手段并且否认自己与法西斯主义有关联，但是，他在一九三三年竞选活动最紧张时所发表的声明仍然使对手忧心忡忡：“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是否为此付出血的代价有什么关系！我们需要一切权力。……民主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目的，而是开始征服一个新的国家的手段。当时机来临时，要么议会表示同意，要么我们让它消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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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朝一日将会废除自由议会制度历来都是[希尔·罗夫莱斯]所宣［9］称的目标之一，”鲁宾逊写道，“但是，当他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阐述这一目标时，仍然给人造成印象：这样做也许宜早不宜迟。……无论在其头脑中他自己的意图是否明确，在希尔·罗夫莱斯的社会党人对手看来，他的意图显而易见。……[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告诉社会党人：‘……敌人已经宣战了，他们通过希尔·罗夫莱斯之口表明，如果议会不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他们就将反对它。好吧，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正在合法地争取社会进步。但是，如果你们不愿这样，我们将发动暴力革命。……如果合法手段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它妨碍我们前进的话，我们就将绕过资产阶级民主，继续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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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当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同意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所提出的派代表加入政府的要求时，社会党人宣布进行总罢工。罢工在所有地方都失败了，只有阿斯图里亚斯矿区除外。在那里，罢工得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支持，它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夺取政权的斗争。斗争坚持了近两周之后，在摩尔人士兵和外籍军团的帮助下，当局将这场看上去好像无产阶级革命彩排和内战前奏的罢工镇压了下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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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镇压的手段残酷无情。某前任激进党议员是一名毫不妥协地反对左派的保守共和派人士，他写道：“被告在监狱里受到严刑拷打；囚犯不经审判便在监狱的院子里被处决，在那十六个月当中，对于警察实施的迫害和暴行，人们以眼不见为净。官方宣称，只有三个人被处决。多仁慈啊！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身陷囹圄，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非命、受到拷打、成为残废。应当受到诅咒的残忍啊！不要紧，我们还有可悲的镇压利弊分析报告，那可是非常严谨的，报告显示，镇压的手段合法、干净而且正当，它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受到的危害。”[27]另一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写道：“将要成为[一九三六年]内战特征的各种形式的狂热和残忍都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革命期间及其之后出现过：被不时出现的红色恐怖毁掉的乌托邦革命；利用‘治安部队’进行的有计划的血腥镇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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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场镇压所引起的报复情绪，[29]由于城镇乡村工人与雇主的相互敌意，最后一点，由于左右两派势力之间无法妥协的对抗冲突，一九三六年二月人民阵线获得大选胜利后，人们在持续的骚乱中度过了春天和初夏，双方的挑衅和反击使骚乱愈演愈烈。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西班牙长枪党为暴力行为的升级火上浇油，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在长枪党歹徒为对三月六日几名党员被打死进行报复而企图行刺著名律师和温和社会党人议员路易斯·希门尼斯·德·阿苏亚之后，[30]政府取缔长枪党并且逮捕了其领导人。[31]不过，这一措施完全没有收到效果，因为长枪党继续存在甚至暗中有所发展，而且，据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说，它还“作为一种催化剂对于统一这个国家某些特定人群正在不断增强的反抗意志起到了促进作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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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处于困境中的以自由主义的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曼努埃尔·阿［10］萨尼亚为总理的政府所采取的平息事态的各项措施没有一项达到目的，因此，在损害公民自由的情况下，大选过后所宣布的警戒状态月复一月地延长了下去，这是一种没有戒严令那么严厉的安全警戒形式。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暴力和喧闹的场面层出不穷：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纵火和破坏，包括焚烧教堂和教会学校；查封党派和工会总部；没收和试图没收财产；聚众闹事并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暗杀和反暗杀。[33]“由于部长们担心暴力活动继续蔓延，政府审查人员试图禁止报道关于罢工和暗杀的消息，”弗兰克·E.曼努埃尔证实，“日报的副本必须火速送往官方的新闻部门接受审查：被删除的部分变成空白或者以断断续续的文字形式出现。几天后才送到马德里的巴黎《时报》经常比西班牙首都的报纸所刊登的消息更多。