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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布兰沙德对焚烧教会建筑的现象作了如下解释：“[在最近一百年间]教会一次又一次被反教权主义的政治势力所羞辱，它的建筑一次又一次被反教会的暴民所焚烧，主要的宗教派别一次又一次被这个国家所取缔。这个号称世界上天主教最普及的国家所杀害的神父和修女、所烧毁的修道院和教会学校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多。……由于被认为是国家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教会因此受到迫害。近两百年来在西班牙，主张民主政治的人无意识中都成了反教权主义者，而独裁政权的捍卫者往往倾向于亲天主教的立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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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名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成员以及有产阶级人士被杀害，[56]另一些人则因害怕遭到逮捕或处决而逃往国外，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自由共和派与温和共和派人士。[57]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与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当谈到大批“著名甚至地位显赫的共和派人士”离开西班牙时，阿萨尼亚总统不满地说：“他们离开均未经过我的同意或者征求我的意见。而且有些人（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了他）还［52］欺骗了我。对于那些愿意留下的人——他们都在这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你知道[一九三六年]二月组成我的政府的那些部长还有几个仍然留在西班牙吗？两个：卡萨雷斯和希拉尔。如果说哪个人肯定有危险，这是说的卡萨雷斯。他就在马德里。在我任命的‘政府’使节中，只有迭斯—卡涅多一人离开任所来到巴伦西亚问候[我]并为政府继续效力。其他人都留在了法国。……我把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无名小卒提拔起来。我把他们大家从一九三三年的危难中解救出来并使他们成为议员、部长、大使、副部长，等等，等等。他们全都有责任为共和国服务至死方休，只要我还在职，他们就应该和我患难与共。这些人中有两三个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回来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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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担心遭到监禁或草率处决的人躲进了马德里的大使馆和公使馆。关于此类避难者的人数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估计。诺曼·J.帕德尔福德说，估计超过了五千人。[59]智利大使兼马德里外交使团团长奥雷略·努涅斯·莫尔加达断言避难者超过一万五千人，[60]而作为外交部长为使避难者离开使馆进行谈判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提供的数字是两万人。[61]另一方面，在详细查阅了外交信函和其他资料来源之后，哈维尔·鲁维奥得出了七千五百人这个较低的数字，不过他仍然认为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62]挪威临时代办费利克斯·施莱尔说，最小的使馆之一挪威公使馆躲进了九百名避难者，[63]与此同时，据墨西哥大使曼努埃尔·佩雷斯·特雷维尼奥将军说，墨西哥大使馆向八百多人提供了政治避难权。[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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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扩展到外国使馆的避难所，成百上千人——如果不是成千上万人的话——的生命幸免于难，因为正如社会党左派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在革命开始的第五天写给妻子的私人信件所说：“对残敌的清理将是可怕的。它已经是可怕的了。没有一个法西斯分子可以继续活下去，尤其是那些最重要的法西斯分子。谁也不能阻止人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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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态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写道：“我们已经证实了一些我们只是从理论上知道的东西，即，革命具有盲目性和破坏性，革命行为夸张而残忍，不加控制和无法控制的力量在革命的过程中肆无忌惮地发挥着作用；一旦迈出去第一步并且突破了第一道障碍，人民就会像洪流一样从这个突破口奔涌而出，结果，这股洪流不可阻挡。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在失去理智的暴怒中，有多少人要遇难遭殃！人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些人，既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他们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和美德，尽管以前似乎无法想象：无赖的心中萌动着某种潜在的真诚，老实人的内心深处冒出某种野兽的欲望——想去杀人，希望流血。”[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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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否认七月十九日造成了激情和伤害的泛滥，”加泰罗尼亚地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公开宣称，“这是随［53］着权力从特权阶级手中转移到人民手中而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我们的胜利可能导致三四百名加泰罗尼亚居民死于暴力，他们被列为右派分子，因而人们把他们与政治或教会的反动势力联系起来。但是，这种流血是一场革命不可避免的后果。不管出现什么障碍，这场革命就像洪流一样奔涌，将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荡涤干净，直到它渐渐失去动力为止。”[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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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位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共和派人士兼天主教徒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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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两边都有许多无辜的人在流血。……然而，就共和派控制区而言，最根本的不同恰恰在于[军事]叛乱这一事实——这并不证明过激行为是合理的，但是至少解释了它们是为什么发生的。且不论负有维持治安职责的警察部队是否参与，军队、几乎所有秘密警察以及司法机关丢下没有防卫能力的合法政府造了反。后者不得不把人民武装起来，监狱的大门被打开，以便释放政治犯，普通刑事犯也自动跟着出了狱。此外，随着社会底层的骚动，存在于每个城市、每个民族的那些坏人渐渐开始抛头露面，他们发现了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在正常时期，警察会把他们置于控制之下，但是，正是这场叛乱使政府失去了强制力量，从而导致犯罪分子弄到了武器。在叛乱最初的那一段日子，这些无人管制的犯罪分子为所欲为难道令人意外吗？与此同时，极左派组织以某种粗暴而简单的方式实施正义，人们受到的审判是在仇恨的气氛中进行的。所有这一切并不证明人们在共和派控制区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合理，但这有助于解释它们是为什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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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解释甚至更不合理的是军队、警察以及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绅士——他们应有尽有并以信仰天主教而自豪——所犯下的数量更多、手段更加残忍的罪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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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在一个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支持它的共和国政府执政期间开始进行。”过了一段时间阿萨尼亚总统写道，“过激行为逐渐开始在部长们惊讶的目光下出现。面对革命，政府可以选择支持或镇压。但是，与支持革命相比，政府更不可能进行镇压。它有没有镇压所需要的足够武力值得怀疑。我确信它没有。尽管如此，使用武力仍将引起另一场内战。”[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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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国家的镇压机器，自由派的何塞·希拉尔政府成了有名无实的政权，[70]它的权力因此而被分解为无数的碎片散落到上千个城镇和乡村的革命委员会手中，它们控制着邮政局和电报局、[71]广播电台[72]和电话交换机，[73]组织了警察分局和法庭、公路和边防巡逻队以及运输和供应部门，并且建立［54］了上前线打仗的民兵部队。总之，如同一些著名的反佛朗哥阵营拥护者用大量证据证明的那样，何塞·希拉尔内阁在西班牙的任何地方都无法行使真正的权力。