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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内斯·巴里奥在对这次政府危机的记述中声称，他曾邀请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加入他的内阁，但是，由温和派控制的社会党执委会决定普列托不参加政府，尽管它愿意给予政府“坚定而忠实的支持”。[49]当时主管执委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合乎逻辑地证明了这种态度。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当另一份报纸的负责人就马丁内斯·巴里奥像卡萨雷斯·基罗加一样拒绝发放武器这一情况询问他的报纸对新政府的看法时，他答道：“我只报道与这场危机及其解决办法有关的消息。我不认为我们应当发表任何激烈的评论。我们将会帮倒忙。从现在起，只要内战还在继续，如果党没有做出其他决定，《社会主义者》将是一个全力以赴支持政府的舆论工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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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命蹇时乖，因为事态发展的控制权已经落入一定要让左派与右派决一死战的那些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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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叛军军官逐步推动着他们的计划。七月十七日控制西属摩洛哥后，通过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将军一次大胆的行动，他们在星期六下午两点占领了塞维利亚兵营。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的支持者兼传记作者安东尼奥·奥尔梅多·德尔加多和何塞·奎斯塔·莫内雷奥中将描写了他冷静地从共和派指挥官何塞·费尔南德斯·德拉·比利亚·阿夫里莱将军手里夺取塞维利亚兵营的过程。[51]凯波·德·利亚诺是边防警察部队监察长，这是一支由海关、税务官员和警卫组成的部队。以视察海关检查站为借口，他可以出行数千英里从事谋反活动而不引起怀疑。[52]因为他在一九三一年对共和国的出现表示了热烈欢迎而且与第一任共和国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是姻亲，所以谋反者并不信任他。但是，人民阵线将阿尔卡拉—萨莫拉赶下总统宝座令凯波大为不满，[53]这帮助消除了对他的怀疑。然而，如同保守派历史学家里卡多·德拉·谢尔瓦所指出的那样，叛军将领对凯波的“决策能力”没多大信心，因此把他派往塞维利亚，“据最后分析”，叛军在那里肯定失败，结果，由于凯波将军表现出来的“必死的勇气”，一场失败“变成了内战中最令人意外的一场决定性胜利”。[54]不过，尽管他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但是，直到一周之后，在来自西属摩洛哥的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的帮助下，凯波·德·利亚诺才平定了塞尔维亚近郊的工人区。[55]为了镇压罢工，他以极端措施相威胁。据他的传［42］记作者说，他签发了一份公告宣布，参加罢工的所有工会的领导人将“被立即枪毙”，同时枪毙“随意挑选的同等数量的工会会员”。[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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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于七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两点夺取塞维利亚兵营之后不久，叛军在另外一些省会开始行动。当天下午四点在加的斯，五点在马拉加，六点在科尔多瓦，午夜十二点半在巴利亚多利德，七月十九日星期日凌晨两点在布尔戈斯，他们造反了。在其中的两个省会布尔戈斯和巴利亚多利德，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都参加了叛乱，前者是君主建立的宪兵队，后者是共和国建立的警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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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戈斯，据七月二十日的《布尔戈斯日报》报道，“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从一开始就支持民族主义运动”。[57]在巴利亚多利德，据该市出版的《卡斯蒂利亚北方报》七月十九日报道，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携手加入了民族主义运动”。[58]不过，同样根据叛乱方面的消息来源，在塞维利亚、加的斯和马拉加，突击卫队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都支持人民阵线。[59]另一方面，在科尔多瓦，只有少数突击卫队成员反对叛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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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一九三一年由共和国建立的突击卫队在城市维持秩序，而君主制遗留下来的国民卫队主要限于在农村执法。突击卫队建立之前，实际上没有用于维持城市市区秩序的警察部队。斯坦利·G.佩恩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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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是共和国产生的少数几位可靠负责、具有远见的领导人之一。他意识到，公共秩序问题对于新政权的未来十分重要。多年来，城市的暴力行为之所以断断续续地始终困扰着这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当此类骚乱真正引起恐慌时，通常调来军队恢复城市的秩序，而国民卫队则在农村维持秩序。没有哪个机构为承担城市的警察职责适当地装备或训练。……由于缺乏用有效方法驱散人群的训练，维持秩序的士兵往往诉诸流血杀戮的手段，从而激起更大程度的暴力和不满。为了避免向军队或国民卫队求助，毛拉创建了一支全国性的共和国警察部队，配备的武器只有手枪和警棍；这些“突击卫队队员”将被用来镇压在大城市进行的示威活动。安全总局局长[安赫尔·加拉尔萨，他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检察长，还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拉尔戈·卡瓦列罗战时政府中的社会党人内政部长]选择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中校担任突击卫队负责人，后者在摩洛哥军团[西班牙陆军中的现役摩尔人军团]服役期间作为一名领导者和组织者享有盛誉。