因为没有官方的统计资料，只有在找来一批地方报纸翻到标明‘社会冲突’的版面时，人们才能充分了解工人不满的广泛程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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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一名共和派军官写道，“西班牙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它根本不是一个幸福欢乐的国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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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军事叛乱在西属摩洛哥爆发，内战开始了。叛乱得到大部分警察的支持，得到君主主义者和长枪党的支持，得到金融界和商业界的支持，得到大多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支持，得到大地主的支持，得到中小业主、佃户、佃农以及那些被农场工人所提出的过分要求激怒了的垦殖民的支持，它还得到城市中产阶级中较为成功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由于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一般农民的财产关系千差万别的多样性，农村的人们不仅仅把内战看作拥有土地的贵族与没有土地的农民之间的冲突。正如爱德华·马莱法基斯所说：“西班牙问题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没有向一方或者另一方提供大力支持的农民内部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以致无法确定他们中的大多数究竟倾向于冲突的哪一方。……[其他国家的]内战……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农民反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斗争。在西班牙，尽管此类斗争不是没有，然而，这场内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将成为农民对农民的自相残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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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场叛乱的倡导者没有等待心理热度达到顶点便已开始策划军事政变。据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证实，暴动的命令拟定于大选结束不久之后的一九三六年二月底，“在不难预见的时候，形势的发展将会使其势在必行”。[37]同一位历史学家披露，自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何塞·圣胡尔霍将军发动反对共和国的叛乱失败之后，政变的想法一直在君主主义［11］者和军队领导人的头脑中萌动。[38]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拥护阿方索的君主主义派别西班牙复兴运动领导人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宣称，一九三四年三月，他和一些右翼领导人曾经策划过一场以军队反叛为后盾的政变。他与另外几名君主主义者一起访问了意大利，如果西班牙爆发内战，他们希望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持。[39]一位目击者描述了西班牙君主主义者与墨索里尼举行的会谈，阿方索派和卡洛斯派均参加了这次会谈；另外，卡洛斯派的民兵司令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还提供了这次会谈所达成的一份政治和军事协议的副本——协议的原件现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缴获的意大利文件一起存放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40]我们根据这一描述可知，协议的副本或文字记录不应带回西班牙，但是，戈伊科切亚违反其对墨索里尼的承诺，将他自己的协议草稿带回了马德里。内战期间这些草稿在马德里被人发现，使政变共谋者中唯一没能逃离共和派控制区的利萨尔萨非常不安。据利萨尔萨说，罗马协议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因为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叛乱是由军官发动的，跟与墨索里尼进行的谈判无关，[41]所以，西班牙最重要的内战历史学家之一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认为，罗马协议的意义“被严重地夸大了”。[42]不过，如同利萨尔萨所说，该协议帮助在罗马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叛乱的气氛，从而使意大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比较从容地作出了支持[西班牙]军队的决定”。这可能是事实。[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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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据其传记作者描述，一九三二年那场叛乱未遂的领导人圣胡尔霍将军一直极力主张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之前发动一场政变。[44]这个阴谋没有结果，但是，左派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加强了右派领导人将其计划变成行动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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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当第一轮投票的结果仍在陆续公布时——与其一起发表的还有关于试图越狱、游行示威、焚烧教堂以及革命者其他欢庆活动的报道，西班牙复兴运动的喉舌《阿贝赛报》就在二月十八日断言，一九三一年开始的革命将会继续走它的暴力路线，直到遭遇有力的反抗为止，反抗将“排除妥协通融的惯例以彻底解决的方式”进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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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七日凌晨四点，第一轮选举刚一结束，希尔·罗夫莱斯叫醒了临时政府总理、新近形成的中间派领导人曼努埃尔·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我用寥寥数语向他描述了形势：无政府状态已在一些省份蔓延；地方行政官员纷纷挂冠而去；闹事的暴徒正在抢掠官方文件。