[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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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事叛乱的爆发，经济像政治一样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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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叛乱失败的省份，两个工会组织——社会党人的劳动者总工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合会[75]——的工人控制了大部分经济活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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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一九三六年七月，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搞垮了共和国政权，然而，内战期间采访报道左派阵营的《纽约时报》通讯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四十年来他是公认的西班牙问题权威，他的著作和文章对美国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其最后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对革命导致的变化轻描淡写毫不在意。他首先引用了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的说法，“在仍由人民阵线控制的许多地区，发生了十五世纪以来最深刻的社会革命”，接着，他评论道：“几乎每一个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都以多少有点不容置疑的措辞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要说的是，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勉强称得上一场革命，但是不应对它言过其实。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讲，革命根本没有发生，因为共和国政府的运转情况与内战之前几乎一样。”[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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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引语是一个例证，证明一些支持政府的新闻记者后来通过自己的著作使他们在内战期间就基本事实所传播的真假参半的欺骗性描述和歪曲性报道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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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外交方面的原因，共产国际遵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试图对外界掩盖这场席卷了西班牙的范围广泛的社会革命，但是，即使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资料来源，从来也不缺乏有关西班牙革命之广度和深度的证据。“参加叛乱与人民为敌的大资本家还是工厂的主人吗？”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问道，“不，他们已经不见了踪影，于是，工厂……落到工人手中，由工会掌控。”[78]“今天，”共产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书记安东尼奥·塞赛宣称，“工人拥有了工厂，工人拥有了银行，工人拥有了土地，工人拥有了武器。”[79]内战刚刚爆发不久，苏联首席记者、斯大林个人在西班牙的代理人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说，根据粗略的估计，约有一万八千家工商企业被工会和政府所接管，其中两千五百家设在马德里，还有三千家企业设在巴塞罗那。[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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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被没收，一些被集体化，另外一些分给了农民，同时，在无数城镇和乡村，公证档案和财产登记簿被付之一炬，尽管官方公报一年多后仍不承认财产记录被销毁了。[81]在反佛朗哥阵营控制的“各个省份”，共产党领导人何塞·迪亚斯断言，“大地主已经不复存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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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于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农业工人工会组织成百上［55］千次地对私人财产进行没收，然后，他们到土地改革协会把没收的财产登记在案。土地改革协会是农业部的代理机构，经常发布报告列出所没收的财产清单。这些报告的措辞似乎表明，登记在案的财产已被土地改革协会没收，随后交给农业工人工会处理，然而事实却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土地改革协会只是登记一下没收的财产。“我可以肯定地说，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拉斐尔·莫赖塔·努涅斯写道，“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不是政府。农民不等政府决定就把庄园和可耕种土地直接据为己有了。”[83]例如，据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说，在雷阿尔城省，“绝大多数较大的庄园都被他们没收然后实行集体化，而在整个过程中，[土地改革协会的]任务只是投出一张表示合法的赞成票”。[84]工会看到了将它们没收的财产向土地改革协会登记的好处，因为这往往会使它们的行为合法化，同时还使没收的庄园有资格得到这一政府代理机构的技术和经济援助。[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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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和船舶、电灯和电力公司、煤气厂和自来水厂、工程机械和汽车组装厂、矿山和水泥厂、纺织厂和造纸厂、电气设备和化工公司、制瓶厂和香水调制厂、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以及大量其他企业被工人委员会没收或控制，实际上，对于企业主来说，两种形式具有差不多同样的意义。例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个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建立的联合委员会控制了属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13）的子公司西班牙国家电话公司的电话系统，结果，据对该委员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证实，除了保留一个收支账户之外，没有给资方留下其他任何职权；而且，不经联合委员会同意，资方无权撤资。[86]另一个例子是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及电力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埃布罗河灌溉与电力公司的情况，它也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一个联合委员会控制了。据一份正式报告称，该委员会掌管了公司的设备、银行账户和其他财产，从而使资方无法“对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状况进行有效的控制”。[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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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和剧院、报纸和印刷厂、百货商店和旅馆、高级餐馆和酒吧也被没收或控制，同样被没收或控制的还有各种商业和行业协会的总部以及成千上万套属于上流社会人士所有的住宅。[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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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些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发生在城［56］镇和农村的经济变化并非仅限于社会富裕阶层的财产。随着政府的垮台，所有障碍都不复存在，因此，对于革命群众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时刻，以致他们无法不按照自己内心的向往去改善整个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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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那些乐观主义洋溢的日子里，”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几乎所有西班牙人的精神都被某种救世理想激励着。只不过，在民族主义阵营一方，那是他们正在拯救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共和派阵营一方，预言家宣告一种新的文明诞生。多么可怕的夸张啊，轻而易举地激起了西班牙人心灵中不切实际的幻想！”[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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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塞·希拉尔的文章，载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巴塞罗那《先驱报》。另请参阅他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巴伦西亚呼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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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萨尔瓦多·克马德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马德里《政治报》。另请参阅《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87—488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177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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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四〇年我在墨西哥对何塞·希拉尔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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