[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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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社会党温和派的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尽管突击卫队由共和国创建，［43］但是，它却包括了许多敌视新政权的人，他们是在穆尼奥斯·格兰德斯掌管这支队伍时加入的。[62]显然，人民阵线赢得一九三六年的大选之后这些人并没有被清除，因为，据（佛朗哥政权）官方军事叛乱史《西班牙圣战史》说，这支队伍充满了共和国政权的敌人。“人民阵线出现之前一直担任这支队伍指挥官的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中校与突击卫队的许多军官保持着联系，”《西班牙圣战史》接着写道，“因此他知道，在突击卫队中，成百上千人非常愿意参加反政府的政变。”[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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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七月十九日星期天凌晨五点前后马丁内斯·巴里奥向报界宣布他的新政府组成时，[64]事态的发展比他的语速还要快。在萨拉戈萨，午夜过后不久，突击卫队开始在工会和左翼党派的总部抓人，[65]军队在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的指挥下刚刚宣布了军事管制。在韦斯卡，格雷戈里奥·德·贝尼托将军也起事了，他得到人数不多的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的支持。在巴塞罗那，叛军开始从兵营出发前去夺取战略要地，当天晚些时候，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将从巴利阿里群岛抵达那里接管指挥权。在南方，摩尔军团的一支部队正在靠近加的斯，在为反叛事业保卫这个重要港口的战斗中，它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佛朗哥将军正从加那利群岛飞往西属摩洛哥，他将在上午七点到达目的地。据斯坦利·佩恩说，作为对他保证支持暴动的回报，军方答应把驻扎在摩洛哥的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也就是说，西班牙陆军所有重要的作战部队”[66]——的指挥权交给他，事实证明，得到这一指挥权是他向僭取民族主义一方最高权力所迈出的关键一步，两个月后，他被反叛者的权力集团任命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家元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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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记录显示，七月十八至十九日由塞西尔·贝布上尉所驾驶的那一架将佛朗哥将军从加那利群岛秘密送往西属摩洛哥的哈维兰快速飞龙小型客机，是马德里的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驻伦敦记者路易斯·博林按照报纸出版商胡安·伊格纳西奥·卢卡·德·特纳侯爵的要求于七月九日在英国的克罗伊登包租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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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加那利群岛开始他的历史性航程之前，佛朗哥将军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并且发表以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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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人民！对于所有那些感受到西班牙的神圣之爱的人……对于所有那些誓死保卫西班牙抗击它的敌人的人，这个国家要求帮助。西班牙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危急。无政府状态在大多数城镇和乡村盛行。政府任命的官员主导着社会动乱，即使动乱实际上不是他们煽动的。当行政当局拒不采取强制性手段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时，对于被怯懦而卑鄙地杀害的公民来说，区别只是决定使用左轮手枪还是使用机关枪。各种各样的革命罢工使这个国家的生活陷入瘫痪。难道我们可以胆小怯懦、背信弃义地一枪不放毫不抵抗地听任西班牙落入祖国的敌人之手？不！叛国者也许可以这样做，而我们这些发誓保卫［44］国家的人决不应当这样做！……我们愿意为你们提供法律面前的公正与平等、西班牙人之间的和平与友爱、摆脱了放荡和残暴的自由与博爱！……西班牙万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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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一九三一年诞生的自由主义共和国经过自然的发展之后很快将被内战毁灭，这场持续数年的战争所产生的后果只能是一个或左或右的独裁政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萨尼亚总统——他担心卡萨雷斯·基罗加无法长时间拒绝发放武器，而发放武器将意味着民主政权的末日——才孤注一掷地任命马丁内斯·巴里奥组成一个新政府与叛军领导人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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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内阁受到右派的抵制，它也同样受到左派的抵制，左派认为它纯粹是个投降政府。共产党官方的内战与革命史断言，作为共和派中间势力的温和派“确信，通过摆脱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的束缚，它能够与叛军将领和保守势力达成妥协。马丁内斯·巴里奥及其支持者的姿态——表示愿意向叛军将领提供部长职位，同时拒绝武装人民以使他们能够保卫共和国——不可能在投降与抵抗之间产生一条中间道路，只能导致共和国在共和派领导人的带领下缴械投降”。它还质问，卡［45］萨雷斯·基罗加和马丁内斯·巴里奥为什么不向人民发放武器？“这说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这些共和派的领导人宁愿与叛乱者达成协议也不愿把武器发给人民，因为他们害怕这将导致工人阶级在领导国家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得到加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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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阁的名单公布后，工人阶级非常担忧与愤慨，[71]毫无疑问，这与某些部长的名字有关。社会党左派的喉舌《光明报》曾经这样谈论新政府的成员费利佩·桑切斯·罗曼，尽管他是一个“真诚无欺的共和派”，但他也是“[共和国]新政权所发现的最保守的人物之一”；[72]在谈到另一位政府成员安东尼奥·拉腊时，《光明报》写道，他是一个“下流的政治骗子”。