[46]如果不以铁腕采取紧急措施的话，西班牙的未来就有陷入悲惨境地的巨大危险。……我指出，‘必须给地方官员下达最为严厉的命令，在那些不得不进行新的选举和决胜选举的选区全力以赴采取行动’。”接着，波特拉给阿尔卡拉—萨莫拉打了电话。“我注意到，虽然总统批准在几小时之内宣布实行警备状［12］态，但他当场拒绝了波特拉先生提出的立即宣布戒严令的建议。害怕发生军事政变？我不知道。事实是，没有采取任何可能制止诸多恶性事件发生的措施。……[我]悲哀地确信，最高层的权力人士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勇气制止威胁西班牙国家中心的危险发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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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军队总参谋长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对左派接管政权的后果忧心忡忡，当天晚些时候，他极力劝说波特拉宣布戒严令而不要把权力交给人民阵线。“‘我老了，我老了，’”据半官方的民族主义内战史描述，总理是这样回答的。“‘你提出的任务超出了我的能力。……它需要一个能力更强的人。……军队为什么不干呢？’‘军队目前缺乏执行这一任务所必需的道义上的一致性，’佛朗哥回答道。‘之所以需要你的干预，那是因为你拥有高于波萨斯[国民卫队（6）监察长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的权力，而且你仍然可以动用大量国家资源，加上你所管辖的警察部门，此外还有我的合作，我保证，你不会失去我的合作。’波特拉显得焦虑不安。……‘暂时不要让我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他最后说。”[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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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君主主义者的领导人何塞·卡尔沃·索特洛强烈要求波特拉邀请佛朗哥将军“拯救西班牙”，但是没有效果。由于担心如果不把权力毫不拖延地交给人民阵线，左派的焦躁情绪可能失控，为了进一步逃避责任而且不愿陷入某种道德困境，波特拉于二月十九日辞职。以不想“刺激革命者”为由不敢宣布戒严令的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立即任命自由共和派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为政府总理。阿萨尼亚仓促组成了一个由自由共和派与温和共和派人士参加的内阁，代表人民阵线管理这个国家。[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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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并非突如其来。据共产党领导人何塞·迪亚斯说，人民阵线的地方组织已经推翻了许多城市的市政当局，“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而是通过革命手段，将其置于共产党、社会党和左翼共和派的控制之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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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右派的攻击，阿萨尼亚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关键的军队职位。佛朗哥将军被降职为偏僻的加那利群岛的驻军司令，他将在七月十七日成为摩洛哥叛乱的首领，后来又成为整个反叛运动的领导人；掌管至关重要的非洲军团的埃米利奥·莫拉将军被派到纳瓦拉省潘普洛纳的边远要塞，当地是卡洛斯派或王室正统派君主主义者及其狂热的民兵武装志愿军的活动中心，在那里，他被认为与世隔绝，但是实际上他可以从那里不受妨碍地指挥策划内地的叛乱行动，而且还能与对政府不满的纳瓦拉人合谋；[51]同时，国防部监察长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被调到巴利阿里群岛担任并不重要的要塞司令一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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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八日的大规模变动中，所有高级职务都给了［13］或多或少被认为支持自由派共和政府的那些将军，”斯坦利·G.佩恩在他那部研究西班牙军队的鸿篇巨制中写道，“一九三六年春天，因为《[西班牙军事]年鉴》中列为将军的四百二十五名军人大部分处于不同阶段的退役状态，所以，在西班牙军队的现役军人花名册上，只剩下八十四位将军。在拥有指挥权的这八十四个人当中，大多数持有温和的政治观点，而且经过最近几年一遍又一遍的筛选，基本上已经没有君主主义者或极端保守的将军了。当年三月，国防部几乎所有重要地区的指挥权和职位不是掌握在众所周知的亲共和派将军手中，就是掌握在对宪法具有责任感的将军手中。”[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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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历史学家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写道，阿萨尼亚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深谋远虑，以致在西班牙按地理自然划分的八个大区中，只有一个大区的地方长官支持叛乱。此外，三位军队的监察长没有一位参与叛乱，非洲军团的高级职位也都由绝对可以信赖的人担任。“现役中拥有指挥权的两位最危险的高级将领佛朗哥和戈代德受海岛职守所限，实际上失去了活动能力。”与佛朗哥和戈代德一样在军队中具有支配地位的华金·范胡尔将军、何塞·恩里克·巴雷拉将军和路易斯·奥尔加斯将军被剥夺了指挥权，后面两位还被监禁起来。这样就保证了对军队高级职位的控制，帕拉西奥·阿塔德继续写道，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它“通过最有效的方法从上层控制了军队，这种方法以武装力量等级制度的效力为基础”。政府还采取了其他确保控制军队的措施。“虽然从三月到起义当天根据行政命令所进行的军事指挥权的变动都要受到审查，但是仍然出现过指挥权发生异常变动的迹象，其意义非常明显。当然，这些变动并未中断谋反活动的整个进程，只是引起了混乱并使那些深知自己重要性的人感到不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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