[73]至于马丁内斯·巴里奥，在内战爆发的几个月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团结报》说他有一帮安达卢西亚地主好友，还说经常看见他在议会休息室里“与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友好交谈”。[74]中产阶级左翼共和派的一些成员对政府怀有敌意，虽然其中有他们的四位代表。“在左翼共和派总部，”代表该党派右翼而且也是新的内阁部长的左翼共和派主席马塞利诺·多明戈写道，“我的许多同志听到政府的组成之后因羞愧难当愤怒地撕毁了他们的党证，尽管他们始终认为我的加入至少应当是一个关心的理由，而且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保证。他们对责任以及为责任不得不做出的牺牲的理解与我不同。”[75]左翼共和派领导人阿萨尼亚总统同样注意到：“一些左翼共和派成员甚至谈论共和国总统的‘叛卖行为’，那大多是一些莽撞而且缺乏理解力的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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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左派组织成员上街表示抗议时，街头的气氛一触即发。“大规模示威活动自发形成。”一位目击者写道，“他们雪崩似的涌向内政部和国防部。人们高喊‘叛徒，懦夫’，即兴的演讲者向群众高谈阔论，‘他们把我们出卖了！我们必须首先动手枪毙他们。’”[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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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民众愤怒的大爆发，加上他与叛乱领导人达成某种和平解决办法的希望化为泡影，马丁内斯·巴里奥决定辞职。“只有普列托进行最后的努力劝阻我，”巴里奥写道，“然而这是徒劳的，我的态度让他的希望落了空。不过短短几分钟，政治示威活动导致政府垮了台。当内阁成为被剥夺了权力的影子、只是可笑地保留着部长的头衔时，要求我与军事叛乱做斗争毫无意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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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两个西班牙形成对峙，准备毫不留情地战斗到最后胜利或失败，”一位军事叛乱的支持者写道，“不可能有其他选择。”[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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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152页；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807页；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43—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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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风中话语》，第279页。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华金·毛林多年以后在全面回顾当时的政治局势时评论说：“阿萨尼亚任命的总理卡萨雷斯·基罗加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选择的内政部长胡安·莫莱斯是一个不足挂齿的人。军队可以继续从容镇定地为叛乱做准备，这场叛乱导致了内战并且导致共和国垮台。”（一九七一年九至十月纽约《自由西班牙报》）关于卡萨雷斯·基罗加的副官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为提醒总理和阿萨尼亚总统军事叛乱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所作的徒劳的努力见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的《辉煌不再》，第222和229—232页。有一次卡萨雷斯回答道：“不要成为一个危言耸听的人，西斯内罗斯。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下。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对付任何叛乱的企图。你将会看到。让他们叛乱，让他们叛乱！而且越快越好！”（《辉煌不再》，第223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记述了卡萨雷斯的态度，他同样警告后者有发生军事叛乱的危险。“我注意到我的警告引起了愤怒，而我必须忍受它。但是，一天下午，我让这件事情结束了，当时……控制不住怒气的总理尖刻地回答道：‘不要烦我。你想象的东西只是你的更年期的产物。’直到叛乱已经在摩洛哥爆发的七月十七日，我没有再去拜访过他。”（《西班牙的动乱》，第一卷，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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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帕拉西奥·阿塔德的文章的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第163—164页。另请参阅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65和807页。如同弗尔·B.约翰斯顿注意到的那样，“在一些情况下，夺取指挥权需要除掉坚定支持共和派的高级军官。这是经常被内战研究者忽视的叛乱发生的一个因素。”（《巴别尔军团：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第20页）理查德·A.H.鲁宾逊提出了下面这个重要的观点：“谋反者基本上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底被剥夺了实际指挥权的非洲军团的军官；在‘宣布’反对政府之前，他们大都不得不除掉支持阿萨尼亚的驻地指挥官”，见《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376页，注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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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序言，第xxx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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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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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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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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